一曲长恨歌,一场繁华梦

2019-09-10 07:22罗淳
速读·下旬 2019年12期
关键词:王琦瑶长恨歌弄堂

罗淳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唐朝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流传千古,穿越时空隧道,于作家王安忆笔下吴侬软语的上海弄堂里重新谱写。弄堂女儿王琦瑶在旧上海四十年的时代变迁中做了一场繁华奢靡的梦,梦里有闺阁和流言,男人和女人,梦想和破灭,自命不凡和自甘堕落……没有宏大的格局,而是截取了旧上海一隅,以一个女人的悲剧来写一座城市的悲剧,看似热闹繁华,却空荡荡地回响着一曲长恨哀歌。

本书第一章极力渲染旧上海风情的一角,不是干巴巴地平铺直叙,而是左一笔右一划慢慢地细致刻画旧上海——“城市背景一样”的弄堂,有着“阴沉之气”的流言,“天真与幻觉”的闺阁,作为“城市精神”的鸽子……看似冗长无聊,实质上却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

王琦瑶就在此时此刻出现了。她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提着花书包从后弄出来的是王琦瑶,跟着留声机哼歌的是王琦瑶,结伴去电影院看《乱世佳人》的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拍小照的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可王琦瑶却是王琦瑶自己,她有着与其他王琦瑶不同的美,這美给她带来了不一样的际遇。她的人生以少女时代的传奇开始,她聪慧、美丽、孤傲,是上海女人的代言,是流言里生生不息的花。

在那个年代的生存环境下,她自恃貌美和比同龄人多一份独立与清醒,在爱情方面是极度务实和功利的,对自身命运的不甘心使她带着市井气向上爬。她渴望荣华富贵,但她却有耐心,“越是有吸引力的事越要保持矜持的态度,是自我保护的意思,还是欲擒故纵的意思?反正不会是没道理”,这是她做人的方式,耐心是百折不挠的东西,无论于得与失,都是最有用的。她的耐心终于让她等到了一个机会——“上海小姐”的参选,做三小姐表面上是为了成全程先生和蒋丽莉的愿望,实际上她心中也是隐隐地抱着一个希望的,“她想,这也许是个机缘呢?谁又能知道。于是便顺势而走了”,这个“顺势”有放手一搏之意,妄想以此为跳板,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飞上枝头变凤凰。

不料,凤凰当不成,她却成了“爱丽丝”公寓里的金丝雀。但是像她那样“不甘平凡,也好作奇思幻想”的女人,这又何尝不是她自愿做出的选择呢?作为李主任的情妇,她衣食无忧,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静静等待李主任的到来,她没有自己的理想,将自己的人生都依附在一个男人身上,“因自由而来,这里却是自由的尽头”。正是因为她的依附性,所以在李主任飞机失事罹难后,她如同无根浮萍般在这政局动荡的城市里漂浮,最终来到了邬桥小镇。但王琦瑶却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个宁静祥和的小镇,她“时时听到上海的呼唤与回应”。那个繁华的世界对她而言是有仇有怨的,但这愁却是有光有色,痛也是心甘情愿。

她离开邬桥,来到了平安里,从一个上海小姐沦为以打针为生的平民,看上去是像是对生活的妥协,但她的虚荣与野心仍在蠢蠢欲动。她是一个不成器的投机者,在与康明逊在一起之后,她想借怀孕一事赌一把成为有钱人家的少奶奶,想着“这件事闹得越不可收场就越有转机”,但是懦弱的康明逊选择了逃之夭夭,她又想到了萨沙,想将自己与孩子都寄托到他身上,谁知道无能的萨沙也选择了“逃脱”。最后连喜欢她多年的程先生也离开了她,她唯有靠着李主任生前给她的金条才能抚养她的孩子长大成人。

不过,作品中在对王琦瑶的描述当中可以看到,她也是有闪光点的。她不单单只是依靠是男性生存的人,也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有独特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比如说不畏惧世俗的眼光,以独身母亲的身份抚养了女儿薇薇,又比如说与程先生不混淆恩爱与情爱的界限,这是对世俗观念的对抗,这是某种意义上践行“我是我自己的”这句话。

在十多年以后,出现了崇拜王琦瑶、想在她身上找到旧上海情怀的张永红和老克腊,但前者像她一样贪图荣华富贵,结果被男人耍得团团转;后者迷恋她,却在看清王琦瑶的现实之后慌忙地逃离了这段畸形的爱恋……身边的人一个个地离开,在某个孤独的夜晚,她因守着装着黄金的木盒不放,被杀死在了旅馆里。其实她对木盒的执念并不是因为黄金,而是那个 “爱丽丝”的梦,那个对旧上海声色犬马、繁荣奢靡的梦。

她眼睑里最后的景象,是四十年前的片厂。“一间三面墙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个女人横陈床上,头顶上也是一盏电灯,摇曳不停,在三面墙壁投下水波般的光影,她这才明白,这床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死于他杀”。原来她的结局在四十年前早已注定,多少王琦瑶都曾做过这样一场繁华的梦,最终都是殊途同归,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

从女性的视角来看“王琦瑶”,她们就像浮萍一样在旧上海这座城市流荡漂浮,华服、金钱、名誉是她们毕生所求,总是奋力寻求男人的坚强与保护,趋炎附势,渴望不劳而获。在政局动荡、颠沛流离失去男人的庇护时,她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也丧失了身为一个人的尊严,毫无价值可言,依附于他人的结局只能以悲剧收场。不仅如此,在作品价值取向的维度上,作者对王琦瑶女性世界的描写仍然没有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而是以女性风情的扩展,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确实是加固了物化女性的观念。

《长恨歌》发表于1995年,在怀旧思潮的席卷之下被时人推为上海怀旧的典例。但作者王安忆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对旧上海的怀旧热做出了巨大的反讽,也警醒着沉溺于旧上海奢靡腐朽的人们。繁华的旧上海梦已经成为过往,但这曲长恨哀歌却仍在这座城市上空徘徊,绵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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