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的异同

摘要：批判资本和资本文化是世界现代文学的一种价值取向。资本现象产生的资本文化不仅复杂，亦有因时因地的特征和变化，相关文学批判也存在价值意识差异。中西现代作家批判资本文化值得比较，西方资本发展历时长而发达，中国重农抑商传统压制资本发展，差异显著而成为共同批判对象，使得中西作家批判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异同。当今中国加入全球经济有自己的立场，但资本意识较以往有了天壤之別，近来更重视资本市场作用。比较中西作家批判资本文化的异同，不仅是一种梳理历史的认知，且有温故知新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西现代作家;资本文化;批判异同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2-0058-07

一、资本文化

恩格斯指出：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 在摆脱“无知为信仰之母”的教会黑暗和反封建中，新兴资产阶级人文精神居功至伟，资本主义则极大促进了欧洲经济，但矛盾也不断。英国是首个工业国家，圈地运动也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标志，其间就有工业环境恶劣、劳资冲突甚至“恶”的掠夺。此后资本主义及其文化一直伴随着矛盾，对此深有研究的丹尼尔· 贝尔曾宣称：“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② 这种混合选择显然比较理想化，只能是表达个人立场。

西方现代文学也存在一种醒目现象：不断质疑资本社会和资本文化。袁可嘉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中国当代读者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读本，其前言指出：“西方现代文学一般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算起，而现代派文学是其中富有时代特征、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矛盾和人们心理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确立于本世纪20年代，但萌芽于19世纪中叶的唯美主义文学，美国的爱伦坡和法国的波德莱尔则被认为是现代派的远祖。”③ 西方现代文学起始时间可以讨论，如伊恩·瓦特认为欧洲小说成为正式文体在18世纪后期，《鲁滨孙飘流记》是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开端，笛福是“现代小说之父”。④ 但批判资本社会尤其是城市资本文明无疑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最突出的时代特征。波德莱尔诗集取名《恶之花》是说“恶”中能创造美的艺术，“恶”主要指向城市资本文明。以怪异城市意象喻示资本文明是现代派诗歌特征。如艾略特《窗前晨景》中地下室餐厅盘子的刺耳“咯咯响”，“我感到女佣们潮湿的灵魂，在大门口绝望的发芽”。庞德《在地铁车站里》只有两句：“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资本文化是社会现象，但与城市的密切远甚乡村，后者还成为对比的对象。维尔哈伦的《城市》与《原野》就构成这种比照：前者中城市乱哄哄的街道、铁轨、广场、旅馆和市场交织的是饥饿、苦难、欲望和伪诈;后者写农民受资本化城镇诱惑而涌入，导致乡村荒芜。“恶之花”在现代西方一直存在，如马克·吐温《竞选州长》批判了资本社会的民主扭曲，多斯·帕索斯《美国三部曲》则描述了资本“机器”对美国社会的左右，并控制了所有美国人。

质疑并不止于西方而是世界现代文学的一种取向，由此“恶之花”也有不同国别现象。如中国重农抑商传统导致资本先天不足后天脆弱，但作家批判同样激烈。早期海派小说与新感觉小说就展示了上海洋场文化的光怪陆离;曹禺《雷雨》批判周公馆的封建性，也针对周朴园的资产阶级气息;左翼文学视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天敌。共和国初期文学中，乡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城市警惕资产阶级思想;新时期市场经济有种种资本运作，作家也多疑惑，重义轻利的道德主义随之蔓延。中西资本文化差异巨大却成为共同批判对象，并非空穴来风。中国进入现代较西方晚得多，作家批判也有本土原因，但中西关联和文化碰触至关重要。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百日维新的君主立宪，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进入现代初期就与西方有诸多关联。就资本文化看，列强侵略给中国带来掠夺和屈辱，同时带来各种资本因素。很多通商口岸被列强占领，其资本管理也促进了中外贸易并改变了口岸城市风貌。央视系列片《外滩》就叙述了《辛丑条约》后上海外滩的变化。西方商人在被称为“泥滩”的外滩建立了现代船舶港口。英国人赫德被清廷聘为上海海关总管后，针对管理混乱和贪污腐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效果显著，上海海关收入成为清政府匮乏财政的重要支撑。赫德宣称：“我作为中国政府雇员必须对中国负责。”这种雇员意识就与资本观念相关。

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更为明显。王国维治学中西交融，林纾用文言翻译外国小说，五四作家普遍受西学影响。如欧洲文艺复兴成为“赛先生”、“德先生”的思想资源，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为文学革命先声，鲁迅《狂人日记》批判吃人文化，文研会接受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创造社接受欧洲新旧浪漫主义，都有西学背景。有研究者指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改变了西方文学版图，也以其全新的世界观与认识观在其他民族与国家获得广泛传播，使很多作家获得观察文学的全新视角，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也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发生的。⑤ 现代主义诗人戴望舒、梁宗岱、李金发、卞之琳、王独清、冯至、穆木天、施蛰存等都深受其影响。中国新时期曾出现又一轮西学借鉴高潮，西方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及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中西文化碰触已成为重要现实存在和思想话题，也是比较中西作家批判资本文化的重要依据。当今中国加入全球经济有自己的立场，但资本意识较以往有了天壤之别。如从对资本谈虎色变到重视资本，从对资本家疾恶如仇到扶持民营企业，从“铁饭碗”到“下海潮”等。乡镇企业和城市商贸，国内上市与海外融资，资本运作也无处不在。如今多国指责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也证明世界资本市场已形成互依互为，而不同资本文化也在流动。资本有自由与垄断、国家与民间等形态，非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种种资本现象，资本文化并非只有“恶”而是良莠并存，因此本文所说资本文化较为宽泛。

二、古典主义的批判

这里所说古典主义并非普泛概念而是相对于资本文化而提出的，主要指以传统意识对抗资本文化，抑或质疑资本是出于传统立场。如英国早期浪漫主义“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的怀念中古社会，卢梭的“回到自然”，艾略特的“宗教复兴”等。尽管具体思想不同，但相对资本文明都是传统一路。资本文化从新兴到成熟，古典主义也有历时性。如贝尔的“文化保守主义”有当代语境特征，但相对当代资本文明仍是传统一路。不过这也反映出个体的古典意识较复杂。

启蒙者卢梭的现代意识与传统情怀就有纠结。英国批评家保罗·约翰逊指出：“我们所有的现代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卢梭学说的影响，尤其是他的作品《爱弥尔》。他推广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对自然的崇拜”，同时“他开始了对城市生活的腐败性的批判，他对文明进行了鉴定，对其虚假打上烙印。”⑥ 保罗认为卢梭的“自然”是指“原始”或前文化。难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发表后，伏尔泰给卢梭信中就说：“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使人渴慕用四只脚走路了。”⑦ 尽管卢梭反驳说自己从没有让人回到野蛮状态的意思，但厌恶资本文明和城市生活则无疑。后来罗素认为伏尔泰对卢梭的“大肆讥讽”以及两人反目也是事出有因，除卢梭表达缺乏清晰，还因卢梭确实认为文化与科学会导致人的非自然欲求，而“文明人是腐化堕落的，真正有道德的乃是高尚的野蛮”。⑧ 这种反感现代文明还是体现了传统意识，或者说是较特别的古典主义。相对资本文明的古典主义多与传统有关。如最早工业化的英国采取君主立宪制有政治妥协，但贵族传统也是主要原因。

简·奥斯丁以英国南方乡村为对象的《曼斯非尔德庄园》等多部小说就揭示了这种传统崇尚。其笔下婚姻多以经济维系，不仅贵族认为靠工业和资本发家者散发铜臭，平民也向往世袭的俸禄、遗产和爵位。《傲慢与偏见》的班纳特太太就渴望女儿们能嫁入有钱贵族家，对贵族教养的“傲慢与偏见”也习以为常。西方现代作家的古典主义也多与传统情怀有关。欧美批判现实主义经典如《红与黑》、《艰难时事》、《名利场》、《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包法利夫人》、《玩偶之家》和《德伯家的苔丝》等，都交织着对传统贵族和新兴资本的双重批判，但不少作家难舍古典情怀。如批判资本社会的巴尔扎克也不满贵族传统，但《人间喜剧·前言》却宣称自己在宗教和君主政体“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批判资本社会的哈代也曾寄情田园，后来才对乡村宗法社会失望，如《还乡》所写珠宝商人姚伯因厌倦城市而回乡从事教育，却得不到农民理解。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揭露了圣彼得堡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袂，《复活》却颂扬了聂赫留朵夫的贵族式良心发现的道德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抨击贵族资产阶级，但陀氏后来也信奉宗教并影响其创作。

随着资本文化主导西方，作家對此开始集中批判。波德莱尔是早期典型，庞德和艾略特则后来居上。两位英美现代诗坛大家对资本文化和现代文明几乎疾恶如仇。庞德的《词章》思想比艾略特《荒原》庞杂，但古典立场贯穿始终。庞德曾从美国东方学者厄内斯特的遗孀那里获得厄氏东方文化研究手稿，长期研究，推崇孔子哲学并欣赏中国古代文明，甚至认为败坏的西方现代文明可从中国古代文明中得到借鉴。除《词章》的《中国章》简述了中国古代到清乾隆皇帝的历史，诗人还翻译过《四书》、《诗经》和名为《华夏》的中国古诗集。庞德思想复杂，但也极端并留下污迹。二战期间移居意大利的他在罗马电台鼓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的种族主义，战后被美国以叛国罪判刑，因鉴定精神失常而入精神病院。⑨ 古典主义也贯穿了艾略特的创作，认为现代欧洲已为精神荒原和欲火地狱，主张用“宗教复兴”来拯救的《荒原》可谓代表。美国有批作家重在展示现代文明的“社会荒原”，艾略特也被视为“荒原作家”引领者。艾略特1927年加入英国国籍，同年宣称自己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宗教上的英国国教——天主教徒，政治上忠于皇室”。⑩ 这种极端的古典立场在当时也引起非议。

西方作家的古典主义多伴随政治立场、经济意识和宗教信仰，中国现代作家的古典主义更多是种文化心态。重农抑商、重土轻迁的小农经济观念，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儒家意识，树德建言的士人文化，道家的顺其自然，都与竞争性资本文化格格不入，乡土中国也一直抵御资本意识。“为人莫作商人妇，商人重利不重情”有经验支撑，也是文化之论。中国典籍文化和文学传统中，与市民文化相连的通俗文艺也难登大雅之堂。这也影响到现代文化精英。如晚清谴责小说和民国旧派小说都较复杂，揭露社会黑暗和迎合市民口味同在，但都不被五四新文学主流认可。当年民族主义者还激烈批判租界文化的欧化。批判者思想不同，但多少都体现了传统影响。中国缺乏资本文明，而知识分子首先思想上就拒绝或怀疑资本文化。叶文心谈论民国校园文化时指出：虽然中国知识阶层不满蒋介石南京政府，中产阶级学校与自由主义政治也是对抗南京政府的党化教育，但这些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并非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代言人，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利益本身就是多元的，另一方面也因为知识分子对于资产阶级的庸俗和功利主义的根本鄙视”。{11} 这种鄙视就与本土文化相连。

老舍在这方面颇有代表性。有学者认为老舍市民小说对新派市民采取完全讽刺态度，多少体现了作者为“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将封建宗法社会东方文明美化的民粹主义倾向”。{12} 这甚至导致老舍对资本文化的天然反感。1937年老舍应邀去伦敦东方学院教书，《我的几个房东》写的是作者初到伦敦时结识的几位房东情况，包括勤劳诚实的老姑娘，参加过一战的教书人艾支顿及其现任夫人。文章夹叙夹议，却让人感到叙述与评判难以统一。文章的最后结论是：“在他们身上使我感受到工商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与罪恶。他们都有知识，有能力，可是被那个社会制度捆住了手，使他们抓不到面包。成千论万的人是这样，而且有远不及他们三个的！找个事情真比登天还难！”找工作难虽是资本社会常见情况（也与当时英国经济相关），但房东情况未必能支持结论。如那个老姑娘很辛劳，老舍也佩服其独立精神，却认为“这种独立精神是资本主义社会逼出来的”。辛劳与独立都是通常的生存现象，没有多少人能坐享其成。艾支顿遭遇窘迫则与其在补习学校发生婚外恋有关，不仅被学校辞退，离婚后还要支付原配生活费，经济难免捉襟见肘。艾支顿还很会花钱，用老舍话说“作过几年军官，挥霍惯了”。其窘迫不说咎由自取，至少与资本社会的“崩溃与罪恶”没关。艾支顿现任夫人是经济学硕士，很有能力，她努力工作才能维持家庭开销，当然也与嫁了艾支顿有关。老舍对封建宗法和国民性也有过批判，但如此反感资本文明还是出于东方文化心态。沈从文、废名的朴素乡村意识也与资本文化格格不入。

1949年后清除资本文化，相对的古典主义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简单资本因素，古典意识也开始出现，沈从文、废名的乡村朴素意识也有回应。汪曾祺的乡村描述，路遥《人生》认为高加林回归土地是正道，知青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南方的岸》和《雪城》等，都显示了这类情怀。随着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和物质膜拜、欲望膨胀，传统道德主义的批判更为流行。如市民文化成为庸俗符号;王朔现象和《废都》现象引发的人文精神讨论，对现实和文学世俗化的批判，并不专门针对资本文化，但无疑涉及资本逐利和物质膜拜。张炜和张承志的道德立场则可谓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张炜早在《一潭清水》中就表达了重利可能轻义的疑虑，《九月寓言》描述了现代欲望对自然与生命的侵吞。张承志《寻找金牧场》的寻找和《心灵史》的追寻，同样显示了对现代文明和资本逐利的质疑。不过与新文学作家批判资本文化的深层古典心态相较，当代作家的传统一路则体现了当下特征。

三、人道主义的质疑

欧洲文艺复兴以人性对抗神性的人文主义确立了“人的尊严”，启蒙运动的自由认知和尊重生命推动了人道主义。资本社会问题多，但人道主义在西方现代文明是理想立场。人道批判针对所有非人道现象，但也是中西现代作家批判资本文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中西批判的异同也较明显。

西方批判仍可从欧美批判现实主义说起。在反封建反资本的双重批判中，人道主义就是基本立场。雨果《巴黎圣母大教堂》批判天主教黑暗和封建统治者，《悲惨世界》则质疑了资本社会的法律和道德，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认为当代资本社会有三个重要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斯丹达尔《红与黑》中，平民出身的于连渴望进入上层，因权力阶级拒绝铤而走险，最后遭到惩罚。于连形象的人道危机既指向封建权贵，但也揭示了小资产者的野心问题。狄更斯以人道主义批判资本社会是有代表性的。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在此出生并生活和工作多年的狄更斯对资本社会非常了解，其《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小杜丽》尤其是《艰难时世》，对资本社会及其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涉及政治、经济、司法、劳资关系多方面。对资产者为富不仁的激烈谴责和对底层与工人的悲惨生活的极大同情，都体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无论人道危机出于何种原因，有良知的作家都会批判。莫泊桑《羊脂球》就以妓女特殊形象深刻揭示了社会人道危机：羊脂球在瞧不起她的同胞的劝说下为大家的安全献身，事后却受到冷嘲热讽。实际上羊脂球比同马车上的地主、资本家、暴发户都要高尚，这也是作者要传达的人道立场。哈代曾是理想化的田园诗人，现实意识尤其人道立场使他在《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和《德伯家的苔丝》等作品中，对乡村封建和城市资本都有批判。相较之前的奥斯丁，哈代对英国南方乡村贵族的批判更深刻。苔丝的人生悲剧就始终与贵族腐败相连。父母催促苔丝去德伯家做工是想攀附有钱贵族，导致苔丝被地主儿子亚雷侮辱并怀孕。后在亚雷纠缠下，苔丝为了沦落街头的弟妹与其同居。当多年无音讯的克莱出现后，几近崩溃的苔丝刺死亚雷而被判绞刑。哈代有宿命意识，但苔丝的受辱与坚强、自我牺牲与死亡悲剧，贯穿着作者的人道立场。开创俄罗斯写“小人物”传统的普希金，《驿站长》等系列作品都体现了人民诗人的人道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则发扬光大了人道精神。契诃夫的人道批判主要针对沙皇专制的非人道现象，如《第六病室》对“病人”的精神折磨，“套中人”别里克夫的奴性，但剧本《樱桃园》也批判了新兴资本者的唯利是图。

整体看，上述反封建反资本的双重批判都不离人道主义支撑。

罗素谈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状况时指出，蒸汽机的完善是工业发展的关键一步，给机器增添无限能源，产生蒸汽的最有效方式是燃煤锅炉，而“采煤工业常常是在草率而恶劣的环境下大规模发展，的确，对于人类来说，工业化早期完全是想一想就要发抖的时期”。{13} 后来的工业化依然存在生产环境问题，且不断产生新矛盾。贝尔指出：“从工业化社会进展到后工业化社会，与资本主义进展到社会主义或官僚集体主义是两个不同问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关键“源于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14} 断裂稀释了自我和自由有事实支撑。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破灭了资本文明想象并导致人道危机，现代主义文学也出现迷惘和虚无，而人道主义是很多作家的思想支撑。卡夫卡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和长篇小说《诉讼》、《美国》和《城堡》，对帝国权力、资本制度和底层苦难有深刻思考，揭示荒诞与非人道生存则体现了作家的人道立场。萨特存在主义对荒诞与虚无有进一步思考，人道立场更加坚实。存在主义哲学有两大命题：存在先于本质，生存是种选择。先于本质的人从“虚无”中来，但不意味着“卡夫卡式”的无法自主又无法逃避，因为逃避或斗争都是生存选择的主体行为，人必须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因此自由与责任同在。针对人们的误解，萨特专门作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萨特代表作如短篇小说《墙》、长篇小说《恶心》和剧本《苍蝇》都体现了存在主义人道立场。加缪思想与萨特有所不同，但同样坚持人道主义，正如《鼠疫》、《局外人》、《堕落》和《西緒福斯神话》所体现的那样。

中国现代作家的人道主义同样面对封建文化和资本文化，不过前者更为主要。有学者在比较康有为《大同书》与莫尔《乌托邦》、康帕内拉《太阳城》写作动机时指出，《乌托邦》和《太阳城》是针对圈地运动等资本原始积累给欧洲人民带来的灾难，《大同书》则起于几千年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对中华民族的深重戕害，将西方人道主义与中华“人本主义”进行了结合。{15} 西方传统资产阶级人文精神成为五四“赛先生”和“德先生”的资源，这种迟到接受就与本土封建状况有关，所以有“打倒孔家店”和鲁迅批判“吃人文化” 的激进。新文学的人道主义主要体现在追求“人的解放”，如胡适《易卜生主义》和周作人《人的文学》。后者批判“非人的文学”时指出“人的文学”首先应该具备人道主义立场。这也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取向。不少描述民间疾苦的白话诗都体现了人道立场。胡适还以人道立场干预现实：1929年国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立刻在《人权与约法》中以事实论证该命令的破绽和虚假。热爱自由的唯美诗人徐志摩同样有强烈人道情怀。诗人曾回乡探亲随父亲参观丝厂，看着那些女工整天在酷热厂房紧张工作，甚为难过：“这种工作情形太不人道，太近剥削。”诗人还专门询问，知道即使给假那些女工也不会休息，因为家里还靠她们挣钱回去。{16} 诗人由此对劳工法、资本管理等问题发出了质疑。

新时期文学人道主义思潮被视为对五四精神的继承。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大墙小说和知青小说，很多作品显示了人道关怀。宗璞、李国文、林斤澜的荒诞小说，韩少功寻根文学《爸爸爸》，残雪现代主义作品，余华先锋时期和转变时期的创作，都体现了人道立场。莫言、阎连科和陈应松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更是坚持人道主义。有个现象值得注意：讨论乡村叙事的人道情况时，人们往往关注封建问题而很少注意资本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双轨制阶段还是市场经济时期，资本都无处不在，乡村亦然，其资本乱象还导致种种非人道问题。张炜《古船》很早就揭示了乡村权力和资本联盟的丑恶。承包粉丝厂而成为洼狸镇“改革者”的赵多多，利用变革摄取权力和资本，压榨工人污辱女工。李佩甫《羊的门》中“东方教父”呼伯，将资本运作与封建主义结合，导致全体村民置于愚昧的非人道生存而不能自拔。蒋子龙《农民帝国》中木匠郭存先成为郭家店人的“大救星”，同样是将资本运作为权力的土皇帝。报告文学也揭露了乡村资本问题。贾鲁生《庄园惊梦》所写“中国第一黄金村”，金矿是全村财富却被党支书孙良林牢牢掌控，而且他像管牲口似地将村人统治着。村民过着非人日子，对外却只敢说“我们能过上好日子，是多亏有个好书记”。这类乡村资本问题往往反映了深层文化心理。陈义风报告假冒伪劣商品的《来自首都的经济内参》有个统计：全国发现的伪劣商品大多是农村专业户或乡镇企业生产的，如河南巩县制售伪劣化肥的农民竟达几万人。这种农民“奸商行为”就与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相连。刘庆邦长篇小说《红煤》中，国有煤矿农民工宋长玉告发矿长，取而代之后又占有落马矿长的女儿，其个人报复充满乡村文化人的心计。资本运作与封建意识结合，其实已形成一种恶劣的乡村资本文化。

新世纪“异乡人书写”将乡村叙事延伸至城市，并对城市资本问题予以质疑。如《民工》、《泥鳅》、《太平狗》、《北京候鸟》、《大声呼喊》、《我们的路》等大量作品有一个共同主题：农民带着梦想进城，除谋生艰难还有城市歧视。同情弱势群体的创作有些道德化，但关注民工劳作环境和权利保障当然体现了人道关怀。现实中很多地方引资办厂，除黑心老板，不少工厂也只追求利润，导致工伤事故频频，流水线女工付出代价更多。王十月《国家订单》摆脱底层叙事劳资对立写法而重在揭示市场经济风险，但工人张怀恩在赶制订单中累死，还是一出人道悲剧。

增值和获利是资本属性，而逐利与法规、自由与限制也至关重要。吴敬琏曾指出：“由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17} 除权力寻租之外，资本乱象也五花八门，如股市中的违法、高管失联、金融诈骗、地下钱庄、偷税漏税，包括黑恶势力的资本运作和美其名曰“无资本运作”的传销。不讲诚信不惜犯罪的资本乱象，不仅形成恶劣资本文化，也导致很多非人道恶果。

四、阶级意识的抗拒

阶级意识在中西现代作家批判资本文化中也是共同点，不过阶级思想和具体创作有明显不同。西方作家的阶级意识多从同情社会底层出发，也体现了更多个体思想特征;中国作家的阶级意识也同情社会底层，但阶级立场更明确，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左翼革命文学是其代表，并具有突出的群体性。

恩格斯说但丁是欧洲封建中世纪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开端的标志性人物，是指但丁创作体现了新旧时代转换。而后来无产阶级又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历史可追溯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罗素指出英国圈地运动18世纪登峰造极，“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贵族把公地圈归私用的情况时有发生，给依靠公地谋生的农村人口带来苦难，被赶进城市另谋生计，这些受尽磨难的进城农民给19世纪的庞大工业贫民窟打下基础”{18}。无论是传统权力的豪夺还是新兴资本运作，庞大工业贫民窟都已成为西方社会的突出问题。罗素又指出马克思预言工业国家由此将发生革命并未实现，“相反，世界上的各工業国家，通过限制在经济领域内的行动自由以及引进社会福利方案，设计了缓和经济斗争的顽固不化的种种调节方法。当革命真的来了，它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发生在工业化的西欧，而是发生在农业的俄国”。{19} 不管革命发生在哪里，社会总是有阶级差异，但工业国家和农业国度的阶级状况也有不同。

审视西方作家的阶级意识，恩格斯对哈克奈斯《城市姑娘》的评论和区分巴尔扎克与左拉的观点非常重要，它们对苏联文学和中国左翼文学影响深远，提供了衡量阶级意识的尺度，同时也折射了西方作家的阶级意识。朱光潜曾指出《城市姑娘》中耐丽受到资产阶级绅士阿瑟·格朗特的欺骗和引诱而陷于悲惨，是“用了英国小说中常见的穷苦少女被富豪诱奸和遗弃的老故事”。{20} 但恩格斯高度重视耐丽的无产者身份，认为耐丽形象在无产阶级觉悟时代缺乏普遍性。换言之，哈克奈斯还是缺乏阶级斗争意识。恩格斯批评左拉的自然主义，也是因为左拉写了工人阶级消极面。如《小酒店》中贫困工人也有消极表现甚至畸形心理;《娜娜》中出身贫困工人家庭的娜娜，厌恶卖淫生活但又贪图奢侈享受，这种“巴黎让娜娜堕落，娜娜也腐蚀着巴黎”的叙事更缺乏“阶级立场”。左拉的自然主义问题可以讨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左拉并非不关注工人斗争，《萌芽》就展示了服娄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塑造了罢工领导者形象，对工人与资本家的生存也有对比性揭露，指出煤矿公司经理格雷古瓦的年收入抵得上50个矿工家庭的全部血汗钱。

之前狄更斯创作也体现了阶级意识，如《荒凉山庄》《小杜丽》，尤其是《艰难时世》，都批判了资产者为富不仁，对工人悲惨生活予以极大同情。但狄更斯的阶级意识主要从人道主义出发，如作者对《艰难时世》中焦煤镇工人组织罢工并不赞成，认为对劳资双方都不好，两败俱伤。相对狄更斯和左拉，后来德莱赛的阶级意识则更明确。这位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曾宣布拥护共产主义并加入美国共产党，创作也集中揭露了资本社会的罪恶及资本不良文化。如《欲望三部曲》中金融巨头柯帕乌的发迹史就是罪恶史;经典的《美国悲剧》中，出身穷教士家庭的克莱德形象与《红与黑》的于连形象颇为相似：都是平民出身，都渴望进入上层，最后都铤而走险。克莱德为与工厂主女儿结婚，竟设圈套害死怀有身孕的女工洛蓓塔。但德莱赛的阶级意识也与人道主义相连，创作也很少阶级图解。

总体来说，西方作家也关注无产者命运及其反抗，但阶级意识与通常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学有明显差异，不同于从阶级立场出发的苏联文学和中国左翼文学。

相对西方作家阶级意识的底层性和个体化，中国作家阶级意识体现了同一性和群体性。通常认为革命文学为提倡阶级斗争的最早代表，如1923年郁达夫就发表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但作为文学运动则在1928年。1928年初《创造月刊》、《太阳月刊》和《文化批判》有系列文章发表，如郭沫若《英雄树》、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宣称作家立场不在无产阶级，就是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那边，并谴责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儿”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和“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21} 将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捆绑更加突出了无产阶级先进性。关于革命文学，王烨认为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等1919年8月在上海创办的《星期评论》所发新文学作品是为先声。该刊推崇社会主义思想，撰稿人包括一批著名革命人和文化人，国民党系知识分子的创作则为文学代表，主要撰稿人沈玄庐就发表了31篇白话诗和4篇小说。受日本无产阶级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沈玄庐们的创作积极宣传无产阶级思想。王烨指出：“《星期评论》上国民党人的文学创作，最先反映了五四爱国运动后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十月革命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这种历史影响使这些国民党人的文学成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先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使然，其一直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所压抑、遮蔽。”{22}

强调无产阶级先进性与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是左翼文学阶级意识的立足点，资本家必然剥削工人，如严家炎认为当年中国都会作家有两类：写《子夜》的茅盾和写《上海狂舞曲》的楼适夷“是站在先进立场来写灯红酒绿的都市的黄昏的”，另一种类型是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23} 先进立场无疑指无产阶级立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也有批判工厂主的写实小说如《偷面包的面包师》和《断了条胳膊的人》。而刘呐鸥对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表示过支持。夏衍报告文学《包身工》更是揭露了工厂主的黑心。除批判官僚和买办资本主义，为破除实业救国幻想，左翼作家对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家也不看好。茅盾《子夜》、《赵先生想不通》和《锻炼》就突出了民族资本家的软弱。建国后，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继续批判民族资本家，胡万春等工人作家则通过讲厂史家史批判工厂主。改革开放后文学开始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虽然所谓“新左派”文学为底层代言流露了阶级意识，如曹征路《那儿》和《霓虹》被称为工人阶级“新伤痕文学”，但与以往的阶级斗争意识有根本差异。

中国资本经济和资本文化长期受到制约，也有显著的本土特征，相较过去，当今中国资本意识有了巨大变化。央视专题片《创新之路》在分析资本与技术和市场关系时，就指出中国资本市场非常年轻，也错过很多良机，希望中国有更多企业占据世界资本市场。很长时间中国作家对资本的批判，也明显带有观念化和防微杜渐的性质。中西作家批判资本文化都体现了主体性认知，结合资本和资本文化的既存历史，相关批判的各种认知也在经受历史和现实的检验。

注释：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②{14}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61页。

③ 袁可嘉等选编：《外國现代派作品选》第1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④ 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页。

⑤ 参见赵小琪主编：《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⑥ 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4页。

⑦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李常山译，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⑧{13}{18}{19} 罗素：《西方的智慧》，马家驹、贺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347、347、365页。

⑨⑩ 参见李宜燮、常耀信主编：《美国文学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80页。

{11} 叶文心：《民国时期的校园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

{12}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15}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95页。

{16} 参见《徐志摩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17}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新华文摘》2009年第1期。

{20}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09页。

{21}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第9期。

{22} 王烨：《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的革命文艺运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23} 严家炎选编：《都市小说·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作者简介：李运抟，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南宁，530006。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