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元督鄂与武宜兵变

摘要：辛亥革命后不久，湖北沦入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王占元是民国以来第四任鄂督，王统治湖北七载，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主鄂时间最久的军政首脑，其督鄂时间之长仅次于当时阎锡山之督晋。王占元作为北洋军阀的典型代表，督鄂期间，一切以保持自己的地位为主旨，疯狂镇压湖北革命，强化封建专制统治;贪财好货、巧取豪夺，姿意搜刮湖北人民财富，激起湖北各地多次兵变。他的黑暗统治不仅使湖北各地遭到空前的掠夺和压迫，同时兵变也使湖北各地受到极大的骚扰破坏。

关键词：王占元;湖北;统治;兵变

中图分类号：K2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2-0083-05

辛亥革命后，湖北这块首义之区较长时期为北洋军阀所统治。武昌起义后，督鄂的主要人物有：黎元洪、段祺瑞、段芝贵、王占元、萧耀南、陈嘉谟等，除黎元洪外，其余5人都是北洋军阀的得力干将。而湖北督军王占元则是这5人中主鄂时间最长的军政首脑，从1915年12月至1921年8月，督鄂时间长达7年之久。王占元督鄂期间，对湖北进行了长期残酷的统治，疯狂地镇压革命，贪婪地敲剥民财，穷兵赎武，祸鄂殃民，其罪行不亚于张敬尧之祸湘、莫荣新之祸粤。王占元在湖北的残暴统治，激起湖北人民的极大愤概，也酿成了湖北多次兵变。本文试就王占元督鄂与湖北宜昌、武昌兵变这段历史作一概述。

一、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

王占元督鄂期间，在政治上尽力加强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对革命党人严加防范和残酷镇压。王占元督鄂后，第一件事就是清查革命党人。1916年，袁世凯称帝，复辟帝制，湖北革命党人起而反对。2月，武昌南湖陆军第1师炮队起兵反袁，王占元以铁血手段扑灭了这次起义。1917年10月，有革命党人秘密来到武汉，与湖北革命党人联络，王占元获悉后，立即给警务厅下达命令，严禁革命党人的活动，极力破坏革命机关。1917年王占元向军警提出“防范四则”：（一）严防党人在输运地址置放危险物品;（二）严防党人在海陆军要塞私运枪械;（三）严防党人在僻寂地址集众开会;（四）严防党人制造外交事件。① 接着王占元又发布了镇压革命党“防乱安民布告”，内容也是四则：（一）已经设有秘密机关者立时解散;（二）已经为匪者准予自新，不咎既往;（三）密报乱党机关因而查获者，立予重赏;（四）乱党机关一经查明，房屋充公。② 王对革命党人切齿痛恨，提出“宁可冤杀多人，不可滥纵一人”③。凡是抓获的革命党人，抄其家产，施以酷刑。1917年11月15日，石星川和黎天才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号召，分别率部宣布脱离北洋政府，实行荆襄自主。王占元得知后，急忙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销停战令，讨伐自主军。1918年1月10日，北京政府正式下达“武力戡定荆襄令”。王占元第2师第18旅从新堤水陆并进，攻占监利、潜江，进逼荆沙。在北洋军阀的打击下，湖北各路自主军终因寡不敌众，先后失败。

王占元督鄂时，还极力维护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1918年“五·九”国耻纪念日，武汉新民学校学生在堤口下段保安会召开国耻纪念会，王占元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命令警察厅“严行解散，不准开会，并将沿途所贴毋忘国耻字样尽行撕毁”。④ 王占元还严厉取缔学生干预外交交涉之事。他命令各学校，如果学生对外交之事“聚众开会及刊布流言情事，应由各校校长督率职员严加取缔”，“倘或秩出常轨，应即严重处理，不得宽纵”。⑤ 王占元屈日媚外，镇压爱国同胞，深得日本人的嘉奖。日本政府曾以“联络友邦”为由，授予王占元一等“勋章”一枚，特派驻汉领事等人专程送汉。⑥

王占元不仅严厉禁止工人罢工，而且严厉禁止工人秘密集会。1919年3月25日，至公巷福泰家糟坊工人冯惠祥等多人召开会议，被警察一署察觉，“此署按照治安警察条例羁押并将余众解散”，这件事发生后，汉口警察厅通知汉口商务总会等单位，令各单位立即检查有无工人秘密集会之事，并且要求他们严防，“以免聚众罢工”。同时要求汉口商务总会“务须转告酒业各商”，对查禁工人秘密集会务必“预定办法”。⑦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武汉学生继起响应，反帝反封建浪潮席卷湖北全省。王占元视学生的革命行动如洪水猛兽，严令各学校校长禁止学生外出游行，通令军警捉拿露天演说学生。6月1日，武汉学生分赴三镇演讲，王派出军警沿途巡逻监视，并对演讲学生行刺开枪，非法拘捕。当日捕去学生数十人，殴打致重伤者达10余人。其中李鸿儒、吴序宾等人因伤势过重，先后死亡，酿成了震动全国的“六一”惨案。

王占元强化其反动统治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摧残新闻出版，查禁报刊。譬如，在上海出版的《新湖北》月刊第1号，刚刚寄到武汉，就被王占元“通令查禁并且沒收了上千份”。王占元查禁《新湖北》月刊后，还发出了通令，要各机关“严密查禁”，“如查有此书寄到，即行销毁，勿令传送”。⑧

1916年，湖北巡阅使范守佑病逝，王兼任民政长，从此一手把持湖北军政、民政要务。王实行“大山东主义”，在湖北地方官员中，68州县之知事，山东人竟居十分之七八。⑨ 正如《晨报》所披露的：“全鄂几其私产，凡重要位置，皆其左右亲私，互相包办，辗转盘踞，不稍放松，专制达于极点。”⑩ 时人就指出，“他的用人，所有关道、局长、知事各项差委，不是他的亲戚，就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大马弁，就是他的小差遣。这些扒手都是山东人，想找一个湖北人做种子，也找不出来”。时人朱峙三在日记中提到，王占元为湖北督军兼省长，专用北方人。闻其家乡馆陶县城乡间能着长衣者，俱来湖北就各机关职员，不识字之老粗则带来充街兵，其县只有农人及必要工人在焉。{11} 总之，为了巩固在湖北的统治，王以封建宗法关系为纽带，以鲁人把持湖北各要害部门，从而形成了“鲁人治鄂”的局面。{12}

纵观王氏督鄂之方针，无异于实行个人专制独裁统治，对广大民众来说犹如一场灾难。当时舆论就认为：“鄂人如俎上之肉，王占元要如何便如何，较之英吉利之于印度，法兰西之于安南，日本之于高丽，有过之无不及也。”虽然此语略显夸张，但亦可以看出鄂人对王占元之强烈不满。

二、经济上肆意盘剥

王占元在政冶上是一个狡诈残忍的封建军阀，在经济上更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虫。至1920年直皖战争时，王占元盘踞湖北已有五六年了。在经济上他贪污公款，凭借权威，一意敛财。他在督鄂的几年中，搜刮了大量的钱财。他通过巧取豪夺、横征暴敛，聚集了七八千万元的财产，比直系首领冯国璋的家产还要多。当时有日本人饭田茂三郎，到汉口调查后说，王占元每年搜括钱财的数目高达1000万元。{13}

王占元搜刮钱财除了横征暴敛和贪污公款外，最显著的方法有以下几种：（1）调运铜元。湖北襄阳、枣阳等县产铜最多，尤以南漳县所产的自然紫铜品质最优。鉴于铜元原料如此丰富，王以为大可增加出产，调运铜元，以谋取巨利。因此他要求武昌造币厂赶造铜元，以邯郸三和店为调运铜元的总枢纽，用督军、省长的势力长期控制着车皮，由武昌大量运出铜元，向河北大名、邯郸及山东馆陶、临清等县套购银元。湖北铜元150枚左右可在上述各地换进银币1元，而银币1元可向湖北造币厂或武汉市场掉换铜元200枚左右。王占元利用自己的职权，火车运输不付费用，为时几年，通过这种无本的大买卖，搜刮到的钱财是无法计算的。（2）垄断军服。王占元自己开设湖北陆军被服厂，以他的同乡、亲信徐惠臣为经理。在湖北境内常驻的军警人数约有二三十万人之多，所需被服等都必须向湖北陆军被服厂订制，不准向商办的军衣庄订购。这项买卖平日获利极可观，特别是战争时期更是积资累累。（3）贩卖黄金。王占元派倪绍墉在汉口开设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价暴涨，金价大落，汉口的金价每两为18元至26元之间。王占元利用优厚财政势力，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辗转掉换，大获其利。（4）乘危抢购土地。1918年至1920年之间，直隶南部各县连年干旱，人民无以为生。王占元乘机用贱价大量收购邯郸及其附近各县土地，有低至六角钱一亩的。具体收购事宜，由王的代理人李三和经手办理。后灾情解除，农民逐渐回乡种地谋生，于是李三和再将各县大量土地高价出售，平均每亩60元，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即获取巨利。{14}

王占元搜刮钱财除以上方法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办法，那就是“喝兵血”。{15} 鄂省驻有主客军约有10至12万人，每月军费约70余万元（有的说100万元），王占元即以筹集军饷为名，向湖北人民攫取大量钱财。但所取之款，只有少数用于军饷，绝大部分被王化为私有。省垣第2师系王发迹之所，王欠该师军饷不少。嫡系部队尚且如此，其他部队就更不必说了。几年来，王占元吞蚀军饷达千万元，致使军队“枵腹从戎”，逼成兵变。

王占元在湖北的倒行逆施，使湖北财政陷于严重危机。1916年王占元督鄂后，湖北财政渐渐入不敷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此时期是湖北财政“最为艰窘”的时期。{16} 造成严重财政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庞大的军费开支。“照（民国）六年决算，收入与支出相抵不敷至二百五十万零七百十九元之多，是以鄂省财政竭蹶几有不可支持之势。”“去岁王督向日商借款一百万元，将毯呢厂机器押与外人，已可见其一斑。”湖北财政由于入不敷出，“所有实业、教育、行政、司法类皆停，各种款项悉以支于军用。”{17} 王占元在财政危机当中，解决“其眉急者唯一官钱局”，就是大印大拨钞票。“该局近日拨出一千万元纸币，票实已达七千万元有奇，其基金不过千万元，而此千万元之中，大半为不动产，揆银行原理，实属危险之至。”{18}

在王占元统治时期，兵灾和战祸连续不断，以至市面萧条，百物昂贵，人民生活痛苦不堪。1918年南北战争时，战祸极大地影响了湖北人民的生活。在武汉，米每担卖到11串上下，涨了2串多;油市面零售每斤由230文左右涨到260多文;盐每斤增价10余文;煤原1串一担，猛涨至1串200文一担。{19} 在湖北的主客各軍，持库券在市面上购买物品和兑换现金，有的地方“乃持库券纷拥而来，既无止数，又无止期”。这样造成库券泛滥，商业遭受严重影响。在监利、沙市等地，军人以库券强迫商铺兑现，商人被迫纷纷停止贸易。沙市钱商停贸，其他各商都受影响。

王占元统治时期的兵灾和战祸，使湖北农村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造成湖北各地灾荒和匪祸频发，使得全省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趋于破产，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在湖北不少农村因北洋军队作战和路过，奸淫掳掠，十室九空，乡间谷米昂贵，饥民群起，又加上连年水旱灾，农民生活痛苦已极。所以这一时期湖北农村各类农户的变动很大。以湖北西部农村为例，1920年前自耕农占全体农户的45%，而到1921年后猛减为10%;半自耕农1920年前占30%，1921年后只占20%;佃农1920年前占15%，1921年后增长到25%;农业劳动者，也即是打长工和做短工的，1920年前占10%，1921年后猛增为45%。{20}

三、政治经济上的残暴统治激起多次兵变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兵变最为集中与频繁的一个时期。每次兵变发生，不论社会各界如何谴责，地方政府依旧无所惩处，充其量不过令变兵解散回乡，带队军官亦全无究责。久而久之，各地部队有恃无恐，一遇欠饷，辄兵变劫掠，而且一呼百诺。当一部队兵变，邻近各部亦纷纷起而效仿，形成风起云涌的兵变潮。{21} 据《孤军》杂志的统计，到1922年止，民国以降的11年间，兵变竟有179次之多。{22} 省区之中，兵变次数最多者，首推湖北的27次。可以说，兵变之害，各省皆然，于鄂为烈。{23}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各地经常发生兵变。这是各地士兵因不堪忍受北洋军阀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发生的反抗暴动。湖北的各次兵变也是这种情况和性质的暴动。面对层出不穷的兵变，《字林西报》曾刊发了一篇以《乌云笼罩中国》为题的报道，即对中国现状深表忧虑，认为“中国最明显的危机，就是欠饷的士兵”。王占元吞蚀军饷，酿成了士兵中的不满情绪，加剧了军队内部的冲突，促成了省内各地兵变。据记载，自1920年至1921年6月，先后有天门、钟祥、鄂城、黄州、广济、阳新、蒲圻、罗田、英山、崇阳、沙市、宜昌、武昌、沙洋等地接连发生兵变20余次。变兵所到之处，奸抢烧杀，无所不为。湖北发生的这20余次兵变中，尤以宜昌、武昌兵变声势最为浩大，损失也最为惨重。

宜昌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曾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兵变。1921年6月4日的兵变为第二次，在此之前，1920年11月29日已发生过一次兵变，为第一次。

宜昌地处鄂西，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因地理位置重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王占元督鄂期间亦在宜昌一带驻扎大量军队。1918年初，宜昌由北洋军18师师长王懋赏和13混成旅长张继善的部队驻防。这些驻宜的北洋军有一部分是收编河南白朗起义和其他杂牌军的残部，素质既差，纪律也不好。这就导致宜昌成为兵变的重灾区，半年之内爆发了两次为害甚深的兵变。

第一次宜昌兵变发生在1920年。1920年11月29日夜12时，宜昌驻军兵变，城内外大烧大抢，次日6时，枪声始渐稀。兵变发生后，王占元立即派军队“严行堵截”，并派“侦探往查”，于是变兵四处乱窜，纷纷逃散。“此次宜昌兵变，传闻系因缺饷所致。”{24} 宜昌驻军哗变，“劫掠焚烧异常凄惨”，机关、商户和民众损失巨大。各机关损失，如“宜昌县署被抢洋3000余元，钱10000余串、烟土40000余两”。各侨商损失，如“日商银三十一万两千六百五十两、洋六万四千七百七十元”。民众损失，“烧毁房屋100户，伤毙20人”。{25}

第二次兵变发生在1921年。1921年6月4日发生的这次兵变为“第21混成旅孙建屏所部之一团”所发动。{26}该团发枪放火，抢劫商户，并波及外商，后经21混成旅宋大霈旅长率部驰剿，登时即散。{27} 这次兵变不仅对本国人民进行了大烧大抢大杀，还对外国商店和侨民进行了抢劫。

宜昌两遭兵劫，烧抢奸杀无一不备，灾户在一万以上，使宜昌全城“室如悬罄，借贷无门，已成奄奄待毙之势，住户无米为炊，难以糊口，商店货架一空，无力开市，市面上顿添无数穷人。”“为宜昌数百年未有的奇灾”{28}。宜民人民一劫再劫，惶惶不可终日。宜昌兵灾之后，又遇大水，宜昌城镇乡村皆成泽国，宜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与宜昌兵变几乎同时，1921年6月7日湖北省城武昌也发生了兵变。

鄂地素以武昌为省会，考之历史，由来已久，“设官建署，盖已有数千年之经营，为鄂中行政之集中地点”。“宜昌两次劫毁，已属事之创见，不料一省行政中枢之武昌，而亦起变兵焚劫之祸，不仅为各省未有之现象，亦空前未有之现象也。”{29}

武昌兵变时，“楚有”军舰正驻汉口，变乱时并协同防卫。事后该舰舰长许凤藻将武昌兵变的情况向海军总长李鼎新作了报告。{30} 报告称：7日的武昌兵变与4日的宜昌兵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月4日宜昌大遭掠劫，其变兵于7日拖带来省，安置南湖，预备遣散。而省垣驻军第二师内有老兵二团，因奉令裁撤，改换新兵补充，以节饷糈（因老兵历经战役，曾加饷多次），适于7日午后出有告示，限于10日内离鄂，否则严惩云云，致内外勾结，即于夜半12时同时起事。一时城内外枪声四起，火光烛天”。经过了一整夜，变乱才平息下来，“彻宵达旦，枪声始停，火光亦熄”。报告说：7日夜兵变时武昌遭到抢劫和焚毁十分惨重：“自王府口、芝麻岭一带至司门口、蔡院坡、汉阳门等，一路焚毁不少，抢劫一空，造币厂、官钱局亦遭浩劫。”“其余金店、钱庄、银行、缎号、洋货铺等，悉遭焚如，精华悉尽。”至于居住在武昌城的一般老百姓和他们的房屋“亦多焚劫，能幸免者甚少”。城内如此，城外同样遭殃。“城外如宝安、望山两门大街，受灾尤重，不可收拾”。总之是“全城重创，十年难复”。报告还说：8日晨武昌四门仍紧闭，一直到午后街上才有人通行。这天兵变“一律勒令缴械”，并勒令到刘家庙登车北开。“楚有”舰被派往刘家庙监视变兵登车。8日下午6时50分先开一列车，搭乘变兵1700余名;复于7时20分又开一列车，搭乘变兵150余名。

武昌兵变时，湖北官钱局是变兵抢劫最重要的目標。当时任湖北官钱局产业处襄理的杜锐成撰写的《武昌“五二”兵变之所见》（6月7日的武昌兵变，适为阴历五月初二，故称“五二”兵变），叙述了当时官钱局被抢劫的情况。该文说道：变兵整队来到官钱局，破门而入，立即将守卫官钱局的一名卫兵枪杀，在官钱局前后布置好警戒，紧密包围。接着变兵蜂拥而入，将各室门窗击毁，四处搜查。“变兵找到了票库，这是一个保险库，再三枪击未被打开”。后找到了银库，“内储银子、现洋、钞票七十多万元，被抢劫一空。”有些变兵将成捆的废票搬走，后被发觉才停止搬运，局内各个箱柜都被击破搜查。“一直搜查到5时左右，变兵才吹哨整队退走。”{31}

当时在王占元部下任第1师第7团3营12连连长的陈润清，亲身经历了这次兵变，写了《武昌兵变亲历记》的回忆录。该文说，这次武昌兵变的直接原因是王占元搜刮钱财，积欠军饷，士兵怨声载道。特别是王占元的基干部队第2师，多是从北方来的老兵，携家带眷，生活困难。而王占元又决定裁减第2师的老兵。按规定，裁兵应发三个月的恩饷，并发清以前几个月的欠饷。后来，不但欠饷不补，恩饷也减为只发一个月。被裁的士兵，愤怒异常，酝酿兵变。该文还叙述了武昌遭受兵变后的惨状：经过一夜骚乱，枪声虽已停止，但山前山后火光尚未尽熄，黄土坡、紫阳桥、察院坡、横街头、粮道街等处，仍是烟气蒸腾，随处都成残垣断壁。变兵先至者抢劫司门口、长街、大朝街等繁富之区。后至者，虽避街小巷，亦皆洗劫一空。{32} 总之是凄凉满目，不忍卒睹！

综上所述，武昌兵变对商人及各界人士的戕害程度实在是无法估量的，直接如抢劫，间接如商市动荡，对商人利益损害极大。武昌之变，烧抢之惨，“诚空前未有之惨劫也”。{33} 鄂省部分议员认为“此亘古未有之奇灾，亦鄂人万劫不复之厄运”。{34} 武昌兵变使武汉三镇大为震动。武汉一带，风声鹤唳，民众亦草木皆兵，“盖已无地无时不处于苦雨凄风、愁云黯淡之境遇”。{35}

宜昌、武昌兵变发生后，王占元在给北洋政府的电报中，极力歪曲事实，隐瞒真相，进行谎报，以掩盖和推卸罪责。他说：“查宜昌之变，系由川鄂土匪贩运烟土，贿买军队保护，因宋旅长约束过严，遂酿此祸。”“武昌之变，则由老兵不甘退伍;又因正饷不足，为节省公款起见，议将津贴之米价饷银两项裁去所致。”他甚至捕风捉影地说，兵变是由安福系和国民党策划起来，是“实有余孽与民党勾结，派员分途煽惑，希图扰乱鄂境，乘机起事”。{36}

宜昌、武昌兵变发生后，王占元尽力推卸罪责，他说兵变的发生是下面长官管理无方，防范不严，因此要给予严办，“以肃军纪”。{37} 于是给“旅团长等分别处分”{38}，“营长以下枪毙十数员”{39}。对于变兵，王占元非常痛恨，立即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先将变兵用火车押送孝感，同时电令刘佐龙预伏军队和机枪，结果是“截获悉数枪毙”。{40}

由于宜昌两次兵变使外国商人和侨民受到损失，这就使帝国主义有了敲诈勒索的借口。宜昌兵变后，北京外交使团“屡向政府提出质问，词气之间，极为激切，大有警告之意”{41}。1921年6月8日，日、英、美三国公使特赴外交部向北洋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并提出赔偿宜昌外商和侨民损失的要求。他们除要求赔偿外，还趁机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和宜昌周围20里内不得驻兵的无理要求。英国公使提出：如果中国政府今后仍无严密防范的方法，则英国政府为了保护侨商的安全起见，不能不另行筹措一些自行保卫的办法。他还威胁北洋政府：“本公使对于中国前途，殊深危惧，长此以往，恐本国政府断难坐视。”{42}

宜昌兵变后，帝国主义不仅在口头上提出抗议，而且付诸行动。各国驻中国领事“纷纷调其本国军舰来此保护，故近来英、日、美、荷、法等国军舰来鄂者，络绎不绝，兹闻宜昌江面共计有外国军舰十余艘，武汉江面亦有十余艘，共有二十六艘之多。”{43}

在外交使团的联合抗议和外国兵舰的武装威胁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电令湖北交涉员与外国领事共同调查宜昌兵变的情况，切实查清外商因兵变遭受损失的详细数目，以凭此拟议赔偿。国务总理靳云鹏电令将宜昌驻兵解散一部分，其余一部移调他处。北洋政府的国务院还特向全国各省区发出通令，要各地加强防范，尤其是防范兵变波及外人。通令中说宜昌、武昌兵变发生后，由于外人生命财产遭到危害，外交使团提出：“各省长官在所管辖区内是否有能力保护，不能不生疑惑。”因而他们强硬地向中国政府声明：“如中国高级军官在其管辖区域内，因其所管军队之行动，或因其不能全责，致使各国侨民利益受损失，应由中央政府责令各该高级军官个人负担责任。”也即是说，如果今后各地再有兵变，并波及外人，便要由各地高级军官个人负担责任。所以通令也就这样指示：“经此次严谕之后，倘再滋生事故，定惟该管长官是问，决不宽贷。”关于帝国主义提出的在宜昌设立租界和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宜昌20里内的无理要求，北洋政府认为：“所提条件太苛”{44}，没有答应。

湖北督军王占元与北洋政府的态度自然不会例外。他于6月22日，亲赴英、美、法、日等国领事馆赔礼道歉，向他们保证“今后决无此类骚动”。王还要求各领事对于居留在租界的“匪徒”，允许中国政府随时引渡。外国领事们对王占元“收拾兵变的行动表示钦佩”，说他仍不失为“鄂中保障”，并表示：“匪人潜匿租界，允由官厅引渡”{45}。宜昌、武昌兵变后，以王占元为首的湖北当局按照帝国主义各国所受的损失数目进行了赔偿，以了结此案，但只“赔外商，不赔宜民”。

王占元残酷统治湖北多年，湖北人民本已非常痛恨，这次宜昌、武昌兵变，使湖北地区又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这不仅引起了全国舆论的谴责，而且引起湖北民众的愤怒和声讨。宜昌、武昌兵变之后，湖北旅京同乡会立即向国务院呈文控告王占元，用种种事实说明，这次宜昌、武昌兵变，是王占元“纵兵扰民，激成巨变”，要求对王占元的罪行给予严惩。于是宜昌、武昌兵变后，驱王运动立即掀起了高潮。

注释：

① 《王占元严防内乱》，《大汉报》1917年10月7日。

② 《王占元防乱安民布告》，《汉口新闻报》1917年11月19日。

③ 思补：《记新湖北运动的开始》，《新湖北》第1卷第1号，1920年9月20日。

④ 《鄂省学生最近之动态》，《汉口新闻报》1918年5月10日。

⑤ 《鄂省城之鹤唳风声》，《汉口新闻报》1918年6月2日。

⑥ 《军省两长迎受日勋》，《汉口新闻报》1919年5月16日。

⑦ 《严防汉口工人罢工之办法》，《大汉报》1919年3月31日。

⑧ 思补：《王占元之新罪案》（1920年11月15日），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民国初期史料（1912—1928）》，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⑨ 《旅沪鄂人驱王运动》，《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9月11日。

⑩ 《鄂公民披露王占元之政绩》，《晨报》1920年10月1日。

{11} 胡香生辑录：《朱峙三日记》第4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12} 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6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13} 饭田茂三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页。

{14} 郑廷玺遗稿：《我所知道的王占元》，《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261—263页。

{15} 《王占元搜刮鄂省钱财》，《大汉报》1917年10月7日。

{16} 沈肇年：《回忆旧社会各时期湖北财政概况》，《湖北文史资料》第7辑，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刊印，第148页。

{17}{18} 《鄂省财政之危机》，《时报》1919年5月4日。

{19} 《鄂省近来物价高涨》，《汉口新闻报》1918年3月6日。

{20}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页。

{21} 應俊豪：《“丘八爷”与“洋大人”——国门内的北洋外交研究（1920—1925）》，台湾政治大学199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5页。

{22} 寿康：《可怕的兵变》，《孤军》第1卷，第4—5期合刊，1923年1月，第3—4页。

{23} 刘挫尘：《鄂州惨记》，交通印书馆1922年版，第75页。

{24} 《王汝勤致陆军部密电》（1920年12月2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5} 《夏寿康致大总统及财政部等电》（1920年12月25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6} 《王占元致国务院等密电》（1921年6月6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7}{28} 《靳云鹏致曹锟密电》（1921年6月10日），《北洋政府参陆办公处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9} 《省署驻汉又一研究》，《公论日报》（汉口）1920年12月4日。

{30} 《海军部致大总统及国务总理抄呈》（1921年6月），《北洋政府参陆办公处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1} 杜锐成：《武昌“五二”兵变之所见》，《武昌文史资料》1983年第2辑。

{32} 陈润清：《武昌兵变亲历记》，《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2辑。

{33}{35} 彭洪铸：《湘鄂川鄂战争记略》，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0页。

{34} 《鄂议员发抒救鄂意见》，《申报》1921年7月3日。

{36} 《王占元致大总统等秘密函电》（1921年6月），《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7}{39}{40} 《王占元致大总统等秘密函电》（1921年6月），《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8} 《王占元与国务院等往来密电》（1921年6月），《北洋政府参陆办公处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1}{42} 《宜昌兵变发展之续闻》，《大公报》（长沙）1921年6月23日。

{43} 《武宜兵变后外舰源源而来》，《大公报》（长沙）1921年7月3日。

{44} 《宜昌设立租界问题》，《大公报》（长沙）1921年7月17日。

{45} 《外交界之要讯》，《大公报》（长沙）1921年6月26日。

作者简介：石方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所副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責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