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记忆：平型关大捷的 民族共识与社会记忆

程功群 王倩

摘要：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以后，国共双方、政治人物、新闻媒体、文艺界等社会多方主体开展的系列庆祝方式，对平型关大捷的历史意义达成民族共识，将之视为激发抗战热情、增强抗战信心的象征符号，初步构筑了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权力、地方政府、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大众媒体等方式进行传承、再现与更新，塑造、强化了平型关大捷的历史形象，成为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抗战;平型关大捷;民族共识;社会记忆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近代江苏乡村教育的记忆与重构——以自传、日记、回忆录为中心的研究”（2018SJA1527）

中图分类号：K265/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2-0088-05

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革命文化研究，对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的关注，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感兴趣的话题，而对历史的关注又必然涉及社会记忆的分析。在记忆史研究视域下，记忆是认同形成的内在因素，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关键，对记忆的合理建构是塑造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彼得·伯格主张，研究记忆史就是“要认识到记忆是如何形成、由什么人形成，过去或现在的用途是什么，发生了哪些变化。”①而哈布瓦赫则注重从社会学领域来探究记忆形成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② 他们关注的问题是社会记忆由谁塑造、如何传承、功用何在以及如何演变等。作为党史的重要事件，平型关大捷的民族共识和社会记忆是如何形成与传承的，以及社会记忆中的平型关大捷是如何逐步强化和再造的，乃是本文讨论的重要内容。

一、记忆塑造与民族共识：平型关大捷后的各方反应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全面抗日戰争爆发。随着北平、天津的失守，整个华北陷入危机。随后，日本进攻上海，发动淞沪会战。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外敌。为抵抗日本侵略者，1937年8月，红军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根据阎锡山和中共制定的作战方案，由国民党军队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一一五师从敌侧后夹击日军。蒋介石在回复朱德、彭德怀的电文中，高度评价了八路军的作战方案。③ 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伏击战主战场在乔沟打响，并取得了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捷。1937年9月26日，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朱德、彭德怀电致蒋介石，汇报了平型关的战况和后续的作战计划。中共领导层立刻对平型关大捷做出回复与庆祝，毛泽东向朱、彭发来电文“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王稼祥于1937年9月30日发文介绍了八路军平型关战斗的情况，并高度评价了平型关大捷的现实意义，“这次胜利大大兴奋了中国人民与中国军队的勇气与抗战胜利之信心。”④ 随着战斗的持续进行，平型关战役的捷报传遍全国，八路军在平型关的战斗受到举国关注，赢得社会各界的赞誉，初步达成一致的民族共识。

抗战时期，国共关系虽然紧张与缓和并存，但在平型关大捷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平型关大捷褒奖有加。蒋介石在收到平型关的捷报后，多次向八路军发来贺电，既有对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祝贺与赞誉，也表露了对八路军抗战的期冀。⑤ 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奇袭日军;获胜之后，蒋介石再次发来贺电，希望八路军能够发动民众，“使敌有后顾之虑，则于战局更有裨益也”⑥。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贺电的内容，既有对八路军官兵及其战果的赞誉，同时也希望八路军能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以期缓解正面战场的压力，助益于整个抗日战争。

南京国民政府其他高层或以个人名义、或以政府的名义纷纷向八路军发来贺电。林森、杨虎城、龙云等以个人名义向八路军发表贺电，例如，龙云在贺电中充分表达了对平型关大捷的赞誉。⑦ 与此同时，福建省政府、浙江省党部、湖北省党部、江西省党部、江苏绥靖公署、安徽省政府等也先后发来贺电，均表达了平型关大捷所发挥的克敌扬威作用。这些以个人或政府名义发来的贺电，表明了政府高层对平型关大捷的重视，对平型关大捷的历史意义形成了民族共识。在久战不胜的日军面前，平型关大捷有效起到了振奋人心、扬我国威的作用，为中国军队树立了良好榜样，对凝聚抗战精神、增强抗战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记忆往往带有一定的媒介性，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才能得到塑造与传承，“若无媒介在个体和集体这两个层面所扮演的角色，文化记忆根本无法想象。”⑧ 在平型关大捷的记忆塑造和民族共识的形成过程中，媒体报刊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对平型关大捷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媒介和助推作用。媒体报刊通过刊发系列报道进一步扩大了平型关大捷的影响，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关注，对记忆塑造和民族共识的形成发挥了助益功效。其形成途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各大媒体报刊发表了平型关大捷的报道。《中央日报》《新中华报》《中央时事周报》《解放周报》《国际言论》《抵抗》《中央通信社稿》《抗战半月刊》等纷纷报道了平型关大捷的信息，通过对战况的报道、战场日记的登载、战场评论等，向社会各界营造了积极的舆论氛围，为平型关大捷的历史意义奠定了积极基调。如，《抗战半月刊》指出，“我们提出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经过来报告国人，以作我们最实际的教训，当然是很有意义的。”⑨ 另一方面，媒体报刊发表平型关大捷的文艺作品，进一步扩大影响，向社会各界塑造了大捷形象。《中国诗坛》《救亡文辑》等发表鼓词，《抗战通俗画刊》发表了《抗战史话》，《文艺月刊》发表了《平型关陷敌纪》等等，通过文艺手法向民众塑造了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可以说，媒体报刊的系列报道，充分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平型关大捷历史意义的一致共识，并通过媒体报道来激发中国人民和军队对抗战的信心，是对“恐日”心理和“亡国论”的有力回击，表达了中华民族抵抗侵略、争取抗战胜利的现实诉求与争取和平的愿望。

作为平型关战斗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也对平型关大捷给予了高度评价。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媒体报刊不同，中共在充分肯定平型关大捷意义的同时，进一步根据平型关大捷的作战经验，升华、总结为中共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在获悉平型关大捷后向朱、彭发去贺电，并根据平型关大捷的经验制定了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即“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⑩。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评价了平型关大捷，他指出平型关大捷的意义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11} 朱德也指出：“平型关一战首挫敌锋，打破了‘日本所向无敌’的谎话，奠定了我国人民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12} 此外，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林彪、聂荣臻等都一致充分肯定了平型关大捷的历史意义，均评价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中的第一个大胜利，给“亡国论”“恐日病者”等负面言论有力回应，提高了人们抗战胜利的信心。林彪在肯定平型关大捷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根据此次作战总结了作战经验，并评价：“经过此次的战斗……八路军所到之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与表扬，不是无因的。”{13} 可以说，经此之后，平型关大捷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获得了群众的信任与认同，向人民彰显了抗日的决心。欧阳文在回忆中讲道：“战后我们到晋南招兵。我们团的招兵处和国民党的招兵处紧挨着，他们那边根本没人去，我们用了一个星期就招了3000多人。”{14} 由此可看出，经过平型关一役，八路军得到了社会民众的充分肯定与认可，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民众对于团结抗战、争取胜利的和平诉求。

记忆是人在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下、存在于意识中的过往，具有可塑性，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塑造和建构的精神实在，对人的思想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平型关大捷之后，社会各界的反应，均充分体现了平型关大捷的地位和意义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民族共识。而各方对平型关大捷的反应，也成为塑造其社会记忆的良好开端。作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并未停止，在随后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一种革命文化和社会记忆，其记忆载体逐步多元，有效实现了光辉抗战记忆的传承与历史再造，强化了后世对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

二、记忆传承与历史再现：平型关大捷的多元记忆载体

记忆不断经历着重构，在重构中实现了记忆的传承与再造。社会记忆的重构、传承与再造是建立民族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是增強文化自信的途径。对于记忆来说，政治的需要和文化的传承是记忆得以延续、传承的推动力，“如果没有国家，社会回忆的框架便会分崩离析”{15}。平型关大捷，与其说是一次重要历史事件，毋宁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作为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型关大捷的记忆传承与历史重构在历史发展演变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后世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

在记忆的传承与延续中，文字是永生的媒介和记忆的支撑。{16} 平型关大捷后，无论是革命年代，抑或和平年代，日记、会议报告、回忆录、媒体报刊、教科书、亲历者口述回忆等均成为平型关大捷社会记忆的文字载体。正是由于这些文字载体的介入，传承和重构了平型关大捷的光辉记忆。在这些文字记载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教科书。教科书是文化传承和记忆延续的重要载体，是向后世讲述平型关大捷的依托与媒介，成为塑造、传承平型关大捷社会记忆的媒介。平型关大捷后，中共随之出版了《第八路军平型关血战》{17}，详细讲述了平型关血战、毛泽东朱德谈平型关歼敌经过等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平型关大捷被编写入历史教科书。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各类各版历史教科书的梳理，平型关大捷在历史教科书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演变，展现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发展。建国初期，高级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均简要介绍了平型关大捷。例如，1956年版的高级小学课本《历史》第四册记载：“一九三七年九月的平型关大战，八路军消灭日寇精锐部队三千多人，全国人民就有了抗战必胜的信心。”{18} 1953年版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近代简史》中指出：“九月下旬，八路军在山西北部歼灭进攻平型关的日寇精锐部队三千多人。这是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恐日空气，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19} 在小学和初级中学各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仅是对平型关大捷进行了笼统简要介绍，但从中可以看出，教科书中充分肯定了平型关大捷的历史地位与深远意义。而高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则对平型关大捷进行了详细阐述，以1957年版为例，该版教科书介绍了中共的抗日战争方针与举措，详细阐述了平型关战斗的经过及其战果，并充分肯定了其历史意义，“这次胜利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地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振奋了我军的士气，鼓舞了全国人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初步稳定了华北的混乱局面。”{20}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均将平型关大捷的歼敌人数定为3000余人，这与历史事实有一定的出入。即使是1979年和1982年版的教科书，依然延续使用该数据。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教科书中对平型关大捷的记载趋于合理客观，以1991年版为例，该版教科书详细介绍了平型关大捷的战斗经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了平型关大捷的战况，并将歼敌人数定为1000多人{21}，遵循、还原了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客观反映了平型关大捷的历史定位。

如果说文字是记忆传承与延续的支撑，那么纪念空间则是记忆承载的建筑与格局。纪念空间，不仅仅是承载记忆的空间外形，同时还包含着丰厚的文化意蕴。“纪念空间具有调动情感、引发思考、唤起并塑造记忆的功能，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22} 在此意义而言，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则成为社会记忆的纪念空间，构成了诺拉笔下的“记忆之场”。在诺拉看来，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其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23}。作为记忆之场和纪念空间，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彰显了纪念性，其目的和指向是传承和唤起记忆。对此，聂荣臻指出：“平型关大捷意义重大，修复纪念馆是必要的。”{24} 作为平型关大捷的发生地，山西省政府成为推动建设纪念场馆的主角，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平型关大捷战斗遗址等作为文化认同、地域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记忆之场”，并使之成为山西省的文化名片之一。正如拉斯金的主张，一座建筑物的最高价值在于它的年岁，在于它作为人类生活、创造与受难的历史见证这一特质，它代表着一种存续，维系着一种延续性和认同感。{25} 与此类似，在国家权力和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山西省政府在平型关附近修复了平型关战役遗址、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平型关大捷将帅广场、纪念碑、烈士陵园和腰站驿马岭狙击战纪念亭等，构建了多方位、立体化的纪念格局。在这种“记忆之场”中，前往参观、学习的民众在对历史的追忆中感受、观看、触摸这些物质实体，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等多种感官来达成对逝者的追忆和对历史的认同。与此同时，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主导开展了丰富多元的纪念活动，例如开展纪念活动、举行纪念研讨会、搜集整理出版文献资料及研究文集等，进一步强化了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此外，2009年，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成为山西省国防教育基地，通过“听、看、访、讲、写”{26} 等形式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继续得以传承，为社会记忆的延续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形式和活动载体。

在有关平型关大捷社会记忆的传承、重构和强化的途径和方式中，影视作品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阿莱达·阿斯曼将展演作为历史展示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她看来，展演包括了电影、电视、视频和数字媒体等媒介，以此作为公共舞台而对历史进行再现。{27} 在此意义上，媒体、影视作品等展演形式为平型关大捷社会记忆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固着点。1952年，在纪念全面抗战爆发15周年时，中国邮政发布了一款以平型关大捷为主题的邮票。现代以来，尤其是随着抗战题材影视作品的井喷，平型关大捷也成为影视制作者的文化来源和重要题材。例如，以平型关大捷为主题，先后拍摄的电视剧有《平型关大捷》《烽火平型关》《太行山上》等，以历史的客观真实为依托，借助艺术的渲染，对平型关大捷的历史细节进行了重构，使观者能够在观看中将自己带入角色，利用头脑联想与情感投入而进入历史情境，增强了对历史的塑造传承与情感的直观体验。同时，为进一步传承与追忆平型关大捷，诸多電视频道制作、播放了相关历史纪录片，以之为媒介，具体形象、客观真实地向社会大众讲述了平型关大捷的经过与价值。历史纪录片主要有央视探索发现栏目的《出战平型关》、北京卫视科教频道的《抗战记忆：平型关大捷》、江西卫视的《经典传奇·平型关大捷》等，通过历史纪录片的制作与播放，强化了对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由此可见，在传承与再现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中，影视作品以其特有的手段掌握着历史阐释的话语权，向社会民众传承、再现、更新着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

三、对平型关大捷社会记忆的历史反思

平型关大捷，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持续性和长久性影响。在全面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国共双方、媒体报刊、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等社会各界，均出于全面抗战的现实诉求而对平型关大捷予以高度评价，通过系列贺电、媒体报道、经验总结、民众传唱等方式，塑造了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最终建构了一种革命形象与文化符号，也影响了世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在此形成的社会记忆基础上，后世通过文字的记述、教科书的编写、纪念空间的建设以及影视作品的制作等记忆载体，逐步构筑、强化了平型关大捷的历史形象与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的形成、保持和传承是三位一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记忆不仅仅是一个复制、重述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建构、更新的过程。{28} “那些主张这些记忆应该被找回的人，认定那些年代的记忆应该保留，这种记忆必须要交代清楚，必须要从个体记忆转变成集体记忆，要传承给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后代。”{29} 也就是说，经过抗战时期社会各界的反应与赞誉，平型关大捷激发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抗战热情，这一意义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民族共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是芦沟桥事变后，在全国抗战来说，是全国抗战中的第一个大胜利……这一胜利同时又大大地提高了抗战军队胜利的信心，使华北抗战军队的情绪，大大为之一变。”{30} 在此，平型关大捷基本完成了记忆塑造，已然成为中国人民的民族共识和社会记忆。新中国成立后，在多元记忆载体的合力推动下，平型关大捷并未仅仅局限于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而是又进入到教育记忆之中，借助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形式，经过教科书的收录、影视作品的展演、纪念馆的建设而传承给一代代人，使平型关大捷的记忆继续传承下去，展现了平型关大捷的不同记忆形态。

事实上，“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31} 在此意义上说，人类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并能根据时代发展需要而进行再现与更新，进而对现实和未来发挥一定效用。当社会发展需要某种记忆时，“与该记忆相关的‘记忆之场’便会有目的、有意识的呈现在公众面前。”{32} 就此而言，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建构过程，通过学校教育的讲授、社会教育的展示、纪念场馆的建设、各类活动的开展等途径逐步强化，最终植入了世人的脑海和意识之中，逐步强化了社会民众对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历时来看，政治、文化、教育等因素对社会记忆的塑造、传承与强化也发生着重要作用，“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33} 所以，地方政府利用国家权力修建纪念馆来为平型关大捷营造纪念空间，并通过纪念活动的开展强化着人们有关的社会记忆，藉此加强民族、国家与历史之间的纽带，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象征;同时，通过教科书的收录、影视作品的呈现，向社会民众和青年一代展现抗战精神，加强国族认同的凝聚力;此外，新世纪以来，随着历史研究的加强和革命文化的提倡，平型关大捷又成为社会民众接受革命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资源，扮演了承担红色记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色，进一步传承着红色基因，逐步丰富、深化了平型关大捷的文化内涵。因此，当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经过形成、保持和传承之后，向社会民众传递信息与组织教育则是组织者所需要的。正是在社会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为平型关大捷社会记忆的传承建构了传达程序，使平型关大捷成为了中华儿女的民族共识，构筑了社会民众对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

注释：

① 彼得·伯格：《文化史的风景》，丰华琴、刘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②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69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十八集团军平型关战役战况电文选》，《民国档案》1995年第8期。

④{24}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平型关战役文献资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576页。

⑤⑥⑦《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5、32页。

⑧ 李红涛、黄顺铭：《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⑨ 溪映：《平型关的胜利》，《抗战半月刊》1937年第1期。

⑩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3页。

{12} 朱德：《八路军新四軍的英雄主义》，《祖国呼声》1944年第8期。

{13} 林彪：《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救国时报》1938年2月5日。

{14} 王云峰：《亲历者讲述：平型关大捷给日军当头一棒》，《辽宁日报》2010年7月7日。

{15}{31}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7、35页。

{16}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17} 《第八路军平型关血战》，抗战丛书出版社1937年版。

{18} 马精武、李赓序：《历史》第4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28页。

{19} 丁晓先：《中国近代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第109页。

{20} 刘惠吾等：《中国历史》第4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

{21}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4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22} 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23} 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25}{27} 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6、141页。

{26} 蒋建民：《爱国主义是对青少年教育永恒的主题》，《大同日报》2009年8月22日。

{28} 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9} 帕特里克·格里：《历史、记忆与书写》，罗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页。

{30} 任弼时：《支持华北抗战中的第八路军》，《新中华报》1938年2月20日。

{32} 刘大伟、周洪宇：《教育记忆史：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现代大学教育》2018年第1期。

{33} 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作者简介：程功群，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江苏盐城，224002;王倩，盐城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研究实习员，江苏盐城，224002。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