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街区 公共文化空间维度分析

摘要：中国城市逐步由“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转型，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架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街区逐渐成为城市系统优化和改造的基本单元，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如何推动城市转型成为重要课题。在“场景理论”的分析框架下，以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切入点，建立转型期中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基础维度与评价标准，对建设开放、共享、和合的新型城市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场景理论;实体空间;机制空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建设研究”（18ZD24）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2-0128-07

一、引言

“城市是以一系列相互矛盾却又相互补充的方式被加以理解和体验的”①，由个人体验构成的“微观城市”与由宏大叙事建构的“集体城市”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城市的空间结构。服从于快速工业化的需要，建设生产型、功能型城市成为中国“赶超时代”的主流理念，与之对应，以“单位” 管理大型国企职工，以“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管理城市闲散人员、优抚对象等的城市管理制度随之形成②。而对于以高度劳动分工及高差异性人口结构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而言，最为理想的状态是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一种基于相互依存、相互配合而形成的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③。随着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一维护“高积累、低消费”的制度设计正愈发难以实现如涂尔干所说的对社会凝聚力的正向培育，也难以满足城市转型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城市治理制度改革与城市公共空间重塑受到各界重视。民政部于1991年率先提出“社区制”建设方案;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力争在十年内建成能够适应城市现代化要求的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从而构建新的社区组织体系。近年来，城市建设理念进一步呈现出“整合化”与“精细化”特征。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提出“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体现出“打通”城市空间壁垒、塑造城市空间共同体的改革思路。

一般而言，由“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体现了城市治理制度的“柔性化”与“服务化”，而“街区制”的提出更侧重于城市建设规划理念的升级，它是以合理布局的城市道路为基础，面向城市、创造积极的街道公共空间的城市住区新范式④。街区是社区的集合概念，社区是街区的有机组成部分，街区制下的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基础构成，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互动沟通的天然场所，在构筑居民文化认同而非阶级与地位认同、增强城市凝聚力与向心力、提升城市软实力与文化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现有研究一般是对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进行分析，如陈波、张洁娴认为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在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时，仍存在着参与主体缺位、资源分配机制固化、支撑理论体系匮乏、保障机制不甚健全等问题⑤。本文试图以更宏观的视角，将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范围扩大至城市街道与小区围墙、废旧厂房，在引入新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新范式——场景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其对城市“场景”进行维度与指标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对街区公共或半公共性空间的文化再造，从而设计出符合现阶段中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主要维度，为中国城市转型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献综述

城市公共空间是文化空间的母体，城市公共空间结构深刻影响着文化空间的形式与内涵，因而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早在1961年，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就认为，“理解城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城市自己，而不是其他的客体，只有充满活力、互相关联、错综复杂的用途才能给城市带来适宜的结构和形状”⑥。自20世纪70年代始，西方都市社会学家就密切关注城市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之间的关系。列斐伏尔（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率先提出空间生产的“三元论”：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表征性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⑦，成为当代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的新范式。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20世纪预示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于同时性（simultaneity）与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⑧。马克·戈特德纳在列斐伏尔、卡斯特尔以及哈维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空间视角（ social space perspective） ，来考察都市空间在政治权力、市场资本以及符号暴力之网中的复杂变迁过程⑨。与西方学界侧重学理建构的研究路径不同，国内学界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偏向归纳与总结，即对建国以来的城市空间形成及演变趋势进行研究，侧重于在城市治理制度演变过程中动态地把握城市空间结构变化。

1. 城市公共空间形成及变迁研究

一是对市场化改革前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进行研究。大部分研究均认为单位的膨胀是城市空间扩张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单位也塑造了别具一格的城市空间。柴彦威认为，中国城市建设选择了职、住近接为优的原则，单位成为既能最大效益地安排生产与生活，又能把居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管理统合在一起的一种空间组织。单位制不仅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城市的生活空间结构， 它也影响乃至决定了中国城市内部土地利用类型和社会地区结构，自然也就形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骨架⑩。刘贵利指出，对于中国城市建设而言，城市规划人员一般根据就近工作单位的原则划定居住区，使城市逐渐形成以单位为中心的居住结构，而由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导致的工业单位企业数量大幅上升造成了城市核心区用地紧张、人口膨胀、交通阻塞等城市问题，也成为中国城市工业布局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的动因{11}。郭凤英提出，单位体制下的中国城市空间布局呈现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政治空间彼此重叠、三位一体的趋势，单位与单位之间（有行政隶属的单位除外）一般不发生横向联系，彼此封闭独立。这种布局为“单位办社会”的管理模式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基础，使单位更能发挥“单位办社会”的功能，也为政府全能、行政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提供了空间载体{12}。

二是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进行研究。普遍的观点是异质而多元的城市空间正在形成。李汉林从重建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的角度指出，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所形成的城市基本结构逐渐松动，但彻底重组建立在这个基本结构之上的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和控制机制的时机尚未成熟。要实现重组城市社区的整合控制机制，就要进一步加强城市中社会化服务的建设，尽快地使对单位成员的单位管理转变为社会管理，并以法律控制与伦理调节交互作用的方式实现城市社区整合机制的重组{13}。李志刚等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使居民失去了对原有组织的依托，市场在居住的空间重组中显现为更主要的决定力量，新的城市马赛克（mosaic）正在形成，单位均质而整体异质的社区空间正成为中国城市的典型特征{14}。柴彦威等也指出，作为城市基本空间单元的单位大院逐步解体，均衡和同质的社会空间走向异质化及多元化，静态和封闭的城市空间结构趋松散化和流动化，单位社区打破了原有的静态、封闭的格局，逐步走向城市社区，并且出现了明显的杂化过程{15}。部分学者对中国城市空间重塑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探索，王振波、张颖等将城市街区制推广路径分为短期与长期两类，短期要依托“三大支撑”（软件、介体、硬件），构建利益协调机制，长期要借力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体系建设{16}。

2.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概念及对策研究

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的文化空间结构。约翰·伦尼·肖特认为发生在当代的“新圈地运动”正在造成碉堡建筑（bunker architecture）与封闭社区（gated community）的泛滥，它们的出现割裂了建筑与公共空间的有机联系，高墙与篱笆无不表达着文化空间的丧失与对市民文化的抽离态度{17}。戴维·哈维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城市的文化共享资源正被资本以商品化和货币化的形式占有，即使它是由集体劳动不断创造出来的。获取土地和不动产租金成为城市背景下占有文化共享资源的基本方式：“南巴尔的摩通过高档化方式所做的街区复兴取代了原先充满文化活力的社区街道。”而要改变这种趋势，就必须实现社会集团和（文化）共享资源二者关系的集体化和非商品化，不受市场交换和市场估价逻辑的制约{18}。总体来说，西方都市社会学界以不同的理论与方法工具，研究组成后现代城市的各种文化及其背后的运行逻辑，剖析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关系，不断修订和发展了有关都市文化空间的理论观点，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和空间性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积极作用。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速，创意经济与文化消费对推广“街区制”的重要作用凸显，作为承载这些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及其重构愈发成为中国学界的关注对象。与西方学界更注重“文化空间”与“大众权利”之间的关系不同，由于国内学界对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整合机制。一部分学者以某一具体城市公共文化福利设施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实现公共文化设施的“文化空间”转向。如肖希明认为，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图书馆具有平等性、公益性、开放性等文化特征，公共文化空间体现的是图书馆的价值理性，需要重视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场所”的作用{19};王晴认为，图书馆以“公益性”与“公共性”的本质属性服务于社会群众，公共空间与图书馆有着密切的联系{20}。还有学者从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角度出发，认为打造由不同社会主体共建共享的城市文化空间是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良方。颜玉凡指出，政府为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融入而推动的文化空间建设是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实践的一大创举，但空间“异化”、活动同质化、组织自主性丧失等弊端依然存在，必须通过多元共治的文化治理行动来完善社区的公共文化实践{21}。陈波、张洁娴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公共文化空间功能价值日益凸显，文化建设逐步出现空间转向的趋势，并建构了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四种建设模式即“设施整合型”、“文化礼堂型”、“虚拟空间型”和“生态群落型”{22}。

3. 述评

从文献梳理的结果看，学界对城市公共空间及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已经全面展开，并在概念体系、研究路径、政策制定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需要改进之处：一是就城市公共空间而言，现有研究大部分采取地理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更倾向于研究城市公共空间的共性而非特性，不甚注重城市公共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有机互动，忽视了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历史性与在地性;二是就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研究而言，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不甚完善，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形成及演变的制度背景把握不够，特别是对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亟待开展。

三、场景理论与中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建构

全球化的扩张、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去工业化使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和社区迅速变化，诸多城市和地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消费、文化、娱乐等领域，以期获得帮助其经济和空间得以存续的资金投入。在这场城市经济增长模式的大转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消费的地位正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心是由它们所能提供的消费机会的数量决定的。城市的“舒适物”（amenities）设施以组合的形式共同创造出独特的场景（scenes），这些场景赋予城市生活以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鳴{23}。这些舒适物的功能和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成为当前都市研究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当代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维度的必经之路。美国芝加哥大学特里·N·克拉克教授提出的场景理论为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1. 场景理论的理论解释

场景理论认为，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特指后工业时期）后，原有的以土地、租金以及围绕此展开的其他收益所构成的城市增长动力日趋衰弱，而市民文化艺术参与及文化消费对城市经济日益重要。由城市舒适物设施、多样人群及活动所构成的组合式场景为市民的文化艺术参与提供了诸多可能，场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正在重新定义城市公共空间。这一理论框架以消费为基础，以城市舒适物为载体，把空间看作是汇集各种文化消费行为的聚合体。它试图解决的就是把形而上的、充斥着学术语言的文化议题转变为可被普通人知晓以及政策上容易被操作的场景，并具体运用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去{24}。

场景理论的核心在于为城市的不同场景划分文化价值观维度，以更好解释当前城市居民日益异质且分化的社会生活和价值取向。场景理论的第一个维度即“真实性”（authenticity），它是区别不同类型场景本质的根据;在真实的场景中，以个体的言语、礼节、姿态等展示自我的行为构成了场景理论的第二个维度“戏剧性”（theatricality）;而展示自我的方式与场景试图体现的价值观是否匹配，构成了场景的第三个维度“合法性”（legitimacy）。

图1  场景理论主维度分析要素

但是这三种主维度并不能准确地说明场景价值的真实性类型，以及是哪种类型的戏剧性和合法性，于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全球化研究后，研究团队在3个主维度下又补充了15个互为联系的子维度，基于这三个主维度与十五个子维度便基本可以判定一个或一群城市舒适物的价值取向，如酒吧的爱炫性、宗祠的严肃性等。

表1  场景理论次维度量表

2. 场景理论应用于中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适应性

场景理论以立足于“街区制”传统的西方发达城市为研究对象，既是对城市发展动能的全新理论阐释，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实证分析工具。具体来说，场景理论应用于中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适应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场景理论以整合的思维探究城市不同“舒适物”的最佳组合，对中国建设新型城市街区有借鉴意义。场景理论认为，“场景”是一种强有力的概念工具，能够辨别不同城市内部与外部呈现的具有美学意义的范围和结构，从而发现城市各具特色的文化生活方式。这些文化生活的不同特征能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人口规模、阶层流动等方面产生影响。而单一的城市舒适物并不能构成一个特殊的场景，每一个舒适物设施用不同的方式才能构造出完整意义上的场景。场景理论在分析这些舒适物集群的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何种类型的舒适物集群对城市创意性经济有利，何种类型的舒适物集群对城市多元文化氛围有利等。对中国城市街区的建设而言，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可以充分汲取场景理论对城市舒适物最佳组合的一系列实证研究成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场景理论是研究城市发展新动力的新概念，契合中国城市人口数量、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与“新旧动能转化”的现实需要。场景理论并不否认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是在这些经典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明文化艺术能够以新动能的形式增强这些传统动能的带动作用。场景中的“话语、象征、隐喻”赋予了城市空间与城市环境以文化意义。场景理论就是要让人们感觉出这些城市文化空间的异质性与价值取向，从而主动地参与到与城市空间的对话中来，这就是场景理论关于城市发展机制的逻辑。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呈现集中化趋势，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增长趋势差异明显，省域城市规模差距的地域差异显著;人口大规模的流动、经济重心的变化使城市空间传统正急剧变化，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间的复杂互动、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的再造亟需理论的指导。当前，尽早尽快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的升级迫在眉睫，场景理论为中国城市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基于文化消费与文化参与的视角，也为中国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再造提供了理论框架。正如为《妖猫传》而修建的“唐城”现已成为襄阳市热门文化项目那样，场景理论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以较低成本改造中国城市街区文化空间的可能。

第三，场景理论可产生相对客观的量化结果，内在地适应政府绩效考核的需要。场景理论也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实证分析工具，它通过搭建一个关于研究对象的维度框架，再对研究对象进行多维度赋值、计算，最终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量化分析结果。而一个可计算出的量化分析结果是对政府（城市空间管理者）的最佳激励，这是由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 ——“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所决定的。所谓“晋升锦标赛”是对中国政府行政治理模式的概括，周黎安将其定义为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行政首长如书记、市长等）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上级政府掌握着晋升指标的自由裁量权，它可以是 GDP增长率，也可以是其它可度量的指标。其中最核心且最直观的仍是经济绩效指标{25}。场景理论已经在城市研究中证实，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前提下，一些场景（如鼓励自我表达的场景）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进步，而一个与经济绩效有关的指标体系一旦建立并被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中，在“晋升锦标赛”机制的引导下，对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建将被纳入地方政府的重要待办事项，也必然会获得诸如政策、资金等要素的倾斜，从而能够有效地推动中国城市街区的文化空间建设。

四、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的维度分析

一个运转良好、机制顺畅、富有活力的街区公共文化空间是“街区制”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借鉴场景理论的推理逻辑与研究方法，即以客观实在为研究基础，以维度框架为表现形式，以期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揭示内隐于城市空间的文化价值取向，为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提供方向性指导。

1. 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的主维度

在本雅明（Benjamin）看来，城市空间与城市环境是集体记忆与体验的集中陈列室，城市场所的灵韵（aura）就是某一特定建筑物或城市与根植于这一场所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的结晶{26}。作为艺术、思想与灵感的主要栖息地，横亘于城市街区的公共文化空间是城市灵韵的集大成者，要充分发掘公共文化空間的内在灵韵，就要了解根植于其中的历史、文化与生产实践的彼此联系。

首先，城市街区文化空间是城市居民进行文化生活的物质载体。中国城市街区的公共文化空间包括两个迥异的体系，一是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参与权利为目标的公益性文化福利空间，如图书馆、群艺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二是经营性文化空间，如音乐嘉年华、文创市集、咖啡厅等。在这些空间中，各种文化参与与文化消费行为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互为联系、不可拆分的意义统一体，它的根本特性是客观实在性。实体空间是文化空间存在的基础。从城市“灵韵”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实体空间应该包括两方面意义，一是以物理形式存在的多样性文化场所与活动，二是在这些文化场所与活动中生发出的异质性文化价值观。在这些实体空间中，历史、人文和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孕育了城市灵韵，就如硅谷与中关村的咖啡厅代表着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而成都宽窄巷子的咖啡厅则代表着安逸与享受一样。因此，分析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第一个维度就是“实体空间”维度。

其次，公共文化空间始终是城市空间的构成部分。以演进的视角看中国城市空间的沿革，可以发现“厂办社会”的城市的建设路径与“职住平衡”的城市规划思维共同造就了“宽阔马路+封闭小区”的城市基本格局，而市场化改革后的“职住分离化”与“居住空间分化”在打破了原有的“熟人社会型”封闭社区后，又形成了基于收入分层与社会经济地位分野的封闭式住宅小区。这些封闭式住宅小区的围墙甚至比单位大院的围墙更高、更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次更高、条件更好的封闭式小区能够享受更多的公共资源溢价。财富与资源的马太效应将潜在地导致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尤其是经营性文化空间的贵族化与集中化，越高档的小区将享受更多、更丰富的公共文化参与机会。虽然对街区制的试点工作已经展开，但总体而言，封闭式小区的档次差异正逐步造成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品质的分化。在认清这个客观趋势的前提下，要保证城市居民机会平等地参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活动，政府机制的有效介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项，因此，分析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第二个维度就是“机制空间”维度。机制空间与上层建筑密切相关，是与文化空间建设密切相关的人才、政策、财政等规章制度与相关机构组织的总和。

上述两个维度互为表里、相互联系，实体空间是机制空间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无实体空间，机制空间就是空中楼阁;机制空间是使实体空间效能最大化的关键因素，缺机制空间调试，实体空间便不能顺畅地实现历史转型。

2. 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的次维度

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分析的两个主维度初步搭设了分析的主要框架，要实现具体的、微观的文化空间评价与设计还必须有次维度的参与。因此，需要根据这两个主维度的不同特征，并结合中国城市空间布局与政府管理的实际，构建出次维度，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维度指标体系。

就实体空间而言，首先，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居民参与文化生活，满足文化偏好的主要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建设逻辑的同质化、空间构造的标准化、场所的可复制化，这种倾向并不能成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主流。正如北京的胡同文化不能移植到上海的弄堂，只有反映当地内在文化肌理与灵韵的公共文化空间，才最有可能成为当地居民真正的灵魂栖息地。因此，实体空间的第一个子维度是“文化在地性”;其次，中国城市街区文化空间主要是由不同性质的实体所组成的，既有国家全额拨款保障的公益性文化空间，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群艺馆等，也有自负盈亏，纯粹进行市场竞争的营利性文化空间，如瑜伽店、艺术工作室、酒吧等。更进一步分析，城市经济越发达，居民文化消费需求越旺盛，经营性文化空间就会愈发扩张（这一结论是后验的而非先验的）。换言之，经营性文化空间的作用在于“锦上添花”，而公益性文化空间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参与权利为宗旨，是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质量的“兜底者”，它的多寡与好坏直接决定了公共文化空间的普惠性程度。故实体空间的第二个子维度是“公益性文化空间”;再次，典型意义上的中国城市空间呈现出“围墙围城”的特点，无论在中国哪一个层级的城市，围墙的痕迹无处不在，这也是“街区制”改革所要极力改变的顽疾。大量围墙的存在不但占用了宝贵的公共空间，并且严重割裂了城市肌理，但在拆除围墙涉及到产权、物权等诸多因素而无法成为实际行动的当下，通过技术与创意手段降低围墙的封闭性成为切实的选择。一个现实的例子是“红线公园”概念，该概念认为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围墙正将城市变成孤岛的集合，而将封闭小区的围墙改造为线性的公园单位系统能够将被切割的城市肌理重新连接起来。这一围墙改造计划全程由居民参与，不同的社区文化将打造出不同的“创意围墙”。更为重要的是，改造的围墙将成为微型的城市公园，由改造围墙所衍生出的文化创意活动将成为居民文化参与的新形式，无数个经过创意改造的城市围墙将成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毛细血管与微观基础，使文化空间的范围更加宽广。因此，实体空间的第三个子维度是“围墙改造”;最后，随着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诸多工业化前期的老旧厂房正成为城市的隐形负担，而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老旧厂房或许还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如何处理这些工业遗产，是街区制改造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将已使用的老旧废弃建筑转换为藝术家的生活艺术空间，这种模式遍及全球各大城市。相比于传统的拆迁手段，将废旧厂房改造成文化创意空间并实现片区的文化氛围提升，正成为许多城市的首要选择。无论是北京的798艺术区，还是景德镇的陶溪川瓷工场，抑或是纽约的苏荷区与伦敦东区的霍斯顿，都是在原有废弃厂房的基础上实现对文化创意的再植入，使原本文化空壳的废旧厂房成为创意性文化产业的孵化中心。因此，实体空间第四个子维度是“废旧厂房再造”。

表2  城市街区文化空间维度价值量表

就机制空间而言，它是与文化空间建设密切相关的人才、政策、财政等规章制度与相关机构组织的总和。首先，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离不开财政资金的保障，已有的实践已经证明，专项财政保障资金是使普惠型文化空间真正服务于广大群众的核心力量。如“十二五”期间，山东省开始实施包括扩大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在内的“文化惠民办实事”项目，山东省各级累计投入公共文化福利保障资金385亿元{27}，有效地保障了民众充分享受经济文化发展成果的权利。因此，机制空间的第一个子维度是“财政保障机制”;其次，在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体制下，一个可量化的激励指标是引导地方官员工作重点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机制空间的第二个子维度是“激励指标”;再次，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经营性公共文化空间更是由社会力量所主导，而诸如土地、税收、产权保障等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决定了社会力量参与热情的高低与参与程度的深浅。因此，机制空间的第三个子维度是“社会参与”，第四个子维度是“法条合理度”。

综上所述，实体空间主维度下的四个子维度指出了当代中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架构的重点方向，机制空间主维度下的四个子维度强调了当代中国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软约束问题。二者对中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在于以整合的思维考虑实体空间的建设，以政府—社会共同体的视角阐释街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软环境支撑。

五、结语

场景理论是研究城市发展驱动力的理论，既可以为新时代中国城市“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又能为新时代中国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提供思考路径。本文参考场景理论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城市街区的空间实际，提出了中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转型升级的维度框架，这一框架的建立将为城市公共街区文化空间的建设指明实体建设与软环境建设的重点，为不同城市的政策取向和政策目标评估提供方向性参考。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框架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纲领性框架，诸如“激励指标”“社会参与”等子维度的具体衡量标准需在实践中逐步探索。

注释：

①{26} 参见[澳]德博拉·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李东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 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管理世界》2003年第6期。

③ See 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4.

④{16} 王振坡、张颖、梅林：《我国城市推广街区制的路径和政策研究》，《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7期。

⑤{22} 陈波、张洁娴：《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现实与未来设计——基于全国17省46社区的考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⑥ 参见[美]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⑦ See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⑧ 参见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福柯等专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⑨ 文军、黄锐：《“空间”的思想谱系与理想图景：一种开放性实践空间的建构》，《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

⑩ 柴彦威：《以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兰州市的实证研究》，《地理研究》1996年第1期。

{11} 刘贵利：《北京城市社会区的变迁》，《人文地理》2003年第3期。

{12} 郭凤英：《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13} 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14} 李志刚、吴缚龙、刘玉亭：《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倡导还是控制》，《城市规划汇刊》2004年第6期。

{15} 柴彦威、陈零极、张纯：《单位制度变迁：透视中国城市转型的重要视角》，《世界地理研究》2007年第4期。

{17} 参见[英]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8} [美]戴維·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叶齐茂、倪晓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19} 肖希明：《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价值》，《图书馆论坛》2011年第6期。

{20} 王晴：《论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价值特征及优化策略》，《图书馆建设》2013年第2期。

{21} 颜玉凡、叶南客：《多元融入还是路径依赖：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行动策略——以对N市JY区的考察为例》，《艺术百家》2016年第6期。

{23} 参见[美]特里·N·克拉克：《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文化生活》，祁述裕、吴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24} 吴军：《场景理论： 利用文化因素推动城市发展研究的新视角》，《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25}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27} 苏锐：《助力打造百姓身边的“文化空间”——山东财政支持文化场馆免费开放综述》，《中国文化报》2016年9月8日。

作者简介：陈波，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