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时刻
——1962年大连小说创作讨论会忆记

（作者现为辽宁作家协会顾问）

1962年在大连小说讨论会期间，茅盾（右）、安波（中）、周扬（左）在大连

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讨论会（简称小说讨论会），历时半个月（8月2日至16日）。主持会议的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参加会议的作家有赵树理、周立波、马加、束为、西戎、康濯、李满天、刘澍德、李准、方冰、葛琴、陈笑雨、胡采、侯金镜、韶华等15人。列席会议的有《文艺报》评论组长唐达成、《人民文学》小说组长涂光群，还有我赵郁秀。前两位同志代表中国作协，负责会议记录和有关会务。我是辽宁作协推荐经中国作协批准代表地方，加强同全国名家联系、学习、服务。除此，对报刊的一切编辑、记者以及当地领导一律谢绝参加会议，对外不发消息，不公开。

时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茅盾率团去莫斯科参加裁军大会归来，身体不适，医嘱休息，其率全家去大连。为请茅盾出席此会指导，故会址设于大连。茅盾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时有插话和讲话。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周扬出差大连，于8月10日接见了与会代表及在大连的有关文艺界人士，作了专题讲话。

协助邵荃麟，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首先说明：作协创作研究室成立，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打开创研室的眼界，了解当前作家的实情，是经作协党组批准召开这个会议。着重研究如何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和有关人物描写、塑造人物形象等问题。

在非正式发言时，侯金镜还说过：我曾到河北地区开过座谈会，也到乡下去过，有的农民粪也不拾了，草也不锄了，作家也搁笔了。有些青年的作品写人物硬要拔高，失去了生命力……我们今天畅所欲言，思考、思考过去……

怎样思考呢？会议开始专题研究，探索了当前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形势，没有再往前思索。

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从这个被称为“划时代”的大连小说讨论会，承前启后，思索思索。

自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第二届全国文代会、作代会期间，原全国“文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独立办公。会议选举茅盾为作协主席，周扬、丁玲、老舍、巴金等七人为副主席，领导班子强大，组织机构健全，制定了积极发展繁荣文学事业等一系列工作安排。这其中包括自1951年开办的文学研究所更名文学讲习所，由中国作家协会直接管理、领导。

这时我荣幸地由安东（现丹东）小城进入北京文研所学习（二期），同40余名同学兴高采烈地列席旁听了全国二次文代会、作代会。会上，听了尚任文研所所长的丁玲的轰动一时的“到群众中落户”的大会发言。此发言在会前她到文研所来看望我们的时候，就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她说，我想这次作代会就解决深入群众，写出好书来，这是作家的天职。你们前一期青年学子徐光耀出版了《平原烈火》，评价很好。我告诉他，赶紧离开北京，回你打鬼子出名的老家去，到那里落户，写出比《平原烈火》更好的作品来。

作者在新挂牌的鼓楼东大街13号文讲所大门前

在中宣部直接领导的中国作协新班子的全面组织安排下，作家们纷纷下到基层去了。评论、期刊也更走向正轨。这正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祖国实施五年经济计划，进入和平建设新时期。文学紧跟时代，时代推动文学，文学创作出现了新高潮。相继出现了美誉“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还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风云初记》《在和平的日子里》《保卫延安》等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有的发行几十万份，有的高达百余万册。这正是被人民称为的“祖国黄金时代”。

我们文讲所也正在这“黄金时代”正正规规地苦学三年。但提前半年毕业了。

1955年，来了“反胡风”运动，紧接着又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1956年，毛主席发表著名讲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大鸣大放，大民主。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刮起“五风”。1959年批彭德怀等四人，“反右倾”。1960年至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

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称7000人大会），总结检查几年来工作错误和教训，毛主席提出“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毛主席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就是在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中国作协于大连召开了小说创作讨论会。

会议伊始，主持会议的邵荃麟传达了党中央7000人大会精神，强调毛主席的“三不主义”政策，请大家说实情、讲真话，互相交流，振作精神，热情歌颂现实生活，奉献新作品。

开会第一天，请大家畅谈当前农村形势。出席会议的作家，其生活根据地大部分在河北、山西、河南、陕西、东北等地。谈农村形势也大都依据北方农村情况。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农村大刮“共产风”、“瞎指挥”等“五风”，搞得农民敢怒不敢言，加之自然灾害，困难重重。年初党中央的七千人大会精神一竿子插到底，党的农村政策正确，稳定了，农民的思想情绪也好转，生产干劲也高了。预计今年夏收好得多，秋收可望。东北的作家对形势估计更乐观。来自晋北地区的作家则认为那里农民仍有的心中没底，怕不富。虽然情况不一、看法有别，但一致认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文学作品如何以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表现呢？

1962年8月3日始，每天上午自由讨论，邵荃麟不时插话。

赵树理说：社会主义美好前途，实在难说得具体，一说就是电灯电话，有的人留恋过去，那时只想要发财，使劲干，中农就能变富了。现在讲“三包一奖”，但一笔账要过四五次关，繁琐极了。这是政策问题。现在小队干部不具备能力，我看可以让农民单干一下。自己种地，卖了粮给国家。等集体经营都走上正轨了，国家、集体、个人再统一起来。我认为人和人的关系也表现在农户中，在农村农户是生产队的核心单位，分配是按户论的，农户也是经济核算单位。

邵荃麟插话：巴金写“家”，老赵可以写个“户”，农户一家人。

赵树理说：人家说我是自然主义，我就是写自己熟悉的真实、自然生活。

邵荃麟：你的《小二黑结婚》不是自然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人物生动活泼，反封建，还反映了干部工作作风问题，很现实。你不能像马烽那样写青年的集体活动，战天斗地大干。（赵插话，我也想试试。我要努力去体验当前的现实生活，同时对过去积累的生活素材也要整理，对今天也有积极作用）

邵荃麟：你不必去写大干，你还是走自己的路，写你熟悉的，你要保持自己的风格，你是语言大师嘛！

自8月5日始，周立波多次发言，李準、李满天、康濯、西戎等等也多有提问、插话，也有专题发言，现仅将周立波几次发言综合如下：

这几年我短篇写得少，是因为下去的少，这几年农村变化多了，不理解，我不想下去，就没有写。党中央的新政策下来，农民很兴奋，说早下来就好了，不至于挨饿，政策确实是生命，写东西也要提高政策水平，不掌握政策就看不透。我到浏阳县去，到处都是卫星满天，在山上刻下好多字，大放卫星(赵树理插话，哪里卫星多，哪里没有粮食吃)。老赵提单干，农民自留地很重要，是农民的保健站。我们国家不能都包下来，就得靠自留地，自留地还是有它的历史作用的。前几年刮“五风”，后果很严重，山林破坏很厉害，几十年不能恢复。“五风”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不是写不写的问题，文学要反映现实就要写。内部矛盾是大量的，不写就不是现实主义。

三十年代我参加左联时，是为了到苏联去学习，去不成了才拿起笔杆子。在延安，我认为看了马列主义就破坏了创作情绪，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解决了我们认识问题。作家要长期深入生活，就是要“泡”在生活那里。抗战后我去东北，参加土改。人家讲话我不懂，我就学，拼命的学。我写《暴风骤雨》就是用东北话。我回到南方也是这样，过去熟的有的也不熟了，还要学，硬学。

写人物艺术手法也要高明一些，我下去是不带框框的，下去从实际出发，带框框下去很容易成公式化。“红楼梦”的人物一出来就带着矛盾，林黛玉一出来就与薛宝钗针锋相对。

老赵在《三里湾》写的“赖大嫂”这样的人物坏，但是农村大量存在的。她养猪是积极的，入社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我们写也要从实际生活出发，不能把她写得相当坏，也不要把它理想化。农民有双重性，要从各方面观察、学习。真得细心观察，因为故事再曲折，没有人物，没有细节，也就显不出才能了。

那时，从生活实际出发，写出来的人物，也会有人反对。我写《山乡巨变》，其中写一位党员不够水平，我写的时候就准备有人质问，有这样的党员吗？结果真的听到了这样的批评。这就要顶住。看准了，该写就写。

杜鹏程说写战争就要写艰苦，这是实情。说王震同志，到战场都是打红了眼睛，这一点杜看得很准。不过这是王震性格的一个方面，他也很是潇洒，有一回行军过河后，他马上去捉鱼，要给大家喝鱼汤，他打牌，公开偷牌。他说你别看我这个老粗，有时碰上危险，我的老婆我就抱着她走。王震一方面很艰苦，另一方面也很潇洒，很体贴人。我们要去表现他，就要选择表现得真实恰当。我一直想写王震，未动笔，感到还了解不够。

文艺究竟是文艺，善、美、真三者应结合，善就是思想和政治，往往我们把它看得太高了，把美和真放在次要地位了。文艺要有政治的意义，还得有美的享受，一定要写得美。狄更斯、契诃夫这些外国作家是很讲究美的，侯宝林的相声也很讲究艺术的美。艺术之美很别致、很优美、很庄严、很悲壮。我们现在总是强调政治，可是人家不买你的账。

反映矛盾还和作家的生活有关，决定的还是作家的修养和经历。作家的政策修养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日常的学习研究和理解，提高我们的水平。

小说家主要的是要写人物，小说没有人物就不成为小说。

写人物的性格行动，情节是人物性格行动的连续，古典小说有很多经验要学，同时我主张也要学西洋的东西，很有作用。中国短篇，鲁迅、茅盾、赵树理写得好，外国的契诃夫的东西写得好，莫泊桑的写得好。司马迁写《史记》，很多是写人物，《红楼梦》就是受《史记》的影响，结构和人物的安排，是费了许多苦心的。

在康濯、西戎、束为发言后，侯金镜有个专题发言：

中央提出现在是非常时期，参加我们这个会议，体会更深了。对我们是一个锻炼。我们除了对生活矛盾的认识不足、批评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束缚外，创作方法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从58年到1960年，有一批作品完全失去了生命力。比如河南有一个小歌剧，唱‘手断了扯着干，腿断了拉着干，脑袋裂了麻绳拴着干……’这类剧本有生命力吗？因为作者没有站到更高的角度，更深刻地反映矛盾，现在这是相当普遍的。如果作品写了人的精神状态，就比较能站得住，有些反映了虚浮的东西，当时看不清生活中的矛盾。1958年初看不清，到了1959年就该看清了，回避，削弱不敢写。那时批评上、舆论上压力也很大。比如有的文章就提，内部矛盾只有两条道路可以写，其他都不能写。有的还认为只要写点新人新事，不放在矛盾的尖端上就好；不能写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有人认为写矛盾是资产阶级旧的艺术规律，应该抛弃。结果不是挖掘深刻的社会内容，而是采取吹仙气、加光圈的办法，不是写活生生的人，而是搞一个木头的标兵。这就是所谓拔高。有的青年作家，认为反映了社会矛盾，人物就不好写，结果就加以罗列，搞误会法，把人物搞成走马灯似的。把生活应该是怎样做了曲解，把人物拔高到离开了现实基础，是对理想主义错误的曲解。

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主要就是把握人的心理活动，从外到内，看外部的表现，反映在心理上，不去把握人物的心理活动，就写不出人物来。需要在生活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用政策套用是不行的，要作家自己对生活的观察，需要有真知灼见。这是提高作品水平、加深艺术思想的关键。

现在有个说法，写英雄只有神采飞扬，英雄人物其实也是多种多样。写人物必须深入挖掘，不能拔高，不能离开生活基础硬找浪漫主义。浮夸不是浪漫主义。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

这几年有个误解，以为浪漫主义可以离开现实主义的基础，这种思想是妨碍作家去观察生活的。我觉得没有现实主义就不可能有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趋势，牺牲了现实主义也达不到浪漫主义。

8月10日下午，周扬由辽宁省委文化工作部部长安波（音乐家）陪同，前来看望出席大连小说讨论会代表并讲话（同时在座的有前来大连参观的外地作家及大连文艺界代表）。

周扬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同时针对大连小说研讨会上的中心议题，重点谈了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是工农业生产的比例不协调，自然灾害和“五风”使国家处在暂时的困难时期，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与描写旧时代的敌我矛盾不同。作品一方面要深刻表现出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艰巨斗争，另一方面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暴露批评或讽刺都不能伤害社会主义制度，要“投鼠忌器”。不要把文学的歌颂新时代和批判落后腐朽事物的人物机械地分割开，要充分写出克服困难的过程，又要充分写出克服困难的力量。对现在不熟悉的事情，可以等一等不去反映。

近两年反映农村生活并对生活起着有力推动影响作用的作品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简单化、庸俗化的批评有所发展，另外也是农村工作中遇到了许多困难，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要思考怎样准确而又深刻地反映农村中复杂的矛盾关系。

描写农村题材应当广些。现在有许多题材还在作家的视野之外。中国的民主革命主要是由农民负担的，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活动也应写。此后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有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等等，作家可以写得广一些，才能丰富，也才能更深刻些。

茅盾先生于大连会议第二天始，便日日上午出席会议（上午开会、下午参观、游海等活动）。每当他走进会场，大家便安静下来，爱说笑的人也各找座位。我和唐达成（他是文研所一期学员，总称我“学友”）坐在会场边角。茅公（那时都不叫他部长或先生，对邵荃麟也不叫主席，称同志，对赵树理都喊“老赵”）坐定后向大家点头或招招手，静静地听大家发言，有时提问、插话，有时听到乐处（比如杀猪拔毛）也随大家哈哈大笑。唐达成同志告诉我，现在茅公心情好，从前批胡风、批丁玲时，他参加会一言不发，常常请假说头痛。

茅公插话时，常常拍着他随身携带、得空便读的一部好像是林则徐日记的书，说林则徐是爱国志士、英雄人物，但他还有封建主义、唯心主义的一面，人无完人，均具个性；又讲唐王李世民怎样善用人才，魏征怎样刚正不阿，隋炀帝怎样刚愎自用，他们都是帝王将相，都各有特征。文学就是要从生活出发塑造各种有血有肉、有鲜明特征的典型人物，不要回避现实。农民是小生产者，不能硬割他们的尾巴。英雄人物要写，中间人物也要写，他们是有特征、有缺点的可爱的人，如李双双、喜旺、老坚决、赖大嫂等。都是中间人物，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他还有声有色地讲述他去苏联在街上怎样被小偷掏了包，说郭沫若去苏联也被掏了三次。这说明社会主义不是尽善尽美，作品就要真实反映。他剖析了很多优秀短篇小说，如茹志娟的《百合花》、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赵树理的《三里湾》等，对心理分析、细节描写都谈得十分细微、深刻。会上，有时李准、陈笑雨等活跃人物也随茅公的话题贸然插话，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

8月12日上午，茅公有个专题发言，大约四个题：关于题材问题、关于人物塑造问题、关于结构故事问题、关于形式问题。讲每一个问题他都联系自己的写作体会，更多地分析他读过的当代小说，悉心分析。他一再强调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熟悉不要随政策走，可停一停、尽量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熟悉。写英雄人物要美，不能写得干巴巴，中间人物更要写，也不能干巴巴，知识分子要写，不能一写就戴眼镜，要刻画性格，展现个性。

现在有的作品因真实性不足，缺乏生命力，这是回避或遮盖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没把人物放在现实生活的矛盾中来描写，把矛盾发展过程写得简单化、概念化了，这就失去生命力。在创作方法上也还存在着现实主义精神还不够充分的问题。作品是以作家的世界观为基础的，同时在创作方法上要从现实主义的深度出发，有深度才可能达到思想的高度，根深才能叶茂。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是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茅公上午听会，下午活动，他有时也携夫人参加。下海游泳时，陪同茅公的安波部长总是让我陪茅公夫人孔大姐一起下海（她不会游泳）。我早在文史资料知晓，当年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预科中文系学习的沈德鸿（茅盾本名）肄业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立即被选入编译所，同年长他二三十岁的留学英、美的老先生们常用英语打上交道。1923年的一天，茅盾接家书被召回故里，要同一位从未谋面、目不识丁的孔姓女子完婚。那是他四五岁时由祖父指定的娃娃亲。沈、孔两家门当户对，但孔家小姐传统礼教极深，早缠足，不读书。嫁到沈家后，开明的婆母先让她放足，让她学认字，还让她随丈夫到了上海。安波部长要我陪同时，还特别告诉我：沈夫人在上海加入过共产党，很有工作能力。我理解了安部长的意思：沈夫人不是一般家庭妇女，要精心关照。我尽力而为之。

茅盾一家也住大连宾馆，不同我们一起吃饭，但饭罢他常走过来同荃麟同志等用吴语闲聊。荃麟的夫人葛琴是这次会议的唯一女代表，她曾以大连的中国最早女火车司机为题材写过电影。大连铁路和文联请她座谈，都是我陪同。吃饭时葛大姐也拉我陪她在荃麟这一主桌。我和大家一样都不愿坐主桌，而会议组织者侯金镜竟有些命令式的让我必须坐。因为他的夫人胡海珠是我在文研所时的同屋同学，她还是学习小组长，带我们曾去过她家。那时侯金镜是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身穿笔挺的校官军服，戴着深度眼镜，话语不多，也曾命令式地留我们在他家吃饭、吃饭。他威武又诚恳，也显文气。

茅公来我们饭桌闲聊时，周立波、赵树理等也插话。赵树理对饭桌上摆的海鲜很少动筷，白米白面也不吃，每顿却少不了全面粉馍、老陈醋、油泼辣子。茅盾说，这就是老赵的自然主义呢！

经过几天的会议，经过餐桌上的闲聊、经过我对沈夫人孔大姐的关照和熟悉，我打破了对部长、文豪的拘束，开始向他介绍辽宁作协的会刊原名东北文艺，更名为《鸭绿江》，请茅公为我们赐稿。他过问了刊物的情况，谦虚地说我没有好文章，你们可请当地作家，让青年人多写等等。听我的再三说明又热情邀稿，他又说好的。茅公第二天开会前，交我一牛皮纸封筒，我忙打开，是稿件，我高兴得一口气读完。当时在场的唐达成同志也为我庆幸。他说，我们在北京也不容易拿到茅公的手稿呢，这次，你是独家，收获大大。

茅公的稿件，题为《读书札记》，于1962年10月改刊的《鸭绿江》第1期头题发表了。发稿后我给茅公一信，深表主编同志及我们全体编辑的谢意，同时希望他能继续赐稿。为表示期望他能评点我省作家作品，我随信寄去了崔璇的《迎接朝霞》和韶华的《巨人的故事》两本书。他很快回了信，还表谢意，又寄来了《读书札记之二》，评的是马烽和王汶石的短篇，四五千字。我们当即决定于1963年第1期头题发表。发表后我又写信致谢、约稿。不久，茅公又寄来了评韶华同志短篇集《巨人的故事》中的《渴及其他》，刊于《鸭绿江》1963年第3期。1964年，上海《萌芽》创刊，于1期头题发表了茅盾评崔璇小说《迎接朝霞》。这明明是我们的约稿，怎么跑到上海？茅公来函解释是哈华来京硬拿走的，以后哈华曾来信致歉意（他来沈还请我们吃饭）。茅盾对《迎接朝霞》的评介题为“举一个例子”，共五六千字，对作品有深刻分析，同时有“文前说明”：《鸭绿江》编辑赵郁秀同志在一年前寄两本书给我，要我读后提点意见。我读了一两篇，别的事情就来了，一搁就是一年，没有时间再读；可是读过的两篇中，其中一篇，至今我还记得它的轮廓……为了借它来说明问题，我又找出来一读……

直到前十几年作家崔璇（当年为辽宁省文联主席，我的领导）出版作品全集，举办发行座谈会。有一位教授向我说，看崔璇书中附的茅公的前言，还视崔璇为中青年作家，而您是她部下，更是小青年了，那时你这小青年怎么能同文豪茅盾有了联系，得到了他的热情关注，好荣幸哩！我笑说：“这全赖一个大连小说讨论会的机会，我永不忘茅公的指教，永不忘大连小说创作讨论会！”

1962年，在大连会议之前，中国文联在广州召开了一个戏剧创作文艺座谈会。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都到会讲话。大谈党中央、毛主席的“三不主义”政策，发扬民主，深入贯彻“双百”方针。之后出现了《谢瑶环》《海瑞》《明朗的天》等名剧，文学方面更为活跃。带着右派帽子的姚雪垠老作家，在长期的改造中默默笔耕，完成长篇《李自成》，大连会后的196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冒险给予出版。出席大连会议的侯金镜在他工作的《文艺报》突破寂静，率先给予评价、宣传，使《李自成》享誉全国。丁玲亲点的徐光耀，回家落户后，此时也奉献出了好书《小兵张嘎》，改成电影家喻户晓。

五十年代中期崭露头角的王愿坚、茹志娟新秀，在左倾路线影响的年代，王愿坚被挥舞“左倾大棒”者批为“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批茹志娟“没有把人物提高和升华到当代英雄达到的高度”。《文艺报》针锋相对分别评论，对王愿坚表明其作品“有着自己特异的色调”、“一直走着健康坚实的路子”。对茹志娟，侯金镜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一文中明确说明：写重大题材、英雄人物固然重要。但不能“不加区别地当着任何一个作家都必须照办的千篇一律的要求”。英雄人物要写，中间人物、其他人物也要写，写出个性特征。茹志娟的作品是“生活激流中的一朵浪花，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的一支插曲”。如此自由的评论使五十年代出现的新秀，敢直腰挥笔走向创作盛期。当年苦闷搁笔的中、老年作家也走向新生活，担起文学使命，新作频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前进之路总不平坦。在云散、天蓝，“双百”之风自由荡涤时，又起了狂暴风浪。1964年来了文艺大整风。起因，党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针对出版不久很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小说《刘志丹》，发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舆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名言。随之有了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3年，上海的姚文元于《解放日报》发了近万言长文，批大连小说讨论会是引导作家写作“一团漆黑、灰暗”的充满“精神负担”的中间人物，是“企图从根本上打击无产阶级文艺的教育作用，是文艺领域中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形式”。由此，在全国开展文艺整风中的文学界，出现了上上下下对大连会议写中间人物的围攻。侯金镜喟然长叹：“刚吃饱了，又瞎折腾了！”因主持大连会议的邵荃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离中国作协，他不胜感叹，说：“从年轻时起，邵荃麟就献身革命，一生执著地忠于党的事业，仅仅说了几句关于写作方面的话，受尽折磨和迫害……他得罪了谁？”（见闫纲《“文艺报”的老师们》）

在不断的批判中，“大连会议被上纲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会’。在‘四人帮’横行肆虐时，诬告无罪，构陷有功，更干脆诬为‘反革命黑会’，所有参加过会的作家，全部被冲击、批斗，无一幸免。而侯金镜既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就成了他的严重罪行。”（银河出版社《纪念侯金镜》74页，唐达成、张葆军、吴泰昌、谢永旺文）

当时中国作协还将在大连会议参加者的发言摘录打字，分寄给参加者各单位。我们辽宁作协就收到中国作协寄来的马加和方冰的发言。马加讲话不多，而方冰曾说过“写英雄人物硬要拔高，这好比杀猪拔毛，将猪杀完后吹得鼓鼓的，把毛拔得光光的。那猪鼓鼓胖胖，猪皮油光锃亮很好看，可那是条死猪呀！”当时，批评者称其为“杀猪拔毛论，污蔑写英雄人物”。当年也让我揭发批判，我只做了交代，没有揭发。因为在中央的北戴河会议后，我便接到省文化部长安波打来电话说：周扬部长有话，凡听过他在大连小说会上的讲话，有记录者一律毁掉，他的讲话不算数。当时我头冒冷汗，立即将我所有记录本全部封起，放到一个破烂鞋盒子里（“文革”抄家时我将茅盾、老舍、沈从文等给我的亲笔信无奈一把火烧毁，至今悔恨不已。而此记录因早得知而存之，得保存至今）。

听说中国作协将主持会议的邵荃麟罢官后，又将会上一言未发只做记录的唐达成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对侯金镜，受批判中，他还对上海的姚文元、张春桥狂喊“大写十三年”呲之以鼻，嘲讽他们不懂文艺，说“只写十三年，难道我们革命斗争历史都一笔抹掉？这是故意制造理论上的混乱”等等。由此，侯金镜罪加一等成为“反党分子”。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连连批斗后，看到墙上林彪挂像，说了一句“政治小丑”，“大祸临头，差点被打死”（闫纲《“文艺报”的老师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从北京中国作协大院批斗到湖北干校，艰苦劳动、体罚批斗，在无尽的折磨迫害中，终于1971年8月8日含冤故去，年仅51岁。夫人胡海珠闻讯赶到，只见“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着三道箍，像扔一根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汽车就开走了，那是我的亲人啊！”（《纪念侯金镜》87页）。

侯金镜故去35天，林彪“九·一三”折戟沉沙。两年后干校为他做了历史结论，“现行反革命”早已撤案，但还有白纸黑字写有参加“大连黑会”为“严重政治错误”。

粉粹“四人帮”后的1976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以醒目标题刊载了为侯金镜、韩北屏同志举行追悼会的消息，廖承志、周建人等送了花圈。周扬、夏衍、阳翰笙、周巍峙、贺敬之等三百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主持，总政文化部长刘白羽致悼词，称其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著名文艺评论家”。

所有参加大连会议的作家，除有的被逼早早离人世或病故外，健在者均得到彻底平反，满腔热忱扎根人民，挥笔为人民写作，为新时代讴歌。我熟悉的曾被批为发明“杀猪拔毛论”的诗人方冰，立即被委任辽宁省文化厅长、省作协副主席。他以当年创作被列入经典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的精气神，出版了《飞》等多部诗集。周立波、赵树理等名家，也以他们忠于人民、忠于党的千锤百炼的精力、丰富的文学才华带动一代代新人，将新时代的文学事业推向新的高原、高峰。

在大连会上只做记录的唐达成同志，在农村锻炼七年之久，回到中国作协，改革开放后荣任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在一次由我文讲所同学、时任四川省作协主席孙静轩主办的笔会上，我俩相遇，自然谈起大连小说创作讨论会。他无限感叹地说：“那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记载于文学史册。”我说：“永记着那些为捍卫党和人民文学事业献出了热血和泪水汗水的文学前辈们！”

他说：“记于史册，不仅仅是这次会议内容，更是这次会议历经的风风雨雨不平凡的时代，所以才有今天的繁荣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辉煌，是我们热爱的战无不胜祖国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