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产业集聚对物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施新平

内容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物流业作为第三产业，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格局的变迁和优化，产业集聚趋势愈加明显，产业集聚与物流业的“两业联动”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 “互联网+”的出现，互联网的联结进一步推动了产业间联动。在此背景下，产业集聚与物流业效率之间有何关系？两者能否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产业集聚   物流业   产业效率

“互联网+”背景下产业集聚与物流业效率关系分析

（一）產业集聚视角

就产业集聚视角而言，“互联网+”的出现促使企业将物流进行外包，这提高了企业产业集聚和物流业的联动程度，其具体表现为：第一，“互联网+”思维和技术更好整合了供应链资源，降低了供应链成本、提高了整体服务水平，引导产业集聚物流服务外包需求;第二，“互联网+”通过支持物流运作优化、优化商业板块导流，更好的促进了产业集聚个性化和定制化商业模式的发展，其引导了物流业物流服务外包需求。基于上文论述，本文认为“互联网+”引导的产业集聚物流服务外包需求是影响“产业联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物流业视角

从物流业角度分析，“互联网+”通过提高物流企业的服务水平响应了产业集聚的个性化需求，其推动了集聚企业与物流企业联动。同时，“互联网+”不仅可以创造正面价值，其在减少负面效应方面也具有很大作用。如云计算技术整合了运输和物流服务，减少了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相关负面效应。“互联网+”驱动的物流服务创新从获得客户数据到为上游集聚企业提供服务，满足了产业集聚高水平的物流需求，促进了“两业联动”，为供应链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解决方案。基于上文论述，笔者认为“互联网+”驱动的物流业物流服务能力是影响“两业联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影响因素

1.集聚产业的集聚程度与物流业的集聚程度。本文在运用理论模型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采用当地企业数量来反映物流业的集聚程度。文中采用与计算E-G指数较为相似的方法来进行的研究，假设该区域的集聚企业和物流服务企业的数量和就业人数成正比，在一定范围内的集聚产业就业人数和物流服务业就业人数就可作为集聚程度的反映。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两种行业之间的垂直联系会产生外部性，从而让两个行业的企业集聚，即本地市效应。因此，集聚产业和物流业的空间集聚相互作用在预期中是正相关关系。

2.人力资本优势。本文的研究不仅涉及省级数据，还细分到各个市级数据，本文查阅文献资料数据只包括各类学校数量、教师数量和在校学生数量。由于在校学生未来就业具有流动性大的特点，再加上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政策支持，因此本文将高等学校数量占全国高等学校数量的比例作为反映该区域人力资本情况的标准，同时，在预期中这一变量与产业集聚呈正相关关系。

3.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制造产品和物流服务不仅能够提供给其他企业，还能将成品提供给消费者。而在现实中，对购买力的评估基本以需求水平为标准，因此，就业人员的人均薪酬成为衡量购买力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将当地人均薪酬水平占全国人均薪酬水平的比例作为反映该区域购买力的标准，同时在预期中这一变量与产业集聚呈正相关关系。

4.集聚产业与物流业的交易成本。在集聚产业方面，本文将当地货运总量占全国货运总量的比例作为反映该区域集聚产业交易成本的标准;在物流业方面，本文将当地邮电业务总量占全国邮电业务总量的比例作为反映该地区物流业交易成本的标准。货运总量和邮电业务量能够直接体现当地的交通运输情况，也体现出集聚产业和物流业的交易成本情况。因此在预期中mtc与ltc呈正相关关系。

5.物流服务外包率。物流业依靠多种方式进行发展，其中外包业务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物流服务外包率能够有效表现出地区的物流水平。本文将当地私有企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例作为反映该地区物流服务外包率的标准。这一标准以Bolton和Wei（2003）的相关研究作为理论依据。

6.经济政策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方面是对外开放政策。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发展。前人研究结果表明，对外开放水平对促进制造业的集聚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由于对外开放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因此本文将地区外商实际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比例作为衡量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标准。另一方面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度。政府实施经济改革时最首要的就是要让其作为一个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因此，政府提升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度能够有效促进产业集聚。文中以除教育支出的区域财政支出在全国中所占的比例来表现政府经济活动参与度。

产业集聚对物流业效率影响的模型构建

（一）假设条件

本文构建的经济系统模型包括两个区域经济和两种生产要素，前者分别用r和S来表示，后者分别为技术劳动者和非技术劳动者。本文重点考虑物流部门和制造部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当某单位非技术劳动生产另一单位的同等质量的产品，且该产品在这个区域内的交易不产生成本时，该区域中所有质量相同的产品的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传统部门相同质量的产品在研究中的主要作用是作为计价单位，也就是poi=poj=1。

假设两个区域的技术劳动者和非技术劳动者的数量分别为L和A。前者是不断变动的，由内生直接影响区域分布。后者则相反。为了外部条件不影响到该研究，假设两个区域内的非技术劳动者人数是相同的，都为A/2。令λ代表区域r里熟练劳动者占整个L比重 （λ∈[0，1]λ∈[1/2，1]），这代表流动的技术劳动者集聚在区域r内。短时间内技术劳动者假设没有向外流动，即外生给定。

（二）模型设计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主要调查目标是物流企业和集聚区企业。样本统计结果表1所示。

（二）回归分析

首先，本文检验了“互联网+”驱动的产业集聚与物流业效率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关于供应链层次供应链绩效的主效应回归。根据模型打分结果收集并处理数据，采用集聚区企业物流服务外包需求X1、物流企业物流服务能力X2、两业之间的关系导向因素X3以及外部环境因素X4作为自变量，将“两业联动”评价效果之一的供应链层次的供应链绩效Y2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集聚区企业物流服务外包需求、物流企业物流服务能力、两业之间的关系导向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在供应链层次与供应链绩效具有相关关系，说明所选因素对“互联网+”驱动的“两业联动”确实有影响;回归方程中两业之间的关系导向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系数都为正，说明其对“互联网+”驱动的“两业联动”有正向影响，且两业之间的关系导向因素影响最大;回归方程中集聚区企业物流服务外包需求、物流企业物流服务能力的系数为负，说明其对“互联网+”驱动的“两业联动”有负面影响，但这一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我国“互联网+”集聚产业和“互联网+”物流业处于起步阶段，“互联网+”驱动的集聚区企业物流服务外包需求和物流企业物流服务能力并不能立刻起到促进作用。

其次，本文对“互联网+”驱动的产业集聚与物流业效率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由于篇幅有限，因此未将各个省级和地级市相关集聚产业和物流业数据的3SLS估计结果列出。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组研究发现，区域内集聚产业就业密度增长率（lnma）和物流业就业密度增长率（lnla）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在省级、地级市级的集聚产业空间集聚增长可以推动物流业的空间集聚，而物流业的空间集聚增长反过来也可以推动集聚产业的空間集聚。但是市级范围内两者的相互影响程度（省级、地级市级系数分别为0.7621和0.7021）会比省级范围内（省级、地级市级系数分别为0.2321和0.3621）大;物流服务外包率的提升能够明显促进集聚产业集聚（省级、地级市级系数分别为0.6646和0.6412），这表明集聚产业将物流工作外包给物流企业的越多，集聚产业就越倾向于集聚在物流企业的周围;消费者的购买力的提升能够对物流业（省级、地级市级系数分别为0.2077和0.0741）和集聚产业的（省级、地级市级系数分别为0.2706和0.6907）集聚起到促进作用;人力资本优势的提升能够对物流业的集聚起到促进作用（省级、地级市级系数分别为0.7049和-0.0223），但是人力资本优势在市级范围内的影响不显著，即物流业在省级范围内的优势较为明显，地级市范围内优势减弱，可以说明物流业人力资本主要集中在少数的大城市里，人力资本优势对于集聚产业的集聚促进作用不显著，说明我国集聚产业的知识密集水平仍然有待提升。

除此以外，就省级区域而言，交通以及通讯水平的提升可以推动区域中两个行业的集聚;就市级区域而言，此种影响相对微弱;对外开放与政府参与对产业集聚存在明显正向及负向影响;就经济地理层面上的影响因素而言，沿海以及沿江地理区域条件只在地级市产业集聚中存在显著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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