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从文字到文创

邱健恩

（香港文化博物馆，香港 999077）

金庸小说自20世纪50年代中叶面世即掀起武侠小说热潮。六十多年来，因着金庸小说，以武侠为题的娱乐文化不绝于缕。然而，在以文字为先、其他载体为后的武侠娱乐事业中，不难发现，相对于其他武侠小说，金庸小说更受世人“欢迎”。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由金庸小说延展形成的娱乐文化市场，比其他武侠小说更为庞大。以往有关金庸小说的研究，多集中在小说文本上面，诸如故事情节、人物个性、主题思想等，论者已经有了五花八门的看法与精辟独到的见解。然而，作品好看不代表就会有大市场，金庸小说之所以成功，除了小说本身精彩外，还与金庸如何销售及推广其作品有莫大的关系。因此，本文另辟蹊径，探讨金庸小说的市场运作模式，从而了解这六十多年来金庸是如何“卖”小说的，以及金庸小说成功的原因。

笔者曾指出，金庸小说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两个方式：自力轮回、他力转生。[1]“自力轮回”是指金庸不断修订其小说，一方面让小说千锤百炼，另一方面，让小说以新面貌与新姿态接触不同年代的读者；“他力转生”则指金庸通过将小说文本不断转化为其他载体形式，从而可以接触文字以外的“读者”。本文也会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探讨两种发展方式下的金庸小说市场。不过，由于金庸小说有不同的版本，各个阶段的市场模式与参与建构市场的人也稍有不同，因此，本文将首先从旧版小说谈起。

一、旧版金庸小说的市场与市场运作模式

（一）“比快更快”的小说出版方式

旧版金庸小说指1955年至1972年这段时间，金庸在报纸与杂志上发表以及之后出版的武侠小说。金庸小说的连载与出版原本只是简单遵从传统模式：先在报上连载，累积到若干篇时，再出版单行本。不过，由于小说受欢迎，导致正版与盗版混杂，而又由于金庸在1959年后创办了《明报》，在市场混乱与身份改变（由小说作家、报纸编辑变为办报人）的情况下，金庸小说的市场运作（销售）方式有了新的模式。

1.《明报》创刊以前

（1）“三育版”（正版）小说

1955年2月8日，金庸在《新晚报》上开始连载《书剑恩仇录》——从此以后，武侠小说有了新的发展。十个月后，《书剑恩仇录》还没有结束，金庸又在《香港商报》发表《碧血剑》：从1956年1月1日到12月31日，共连载了366日。而《书剑恩仇录》在1956年9月5日才结束。也就是说，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金庸同时在创作两部小说。不独如此，金庸还同时修订《书剑恩仇录》，并把修订的文字配上插图，交由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修订的工作包括重订章节与回目，并且稍稍修改了文字。①本文有关“三育版”“盗版”“普及本”“合订本”旧版小说的详细描述，可参见拙作：《自力在轮回：寻找金庸小说经典化的原始光谱——兼论“金庸小说版本学”的理论架构》，《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2——11页。

（2）盗版小说

除了正版外，市场上还有“盗版”，所谓“盗版”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正版出来后，用正版内容照相复制，再制版印刷成册，“正版”与“盗版”的内容完全一样，《书剑恩仇录》盗版书多是这种模式；另一种是经盗版商重排文字再印刷成书。重排依据的版本可以是报纸上的连载内容，也可以是正版单行本的连载内容。像永明出版社的十册本《碧血剑》，前半部分据报纸连载内容重排，后半部分则依据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正版单行本的内容重排。

不过，由于“三育版”的单行本须经金庸修订，而修订需时，单行本往往在连载发表多个月后才出版，让当时的盗版商有机可乘：当连载的文字累积到若干数量时（通常约十天到两个星期），盗版商便依据报上的连载文字直接检字模重排，再配上插图，出版薄册的盗印本。由于只是薄薄的一册，出版速度远比正版快。盗版的薄册有一个专用名称——“爬头本”——抢在正版前头出版。“光明版”的《射雕英雄传》可以视作“爬头本”的代表。

关于“爬头本”的出版“周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张圭阳在《金庸与报业》中提到：

1958年，盗版翻印武侠小说的情况非常普遍。当年金庸每天写一千字，由于当时没有版权的意识与法例的保护，因此金庸的小说，每七天就被人结集盗版成单行本出版。[2]

张圭阳所说的“每七天就被人结集盗版成单行本出版”，是“爬头本”（参见图1）最猖獗的时候。现存的“爬头本”《射雕英雄传》共有四种，分别是“光明版”“娱乐版”“侨发版”“宇光版”。这四种“爬头本”都是40页以下的薄本，但不都是“每七天出一本”。像“光明版”的《射雕英雄传》第一册共40页，收录了第一天到第二十六天的连载。“娱乐版”的《射雕英雄传》第五集，共40页，收录了第九十天到第一百零三天的连载（两个星期）。

图1 盗版金庸小说（爬头本）封面与内页

张圭阳说的其实是指“宇光版”的《射雕英雄传》。这本书的出版情况与出版周期非常“特别”，经常改变：

第一，本书共119集，但不是119册。从第一集到第四十三集，都是一集1册。但从第四十四集开始，则每两集1册，如第四十四集的封面印着“第四十四集 第四十五集（合订本）”。因此，“宇光版”的119集《射雕英雄传》，其实只有81册。

第二，每册的页数并不一样，收录的连载内容也不稳定。如：第一集36页，收录第一天到第十九天的内容。第四十三集20页，收录了10天的内容。有趣的是，接下来的第四十四集与第四十五集的合订本，合共20页，也同样收录了10天的连载内容，并没有因为是“合集”而增加页数与内容。之后各册合集，有18页的，有16页的（通常每2页相当于报纸上1天连载的内容），一直到第九十八、九十九集的合集开始，才每本14页，每本收录7天的内容。也就是说，张圭阳所说的“每七天出一本”的情况，只有“宇光版”的第九十八到第一一七集，前后合共10册而已（第一一八与第一一九集的合集只有8页，收录最后4天的内容）。

“爬头本”的出现使金庸小说盗版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读者最先买到的竟然是盗版书。盗版猖獗轻则影响金庸正版小说销路，重则影响小说与作者的声名——由于“爬头本”只求快而不求准确，缺乏严谨校对的工序，错漏百出。金庸意识到，传统的“正版书”出版模式已经不能遏止日趋严重的盗版风气，因此，他的小说的出版与市场运作必须求变。

金庸创办《明报》，也同时为其小说的出版模式迎来了转变契机。

2.《明报》创刊以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版权法还不够完备，知识产权尚未得到充分保障，以致盗版充斥市场。这个时候打击盗版，不能靠“律法”，只能靠“方法”。金庸用了一个看似简单但又非常特别的方法，就是跟盗版商比“快”。《射雕英雄传》之所以盗版横行，最大的原因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正版《射雕英雄传》，由于须经金庸稍作修订，排版与校对需时，以致让不讲质量的盗版商有机可乘。盗版商抓住了读者想赶快看到金庸小说的心理（并非每位读者每天都能够买报纸来看），每两到三个星期便抢先出版小说单行本。所以，要解决“爬头本”的祸患，方法就是抢在“爬头本”之前出版更“爬头”的单行本。

（1）正版小说：普及本

从《神雕侠侣》开始，金庸请出版社“配合”，推出“普及本”（参见图2）的正版金庸小说：每七天出版一本。而且，为了彻底杜绝盗版，金庸更重要的安排是：连载到第七天的当天，同时出版单行本。也就是说，金庸除了把稿子交给报社，还把稿子交给出版社。出版社不是等到连载后再根据报上的文字来排版，而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拿到了稿子，早已经排好版并把书印刷好，等到第七天时便将小说随报纸推向市场。如此一来，那些没有预先拿到稿子的盗版商只能根据报上的连载来排版，永远比不上正版的速度了。

金庸在《明报》上连载的《神雕侠侣》每天约1400字，七天就是约10000字。以当时的版式计算，每页15行，每行38字，10000字的内容，约可排18页。然而，18页一本书略嫌单薄，因此，必须想办法把本子变厚：

图2 《天龙八部》普及本

为了让读者买书时不会觉得小说过于“单薄”，普及版还收录了原刊载于报纸上的云君插图，在插图下以横排的模式再节录原文，一个星期七张图，每图一页，如此一来，普及本又多了七页。内页第一页有书名、作者名、集数、出版社（或发行公司）名称，以及一张图，其实就是标题页重排。背面第二页是广告，早期是《明报》的广告，后来是《武侠与历史》（也是明报刊物）的广告。然而，连正文、插图、封面内页在内，也只有二十七页而已，于是又加入空白页五页，合共三十二页拼成一册。《神雕侠侣》之后，金庸小说愈来愈受欢迎，这五页空白页，就变成了广告，推广金庸及其他作家的武侠小说。[1]

（2）正版小说：合订本

除了普及本，还有合订本：

普及版每个星期出，每本港币三毛，以当时港人的消费能力来说，并非人人买得起。因此，金庸在构思推出普及版的同时，又构思推出“普及版的厚本”，也就是合订本。这种版本结集普及本而成，每四本普及本结合为一册合订本，订价八角。邝拾记又称这种版本为“单行本”；在《倚天屠龙记》普及版的广告里，介绍《鸳鸯刀》、《白马啸西风》时说“单行本业经出版发行……每册订价八角”。……[1]

一般来说，每本单行本包含4集普及本的内容，但也有例外，如《笑傲江湖》没有出过普及本，所以不是结集普及本而来的。又如《白马啸西风》，普及本有9册，单行本有2册，第一集四回，第二集五回。

单行本与普及本一样，是为了对抗“爬头本”而出现的。前述普及本每七天一本，出版的那天与七天最后一天的连载同步。单行本也出版得很“快”，在每四本普及本最后一本出来后的两天到三天就出版。如《倚天屠龙记》的普及版第四十五集在1962年5月15日出版，第四十六集在5月22日出版，第四十七集在5月29日出版，第四十八集在6月5日出版，而结合第四十五到四十八集的单行本第十二集，则在6月8日出版。[1]

至此，金庸小说的连载与出版，可以满足读者的三种需要，报纸可以供读者每天追看；想要累积到一定篇幅而一气呵成的，可以选“普及本”；至于合订本，由于属厚本，更便于收藏。

金庸小说这种一天、一周、一个月的出版方式，确实收到了功效，至少在此后的10年间（从1959年到1969年），盗版几近绝迹。

（二）“异国多边”与“连环绵密”的小说连载方式

众所周知，金庸小说是先在报纸或杂志上连载，再出版书刊（单行本、普及本、合订本）。不过，到底如何连载、在哪儿连载，又可以从两个角度来了解。

第一，除了在香港的报纸连载外，金庸小说还同时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文报纸上连载。1995年，明河社在星马等地推出东南亚版《金庸作品集》（修订版）（以下简称“东南亚版”），在“东南亚版”的序文中，金庸忆述了旧版小说当年在东南亚连载的情况：

《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上连载不久，就引起泰国华人读者的注意，首先是在曼谷，有人在咖啡馆、茶棚和街头讲述《射雕》的故事，得到听众欢迎，有人剪了香港报上发表的连载小说，印成小册子发售，销路居然很不错。……跟着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曼谷方面委托在香港的朋友每天早晨将报上连载的《射雕》内容用电报拍到曼谷去，作种种使用。……

后来曼谷的《星暹日报》、《世界日报》正式连续转载。《世界日报》总编辑饶迪华兄是我在重庆读书时的大学前辈同学，他安排付给转载稿酬，但要求提早几天寄稿，以便抢在其他华文报纸之前发表……

在与南洋文化界、新闻界的交往中，结识了《南洋商报》总编辑兼总经理施祖贤先生，他要求转载《神雕侠侣》，同样要求提早交稿，结果，新马两地的读者比香港《明报》的读者还更早一天读到《神雕》。因此《神雕》的首载地是新加坡而不是香港。

《神雕》写完后，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出版《新生日报》的梁润之先生和潘洁夫先生殷殷邀请，要求转载续写的《倚天屠龙记》。一来他们态度诚挚，二来中间有好友极力推介，于是《倚天》在《新生日报》连载。刊完后，此后的几部长篇小说《侠客行》、《天龙八部》等又回到《南洋商报》刊载。……

这时候西贡、金边的报纸开始转载《笑傲江湖》，金边的版权是魏智勇先生接洽的，也包括了寮国报纸的转载……。《笑傲江湖》在西贡有一些轰动的效果，一时共有十三家华文报纸、两家法文报纸、几家越文报纸共同连载。……在古晋方面，通过我大学的同班同学黄子平学兄的中介，我几部小说在当地《诗华日报》连载。[3]

国家图书馆藏有大量东南亚报纸，至少有6种华文报纸，仍然可以看到当时连载的旧版金庸小说（共9种），见表1。[4]

表1 国家图书馆藏东南亚报纸上的金庸小说连载

这种“多边”同时连载的方式，正好解释了金庸小说为什么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由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迅速传遍华人社会，因为发展到后来，根本不是从香港传出去，而是多个地方同时刊载。

金庸看到自己的小说不独吸引香港读者，还广受海内外华人欢迎，因此，除了在现有的华文报纸上连载小说外，他也在海外办报，同时在报上连载小说。新加坡的《新明日报》就是他参与发起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明报》与新加坡的梁介福药业创办人梁润之合股创办《新明日报》，意即“新加坡的《明报》”。《新明日报》先在新加坡正式面世，四月八日又在吉隆坡出版；最初两地使用同一版本，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各自排版印刷及发行，分为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5]107

在“东南亚版”的序文中，金庸也这样说：

我们决定合办一份报纸，本来想叫《新加坡明报》和《马来西亚明报》，几番商议之后，我们接受李炯才先生（当时他任新加坡文化部部长）的建议，将这份报纸命名为《新明日报》，最初是在新加坡出版，后来星马分别独立，《新明日报》也分为星、马两版，梁润之先生担任董事长，我任副董事长兼社长，请香港《明报》的总编辑潘粤生先生去新加坡任总编辑。[3]1

《新明日报》后来连载了旧版的《笑傲江湖》与《鹿鼎记》，1972年以后，也连载修订版的金庸小说。

第二，金庸小说还用了“连环”的连载方式，这就要从《武侠与历史》这本杂志谈起了。吴贵龙说：

金庸为了增加报纸收入，又创办了《明报》附属刊物、小说杂志《武侠与历史》旬刊。[5]8

现在看到的《武侠与历史》第二期，是在1960年1月21日出版。《武侠与历史》是十日刊，则第一期当在1960年1月11日前后出版。

众所周知，15部金庸小说中，有两部不是在报纸上而是在杂志上连载的，①近年又有一说，谓《鸳鸯刀》是先在《武侠与历史》上连载，后才在《明报》上连载。如杨晓斌就认为：“在《飞狐》连载的过程中，第37期至40期，穿插了4期的《鸳鸯刀》连载，时间为1961年1月11日至1961年2月11日，刚好一个月，《鸳鸯刀》与《飞狐》一样，也是首载。”（杨晓斌：《纸醉金迷——金庸武侠大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73页）这种看法不独杨晓斌所有，坊间也有读者曾经提出。他们的论点基于现存可考的文献资料：《鸳鸯刀》在《武侠与历史》第37期（1961年1月11日）开始连载，而首次在《明报》连载的日期则是1961年5月1日。两种文献的日期明明可考，本无可质疑。不过，笔者认为，把《鸳鸯刀》的首发刊物定在《武侠与历史》而非《明报》，并不符合金庸连载小说的习惯做法。因此，并不采用这种说法。至于为何《武侠与历史》上连载的日期比《明报》早，笔者也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参见邝启东、邱健恩：《〈鸳鸯刀〉在哪里首次连载——金庸小说文献考论之一》，《城市文艺》2019年第98期。一是《飞狐外传》，在金庸创办的武侠小说杂志《武侠与历史》上连载。二是《素心剑》（也就是《连城诀》），在《东南亚周刊》上连载（见图3），而《东南亚周刊》则是随《明报》与《南洋商报》附送的。

图3 金庸同时在香港与新加坡的《东南亚周刊》中连载的《素心剑》

不过，“有两部不是在报纸上而是在杂志上连载”的说法其实不太严谨，因为，金庸部分小说如《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除了在《明报》上连载外，还会在《武侠与历史》上连载，而且几乎是同时间连载的，[6]只是《明报》每天连载，字数较少，《武侠与历史》每十天连载一次，字数较多。

这种“连环”连载与出版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了更多选择。读者错过了每天出版的报纸，如果要看金庸小说，可以选择每七天出版的普及本，也可以选择每十天出版的《武侠与历史》，更可以选择每二十八天出版一册的合订本。

总括而言，在旧版的时代，金庸或主动或被动地建立了一套市场化的连载与出版方式：在东南亚，金庸小说在南洋多国的华文报纸上同时连载；而在香港，则通过“比快更快”的出版方式与“连环绵密”的连载方式，让小说能够有效地传播到读者跟前。加上盗版书的“助攻”，从而产生了第一波波澜壮阔的阅读效应。

二、自力轮回、他力转生：文字与跨媒介下的金庸小说市场

金庸小说面世六十多年来，除了通过“自力轮回”方式多次修订小说，提升小说文学价值，并让不同的人对小说有更多的接触外，还使用“他力转生”的方式，把小说故事从文字摇身一变为不同的符号，让更多的人以不同方式“阅读”金庸。这六十多年来，金庸小说为各种文化与流行文化活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无论是正式授权的，还是民间侵权（或只盗取意念）的，都各自努力地在所擅长与有兴趣的场域内，或以图画，或以音乐，或以影像，甚至其他符号与渠道，解读与诠释金庸小说，共同参与，从而建造出金庸小说的大娱乐世界。

（一）“生生不息”的小说“创作”与出版

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55——1972年是旧版时期；从1970年开始全面修订小说（见图4），并出版《金庸作品集》，属修订版时期；1999年以后，又用了8年时间增订改写，而成新修版。

图4 《明报晚报》上连载的修订后的金庸小说

修订版出来后，随着时代往前推移，旧版小说不再出版而逐渐走入历史。本来，新修版出来后，金庸也是有意以此取代修订版，但由于修订版在市场上“活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因此，在读者的反对下，金庸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仍然出版修订版；如此一来，市场上便同时有两种金庸小说：修订版与新修版。同一批小说人物却在不同的版本中搬演稍稍不同的故事与情节，像平行时空，随读者选择。读者可以只选择一个版本，也可以在满足一版之余，再去探索另一个版本的金庸世界。金庸多次修改小说，并且允许不同版本并列于世，为小说市场缔造了奇特的现象，也让金庸小说的出版与研究成为了话题。

除了内容不同的版本外，还有印刷不同的版本。同一个版本的金庸小说，也有不同的印刷与装订样式。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有典藏版、平装版与文库版。2000年，为配合电玩《神雕侠侣》，更有“e世代版”（只有《神雕侠侣》）。即或是平装版，台湾的远流出版社早期有“白皮版”（与在这之前的“远景白版”相若），后来又有“黄皮版”。由于盗版猖獗，远流出版社后来又改版，以台湾故宫典藏的元朝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为新版封面而推出“花皮版”。“文库版”方面，早期有“蓝皮版”，之后有“绿皮版”，以及“花皮版”。①本文谈到台湾金庸小说各种版本时所提到的“XX版”，都是用台湾坊间通用的名称。这些名称通常以封面的特色命名，如“白皮版”指书脊处为白色，“黄皮版”指书脊处为黄色，“蓝皮版”与“绿皮版”则因封面的主要色调命名。有关台湾与大陆出版的修订版、新修版金庸小说各种版本，可参见杨晓斌：《纸醉金迷——金庸武侠大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

新修版除了“软精版”②软精版，印刷上新用词。“精装版”一般为“硬皮封面”书，而“软精版”所用的封面比一般普通版的封面厚，不容易拗折，但又不如精装版的硬皮书厚。与“文库版”外，也有“大字版”。“典藏版”供金迷收藏，“平装版”供一般阅读，“文库版”方便读者随身携带，“大字版”专为银发族而设，“e世代版”则用来吸引《神雕侠侣》电玩玩家，让他们也成为小说的读者。

大陆方面，先后有三个出版社获得授权出版金庸小说，先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平装版”与“袖珍版”；广州出版社后来取得版权，又出版了“平装版”与“口袋本”；朗声出版社的版本最多，诸如“平装版”（新修版）、“彩图珍藏版”（新修版）、“怀旧版”（修订版）、“文库版”（新修版）、“怀旧平装版”（修订版）、“新修平装版”，以及“宣纸线装版”（新修版）等。除了修订版与新修版两大系统内容不同外，同一系列内各版的差异只是封面与装帧方式不同。各版金庸小说的出现，代表着小说的市场功能有所转变，不只是单纯的文字阅读，还满足了不同金迷的收藏需求。

(二)“源源不绝”的金庸小说多元媒介

笔者在《从金庸小说到金庸小说现象》一文中指出：

“他力转生”，指小说不单以文字传播，还透过不同载体来展示。这些载体包括电影、电视、广播剧、漫画、音乐、舞蹈、桌游、电玩、公仔等娱乐与艺术的形式，以至种种周边，甚至是独立创作的特色商品。金庸小说的人物造型、情节场景，也就因此以“二次创作”甚至“N次创作”方式，结合不同“改编人”的创作心灵，注入活水，重新塑造成适合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以至不同喜好偏爱的“读者”。而所谓“读者”，也已经不只是“阅读文字的人”，而可以是电影、电视观众、电台广播听众、漫画读者、艺术观赏者、电玩、桌游玩家，甚至是收藏家，而阅读行为也可以是聆听、参与、购买、收藏等等。金庸小说，已经不再只是小说，而是一个能够涵容百川的流行文化主题、现象。[7]

回顾过去金庸的大娱乐世界，不难发现，跨越文字后的金庸小说，可以分为四大范畴：表演、图像、游戏、实物，而每个范畴中，又各自包含了三个小类：

01 表演：影视（电影、电视）、说唱（影视歌曲、交响乐）、肢体（舞蹈、杂技）

02 图像：插图（连载与单行本小说插图）、漫画（漫画、动画）、画作（独立艺术画作）

03 游戏：电玩（单机版游戏、在线游戏、手游）、扑克、桌游

04 实物：模型（人偶、兵器）、用具（钱包、衣服、文具）、精品（景品摆设）①以上分类并不十分严谨，但基本上已经可以涵盖金庸小说的转生轨迹。

金庸小说文化累积了多年的成果，具备五花八门的成品，由此，汇聚各项成果，让成果纷列并陈的展览应运而生。1998年，台湾的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时报·人间》与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了“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举办了“侠者风貌金庸小说版本展”，展出了部分台湾版的金庸小说，以及从香港影印的连载版小说。2009年，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举办了全港首个“金庸小说版本展”，展示连载了旧版金庸小说的《明报》《东南亚周刊》《武侠与历史》以及各种正版、盗版旧版小说与金庸小说漫画。2015年与2016年，香港书展中也举办了与金庸相关的小展。2017年，香港文化博物馆设置“金庸馆”。2018年末与2019年，台湾也先后举办了多个以金庸为题的展览（见图5）。

金庸小说源源不绝地转生成为跨越文字的载体，从发展轨迹来看，又可以归纳为四大方向：从文字到形相、从无声到有声、从平面到立体、从单向到互动。②本部分提到的四大发展方向，乃依据邱健恩《一人有一个金庸》（《香港作家》2014年第3期，第4——11页）扩充而来。

图5 2018年远流出版社在“华山论剑”展中出版的《导览手册》

1.从文字到形相

所谓“形相”，就是指把原来只能寄存在头脑中的想象世界，或化为图像，或化为影像展示人前。最晚到1958年（《书剑恩仇录》面世后的第三年），金庸小说便有“转生”作品出现：一方面，制片商把金庸小说拍成电影；与此同时，漫画家也把小说画成连环画。

峨嵋影片公司成立于1958年，为香港首家以拍摄武侠片为主的电影制作公司。从1958年到1965年，共拍了8部金庸小说，合共19部电影。[5]118-1191976年，香港首播电视史上第一套金庸剧《射雕英雄传》，接下来的电视剧《神雕侠侣》也大受好评，吸引了许多观众，影响所及，“无线电视”继而开拍及播放电视剧《书剑恩仇录》（1976）与《倚天屠龙记》（1977）。自此以后开启长达20年的金庸剧时代。20世纪80年代，台湾也开始拍摄金庸小说电视剧。2000年以后，大陆“接手”开拍金庸剧，历久不衰。截至2019年6月为止，以金庸小说为题的相关影视作品已超过150种。[8]

此外，与电影同时投入金庸小说改编市场的还有漫画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漫画家伍寄萍、钱塘江，都曾把《书剑恩仇录》改编为漫画。踏入60年代，金庸小说的漫画事业更是蓬勃发展，光是60年代，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合共就有20种金庸小说的漫画，而截至2019年6月，以金庸小说为题的漫画已经超过110种。①邱健恩：《他力复转生：50到80年代金庸小说漫画发展述略》，第二届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暨武侠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7年9月。相关内容可参见本文作者于2019年7月由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新书《漫笔金心——金庸小说漫画大系》。

除了影视与漫画，还有发挥了更多想象的舞蹈作品。香港舞蹈团先后三次搬演金庸小说舞剧《笑傲江湖》（2007）、《雪山飞狐》（2008）与《神雕侠侣》（2009）；大陆方面，则有芭蕾舞《神雕侠侣》（2008）、舞剧《射雕英雄传》（2014）等。此外，还有舞台剧：2011年，台湾上演武侠歌剧《倚天屠龙记之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而在此之前，香港也有金庸的话剧表演：

香港的舞台剧亦曾演出金庸小说，香港话剧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曾公演话剧《乔峰》和《雪山飞狐》，前者就是改编自小说《天龙八部》。此外，二十年前湾仔剧团曾演出《鹿鼎记》。[9]

其他表演还包括昆曲与杂技，如香港京昆剧场的京剧《神雕侠侣》（2001），以及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的武侠杂技剧《笑傲江湖》②2016年首演。。

不同的改编者努力不懈地诠释金庸小说，既拓展了金庸小说的市场，让金庸小说能够接触文字世界以外的“读者”，另一方面，也为不同时代不同载体受众中的“金庸迷”建构了属于他们年代的金庸小说世界。

2.从无声到有声

“有声”指音乐与伴随音乐而来的歌词，以及其他说唱表演。台湾音乐家黄辅棠用28年时间创作了《神雕侠侣交响乐》，是金庸小说“他力转生”的突破。离开了视觉符号，《神雕侠侣交响乐》以纯音乐谱奏出另一个境界的金庸世界。

除了交响乐，历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电影、电视剧，都会配上主题曲、插曲。作曲、作词人仿佛是二度创作，以有限篇幅的曲词捕捉小说（电视、电影）的主题与情感，像精华版一样建构出心里的金庸小说世界，也让金庸小说的市场变得更庞大：从“阅读文字”延伸到“演唱文字”，以电视歌曲为主题的商品（唱片、CD）应市场需要而出现。从早期收录了金庸电视剧主题曲与插曲的佳艺电视主题曲合集（金庸电视剧歌曲只占几首），到后来收录单一金庸剧主题曲与所有插曲的唱片（如郑少秋、汪明荃主唱的《书剑恩仇录》），后来又有以金庸剧歌曲为主要卖点的唱片（如关正杰的《天龙八部》，罗文、甄妮的《射雕英雄传》），到最后又有专门收录不同金庸电视剧歌曲的合集（如朗声图书公司的《侠风甲子——金庸作品集官方原创主题曲专辑》）。这些年来的金庸电视剧在大陆、港、台三地轮流播映，即使是同一部电视剧在不同地区播放时，也会配上不同的主题曲与插曲，累计已达百首之数。一曲一金庸，共同建构出另一个金庸小说市场——文字以外的金庸音乐天地。

四十多年来，不同的作词人在填写金庸电视剧的歌词时，以自己对小说的理解与体会，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通过歌词重新诠释小说的主题。如2003年刘德华为《神雕侠侣》动画主题曲填词的《真爱是苦味》，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写杨过对小龙女的另一种感觉，歌词开首便是“有时我亦痛恨你，竟将爱情置死地”。与其他填词人不同的是，刘德华扮演过《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曾投入杨过的角色，以杨过的身份去看待那苦等16年的岁月。世人眼中的杨过怀有至死不渝的深情，但刘德华眼中的杨过在漫长的等待中，除了缅怀与思念，也有抱怨与不快。因着刘德华，金庸小说的读者能够更立体地体会杨过的心情。

金庸小说还与传统说唱文学结合：“2007年苏州评弹艺术家邢晏之、邢晏春将《雪山飞狐》、《天龙八部》先后改编为评弹，在电台播出。”①姜舜源：《紫荆特刊：金庸图录》，见（香港）《紫荆》2009年，第95——96页。

3.从平面到实体

“实体”指实物。几乎每一个喜欢金庸小说的人，都曾经幻想小说中的人和事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出现。电视电影固然可以是虚构世界的某种现世呈现，但拿在手上的实物更是可以捉得到摸得着的最真实的经验。曾经有过一段时期，香港漫画在武侠漫画之外推出周边商品，锋利的倚天剑、屠龙刀，诡异的金蛇剑，来自波斯的圣火令，一代盖世剑客的玄铁剑，甚至是号令天下群丐的打狗棒，都被制作成约6.7厘米到133.3厘米（实物原大）的实物。平面上的文字与图画一旦变为实体时，满足了读者想象，以最真实的方式呈现在他们眼前。

除了兵器，漫画商、电玩商，还有“个体户”分别“制造”了各式各样的实物：像印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对联的书包、胡椒粉罐和盐罐、银器吊饰、信用卡，印上各种金庸小说名称或小说人物的年历、钱包、手表、扑克牌、电话卡、鼠标垫、笔插、笔记本、书签、厕纸、抱枕、雨衣、T恤、手机壳、茶杯和咖啡杯，还有金庸漫画人物实体化的公仔。

2015年，民间发起众筹，推出“金庸92岁寿辰公益众筹珍藏精品”（一组五款，参见图6），从金庸小说的众兵器中挑选了打狗棒、金蛇剑、玄铁剑、倚天剑、屠龙刀，以电视剧中的兵器造型为样本，制作长约20厘米的小兵器，并配上场景，成为供读者欣赏的摆设景品。

这些印上与金庸小说相关“讯息”的物事或把小说“实体化”的商品，其价值不在于对象本身的使用功能（有些甚至不能使用），而在于显示“金迷”对金庸小说、金庸文化的喜爱，也从而建构出小说以外的商品市场，为“金迷”这个族群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凭借。

4.从单向到互动

图6 2015年为金庸92岁寿辰而推出的众筹景品

“互动”指参与。在众多金庸小说的“副”产品中，桌游与电玩最能凸显“互动”的功能。桌游指纸牌游戏，参与游戏的人近乎角色扮演，拥有金庸小说人物的个性与能力，既有门派，又可以使用小说中的武功、器物，通过纸牌对战，重新诠释小说人物，更新情节。玩纸牌的人，就是小说的建构者，可以任意改动小说里的人物，营造出新的金庸江湖（见图7）。

图7 2014年香港栢龙玩具公司推出的《武侠传说TCG》桌游部分照片

电玩则是另外一种“参与”。早在2002年，龚鹏程在《E世代的金庸——金庸小说在网络和电子游戏上的表现》一文中已经提出，新一代年轻人有的是“世俗化的价值与感性”，而这种“流俗”的价值观，会在电玩中显示出来。最明显的莫过于人物形象的设计。金庸小说中的插画与“现在电玩版所呈现的甜美感，迥然异趣”。电玩的对象是年轻人，游戏开发商为取得年轻人的接受，在人物造型与角色功能的设计上，建构出另外一种属于年轻人的虚构的金庸小说世界。电玩中这些金庸小说人物样子甜美，“符合少男少女梦幻时期的审美口味的，与少女漫画、人物图卡有相似的风格”。[10]也就是这个缘故，以电玩为主题的金庸小说市场，不只是小说的延伸，还渗透了更多现代文化元素，以青少年为主要目标消费人群。

三、“层层相扣”的金庸小说多元媒介市场模式

金庸小说是流行文学，以流行文化的市场模式生存。当代流行文化商业行为讲求多元的周边商品。金庸小说衍生为各种流行文化载体时，生产商为了刺激潜在顾客的购买欲，往往同时制作各种周边商品，这些周边商品“层层相扣”，从而形成大大小小的周边“结界”，一方面吸引了不同喜好的顾客；另一方面，如果结界愈大，结界下的各种顾客愈会容易受吸引，不但只购买原喜好的产品，甚至会购买同一结界下其他类型的周边商品。现以2003年的《神雕侠侣》动漫画为例，说明金庸小说如何在流行文化市场中建构结界。①本文所述的《神雕侠侣》动画结界，专指当年的香港市场而言。最原始的“市场背景”为：

衍生/改编：《神雕侠侣》（小说）→《神雕侠侣》（动画）

制作公司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制作《神雕侠侣》动画的周边商品：

1 公仔：又分“可动人形”（一组四个，每个高约20厘米）与“盒玩公仔”（一组四个，每个高约8厘米）两类。

2 桌游：集换式对战卡。

3 VCD：共三盒，每盒附送一张特别版的对战卡。

4 汽水：与便利商店合作，在推广期内，便利店的顾客如要购买汽水，会附送特别版的汽水杯（印上《神雕侠侣》动画彩图）。另有赠品：每杯汽水赠送《神雕侠侣》（动画）小贴纸一张（有约八款贴纸）。此外，更送出限量的贴纸册。

动画以小朋友与年轻人为主要对象，因此不需在报纸上大卖广告，从游戏、玩具、饮食与收藏四方面来推广，而且，彼此层层相扣。VCD中有特别版的对战，让观众在观看动画之余，也提供另外一种“参与”的方式：玩桌游。而喝汽水又与收藏（贴纸）联系起来。汽水杯在喝过后会扔掉，贴纸却可以保留起来，甚至与同学互动交换，从而扩大市场，增进彼此联系。

“层层相扣”的市场模式在金庸小说漫画中更是常见的市场模式。黄玉郎1999年开始出版的《漫画神雕侠侣》周刊便是最佳见证。漫画制作了一系列周边商品：

1 《漫画神雕侠侣》主题曲（林心如主唱）。

2 《漫画神雕侠侣》年历卡。

3 小型兵器。

4 《漫画神雕侠侣》七绝图（小册子，用来介绍《射雕英雄传》的故事）。

黄玉郎的《漫画神雕侠侣》，活像是在向世人示范金庸小说市场可以有多“商业”。①以下有关黄玉郎《漫画神雕侠侣》的市场描述，取材自邱健恩刚刚出版的新书：《漫笔金心——金庸小说漫画大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

在人设方面，黄玉郎找来当年最红火的林心如为漫画造型的原型人物，再为《神雕侠侣》制作主题曲《生死相许》，黄玉郎参与填词工作，林心如主唱。当时正值港漫兵器热潮，因此，在人设之余还要“兵设”，除了从《神雕侠侣》中找出可以商品化的兵器外，还“补充”从不见于小说中的兵器：东邪玉箫、西毒蛇杖、北丐打狗棒都是原著所有，再加上南帝“莲心剑”与中神通“重阳宝剑”，五绝于是有了专属的武器。

独孤求败的“玄铁剑”更成为全书周边的主打商品（见图8）。从不曾在书中出现的独孤求败被活化再加二次创作，《笑傲江湖》中的独孤九剑在《神雕侠侣》中变成了“求败九绝”：剑通灵、剑伤神、剑摧魂、剑锉骨、剑破脑、剑穿心、剑截脉、剑分筋、剑断肠，而每一剑是一把剑，所谓独孤九“剑”再不是九式剑法，而是九把不同颜色的玄铁剑（后来还推出可供存放九剑的剑架）。除了玄铁剑，还有“法王五轮”。小说中，金轮法王（新修版中叫金轮国师）其实共有“金、银、铜、铁、铅”五轮，过去从来无人问津的“银铜铁铅”四轮，在黄玉郎《漫画神雕侠侣》中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各有独特的造型，还配上专属名字：金轮极乐、银轮解空、铜轮雷音、铁轮普渡、铅轮禅定，制作成实物，再加上“藏轮宝匣”，一个木盒中装了五轮，供读者收藏。另外还有君子剑、淑女剑，连二线人物的配兵也推出兵器商品：公孙谷主金刀黑剑、丘处机赠予杨铁心与郭啸天的结义匕首、铁木真送给郭靖的虎头金刀、尼摩星用的九节灵蛇钢鞭，还有达尔巴的降魔金刚杵等。

图8 黄玉郎的《漫画神雕侠侣》随书附送小型兵器玄铁剑

黄玉郎不惜改动原著故事，以配合销售周边商品。如英雄大会上，霍都与达尔巴不是以折扇与降魔金刚杵与朱子柳、泗水渔隐对决，而是使用法王五轮的“铜铁铅”三轮，这是为销售即将推出的法王五轮兵器而改动剧情，让法王五轮上战场，有了正式的舞台，读者认识了，商品才能为市场接受。但如此一来，霍都没有了扇子，朱子柳便写不出“尔乃蛮夷”四字。

四、结语：金庸小说市场模式的意义

文学与流行作品通常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模式。

文学的生存模式在于“诠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能够跨越时间，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接触，而读者又依据个人素养与时代精神诠释作品。从两汉到清代，士人都把“诗三百”视为经，当中蕴含儒家不变的常道。当代则把《诗经·国风》视为民间文学，从一首首民歌中获得的不再是微言大义，而是前人质朴真挚的情感。金庸小说是当代名著，尽管发源于流行文化，却又有着文学的特质。也因此，读者从中领受的，人人各异。《神雕侠侣》可以是反映各种人间情爱的情书[11]41，也可以是写杨过如何登上武学巅峰的武林神话[12]。《倚天屠龙记》的主题可以是“反异族侵略、本族暴政”[13]的民族大义，也可以是“焚我残躯，怜我众生”[11]56的大爱精神，更可以是“男人间情义死生不渝”[14]的个人关系。

流行作品的生存模式在于“继承”。由于大部分流行作品都是类型“文学”，各自吸引对作品情有独钟的同好。“读者”（爱好者）是“迷”，从类型作品中得到满足是他们对这种类型或这个作品的共同向往。在这个前提下，即使原作者已死，接手生产的作者或团队都不能大改原作品的类型与特色，而只能继承原作品的基本精神。像日本儿童漫画《多啦A梦》，原作者藤子·F·不二雄离世后由他的弟子麦原伸太郎接手绘画大长篇，故事与角色都与原来相若，而不曾偏离。

金庸小说既是流行作品，也是文学作品，也因此，同时有着两类作品的市场模式与“生存”之道。从1958年开始，金庸开始授权不同载体的制作单位改编其作品。六十多年来，改编的作品不绝如缕。金庸只写了15部小说，却可以通过改编者而让小说不断衍生新作品。这是取材自流行文化的市场模式。这些衍生自新载体的流行作品，无论是否获得金庸正式授权，通常都依循了流行作品“继承”的生存模式，发扬原小说的基本精神：《射雕》重侠，《神雕》重情，《倚天》重义，《笑傲》洒脱，《天龙》执著，《鹿鼎》讽侠（当然，也有少数改动非常大的改编作品）。

然而，在衍生的过程中，改编者在继承之余又同时发挥了文学作品“诠释”的生存模式。《神雕侠侣》形容小龙女“秀美绝俗”“清丽秀雅”，面对这八个字，不同年代的改编者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发挥了创造力与想象力。如拍成电视剧、电影时，监制、导演的审美与理解不同，选角自不相同。而每一个改编者都是一个新的金庸，在继承原著的框架上，又衍生出既同且异的新金庸作品。于是，“金庸小说现象”的作者已经超越“金庸”本人，而扩大至任何一个改编的人，以及参与改编的人。“金庸”成了集合名词。

这六十多年来，金庸先后以“比快更快”与“异国多边、连环绵密”的出版与连载方式，不断扩大读者面，而金庸与转生载体的参与者，则采用“生生不息”“源源不绝”“层层相扣”的运作与生产方式——“生生不息”指不断修订，生产各版小说；“源源不绝”指不断转生不同载体，形成大娱乐市场；“层层相扣”则指衍生作品又运用跨媒介的衍生模式，把作品扩大，从而形成复杂而多元的市场模式。改编者在参与建构金庸小说市场的过程中，既运用了流行文化的“继承”模式，又运用文学阅读的“诠释”模式，从而建构出金庸小说的大娱乐文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