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理论命题

徐秀军

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于它的内涵非常丰富、相关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涉及的专业和学科非常多，基本上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为此，要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体系，就必须聚焦基本理论命题。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理解“一带一路”是什么。从最基本的含义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合作平台，或者说国际公共产品。遵循这一界定，“一带一路”倡议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关键词：一是政治，它是中国政府提出来的一个倡议，是一项政治决策和行动;二是经济，它以发展为导向，落脚于经济发展和实现各参与方的经济利益;三是国际，它是一项国际合作的倡议，涉及的是国际问题。因此，就这个定义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议题，也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具体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四个核心问题。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一带一路”首先关注的正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是国内层次还是国际层次，“一带一路”倡议对于重新理解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都有新的启示。在国际层次上，世界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是经济收益。在世界市场中收益的创造是由一系列规则组成的制度体系作为基础的。而规则是非中性的，因此企业和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所获得的收益是不均衡的。在全球化时代，并非所有人甚至不是大多數人都能够享受到全球化福利。参与全球化的各个主体出现利益分化时，在世界范围内却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就由此引发的问题进行调节。“一带一路”倡议是政府推动的市场行为，它同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各参与方正在用实际的行动来改造世界市场，推动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新型全球化。

二是国家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处于初创时期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一样，当今世界的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各个国家的经济高度相互依存。这种高度的相互依存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从任何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外部世界对国家发展带来的影响或者说是冲击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发展反过来对外部世界产生的正面或者负面的溢出效应也在不断加大。因此在当代，每个国家做出发展决策时必须要考虑外部因素，也要考虑到有关决策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来思考国家发展，很多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人们探讨的是长期增长的根源，包括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制度创新、人力资源积累等因素对增长的影响。如今，在相互依存条件下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或者说国家之间对全球化红利分配的失衡，又该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来进行修正和调节，需要有新的思考。

2019年9月21～24日，第16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举行。

三是利益和权力之间的平衡问题。利益和权力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很多风险和挑战。尽管“一带一路”倡导共同发展，旨在推进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但还是在很多国家引发了疑虑乃至呼吁对其进行抵制的声音，其中既包括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也包括没有加入的国家。2019年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法雷尔和乔治城大学学者纽曼在一篇题为《作为武器的相互依存》的学术论文中指出，互联网和科技信息化时代的相互依存使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国家手中。据此推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将各参与方的利益绑在一起，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可能会“占据”许多有利节点，进而强化对其他参与方的“控制”。如何从利益与权力的平衡角度夯实“共商共建共享”的理论基础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将是应对各种错误思想冲击“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武器。

四是一体化实践与一体化理论创新问题。今天，人们在研究一体化时，关于“逆全球化”和“碎片化”的讨论越来越多。从实践来看，近六年来各方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人们对全球一体化有了新的认识。“一带一路”倡议是新的国际合作实践，也是新的理论创新机遇。它为各国学者尤其是为中国学者提供了重新审视一体化的重要契机。如何将“一带一路”的实践在理论上用中国话语加以阐释是中国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在解决这一课题的过程中，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也将迎来一个繁荣发展时期。

总之，作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新素材。“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愿景变成现实，不管是取得的重大进展还是遇到的各种困难，都是这一重大实践的必然表现，都值得对其进行合理的理论解释。这是时代赋予理论工作的重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