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普及的范畴和性质

张昀京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

1 定义

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的简称，是指科学技术作为文化元素在社会中大规模传播的过程，特点是影响、改变和扬弃，社会和人是主体，科学是客体。

科学技术是构成现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元素。文化指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他们用文化解释经验、发起行为，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他们的行为之中。文化是共享的、习得的、以符号为基础、是整合的。

科普其实是中国社会借用近现代科学的过程，导致中国文化发生了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科普在每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范畴也不一样。中国科普与社会变革、时代前进潮流完全相符，不同于西方特别强调资本主义人性的解放的主题。

2 科普的历史范畴

明朝到清朝早中期，朝廷除了天文历法、数学、精巧机械、枪炮武器等极少数物品需要引进之外，其他都没有需要。当时科学传播层次浅显，规模很小，也是因为中国社会对科学没有特别需求。

随着鸦片战争，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被打破。清政府一面引进某些西方新式军事技术，搞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一面企图驱逐洋人，但是这个中兴梦想因为甲午战争彻底破灭，清政府引进了很多先进技术，还开始了派员留学的探索，开放的口岸发展成为近现代城市，科学也在口岸一定范围内传播。各国传教士通过条约在未开放的内地传教，增加了内地人民接触科学的机会。清政府接受科学目的是驱逐夷人维护统治，没有推广普及科学技术的意愿。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以科举做官为正途。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下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以盲目排外对抗侵略，结果是彻底失败。

在1900年之后一直到清朝灭亡，清政府被迫推行“新政”，开始向社会推广普及近现代科学，希望建立与当时西方一样先进的国家。这些措施虽然规模不大，但为以后的科学普及奠定了基础。“科学”、“溥及”的观念首次进入国策。

民国建立后，规模很小的科技界正式形成，归教育部、交通部等管辖，科学普及作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属于教育部的日常工作。全国各地先后建立了很多社会教育设施，比清朝末年明显进展加快。社会教育与幼儿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并列，都是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五方面全部合格国民的教育类别，对于整体社会识字率很低，完全没有国民意识的民众而言，这种社会教育包括科普在内，都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措施。

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行“党化教育”，社会教育包括科普在内，是党化教育内容之一。政府试图自上而下地教育人民，成为有理想有知识，又忠于领袖的国民，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规划，自上而下地推广三民主义社会教育，这一时期政府主导的科普事业发展比较迅速，很多社会运动都突出科学的工具作用。国民政府控制的中东部地区大中城市和较发达的县城有科普事业，若干处村庄开办乡村教育实验，西部科普事业局限在大中城市，割据军阀中较为重视教育的科普事业多一些，从全国范围看科学的普及仍然很有限。

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三省和台湾推行殖民奴化教育，作为当时日本儿童的教育实验地，也兴建了一批科普设施，但对中国人帮助很少。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的发达地区基本沦陷，这些地区正是科普事业推行比较好的地区，日本侵略者有计划摧毁中国的文化基础设施，给社会教育和科普带来巨大损失。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除了在西部城市普及科学外，也把科学技术普及到了偏远山区，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不过除了军事训练和卫生外，普及的其他科学知识都和民众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科普重心的转移对启迪西部偏远地区的民智有很大帮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着手恢复中东部被毁坏的科普设施，由于损失太大，百废待兴，进展缓慢。国民政府专注于发动内战，造成严重经济危机，对科普也就没有以前重视。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科普没有什么新进展，甚至没来得及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处于衰退阶段。

根据中国科普的历史外延和分期，时间越早科普的外延越大，明朝晚期到清朝末年，凡是中国原本不存在的新鲜事物的传播几乎都可以纳入本书的范围，例如生活习惯，新鲜器具，新名词，新学校等。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多事物已经普及了，就不能算作本书的范围之内，例如电报，清朝末年可以算是科普的一部分，后来显然不能再纳入。此外，中国幅员辽阔，地形极为复杂，民族众多，习惯各异，也许清朝末年在沿海平原发达地区普及的东西，到了几十年后刚刚抵达偏远内地。比如铁路，直到民国灭亡也没有进入西藏。又比如农业技术的传播，西红柿种植技术也是抗战时期才传到陕北农村的。

3 中国科普的历史性质

3.1 中国社会对科学的认识经历了很大转变

科学是从外国传来的文化元素，属于“西学”，在封建社会，只是传统文化的一个补充，“经史子集”四部，西学类都归入子部，和兵学、武术、卜筮、风水等在一起。除了引进天文、数学、工程技术以外，古代中国没有培养科技人员的学术机构，科学在中国是无本之木，总是需要从外国引进新的“西学”。

随着清末对外战争连续失败，中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对国家命运的重要性，问题是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精神，改造传统中国世界观人生观，还是只接受科学实用的一部分。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甚至科玄论战。尽管争论的可能不是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但观念的改变更加重要。

在经历救亡图存的各种实践后，“科学”最终作为一种哲学和文化观念被全社会普遍接受，而不仅是科学知识本身。这说明科学初步成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不再是外来的文化。这是中国从近代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结果之一，是缓慢但稳健的社会变革。

3.2 科学改造社会的任务突出

从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到大规模传播，再到成为中国固有的文化，经历了约一百年，内在原因就是科学能改造社会。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科学、民主”等口号，都是不同程度改造社会的各种路线。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对中国社会最有限的改造，它的前提就是中国其他都是好的，只不过技不如人，只要把西方的技术学过来就可以打败西方。以此为目标清政府进行了“自强”的洋务运动。即使这种有限改造也有反对者，很多上层官僚反对圣贤书上没有的一切，可以说是最没有理由，最腐朽的保守派。但反对科学改造原有社会的势力，并不都是上层保守派，不乏底层民众，他们实际上是不信任科学，因为先进科技生产出来的产品挤垮了手工生产的小农经济，使农村破产，外国人横行更激起了反抗，这种情况下不信任科学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应该分开来看，否则只能得出“下层人民是愚蠢的”等无聊结论。经过保守派、农村和城市下层民众几十年抗争，终于被外国和清政府联合镇压。

反侵略战争连续失败，清政府终于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根本行不通，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国防、经济、外交、教育、司法等各方面制度都不如现代国家，唯一值得保留的就是中国的思想体系，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清朝的“新政”到民国初年的措施，基本遵循这个原则进行，蔡元培提出的教育理念，是在教育领域新的观念转变，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兴起的，因为所谓“中学为体”，只是封建社会家天下、君权父权夫权那一套糟粕为“体”，只能导致统治者野心膨胀。新文化运动目的就是反对这种“体”的社会思潮，提出了“科学、民主”的旗号。

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仍然摆脱不了被列强支配的结局，引发了“五四运动”，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最高点，全国范围内兴起革命浪潮。人民已经认识到推崇“中学为体”的北洋政府救不了中国，只有“科学、民主”旗号能救中国，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高举这一旗帜，开始了第一次合作。

新文化运动后，科学的精神层面终于被认识和接受，诸如客观、平等、探索、反对盲目迷信和陋习等观念迅速传播，与强调主观、敬畏权力的传统相反。不过当时提倡“科学”的学者，经常不能区分“中学”里的糟粕与精华，一概斥为“封建”、“落后”，认识到“中学”精华的学者，也对糟粕与精华不加区分，一味辩护，逞口舌之快，科玄论战就是这种交锋之一，双方各执一端，因为变革是大势所趋，玄学这一方最终默默无闻，在思想领域，旗帜鲜明是当时社会的特色，准确和严谨只能退居其次。

南京国民政府在直接统治地区普及科学，但推行“军政”、“训政”，施行独裁统治，严格控制思想，也呼应当时世界资产阶级极权统治盛行的形势。普及科学成为极权统治的工具，目的是养成忠于领袖、军事化、有生活技能的国民党后备军。这样普及科学的运动超出了教育部的范围，成为蒋介石、宋美龄亲自挂帅的社会运动。各地军阀根据当地不同特点，也多多少少进行了普及社会教育和科学的活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丢失了东南沿海基础好的城市，被迫把科学普及到了西南偏远地区，与陕甘宁边区注重科学与实践结合的理论不同，国民政府更强调基础科学的研究。基础学科的科技人员基本都迁到了西南国统区，西南地区的生存条件也比较好，具备基础科学研究和普及的条件。当然，这种研究对当地社会的效果不会很快显现。

改造社会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科学作为改造社会工具的功能在中国体现得最明显，并且哲学思想的科学和具体的科学分开，成为改造社会的旗帜。

3.3 科普事业的范围趋于专门化

科普刚开始的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的特点，科普包括了很多事业，外国产品介绍，报纸出版，修建铁路，电报电话，识字运动，简化汉字，注音字母，个人卫生，生活方式改变，女子教育，部分小学教育，补习班等，称为社会教育很恰当。

民国初期教育部专门划分出社会教育这一部门，是适应本国国情的措施，不但弥补学校教育不足，而且对波及到的社会进行移风易俗和培训教育。当时，像统一国语，编写字典，统一名词，扫除文盲这种本来不属于科学的东西，也必须列入科普的活动中，因为没有这些，科学连普及的基础都没有。

民国初年为数不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各方面待遇很高，都是社会名流，他们为了救国大力宣传科学，成立了官方和民间的学术组织，他们看到民众缺乏科学知识，经常进行专业讲座，这是专业科普的重要来源，这种活动得到教育部的支持。此外，这些名流也利用身份进行专业之外的各种普及活动，这些都促进了社会教育的进步。

国民政府时期，科技工作者人数增加，现代教育有所进步，社会教育被纳入党化教育中，知名科学家在国民党内和民间团体中任职，他们的活动更加方便。而全国范围内不能接受义务教育的人数仍然不少，需要这些团体和专门的社会教育来弥补。这一时期，随着教育范围的扩大，教育本身的成熟，只有特别不发达地区的小学教育可以算作科普，科普的范围逐渐缩小。

科普的范围缩小伴随着科普方式越来越多，除了以前的种种措施，国民政府还设置专门机构来进行科普，利用社会运动方式快速提高民众认识。进入抗战时期，由于设施多数被毁，开始重视利用电化教育和广播。科普越来越专门化。

4 中国科普的发展趋势

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互相借鉴和影响是个复杂社会现象，其中科技方面，尤其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思维方式，都是作为外来文化元素传入中国的。中国之所以要接受这种传播，主要还是救亡图存的需要，是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科学的思维方式并不是那么容易确立的，封建惯性甚至导致了袁世凯、溥仪称帝复辟闹剧，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科玄论战，思想界文化界一直在进行争论，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学者们的思维探索碰撞，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存，但确实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也说明科学已经开始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有人用科学来思考人生观。

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自上而下地普及科学，而是深入群众，发动和引导群众，用科学技术方法解决问题，为革命服务。尽管处在偏远落后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普不仅普及技能知识，而且普及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是当时最先进的科普方法。沿着深入群众，发动和引导群众的道路前进，科普必将成为一项同等重要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