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主要指的是大概自17世纪起首先发源于英、法等国，然后以各种方式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种特定社会历史进程。人们将这段历史进程发生之前的社会称为“传统社会”，将这之后的社会称为“现代社会”，并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称为“现代化”。

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们都曾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和差异。综合他们的看法，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印象。从经济方面看，现代社会是工业和服务业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传统社会则是第一产业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从政治方面看，现代社会普遍具有一个一体化的政府组织体制，它采用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程序制定政治决策；人民怀有广泛的兴趣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各种条例的制定是以法律为基础。而传统社会则多数不具备这些特点。从社会结构方面看，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的社会，各组织之间的专业化程度和相互依赖程度很高；社会的流动率也很高；人口大规模集中于城市；角色和地位的分配主要是依据个人的能力和业绩等；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是标准化的、普遍主义的；科层制普遍发展；家庭功能缩小，地位下降等。传统社会则是低度分化的社会。组织间的专业化程度和相互依赖程度低；社会流动率低；人口主要分散在乡村；角色和地位的分配主要是依据出身、年龄等先赋因素；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是特殊主义的；科层制即使有也限于某些领域；家庭具有多重功能，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等等。从文化方面看，现代社会的文化强调理性主义、个性自由、不断进取、效率至上、功能至上等观念；传统社会的文化则强调超验的、反个性的、知足常乐的、先赋性至上的、情感至上的价值观念。从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上看。现代社会的成员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在处理有关事务时有高度的理性和自主性，对新事物有高度的开放性，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参与感，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有较高程度的信任感，等等；传统社会的成员则缺乏这些基本素质。

“现代化”过程被认为就是一个上述“传统”特征逐渐消除、同时获得上述种种“现代”特征的过程。“现代化”过程至少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其一，现代化是一个剧烈的转变过程，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因素与“传统”因素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二，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变革过程。一旦某个领域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就必然会要求或导致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其三，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可能还会存在暂时的停滞和倒退，从而延缓现代化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得以实现的进程。其四，现代化是一个内在的过程。它必须具有内部的动力和条件才能够得以发生和持续。其五，现代化是一个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而首先在西方国家发生的过程。这就又在非西方国家中引发了“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六，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其七，现代化是一个趋同化的过程。卷入现代化过程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在技术、制度、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相似性将日益增加，世界正在日益趋于同质化。其八，现代化是一个功过并存的过程。从某些方面来看，现代化增加了人类的福祉；但从另一些方面来看，现代化似乎又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这使得对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始终构成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如影相随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道路

在现实生活中，现代化过程总是要借助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形式来进行，从而形成了现代化的不同道路或类型。“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人们最常谈论的两种现代化道路或类型。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或类型呢？

观察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较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等，无一例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政治作为自己的社会形式。对于早期现代化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这种联系，不同的思想家曾经有过不同的解释。例如，孔德认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化，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人类用来组织工业化生产的一种必要形式。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式是应工业化的需要而出现的，工业化是因，资本主义是果。韦伯的说法表面上看与孔德有所不同，但其陈述的资本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则是与孔德相似的，即：资本主义是应现代化（理性化）的历史要求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式是人类用来组织现代社会的必要形式。现代化（理性化）是因，资本主义是果。与孔德、韦伯等人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资本主义是因，工业化、理性化是果。孔德用知识进步来解释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韦伯则用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来解释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马克思则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来解释广泛的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以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等为基本内容的现代社会虽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式并非是工业化等现代化过程的“必要形式”。相反，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发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进而要求用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它，用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式来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

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我们还是看到，无论是孔德等人还是马克思，都将资本主义视为实现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形式。区别只在于，孔德等人认为工业化实现之后的社会仍然必须采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而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大工业生产是矛盾的，生产力一旦发展到大工业阶段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因此，如果我们将现代化界定为实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那么就应该只有“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不应该有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在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有一些国家却采用了“社会主义”来作为自己实现现代化的制度形式，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一矛盾现象呢？

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可以为这一矛盾现象提供一种解释。马克思曾经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用来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一种制度方案，因此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只能首先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列宁对马克思这一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各国已经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各个国家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同环节，它们的内部矛盾成为帝国主义总矛盾的一部分。因此，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不再取决于单个国家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发展，而是取决于它在帝国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成为帝国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环节和世界资本主义矛盾交错点的国家里发生。这种国家可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由于某些原因，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发达国家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因此，这些经济不发达国家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初衷并非是要以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而是要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但社会主义制度毕竟需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作为自己的物质基础，因此，这些国家在率先建立其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就必须尽快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等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完成的现代化发展任务，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实现和巩固创造条件。由此，这些国家的人民便创造出了一条与之前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20世纪中期以来国外关于发展研究的一些成果则为上述矛盾现象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在不同时间点上卷入现代化过程的国家，处于非常不同的国际空间秩序当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进行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条件，这对它们各自现代化过程的内容与形式不能不发生重大的影响，使它们的现代化过程在内容与形式上产生一些重大的差别。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时间短、规模大、内容多、社会动员程度高等特点，它在资金的筹措、行动的协调、过程的控制和秩序的维护等方面都对现代化过程的推动者、组织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于这些要求，民间的私人力量不可能加以满足；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才能成为这些要求的满足者。尽管对强有力国家权力的需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但在各类国家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政权是最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优势，就是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管理及其使用方面的统一调控。因此，20世纪的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俄国、中国等，都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没有缘由的。

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可以将启始自19世纪中叶到今天为止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大致划分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大阶段是从19世纪下半叶（大致可以以1860年为起点）到20世纪初（大致以1911年为终点），前后大约半个世纪。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主要是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为挽救其衰亡命运而从事的现代化努力，基本特点是在企图不改变封建王朝基本体制的情况下对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探索。这一阶段成就虽然有限，但还是为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开启了一个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新起点。第二个大阶段大体始自1911年辛亥革命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也是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深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上，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中国社会从制度层面逐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创造了前提。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使得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非常薄弱，既没有能力来真正实现国内的政治统一，也没有能力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导致辛亥革命之后的38年时间里，中国社会长年陷入战乱之中，对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这一时期，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现代化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致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趋下降，逐渐趋于半边缘化国家的地位。第三个大阶段则大体起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这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这种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开始逐渐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初步现代化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体系。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对国情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偏差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受到极左思潮影响等原因，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走了不少弯路，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第四个大阶段是从1979年迄今。这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在这一阶段上，中国的工业化开始逐步进入罗斯托等人所说的“起飞”阶段，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进程得到更进一步的推进。可以说，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现代化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简要回顾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使中国成为了上述列维、格申科伦和亨廷顿等人关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例证。

毫无疑问，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不仅源于采用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且也源于中国采用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除了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外，还会或者要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呢？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尽管被我们以相同的概念来加以指称的各种社会变迁过程有着一些普遍性特征，但它们在各自特殊的具体自然、社会与历史情境中发生和展开时，不可避免地要去适应当时当地特殊的国情或地情，否则它就不可能顺利地发生或开展。其实，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如此，“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是如此。

然而，尽管如此，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时，我们可以发现还是存在着一些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其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在此简要讨论如下。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是否适用于描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在现有的相关文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似乎主要是用于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常常被解说为是从苏联简单照搬而来的一种不合中国国情、不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说法是否合理？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也是可以适用于描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首先，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相当的连续性；其次，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有着相当的“中国特色”，如在农、轻、重工业的关系方面，在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方面等，都和苏联有所不同，并非对苏联制度的简单移植或照搬。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都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由于国情的变化，各自的特色有所不同而已。第二，在什么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现了很多过去被认为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我们如何还能够宣称中国依旧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采用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按照邓小平的看法，社会主义的实质内涵或根本目标就是“共同富裕”，公有制/私有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等都不过是一些发展经济或生产力的制度工具或手段。因此，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应该是去看它是否还是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而是要看它最终是否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理想目标。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正是“共同富裕”这样一个理想最终能否实现的重要保证。也正因为此，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确保共产党始终是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而非代表自身利益或者少数权贵利益的政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持才具有了关键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