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真实性建立在逻辑之上
——毕飞宇工作室第十五期小说沙龙实录

周卫彬：小说应该把事件逻辑化，也就是情节化。情节应该具有可信的逻辑关系。这个小说大概写了八件事，在处理这八件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可以先发制人，就是把最后这个不可信的口误放在开头。先告诉读者，这其实是一个带有荒诞性的故事，然后引发下面的情节。我觉得这样做，反而会让后面的一些巧合顺理成章。当然还可以有一种设定，他不是口误造成的。叶老师跟别人喝酒吹牛，说自己有一把特别好的二胡，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老贾的耳朵里，老贾就非常想得到这把二胡；然后写老贾用老鼠皮制作二胡失败，他就更想得到这个二胡；他处心积虑接近叶老师，看到路上碰瓷，他甚至想到自己也去碰瓷。整个小说变成一种倒叙的手法。这样做小说还是建立在巧合之上，但是逻辑关系会更真实一些。另外，老贾的情感依据是什么？仅仅写他的一个梦，对人皮艺术的迷恋，我觉得是不够的。我觉得应该让人物的情感有这样的一个策动力，表述得更清楚。

庞余亮：在前14 期小说沙龙中选择兴化本土作品的时候，我发现兴化作者的小说普遍缺少一个东西，就是小说的戏剧性，但是这部小说，出现了我们很少看见的戏剧性。写小说一定要强调戏剧性，但是戏剧性的背后应该是逻辑性，需要一个强大的逻辑，让戏剧性成立。毕飞宇在《小说课》中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作家的能力越小，权力越大，作家的能力越大，权力就越小。”而这个小说当中，作家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他是全景式的——每一个场景他都设计好了。小说的名字叫《人皮二胡》，但是我们看看，小说到第26 段才出现了“二胡”这两个字。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老贾是干什么的。这个老贾，如果是真正有原型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

育邦：我觉得这篇小说的原型就是《刺花的灯罩》。也许正是看了这本书，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灵感。当时鄂华写的是纳粹血腥的历史。这篇小说的作者可能就是受了《刺花的灯罩》的影响，我觉得他的想法非常好。小说描述了一个梦境，表现了老贾对人皮艺术的迷恋；另外，促使这个小说生长出来的就是最后的一部分，读音读错了而引起的误会。这两个原因促使了这个小说的诞生。但为什么这个主人公老贾，有这样一个变态的纳粹心理，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解释的，是违背常理的。而且老贾和老叶都是拉二胡的，他们都应该知道最好的二胡都是蟒蛇皮做的。当然这样写也是可以的，老贾对人皮艺术的迷恋，疯狂到已经丧失了理智，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可行的。小说整体是现实主义的笔法，里面恰恰存在着非现实主义的因素，你的小说逻辑要与人物的气息，与语言的表达相应。比如《佩德罗·巴拉莫》，他就写的鬼魂，鬼魂在说话，鬼魂在生活，读者也没有觉得不合理。我觉得这个合理就是基于小说逻辑的合理。这篇小说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逻辑不够合理，它用的是纯现实主义的手法，如果作者换一种方式，以其他的现代主义的手法来写，就不需要合理，它有非理性的成分，甚至把人皮二胡作为某种意象重复出现，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皮二胡。

单玫：很多小说都是从麻烦事开始的，这篇小说也是从麻烦事开始的。叶子的麻烦事，老贾的麻烦事，叶子的麻烦事好解决，就是赔偿的问题。而老贾的麻烦事，就是千方百计想得到那个二胡。这两件麻烦事当中的当事人，都是有渴望的。一旦小说当中有了渴望，再加上障碍，那这个故事就可以开展了。如何发展下去，要靠主人公的行动，一步步去推进。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老贾，老贾的渴望是什么？故事的第三小节告诉我们：“如果能够拉一拉，过过手瘾就更好了。”如果只有这一点渴望，那这个故事实在是没有讲下去的必要。我在读完这篇小说之后，头脑里面是蹦出了好几个词——恋物癖、虐待倾向，甚至变态。我觉得这个小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老贾这个人物的性格塑造出来。人物的性格一旦模糊了，这个人物的行动就缺少一个支撑。

乔叶：我觉得这个小说作者挺有想法的，或者说这篇小说有它的先锋性，也有很强的现代性，有它新锐的东西，有才华。但可能因为是新人，所以才华不够稳定。我觉得才华就跟星光一样，有的人是很均匀的散布。这个小说的作者才华是不均匀的，散落在各处。他有想法，但是他进入的层面不够深。小说固然需要巧合，也需要它的戏剧性。我看到过很多基层作者的文本，他们写的有的时候就是真实的生活，但是为什么真实生活中的素材，写到小说里会有一种很强的虚假感？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要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真实感。它其实需要一个很严密的逻辑性来支撑文本，小说的内在应该是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深入表达。很多作者误解了，他们把新闻性这种小概率的事件做成了小说的素材。这是一个幻觉，其实要破除这个幻觉。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小说的重心不稳。其实这个小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它有两层重心。一个是明的重心，就是我们看到的故事层面的重心。比如说碰瓷这件事写得太随意，我觉得作者考虑得不够周全。看到别人碰瓷，自己也想碰，然而他没有碰，最后也得逞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个事件的重心不够稳当。如果设定老贾本来就是个碰瓷高手，或者他有一个童年的阴影，又或者是他经历过一些很重要的历史时段，比如说文革。他有少年的缺陷，他曾经获得了某种暴力的快感，喜欢施虐，然后他年纪大了，他无法得到施虐的快感、暴力的快感的时候，他怎么办？可能他的方式就是碰瓷，他成了一个碰瓷老手。他就是为了吓唬人、震慑人，以身体来获得精神力量的快感。他天天都在碰瓷，然后有一天他碰到了叶子。小说暗的重心，就是大家都聊到的《刺花的灯罩》。这个作者其实挺厉害的，她是有世界性眼光的，她其实想表达人性黑暗的、深渊的东西。但是作家要和小说人物一起共度深渊，要有一种非常磅礴的悲悯力量。这需要作家有非常大的精神强度和写作力量才能够抵达。有写作野心的人，一定要为自己树立标高。

李冰：我对这个小说有两点看法。第一个，小说对细节的选择可能有一点点偏差，比如说，在梦中老贾舔血的细节，还有剥老鼠皮的细节，好像老贾就是一个恶魔，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人写得那么坏。这两点写得太血腥了。我觉得对小说中人物的表现也没有太大的帮助。第二点，人物形象过于扁平，缺少一定的深度。这个主人公又残忍又贪婪，是一个很坏的人，其实人心应该是很复杂的。如果我想，不妨把它先写得好一点，比如，他是一个二胡爱好者，爱好收藏，这人有一定的品味，一定的艺术修养，当然很重要的是，他还有猎奇的心理，不然他也不会那么想得到那把人皮二胡。故事的转折点就出现在他被叶老师的女儿撞了之后，为了他那把求之不得的人皮二胡，他看到了一点希望。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多用一点笔墨来表现他内心的挣扎？

孙曙：这篇小说作者在恶方面有一个展现，这是很难得的，她轻轻地叩击了历史，把人根本的恶拉开了一个帷幕。对一个年轻作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下面我想说几点，一个是刚刚我们大家提到的小说逻辑的问题。小说中的巧合出现了大概三次，第一次是误听人皮，第二次是碰瓷撞车，第三个是小夫妻俩吵架，然后被老叶听到了。小说是虚构的，但是内部应该有它真实的逻辑。我发现现在我们很多作者受中学课文的选文影响很重。如果所有的巧合都是直奔小说主题中心的，往往都不是好的小说。现当代的作家比较优秀的小说，基本上都已经放弃了情节小说的构架。第二点，暴力叙事的问题。作家的写作往往是有类型的。刚刚几位老师都提到了解剖老鼠的那段，实际上这一段就是个暴力叙事。我觉得在暴力与道德之间，我们不能够绑架，小说要展现的是生活的丰富。这个作者对暴力叙事展现得那么清晰，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她以后的写作走向。第三点，小说张力的问题。小说材料的能量其实是不一样的。剥老鼠的那一段是全篇中张力最强的一段，但是和其他部分的张力不相符合，就形成了像刚刚乔老师说的不均匀。看到剥老鼠的那段，我是特别有期待的，可是看到最后，我很失落，费了那么大的劲，最后只是为了一把二胡。把很好的想象力浪费掉了。小说张力的均匀、开合的节奏、小说的气息，都是小说核心性的因素。第四就是人物的问题。刚刚大家都提到了，小说的人物比较扁平，对于这个老贾来说，他身上有贪欲、暴力、还有色欲，但是这三个张力都没能够贯穿下来。

易康：这个小说我读起来觉得比较空，有的地方甚至不知所云。情感和精神是写作启动的能源，因为它缺乏了情感和精神的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没有启动得了。读这个小说，我想到了两位作家，左拉、罗伯·格里耶。他们的作品里都有对人和命运的担忧，都有一个悲天悯人的情怀。反观这篇小说，在这方面是比较匮乏的。第二点，这个作者没有目标。我觉得这篇小说目标不明确，导致结构比较松散，没有必要的粘合。比如纳粹心态、剥老鼠等意象，根本就没有用上，给人的感觉貌似轻松，实际上很苍白。第三个就是控制。作者缺乏很好的控制，所以表述上就会比较生硬，出现一些不合逻辑的地方。

乔叶：最后我有几句话和大家分享，博尔赫斯说过，强大的虚构产生真实。下面是我延伸的，就是——不强大的，即使是非虚构，它也会产生虚假。这是最不理想的状态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强大的虚构构建真实。就像最经典的卡夫卡的《变形记》，我们都知道《变形记》完全是虚构的，但是你读着读着就会觉得惊悚，甚至觉得它就是你自己。包括我们中国经典的《红楼梦》，《西游记》都是这样的。昆德拉说，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的理由，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社会常规的道德和小说的道德是两码事。最后一句是毕老师说的，其实像我们这样能够聚在一起温暖地谈小说是非常奢侈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更重要的途径就是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培养，最便捷的渠道就是读书。毕老师有句话是，写作是阅读的儿子。要好好读书，要读好书，还要会读书，读书是写作最最重要的滋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