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户

曲圣文

1969年3月30日，我们全家从旅大市甘井子区新甘井子街道下放到复县阎店公社东张大队第五生产小队。父亲从此告别了公职，成为一名农民，我们全家也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下放户”。父亲的“退职”手续是在当年11月份办理的。从参加工作到“文革”开始，他一直做会计。在经历了反右，经历了“文革”之后，他这时的工种是“搬运工”。如果没有当年的《正式职工下乡退职登记表》，我还真不知道这时父亲工作的官方表述。这份“登记表”的抬头为“最高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斗私，批修”，是当年的标准格式。其核心内容为“经革委会研究同意曲照普作下乡退职处理”，落款为“大连建筑五金厂”，时间为“1969年11月6日”。耐人寻味的是，父亲的政治身份从表上看不到任何痕迹。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有些不可思议。这隐隐和上山下乡的口号形成呼应，而排除了政治歧视的因素。而当时每个学生都要经常填写的各种表格里，“家庭成分”“个人出身”都是必有项目。就是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下乡，包括父亲的退职，完全是出于主动的要求，而非被迫的选择。

我们一家六口，每个人都得到一枚毛泽东纪念章。这是“文革”中十分流行的佩饰。不同的是，我们得到的这枚，上面有“上山下乡纪念”字样，于是成为这个城市和历史留给我们的唯一纪念，也是社会给我们的“物质”馈赠。而这份“登记表”则是父亲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上山下乡的历史见证。

这样，从形式上看，我们的上山下乡还是很光荣、很体面的事情。如果从“主动”上去理解，甚至还有点“积极”乃至“革命”的意味。当时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即将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母亲领着我们姐弟四人，专程从甘井子坐车，到大连火车站前照相留念。这时，车站广场上还矗立着毛主席高大的塑像。而平时，我们很少去“大连”——作为生活在郊区的人，把去市内统称为“上大连”——我们四个人每人手捧一本“红宝书”，这也是当年的标准造型。但行程匆匆，到我们离开这个城市前，那张合影也未及取出。下乡后又托有机会进城的人去过几次，都没有下落。珍贵的记忆付之东流。当我们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火车站还在，广场还在，塑像已不知去向。当然，广场上的临时照相馆也消失无踪。我们回城两年后，这个城市也改名为大连了。

后来人们在谈起这些“下放户”时，往往以“五七战士”或“走五七”指称，这时我都要强调：我们是“下放戶”，不是“走五七”，也不是“五七战士”。以“五七”来称呼我们，是抬高了“下放户”的地位，也与史实不符。但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想必还是有缘由的：“我们”都是全家从城市去到乡下。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区别，但其间的差别巨大。

“下放户”的构成是这样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被批斗、抄家等有政治问题的家庭，临时工、无业人员等非正规单位人员等。而“五七战士”则是担任领导职位的下放家庭，他们有的受到冲击，有的属于“靠边站”状态。但他们下乡后依然保留公职，而且正常领原来的工资——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任何时代，钱，都具备经济基础的功能。因为曾经是领导，因为保留公职，因为领工资，他们下乡后社会地位很高，受人敬重，并非“下放户”那样成为“改造”对象。他们中有的直接做了生产队的领导，有的做了知青点的带队师傅，有的以闲散的状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而下放户就直接转身为农民。至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终于成为真正的农民，永远的农民。其中就有我的姐姐。

今天，当知青以群体的名义获得广泛声誉，“五七战士”也以其独特身份进入史籍，而“下放户”则因其低微出身被湮没在历史深处。他们的付出和遭际，无人打捞无人认领。被误认为“五七”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失去了身份认证。

在我们下乡前，舆论高调宣传了很长时间。其中一个著名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其指向为城市的无业居民。还有一个流传更广影响更大的口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主席语录。而且当时的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拍摄过这样的纪录片，大造声势。广播报纸积极配合，工厂、学校、街道也以各种形式宣传造势。其后，街道便开始组织人员入户动员。他们锁定目标，三番五次做工作，强调重大意义，强调非走不可的趋势，并暗示或明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别无选择。但仍以“动员”的形式进行。父亲是批斗挨整的对象，动员的对象是我的母亲。母亲承受的巨大压力，来自父亲被批斗、被关牛棚，来自三番五次的抄家，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氛围。被逼无奈，母亲“征求”我们的意见。其时，我跟着姐姐读过几本描述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不免有些对乡下生活的向往，当然还有更主要的是在城里的尴尬处境，就爽快地答应了。姐姐弟弟什么态度记不得了。那时我十二岁，姐姐也不过十五岁，弟弟和妹妹更小。我们的态度只徒具形式意义。但母亲仍然表现出她的智慧和善良，表现出对我们的尊重，还有责任担当意识的培养。在人生重大选择面前，有我们的态度。这样我们就成为我们那个社区第一批“下放户”。

该说说为什么街道会盯着我们家不放了。

我的家庭成分是富农，爷爷是富农分子。我父亲是右派分子。如果再加上“历史反革命”的舅舅，“黑五类”中我们家族占据五分之三，真正是不可承受之重。我们家，尤其是我们几个孩子，承受着巨大压力。下乡前，父亲曾被关“牛棚”四十余天，家也数度被抄。抄家时，母亲和姐姐、妹妹在家。父亲已经被关在单位。我和弟弟正和邻居的孩子们在外面玩。回家后看到的场景让我目瞪口呆、铭记终生。此后，邻居们再看我们就眼光各异。有同情和怜悯，有歧视和嘲弄，有形同陌路，有一如既往——这是多么难得呀。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些，还有学校和社会。1968年以后，各地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那是大事件，都要庆祝。于是学校组织庆祝队伍，最初姐姐和我都在各自学校得以入选，这无疑是一种荣誉。后来，我们都分别被各自的学校删掉。他们都很准确地选定我们。我讪讪离开队伍，独自回家。看着兴高采烈的同学，我心中充满失落和孤独。这一年我读小学四年级，十一岁。从此快乐和荣耀与我们无缘。直到现在，我还隐隐排斥热闹，不喜欢光鲜，对荣誉也保持警惕，甚至面对机会也会犹豫。

离开成为唯一的选择。

下乡的头一天，我们的家当就被装上一辆解放牌汽车，也就此与这个住了十几年的“家”告别。我们一家六口带着随身物品寄居远在十公里开外的周水子火车站。夜里不断听到火车的轰鸣和各种出发的提醒，“瓦窝”“田家”这些辽南地理名词进入我的知识库存。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回到甘井子街道所在地，集中出发。这里有个较为隆重的出发仪式，还有敲锣打鼓等简单的文艺演出，是一种充满悲凉的风光。我们坐上了一辆大客车。同车的还有邻居宋家，他们也是家庭成分不好。下乡后我们两家被分配在一个生产队，后来成为邻居。三年后，我们家离开这里回到老家。再后来，也就是将近七年后，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我和宋家的宋国卫在多年不通音信的情况下，同时考入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分到同一个班级，完成了一个轮回——这一天是1978年10月22日，距我们离开这个城市差五个月零十天就是十年——此乃后话。

汽车从街道所在地出发后不久，就经过我们的居住地——机关宿舍。透过车窗看到在野地里奔跑着放风筝的邻家孩子，是对门的明君，远处还有德民、德安兄弟。一阵忧伤突然袭上心头——我不能再和他们一起玩了，瞬间眼泪就流了下来。下乡后，我曾跟母亲提到这次流泪。母亲说，我怎么没看见？当时的母亲正在想什么呢？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很难探知她的内心。而一个正在经历政治风暴的人到中年的母亲，可能也无暇顾及一个孩子的忧伤。汽车一闪而过，不久就进入哈大线。展现在眼前的是赤裸的山野，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三月的辽南，山野荒凉，乡镇清寂。车队一直向北。这是我们这个家庭除1964年国庆十五周年之外第一次全家出行，就像一次旅行。但没有谁知道这次旅行的回程。

【责任编辑】  陈 曹

作者简介：

曲圣文，1957年1月生于大连。1969年3月随父母及全家上山下乡。1978年10月从复县三堂公社考入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7月毕业，到大连第十四中学任语文老师。1990年4月，调《海燕》文学月刊做编辑。2011年1月任副主编至退休。有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获大连市优秀作品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