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大学体育正负面效应的文化学审视*

2019-11-25 01:23
体育科技 2019年2期
关键词:美国大学运动员大学

丁 辉

(河南科技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在美国社会,体育与教育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在大学校园里,学术和体育长期处于竞争状态,并肩抢夺着大学现有的资源。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将大学体育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大学里,学生运动员是众人追捧的明星。美国大学校际体育比赛的火爆程度丝毫不亚于职业联赛,关于校际比赛的重要新闻经常能抢占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美国人将体育视作培养精英的重要方式,大学将校际比赛的成绩看作是树立学校声誉、招揽学生的重要手段。但是,校际体育也给大学、运动员、学生及体育迷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像所有的体育组织方式一样,大学体育也被周围社会的文化所影响,反映着社会的面貌。但同时,大学体育也不是社会文化影响的被动接收者,从许多方面来看,大学体育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使命。要理解一种文化,必须考虑它产生的地理、社会和经济环境。因而,我们需首先大致地了解一下美国大学的历史以及体育是如何在其中得以发展的。

1 美国大学体育的发展史

美国大学体育现今的文化取向和实践与这个国家大学的历史有着深厚的关联。在高等教育的目标上,美国社会至今都未形成过统一的看法。学术与功利价值的不平衡组合引发了人们对于大学教育目标无休止的争论。除此之外,经济来源不稳定也使得大学难逃外部社会的影响。由于没有国家政府持续的经济支持,大学缺少可靠的资金渠道。大学校长不得不具备精明的商业头脑。不够强烈的教育取向及由此伴生的管理模式,抵消了与功利性目标抗衡的力量。

体育最初是以学生自发组织的休闲活动的身份进入大学校园的。不久后,学生运动员们开始期待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进行比拼,于是校际体育在学生和公众中迅速流行开来,但此时体育仍处于高等教育管理者的视野之外。到1890年前后,一些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变革随之到来。1895年,美国中西部十所大学组成的体育竞技联盟“十大联盟”(Big Ten)成立,制定了一些规则来控制当时的局面。在 1905年的一场校际橄榄球比赛中,18人死亡,143人严重受伤,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发表讲话要求改革,很快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的前身建立了[1]。大学体育的流行给学校带来了无法抗拒的收益。由于其它收入来源的匮乏,大学主要依赖于学费收入和捐助来维持生存。大学校长们认识到,成功的运动队有助于招揽生源,增进学生间的团结,并吸引来自周围社区的支持。到了20世纪20年代,体育已经正式被吸纳到许多大学里,被公认为教育的一部分。大学体育能够在美国确立并兴盛起来是因为它表达并强化了美国文化中的很多理念和价值观,因此,它能够从一种校园文化形式扩展为深受社会认同和关注的一项活动。

2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式

文化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是一套被人们普遍认同的理念和价值观,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二是反映这些意识形态的行为类型,被称为文化形式。下面我们首先简要地研究一下体育赛事作为文化形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校际体育比赛就像一套完整的文化仪式,训练、晚宴、赛前动员会、新闻发布会、新成员加盟宣言、赛季前的运动员见面会等都是这套仪式的组成部分。它们被一遍遍地在类似的场景中重现,成为一幕社会剧。像其他的文化仪式一样,体育仪式具有重复性、规则性、情感性、戏剧性和象征性。重复性意指在特定的时间内反复发生;规则性是指它是正确的、被认可的程序;情感性是说仪式带来强烈的情绪状态;戏剧性是指仪式涉及到参与者、故事情节以及作品的展示;象征性指活动表达了参与者和观众共享的社会理念。前面几个特性显而易见,而象征性(或者说文化意义、意识形态)似乎很少被人所关注和探讨。

3 体育所反映的文化意识形态

所谓文化意识形态,是指一套被共同认可且具有内在关联性的、能够在情感上将一个群体聚合起来并帮助其理解世界的信仰、价值观和规范。美国大学体育所体现的文化意识形态可大致为分三组,尽管它们之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但每一组都代表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涵盖着一套不同的价值观。

3.1 新教伦理

马克思·韦伯在对新教伦理的分析过程中揭示了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是如何并肩发展的。加尔文主义认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就必须通过不计回报的工作来赢得上帝的喜爱。这种观念号召人努力工作,并坚决地摒弃享受劳动成果的想法。体育运动内在地包含着争取成功和苦行主义的理念。参与者奋力求胜,不只在比赛期间,也在赛前紧张的训练和准备活动中。此外,胜利者由于击败对手所产生的成就感被看作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获胜者和他们的支持者趋向于认为他们的成功证明自己比对手更有价值。

3.2 资本主义

在欧洲工业化兴起的时代,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工业主义的盛行与组织化的体育运动有着强烈的关联。从许多方面看,体育比赛强化了一种观念,即成功是基于个人身上的优点和特长,因此它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竞争性的合法化。学者Cheska认为体育展示了三种控制方式:一是直接控制,即一个或一组运动员利用身体素质控制另一些人;二是间接控制,即一个或一组运动员赢得一场比赛,获得比分或者展示出竞技水平的进步;三是联合控制,体现为观众和运动员的合力[2]。体育还与资本主义的一些其它意识形态相关联,即消费主义、合理化、量化。体育涉及到大量的消费活动,它要求特定的服装、设备、场地和参与者的时间,也对观众的到达方式、参与费用和余暇时间提出了要求。如著名学者Guttmann所比喻的,计分牌与资本家的收入账簿没什么太大区别[3]。

3.3 官僚主义

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依赖于组织机构的官僚主义,这种价值取向形成了美国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而体育在美国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体育组织日益深化的官僚主义趋势相一致,大学中的运动队也体现着官僚主义的大部分特征。处于教练等级结构最上端的是主教练,助理和其他公职人员位于其下。运动员处于最底层,被要求服从所有处于其上层的人。教练们利用自己的权威,对运动员的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包括饮食、住宿、福利、未来职业等都被他们控制着。由于教练的权力范围非常广,所以校队内部盛行集权主义。那些决定加入校队的学生必须接受并适应这种官僚主义。除了等级制度外,官僚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专业化。为了追求战绩的完美,运动员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教练给每个运动员分配了专门的位置或安排其出现在特定的某场比赛当中。如同在工厂中一样,体育运动中的完美就是追求技术的最大效率,运动员训练的目的就是使其成为最理想的人类机器。

4 大学体育在社会层面的影响

像其他环境中的文化形式一样,大学体育有着正负双重影响,加强或弱化着现有的社会秩序。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对维系任何一套社会秩序起作用的型态变量,分别是型态维持、整合、妥协、目标实现[4]。以下我们将运用帕森斯的理论分析大学体育的正负效应。

4.1 型态维持

型态维持关注的是在一个社会体系内部现有社会秩序的连续持久性。从这个角度看,大学体育能持续存在是因为它对社会体系的维持起到了积极作用。与大学体育相关的社会体系有运动队、体育系、大学、社区、州或地区和整个国家。大学体育为支持和控制它的社会精英提供了一种途径来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些意识形态上。Hall就指出,体育实践是一种历史创造、社会构建、文化定义的现象,它满足了权威阶层的利益和需要,渗透于性别、等级、种族关系的现有型态中[5]。在美国西南部的一所大学里,观众的行为规范严格而详细,如在整个比赛期间应站立观看,当拉拉队长准备开始新一轮的助威时观众必须脱帽,任何观众不许进入神圣的比赛场地。当运动员和观众听从这些要求时,他们就帮助确保了现状的合法性和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体育通过对运动员和观众的社会化过程来实现型态维持功能,它象征、灌输、强化着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价值观。美国社会由商业主义统治着,同时强调合作、同胞之爱、平等主义、民主原则,体育亦如此。美国大学运动员们在对传统的忠诚、对权威的尊重和顺从、对标准行为规范的接受以及对宗教信仰的投入方面,比其他的大学生更趋于保守。

当然,大学体育也带来了各种负面结果,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体育与学术目标的冲突。许多人指出,大学体育与其它院系的财政预算存在着极大的差距,表明了学术目标的附属地位。目前看来,大学校长和管理层还没有计划将体育降级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另外,在大学体育中还长期存在着作弊现象和各类丑闻。运动员、教练员、校友依靠破坏规则来获取优势,服用禁药、操纵比分、行贿等时有发生。大学体育松散的管理、强烈的求胜欲望、对于外部资金的依赖(如门票、电视转播、校友捐赠)等共同引发了不良行为。

4.2 整合

体育在大学内部、当地社区、乃至整个国家发挥着整合功能。对于那些缺少强烈归属感的人来说,观看体育比赛创造了他们与外界联系的纽带。体育比赛也在校友和学生之间建立了一种象征性的联系。校友通过捐助或为运动队招募队员的方式来重新建立与学校的联系。体育因其受规则控制的特性成为了培养优秀公民的试验场,从而促进了社会体制的整合。个人意志必须服从于规则,违背规则即受到惩罚。当违规行为频繁地免于惩罚时,体育在培养良好公民方面的作用被大大削弱。

4.3 妥协

在美国,转播收入、校友捐助、纪念品销售、国家法律的支持、生源的质量和数量都与大学运动队特别是橄榄球队和棒球队的成功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学的被关注程度、声誉等都和运动队成绩有关。这种状况造成了体育专业偏离其教学中心,成为另一块商业阵地。除了少数常青藤大学以外,多数学校难以抵挡商业诱惑,允许体育在校园中处于一个更显著的位置,而在学术目标上进行了大大的妥协。

4.4 目标实现

体育在大学实现目标方面的作用与妥协密不可分,二者都系于运动员所吸引来的资源。通过广告和高曝光率,体育帮助大学实现了它的目标,特别是吸引了更好的学生和教师。研究表明,赢得橄榄球联赛冠军能够大大地增加生源,而被NCAA制裁的学校新生入学率明显下降。由于电视转播收入大量的流入了获胜队,因而大学运动队长期面临着巨大的比赛压力。这些压力使得学校尝试引导成绩落后的体育生避开较难的课程,篡改他们的成绩单,找人替他们考试。这种做法有背于学校的学术目标,在运动员和他们的粉丝内部滋长了读书无用论,一些教授因此认为校际体育与高等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

5 大学体育在个人层面的影响

大学体育在个人层面的影响是多元的,在此我们主要分析三个方面的影响。

5.1 理想个性的塑造

从远古时代起,体育便被视为培养坚毅和美好性格的途径。体育的主要积极影响包括:对社会普遍价值观的遵从、公民主义、对于成就的强烈渴望以及体育精神。不幸的是,所有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有其另一面,特别是如果将其发挥至极端时。极端的遵从可能导致运动员对于不公裁决的零质疑,扼杀他们的自然天性和创造力。Adorno发现,“体育是非自由的一个领域”[6]。运动员不只有严格的活动安排表规定他们每日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他们倾向于听从教练对于位置和上场时间的安排。虽然个别运动员过着优越的生活,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被一双庞大的手左右着。这只手由校友、教练员、管理人员、电视台、体育记者构成。极端遵从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压榨式开发。运动员的学业经常需要给训练和外出比赛让路,更糟糕的是,为了取胜运动员不得不强忍伤病或者服用违禁药物来增强力量、提高成绩。

5.2 身份地位的取得

运动员在他们的当打之年能够获得很高的知名度。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于社会边缘阶层的运动员,他们不只因为拥有奖学金而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当他们到达一个陌生的大环境中时,能够迅速地被人们所认识。而且,这些参与者被灌输的价值观与商业价值观具有高度一致性,以致于他们在毕业后成为商业领导者。一项研究表明,有过大学运动队经历的人比普通学生成为CEO的机率高出12倍之多。在取得身份认同的同时,运动员也可能丢失了一些原本的优秀品质,而这些品质与体育竞争是不一致的。比如说,同情心和怜悯心可能被无情的竞争压力所取代。运动员学生的智力发展也因过度的训练和比赛而受到限制。

5.3 情感的释放

无疑,体育为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了释放情绪的出口,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对于运动员来说,通过体育活动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快感。对于观众来说,体育为志同道合者提供了一个社交平台。另外,体育可以使人们暂时忘却工业化所导致的对于日常生活的严苛要求。体育一方面是工业化社会的镜子,但另一方面也是对工业化的逃避。对于学生运动员来说,体育是他们缓解学业压力的一种有效途径,甚至有些人选择了放弃学业转为专业运动员。对于观众来说,这种对现实生活的逃离虽然是虚拟的,但体育确实具备人们所向往的自由世界的基本特征。

6 美国大学体育所面临的改革压力

在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大学体育史当中,曾经有四个国家级的报告都提出了改革建议:1929年卡耐基基金会的报告、1952年总统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关于教育的报告、1974年乔治·汉弗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教育研究报告以及1991年耐特基金会委员会的报告[7]。前三个报告都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效果,最近的耐特基金会报告为美国大学体育提出了“一加三”模式。其中,“一”代表大学校长应当对学校体育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促使其实现三个目标——学术诚信、财务透明、责任明晰[8]。虽然这些提议确实提高了一些学生运动员的学习成绩,但是大学校长对体育系的全权控制也遭到了教练、校友联谊俱乐部以及院系领导的反对。整体讲,以上这些改革措施仅仅触动了大学体育的一些边缘层面。这种不触及美国高等教育内在传统和价值观的大学体育改革是不现实的。对于那些没有名气和学术排名靠后的学校来说,体育是它们吸引生源、资助和法律援助的重要手段。这些学校虽然没有抛弃学术传统,但是它们试图在一个日益竞争的环境下平衡学术与现实资源需求的关系。以上所提出的所有改革建议都只针对大学体育本身的负面影响,而没有追究其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若不触动这些深层的意识形态的话,与体育相关联的各种象征性的文化形式都无法改变,所有的这些文化形式及内涵都是以学校的历史为基础的,如果只是对过去历史的肯定或是发扬的话,那么改革就可能遭遇巨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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