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缔精英高中，韩国进一步左翼民粹化

江东瑜

韩国是一个高度垄断化的社会，这种体制下，资格、资历、人脉——而不是个人能力——决定了一个人在组织内部的身价，因此出身名校的价值凸显

韩国教育部日前宣布，废除精英高中；到2025年，当地所有私营高中都须转为普通学校。政府宣称，这一政策的目的是用于纠正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教育差异。

众所周知，韩国社会普遍存在唯文凭论的选材观。名门大学出身是进入一流企业或政府核心部门的“敲门砖”，敲开精英圈的大门后，还需要学长前辈们一路提携。事业发展自不待言，连“门当户对的好姻缘”也需要学长们张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文凭就是人生前途的分水岭，其含金量之高无与伦比。而私立精英高中在这场“人生争夺战”中的表现确实抢眼，获得名门大学“入场券”的机会远远大于普通高中，与之相应的当然是昂贵的学费。

韩国社会深陷“教育焦虑”，又有着深厚的左翼民粹传统，这类又贵又好的精英私立高中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因此，文在寅政府在支持率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打出这张“教育牌”以提振人气也并不奇怪。然而，这一举措是否真能如其所宣示的那样“纠正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教育差异”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精英私立高中的数量有限，对韩国教育体系的影响很有限。据统计，韩国目前精英高中学生人数约占全国高中学生总数的4%。如此低的占比，对整个教育资源配置没有实质影响。美国K-12中私立学校学生占比10%以上，远远高于韩国，但教育体系的均衡程度要比韩国好得多。而日本的私立高中学生数量占比在30%以上，比韩国要高得多，但“名校之争”也没有达到韩国那样夸张的程度。

其次，这样简单粗暴的政策是不可能取得其宣称的效果的。精英私立高中的出现是满足特定人群教育需求的供给方式，消灭供给方式不等于消灭需求。这一特定需求一定会以另一种供给方式替代。比如日本搞的“宽松教育”政策，以降低公立学校师生的负担为出发点，强行限制公立学校的教育供给质量。结果学校确实“放羊”了，造成教育质量大幅下降。课外补习大行其道，中等以上家庭的学生负担、教育费用支出双双激增。更可悲的是，无力承担更高教育费用的中低收入家庭早早放弃，他们的子女早早出局，加剧了阶层固化。2016年，日本政府不得不正式宣布与“宽松教育”诀别。

韩国政府此次的举措，无非是换了一个方向重蹈日本的覆辙。政府确实可以轻而易举地取消私立精英高中，但是政府能够阻止4%的精英学生的高质量教育需求吗？课外补习、家庭私教、海外留学等等，都会成为替代供给。难道政府有能力一一限制取缔吗？

文在寅政府推出这一政策，对“纠正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教育差异”毫无益处。政策失误的背后是对社会问题的曲解。将社会不平等归咎于教育差异，本身就可商榷。

困扰韩国民众、催生精英私立高中的是“名校争夺战”，这可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名门大学因其专业优势、校风传统在特定机构或行业形成“校友帮”的现象十分常见。正常情况下，这种天然的人脉关系并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但是，在社会资源高度垄断的条件下，“校友帮”会异化为紧密、强势、排他的权力集团。

韩国就是一个高度垄断化的社会。权力资源被政府垄断，缺少有效规范政府作为的制约机制，行政权、司法权都比较“随性”。经济资源被财阀垄断，五大财阀的销售额占了全国GDP的60%左右。庞大复杂的垄断机构必然是科层制官僚体制的沃土，这种体制下，资格、资历、人脉——而不是个人能力——决定了一个人在组织内部的身价，因此出身名校的价值凸显。有学长前辈的照应是事业前途、回避风险的必要条件，孤立无援的“圈外人”输在了起点上。因此，SKY（高丽大学、国立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首字母形成的缩写）为代表的名校文凭含金量远远超出其教育质量评价，而是作为垄断权力结构中的人事核心备受重视。

由此可见，社会资源高度垄断才是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并且放大了“教育差异”、制造了“教育焦虑”——韩国家长们争夺的“名校入场券”并非单纯的教育资源，而是赌上了孩子人生的拼死一搏。这是教育问题吗？显然不是。

与其搞取消精英私立高中的政治作秀，韩国政府更应该切实杜绝权势者在教育领域的滥权勾当，比如文在寅爱将、前司法部长曹国子女的入学腐败。

（作者系历史、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