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也没有在文坛里”

南方周末记者 沈河西

发自北京

“这是我第一次来内地做活动。”2019年10月20日，在北京读者见面会上，57岁的香港作家钟晓阳延续了前一天上海见面会的开场白。她的小说《停车暂借问》《哀伤纪》《遗恨》近期由青马文化重版。

对于内地文学界，钟晓阳既熟悉又疏离。受邀参加1987年爱荷华国际作家计划期间，她第一次见到内地作家，包括吴组缃、汪曾祺、古华和张贤亮等人。回忆起来，她觉得“汪伯伯”非常亲切。不过，短暂的相遇，还没有让她对内地文学产生太多的认知。

当时二十多岁的钟晓阳，已经是蜚声港台的文坛新秀。关于她的一切，要从《停车暂借问》讲起。

过了长城

就是我家就是关外

10月20日下午与钟晓阳对谈前，作为忠实读者，编剧史航带了一摞各版本钟晓阳作品找她签名。“它始终是娟秀的，又始终是残忍的。娟秀加残忍才形成我们说的两个字：沧桑。”史航清晰记得读到这部小说时的感受。

《停车暂借问》写的是东北女性赵宁静的爱情故事，从1940年代的东北写到1960年代的香港。小说的灵感来自一次1980年的东北之旅。钟晓阳的母亲是东北人，她从小就缠着母亲讲东北老家的往事。母亲总是告诉她：过了长城就是我家，就是关外。东北的点点滴滴就这样刻在她的脑海里，她还记得第一首会唱的是《长城谣》，读塞外诗就会想到关外。

1980年夏天，母亲带钟晓阳回东北探亲。她存心要找写作题材，于是一路缠母亲讲当年的故事。她听得仔细，也问得仔细。有些细节母亲已经忘却，说不出来，她就生气、耍赖，要母亲再想想。从母亲那里问不到的事，她就去缠母亲的长辈，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回到香港后，她写出了《停车暂借问》。

2014年，钟晓阳再次和母亲回乡。“第一次去古旧的感觉比较多，辽宁宾馆还是比较古老的建筑，现在也没了。吃的东西没了，我第一次去吃到很少吃的点心窝头啊、凉拌菜啊，第二次去吃不到，完全不同了，变成好像快餐。”钟晓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重回东北，钟晓阳很感叹，但母亲反倒没有太多感觉。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母亲的粤话难如人意，东北话也退步到荒腔走板。钟晓阳认为，母亲现在说的是一种口音混乱的“四不像”混血语，连东北同乡也听不出她是哪里人。

相比源自母亲的众多回忆，父亲在钟晓阳的文学创作里没有太多影响。她的父亲是印尼华侨，1950年代回国。但除了在一些散文里写到，她并没有在小说里写过父亲的故事。她年轻时对父亲的印尼背景和那里的故事完全没兴趣，对东北就有兴趣，因为是塞外。这可能和她爱读古诗词有关，古诗里有很多塞外的意象和画面，没有南洋。

“父亲是广东梅县人。我小时候觉得客家话特难听。我觉得国语好听。”钟晓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她喜欢邵氏电影里那种字正腔圆的国语。

早期，由于作品多在台湾出版，且与台湾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相熟，钟晓阳常被误认为台湾作家。她其实生于广州，长于香港，后来先后旅居美国、澳大利亚，最后回香港长居。不同地域在她的作品中都留下了印记，如《停车暂借问》的东北、《哀伤纪》里的加州，以及《遗恨》里的香港。

钟晓阳通常被称为香港作家，但有评论家认为香港在她的小说世界里是模糊的。钟晓阳则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有乡愁的人，没有明确的香港作家的认同。

区别在于

张爱玲是上海人

长期以来，钟晓阳都被称为“张派”传人。新版《停车暂借问》附有一封张爱玲的回信，那是她的珍藏。1982年，《停车暂借问》由台湾三三书坊出版，当时她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大一学生。在信件中，朱天心给了她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地址，嘱咐她给张爱玲寄一本。

钟晓阳照做了，没想到几个月后真的收到张爱玲的回信。除了向她表达因为自己忙碌而没能及时回复的歉意，文坛前辈在信中还提到对《停车暂借问》的评价：“动人的爱情故事实在少，难怪《停车暂借问》这样轰动。续篇当然情调不同了，怎么说是败笔？”

多年来，钟晓阳一直没有公开这封信。但这次再版，她琢磨，如果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新东西，就是这封信件了。“也是时候了，这么多年我也考虑过一辈子不要拿出来，可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也没什么意义。拿出来也是跟大家讲讲我的心情。”

钟晓阳几番迁徙，每次搬家都悉心珍藏这封回信。回望其对自己及创作的意义，她突然觉得：“当我自己到了比较大的年纪，如果有年轻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分享心得体会的时候，我会想我应该怎么做。”

仅有的一次书信往来之余，钟晓阳与张爱玲未曾谋面。而且，她在美国时，也从来没想过去找张爱玲。她每次到上海，也从未想过瞻仰张爱玲故居，她认为只要读作品就好了。

《停车暂借问》出版25周年时，一次在台湾演讲，钟晓阳谈起自己和张爱玲的区别。她说张爱玲写作用观察，而自己却由情感带动，“情”构成她和张爱玲最大的不同。时至今日，再被问到这个问题，她一脸困惑：“我讲过这个话吗？”

谈到自己与张爱玲在作品上的相似性，钟晓阳停顿了一会儿，艰难地说：“其实我每次都想不清楚。”讲到两个人的区别，她开玩笑：区别在于张爱玲是上海人。

“不管什么说法，都是一种太简单的界定，其实都是多面的嘛。可能有的人，突然间某种痕迹让他想起我作品里某一句话像张爱玲，但也不是说得很完整。”钟晓阳说。

创作小说时，有的作家的习惯是先阅读其他作家与自己写作题材相近的作品，从而进入某种语感状态，但钟晓阳完全相反。她不记得写《停车暂借问》时是否阅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肯定自己完全不能在创作时读书，否则很容易被对方的语言带跑。

“我会觉得它占用了我的思想空间，我要去理解，我觉得太用脑了。我是不能看，要让脑袋空掉，让我自己的感觉从深一点的地方自然地出来，让我接触到它。所以我甚至要一段时间内都不能看书，因为酝酿写作的时候，24小时都在运转。”钟晓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少我一个不少，

很多人在写嘛”

从1996年到2008年，钟晓阳消失了十二年。

“我从来也没有在文坛里，出版后我就去美国了，回来也是自己写，写完了拿出去发表，那时候也没那么多活动，所以不觉得自己在不在那个圈。”被问到远离文坛中心会不会带来焦虑感，钟晓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钟晓阳停笔这十二年间，从忧郁症到移民澳洲，有关她究竟去哪里的传言始终不断。香港作家黄碧云曾写道，有编辑称钟晓阳失踪了，电话不听，信也不回。但钟晓阳说，其实她一直在香港过着平凡的生活，为王家卫的电影《2046》创作字幕，也为电影《铁三角》中林岭东导演的一段担任编剧。

更多时候，钟晓阳以兼职或全职的翻译和文案为生，有时赶工，需要一天十多个小时坐着翻译。她与父母同住，无房贷之忧，因此生活无虞。那时做翻译比文学挣钱多，后来她还想回去做翻译，但发现现在大家都用专门的翻译软件。她不会用，过去只需要word就可以了。

钟晓阳说，帮王家卫电影做字幕的好处是可以提早看到他的电影。“有的字幕已经做好了，但是他想润色一下，想变成比较有香港味道的，好在香港放映。”钟晓阳说。

因为十八岁就以小说《停车暂借问》震惊文坛，钟晓阳被称为天才作家。光环与沉寂之间，许多人不断追问她：为什么停笔？她回答得淡然：“我觉得少我一个不少，很多人在写嘛。”

但钟晓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停笔那些年里，她一直在构思写作，只是生活状态变化了。这次来内地做活动，一下飞机到上海，她就泪汪汪的。上一次到上海是20年前，一家五口人，这次不齐全了，一瞬间往事如潮、恍如隔世。20年里，她的人生一度进入低谷，一个变故是小她八岁的妹妹因癌症去世。她对写作的态度也由此发生了变化，过去觉得写作是天大的事情，但此后认为写作没有那么重要了，甚至想过就此不写。

“写不出来是因为停了十年之后写不出来，那就重写啊，写后记，写序，还是努力去找状态。所以没写你也不知道我写成怎么样，其实我本能上写的东西还是会拿出来的。如果真的觉得太差了，当然不会拿出来。但是在写啊，一直写很多稿，写到觉得可以为止。”钟晓阳说。

在《遗恨》再版后记里，钟晓阳说自己“从一个满脑子小说大计、雄心勃勃的作者，成为一个一再重出旧作、创作力薄弱的作者”。这些年，尽管一直构思，但她没有新作推出，主要重写旧作。

小说家里，钟晓阳是少见的喜欢续写、重写旧作的一位。最典型的例子便是1996年出版的《遗恨传奇》，到2018年出新版本《遗恨》，除了人物、结构和基本情节，文本只保留下少量句子。

重写旧作的一个原因，是以此找回写作状态。“我想过自己是不是强迫症，重写就是因为之前没做到我想做的，房子没建好我再建一个。但是不一定会更好，改了之后就是了了一个心愿，就不用再想这个事。”钟晓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