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推进联合动员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唐胜鹏 龙 鹏

内容提要：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作战方式加速向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演变。国防动员必须积极适应作战方式的转变，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构建完备集约的动员潜力体系、快速精确的动员响应体系、权威高效的动员指挥体系、多维立体的动员投送体系，尽快形成与基于网络信息体系联合作战相适应的联合动员体系。

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将成为未来我军基本的作战方式。战争是动员的逻辑起点。作战样式的转变必然引发动员领域的巨大变革。这就要求我们持续提高战争需求与动员保障间的“匹配度”，尽快构建起与基于网络信息体系联合作战相适应的动员体系。

一、构建完备集约的动员潜力体系

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作战要素高度融合，战争能量瞬时迸发，单位时间内的物资消耗量成倍增长，短时间内的动员需求量将极大提高。如海湾战争中，美军55万人，作战42天，消耗各类物资3000余万吨，相当于苏联4年卫国战争1200万军队消耗物资的6600万吨的一半。然而和平年代，不可能如此大规模地进行实物储备，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动员潜力建设，实时精确掌握潜力资源数质量情况，着眼实战需求合理配置潜力资源，进一步提升快速精确调用潜力资源的能力。

潜力资源“数字化”。实时精确掌握潜力资源，是确保战时快速精确实施动员保障的基础。必须积极适应信息“数字化”发展趋势，建立军地兼容、规范统一的动员潜力数据库，按照标准化的“潜力核查清单”，采用全量抽取、增量抽取、“网络爬虫”等先进的信息采集技术，重点抓好与军事专业对口的地方特种技术人员、重要战略资源、大中型企业生产能力等信息数据的采集，全面准确掌握潜力资源的数质量情况。同时，加强动员潜力数据库的建设和管理，拓展其数据存储、分析、调用等功能，使之兼容“地理信息电子地图”，以实现潜力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和可视化操作，提高潜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应注重建立健全潜力数据更新机制，详细明确军地各级各部门职责，尤其要打破利益壁垒，避免“数据孤岛”，促使潜力数据及时上报，确保动员潜力数据的实时动态更新。

潜力储备“集约化”。充足的动员保障对打赢战争至关重要，但动员过度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打赢下一场战争。对此，必须着眼动员保障的可持续性，大力优化动员储备结构，走军民融合的集约化动员道路。既要坚持“藏富于民”，推动潜力储备由重“实物储备”向强调“能力储备”过渡，有效畅通“民参军”渠道，提高“民转军”能力。如建立“商人参战”机制，遂行从生产、操作到维修的“一条龙”服务，在充分动员民力的同时尽可能节约资源。又要着眼一体化联合作战参战力量多元融合、模块编组的特点，注重将人员、物资、装备等潜力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规则和数量编组成标准化的动员模块，为战时灵活编组、快速动员奠定基础。

潜力征用“法制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大量的潜力资源将直接掌握在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手里。在此情况下，如果仍沿袭计划经济时代依靠行政命令和公民自觉的做法，必然难以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快速精确调用潜力资源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动员立法，尽快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用资源征用法规体系，重点解决预征预储、职责权限、程序方式、补偿补助、奖励惩罚等问题，切实增强潜力征用的针对性和有序性，提高政府、企业和公民参与支持动员工作的积极性，确保战时能快速精确调用民用资源为战争服务。

二、构建快速精确的动员响应体系

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战场态势的复杂性和作战任务的突变性致使动员需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动员速度和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必然要求我们大力推进作战动员一体化建设，增强动员的灵活性和应变性，确保动员快速精确响应作战需求。

促进作战动员整体联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担负空袭任务的飞机有2/3执行临时作战任务，只有1/3按预定作战计划行动。对此，美军将动员纳入联合作战体系，推进战场感知、作战行动和动员保障的整体联动，以适应“作战任务的调整引发动员需求的不断变化”。美军《联合动员计划条令》明确：指挥官和作战计划人员必须清楚地了解动员对作战计划的影响，保证及时确定和动员所需的资源，并对其有效地保护和使用。对此，我军也应从国情军情出发，借鉴美军有益经验，将动员要素纳入联合作战体系，依托信息技术建立作战与动员无缝链接的信息系统，实时共享作战态势和动员信息，有效解决以往动员与作战“两线分流”的弊端，确保动员指挥与作战指挥的互通互联，实现动员行动与作战行动的同步决策、同步指挥和一体联动。

简化动员响应程序。为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快速精确保障的要求，必须改变以往自下而上层层上报需求，自上而下层层部署任务的动员模式，科学设置动员程序，有效提高动员速度和效率。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优势，尽快构建一体化的动员指挥信息系统，尽量增加平行的单位，减少上下的层次，建立作战部队和动员部门之间的直接联系，并赋予各级作战部队和动员部门更多的自主决策权，以减少指挥层级、缩短指挥周期、提高指挥效率。同时，应详细规范动员响应程序，做到动员秩序清晰、对接条件清楚，防止因职能不清、职责不明而出现需求无人管、相互推诿或处置措施不当等情况，确保动员对接过程的有序性和科学性。

创新动员响应方式。当前，我国已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为动员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创新动员响应方式，有效提高动员的灵活性、快速性和精确性。比如，采取“预置动员”方式，在主要战略方向和战略区域，有计划、有组织地预先储备资源，并明确战时对接部队和方式，适时组织动员演练，确保战时快速精确保障部队的作战行动。又如，可借鉴美军高技术武器系统由军火公司提供“从工厂到战场”的技术支持这一模式，择选一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优质企业，对相关武器装备和指定部队实施全过程、一对一的动员保障，从而有效避免动员中间环节过多影响动员信息的快速流转，确保动员保障快速精确。

三、构建权威高效的动员指挥体系

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作战要素高度融合、作战力量整体联动，局部的失利很可能导致全局的失败。这必然要求我们突破传统分领域、分层次、分军种动员的模式，树立全国一盘棋的“大动员”观，建立权威高效的动员指挥体系，实施全维综合的动员保障。

建立集中统一的动员指挥机构。各级国防动员委员会各办事机构，是负责动员工作的组织、计划、议事、协调的专职机构，但由于机构建设相对分散、职能划分不够明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致使动员效率大打折扣。对此，可考虑依托各级国防动员委员会，建立起军地联合、平战结合、责权明晰的实体型动员领导指挥机构，实现军队职能与地方职能的良性互动，军事需求与动员保障的无缝衔接。此外，动员作为国家行为，是国家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必须强化政府在动员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和各类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的动员义务，以此将纵向和横向各个层面和各类组织都纳入动员指挥系统，增强动员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构建信息化动员指挥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动员手段的数字化、网络化，使得动员效能发生了质的飞跃。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通过“联合全资产可视化系统”和“全球作战保障系统”等信息系统，将指挥、控制、通信等要素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动员全过程实施远程、连续、实时控制，基本实现了在需要的时间、按需要的数量、将需要的物资投放到需要的地点，动员效益显著增强。对此，我军也应在努力谋求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借鉴美军动员的先进成果，充分利用射频识别、北斗定位、卫星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通、立体扁平、此断彼连”的动员指挥信息系统，将动员各要素融于一体，实现作战动员信息的互通、互联和互操作，从而缩短指挥信息流程、避免信息传递错漏、减少指挥时间消耗，最大限度提高动员指挥效率。

理顺各动员主体间的指挥关系。当前，由于动员管理权力相对分散，区域动员与行业动员、各行业动员之间相互交织，致使各动员领域的内容和范围在实际工作中相互交叉重叠。在国家资源有限性与军事需求扩张性的矛盾下，如果指挥协调不及时、不到位，很容易导致各动员领域互抢资源，造成某一动员领域资源过剩，而另一动员领域资源不足，从而引发“木桶效应”，影响战时整体动员能力。对此，必须下大力厘清各动员机构指挥关系，明确战时占有、调用资源的优先秩序和仲裁机构，确保整个动员过程指挥有力、协调顺畅，充分发挥国家整体动员能力。此外，战区主战，不单是主导作战力量，也应主导动员保障。应构建以战区动员指挥中心为小核心，以各级动员指挥机构为大外围的战区国防动员指挥协调体系，准确定位战区动员指挥中心是战区方向内战时最高动员指挥机构的办事机关，赋予其战时组织指挥动员工作的最高权限，促进动员更好地为作战服务。

四、构建多维立体的动员投送体系

一体化联合作战，战场空间多维立体、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兵力兵器的移动速度和规模一定程度上将直接决定作战的进程和结局。这必然要求我们大力提高动员投送能力，实现作战力量和保障物资的快速精确投送，以便夺取作战主动权，形成有利的战场态势。

立体化投送渠道。一体化联合作战打破了传统的陆、海、空三维空间的界限，必然要求动员投送是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各种方式相互结合、同步进行。对此，必须按照全军一体、军民一体的原则，建立权威统一的动员投送指挥机构，统筹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各种投送力量的规划建设和指挥调度，充分发挥不同投送力量的优长，灵活确定投送方式，使各种投送方式有机结合、优势互补，最大限度提高投送效率。同时，要着眼我军海空投送力量不足的实际，重点加大海空大型战略运输工具的建设力度，大力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运载平台，如大中型运输机、直升机、补给舰、登陆舰和运输船，建立以军队运力为骨干、国家运力为主体的海空投送体系，补齐战略投送的短板，形成军地联合、相互衔接、综合立体的动员投送网络。

多样化投送模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动员保障更加快速精确，给动员投送带来了巨大挑战，但它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资源网络化，对多样化投送模式、有效提高动员投送能力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如：通过加强国家间合作，签订机场、港口、车站等交通基础设施，及飞机、舰船、车辆等运载工具共同使用协议，开展“合作式”投送；通过与跨国公司、大型企业签订商业合同，采取租用运载工具或购买全套服务的方式，开展“契约式”投送；对国营和民营大中型、特种运载工具进行预征预储，战时直接征用或赋予任务，开展“指令式”投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支撑的现代物流业，开展“网约式”投送。同时，应注意到，不同的投送模式各具优缺点，必须因事、因地、因时制宜，科学组合、灵活使用，方能最大限度提高动员投送效能。

全球化投送布局。随着我国国家利益不断拓展，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海盗活动、重大自然灾害和疾病疫情等都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道安全以及海外机构、人员和资产安全等海外利益安全问题凸显。这就决定未来我军一体化联合作战绝不会仅限于领土、领空、领海范围之内。要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就必须拓宽战略视野，注重深远经略，推进国家动员投送布局的全球化。应积极抓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等契机，加快海外保障基地、临时补给点和过境通道建设，为全球化动员投送布局提供战略支撑。同时，着眼全球范围内的运载工具，建立一支全球化的预备投送力量，纳入国家战略投送体系，并且有针对性地预置武器装备平台和接口，提高军地兼容度，为战时就近动员、接力投送、快速保障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