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存在吗?
——人口红利与技术进步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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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常态后，很多学者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现象与“中等收入陷阱”联系起来，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仍备受争议。从概念严谨性的争议和统计研究结论的分歧两条线索梳理不同观点，可将统计研究的意见分歧来源归纳为统计维度、观测时距、收入区间的界定模糊。具体而言，仅从截面和时序的统计维度考察或者将观测时距定义在较短时期内，研究结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反之亦然；“中等”是泛指的收入区间，用来引导经济学概念容易致使判别差异。中等收入陷阱一般的学理依据是人口和技术红利枯竭，从这两个视角论述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是否成立，可以发现：将工资上涨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缺乏实践证据，是对刘易斯二元模型的过度解读；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技术红利枯竭并不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

一、引 言

2004年，美国经济学家Geoffrey论证了在高收入国家技术前沿优势与低收入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夹缝间，中等收入国家比较优势缺失会给其带来高失业与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1］2007年，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Gill和Kharas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正式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2］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民众、政治家、经济学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个概念产生之初便引来了大量关注，但也引起了一些研究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存在概念的“标签化”“扩容化”和“教条化”。

国内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积极性高于国外，特别是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很多人便套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来解释这个现象。十九大规划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景目标，中国经济将如何如期实现实现上述目标？对于一个大为流行的概念，如果我们不能对其意见分歧进行剖析，就难以对其准确把握并解释真实的经济现象。

为此，笔者梳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性的意见分歧及其原因，旨在使学界对这个概念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本文第一部分提出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后，第二部分围绕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严谨性争议的两个焦点，分别展开简要的正反面论述。第三部分因为在确切经济增长数据下，不同学者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得出了不同的统计研究结论，于是笔者总结了主要观点并剖析意见分歧的来源。第四部分针对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两条路径——人口和技术红利问题进行辨析，讨论其枯竭能否支撑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第五部分作出结论。

二、概念严谨性争议

关于概念的严谨性问题，争议主要聚焦于以下两点。

第一个焦点针对概念的前四字——“中等收入”。Geoffrey［1］、Gill和Kharas［2］、Ohno［3］、Kharas和Kohli［4］、蔡昉［5］、Economist杂志［6］等认为：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工资上涨而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竞争，又因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与处于技术前沿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位于“优势真空”阶段，同时面临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追逐”与高收入国家的“压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7］，从而丧失了国民收入继续快速增长的依据，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经济增长异常艰难。这是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性理论解释。除此之外，有人认为腐败多发、公共福利过高、收入分配不公、产业政策不合理、国际债务冲击等原因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成因。

但是，有学者怀疑上述“增长异常艰难”是否仅仅在中等收入阶段发生并从两个视角给出质疑。一是如果在每个收入阶段均有经济的收敛均衡，那么单独针对中等收入阶段提出这一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比如江时学认为经济增长本就是艰难的，贫困、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都可以看到。［8-9］厉以宁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具有借鉴意义，但是不能成为经济规律，从经济学角度看，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陷阱。［10-11］二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是否与收入阶段匹配。刘福垣［12］和徐康宁［13］认为政治腐败、公共福利、收入分配、产业政策等问题是很多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并非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上述原因与某个经济体是否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没有必然的逻辑和因果关系，所以用此成因解释中等收入陷阱不如用之来解释经济增长陷阱。至于人口红利和技术进步问题，本文将在第四部分独立辨析。

另一个争议焦点针对概念的后两字——“陷阱”。很多人以20世纪70年代起拉丁美洲的经济停滞为例，认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容易被锁定在一个超稳定的均衡状态，并且用“陷阱”一词来描述这个状态。但是，有些学者对这个描述持反对观点，主要包括两个视角，第一个视角认为“陷阱”本身就并不存在。江时学认为大多数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以后，经济并非停滞不前［8-9］，给拉美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经济打击造成的经济衰退贴上“陷阱”的标签，是将偶发总结为必然。郭熙保和朱兰运用统一增长理论证明中等收入阶段不存在稳定的均衡点［14］，否定了“陷阱”的存在。第二个视角认为“陷阱”一词在使用中已被转换和扩容化，把中等收入国家发生的各种问题都往这个“坑”填充。华生和汲铮认为有些人用转型困难、民主乱象、贫富分化和腐败多发等现象来描述陷阱，脱离了世界银行学者最初的比较意义，陷阱的含义已经成为阶段的同义词。［15］范和生和唐惠敏认为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经济社会发展瓶颈是“正常状态”，陷阱一词具有浓厚的主观价值评价色彩，甚至将“过度城市化”“生态恶化”等问题也说成是陷阱，更是不着边际。［16］

三、统计研究结论分歧

对概念严谨性产生争议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正常现象。但是我们发现，即使在确切经济增长数据下，不同学者的统计研究却指向不同的结论，值得深思。于是本部分在总结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探究统计研究意见分歧的来源。

（一）主要观点

Agénor等以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指标，发现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到2008年只有13个跻身于高收入国家。［17］张德荣分别以1960、1965、1970、1975、1980年为基期，以2010年为终期，考察在随后30-50年间各国经济增长状况，发现基期年份越靠后中等收入国家被锁定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判断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18］

但是，Im和Rosenblatt利用1950—2008年国际面板数据和跃迁矩阵，发现并没有绝对和相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证据，所谓的陷阱只是缓慢趋同的另一种表述。［19］Felipe等在其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论文中，利用Maddison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研究124个经济体1950—2013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计算各收入阶段的跃迁年限，认为亚洲四小龙是特例，不能以其为基准从而认为其他发展较慢的国家落入陷阱。［20］Han和Wei利用1960—2010年和1850—2000年两个时间段的跃迁矩阵分析发现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下无条件的（Unconditional）中等收入陷阱，反而，发现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速度加快。［21］Prati等利用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政策对GDP增加的影响优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2］Bulman等采用1960—2009年的世界各国 （除去石油输出国）数据应用跃迁矩阵研究，认为没有发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证据，任何收入水平都有经济增长困难，中等收入国家不存在经济增长逃离趋势（Non-escapes Tend），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中等收入国家巨大的经济增长原因。［23］Ye和Robertson利用46个中等收入国家二战以后至2007年的数据，采用结构突变回归模型发现只有7个国家满足中等收入陷阱条件。［24］Gönenç通过综合前人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国民收入可能更容易提升。［25］

（二）意见分歧来源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所以引来经济学家的巨大兴趣，除了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所关心的问题之外，更因为其是一个模糊的界定，更具有辩论性。为什么同样的经济增长事实会得出不同的观测结论？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点：

1.统计维度模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概念和现象，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可以从截面、时序、面板三种维度统计，不同的统计维度对中等收入陷阱存在性的判断便会有不同的结论。

有些学者从截面数据的维度考察，对同一时期的国际横向比较发现中等收入国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贸易中处于劣势，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容易陷入长期停滞状态（Geoffrey［1］；Gill和Kharas［2］；Ohno［3］；Kharas和Kohli［4］）。也有研究从时间序列的统计维度考察，结合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认为人均资本边际递减和经济收敛导致中等收入国家很容易陷入增长停滞（Gill和Kharas［2］；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6］；林志帆［27］；刘金全等［28］）。

但是，从面板数据维度考察，采用国际经济增长经验数据，应用增长率对比折线图（华生和汲铮［15］）、跃迁矩阵（Felipe［29］；Im和Rosenblatt［19］；Bulman等［23］；Han和Wei［21］）和结构突变回归模型（Ye和Robertson［24］）等方法进行统计研究，结论大都是质疑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

截面数据着眼于国民收入增长动力的横向比较并对经济增长潜力作出判断，时间序列数据则是单纯的考虑某个地区经济增长路径，二者共同特点是都具有对地区国民收入增长趋势及其原因的推断性，属于前向研究。面板数据是双维视角，对地区国民收入发展的已有经验验证，属于后向研究。所以，不同的统计维度，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判断不同。

2.观测时距模糊。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变量，不同研究时距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多久，就算是落进陷阱？

瑞士银行经济学家Anderson用10个中低收入国家与10个中高收入国家为样本，发现其在1990—2000年期间，中高收入国家确实存在经济增长陷阱，但若将研究时段拉长至21世纪前10年，则不存在中高收入陷阱。［30］Felipe等采用IMF和Maddison数据计算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认为落入中下等收入陷阱时距是28年，并且坦言，这是利用中位数得出的准绳；如果用平均数是33年，将1950之前和之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都纳入研究范围，这一准绳又将是58年，但会导致更少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范围；其年份设置是为了迎合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于是结论是52个样本国家（地区）中有35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29］但Felipe等又于2014年在其一篇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论文中，将1950年前后数据贯通研究，发现穿越中低收入陷阱中值是55年，穿越中高收入陷阱中值是15年，这样的话，截至2013年，39个研究对象中仅有10个在中低等收入时期经济增长表现较慢，15个研究样本中仅有4个在中高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表现较慢，并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20］

张德荣认为伴随研究基期的后推，中等收入国家被锁定的风险逐渐提高，笔者认为其观测时距由50年逐步缩小到30年，是导致该结论的重要原因。郭熙保和朱兰通过考察1950—2015年108个国家人均GDP发现，中等收入阶段平均停留时间接近39年。［31］与世界各国在低收入阶段停留上千年时间相比较，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50—60年，算不上长期停滞或陷阱。［15］劳动力从被当作消费品的劳动力商品向人力资本转化，至少需要近百年时间，只有少数拥有特异资源禀赋和获取特殊历史机遇的国家，中等收入停留时期比较短暂，不能说其他国家与之相比便落入发展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实饱含了人们对尽快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美好“愿望”，也是近代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惯性“预期”，以及与个别国家快速发展对照的“落差”，若客观地看待各国国民收入增长，可能并不存在所谓的陷阱。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一个“时间概念”，但是学界对这个“时间概念”没有达成一致。有些学者认为国民收入在几十年内仍没有跨入高收入阶段，便是落入发展陷阱；有些学者认为几十年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是很短的一个过程。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对其所指的时间跨度模糊不清，便引起了分歧意见产生。

3.收入区间模糊。学界普遍用经济水平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或者长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来判断落入中等收入陷阱。［32］中等收入区间是绝对的，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不平衡也是绝对的，而中等收入水平是相对的，所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收入区间的界定是判断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指标。中等收入的界定需要进行国际经济增长数据的比较和分组，经常使用的数据库有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麦迪森世界经济历史统计（Maddison）、宾州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PWT），收入水平分组包括绝对法和相对法。

绝对法需要考虑评判标准的动态演进问题。从长期来看，当所有国家越过中等收入阶段，跻身高收入阶段，此时的“中等”将列为彼时的“低等”，中等收入的国民统计区间必然会适时的调整。比如1995、2000、2005、2010、2015年，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区间下限划定依次为766、756、876、1006、1026美元，上限划定依次为9385、9265、10725、12275、12475美元，区间宽度依次为8619、8509、9849、11269、11449美元。虽然这种调整的上涨速度低于世界平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但无疑增加了中等收入国家摆脱中等标签的难度。

也有学者采用相对发展概念来划分收入区间。Woo以美国为标杆，按一国人均收入占美国比重的范围来定义低、中、高收入阶段，将这一比例称为追赶指数（CUI，Catch up Index）。［33］其暗含了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人均收入不仅在某一阶段上而且会始终一致走向趋同 （华生和汲铮）［15］，是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条件趋同的假设，尚未被证实。

更何况，通常的分类习惯要求中间阶层占有一定的比重，中等的区间范围比较宽广。根据2019年1月份世界银行数据，在217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03个国家或地区属于中等收入范围。去除资源密集型国家或人口较少的经济体，高收入国家并不是很多，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上占据大多数。无论按照绝对法还是相对法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组，都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更多是经验性的或者探索性的“拇指法则”［34］。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内生于本国经济增长之中，并不是按照一个预先确定的世界动态收入分布演变。［35］中等收入是一个泛指的国民收入区间，逃离这个区间，需要“跳跃性”的国民收入增长，提高在世界排名中的位置。

四、人口和技术红利消减能否引致中等收入陷阱？

对概念识别和界定的争议梳理是为了加深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但也有必要对其形成机制的逻辑性展开辨析。人口红利和技术红利枯竭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最初经济学理论原因，也是一般性的学理原因。所以，从经济增长的动力视角，我们将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制的争议聚焦于这两条路径。结合前人研究，对这两个原因引致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经济学机制作出如下思考。

（一）人口红利与中等收入陷阱

1.工资上涨能否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关于上述论断的肯定回答很难找到经济学理论支持或者历史经验证据。在宏观经济学里，菲利普斯曲线与奥肯定理结合起来，反而表明工资上涨与国民收入增长正相关。我们习惯认为工资的增长一定要减少就业，然而，许多证据与此相反（刘易斯［36］）。工资上涨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增长中的普遍现象，且总是与国民收入提高相伴发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发生过，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亚洲四小龙”也发生过。20世纪80年代，由于工资上涨大量韩企、台企转移到中国内地，出现产业空心化，但其成功越过了中等收入阶段。［37］

城乡劳动力生产效率差异蕴含的经济势能被逐步释放出来转换为经济增长动能，称之为“人口红利”，我们一般认为，伴随着人口流动，工资上涨，“人口红利”逐渐消减。但是如果将人口红利概念置于质量和数量双重视角下研究，会发现这条机制可能并非如此。人口质量红利随着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和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呈现单调上升趋势，并逐渐取代人口数量红利的作用［38］，最终通过作用于要素生产效率、知识效应、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增长［39］。将劳动力工资水平与劳动力成本等同起来，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高于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速度，那么单位劳动力成本则处于下降状态［40］，以中国为例，2009年以前中国的工资在不断提高，但由于劳动生产力也提高了，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则是下降的。因此工资提高不一定代表竞争力下降，也有人用这种机制来解释国际贸易的“里昂惕夫之谜”。工资上涨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经济现象，但将工资上涨与中等收入陷阱简单地对应联系是不严谨的。

2.刘易斯模型能否解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逐渐枯竭，工资水平上涨，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在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转型升级的情况下，其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会受到影响，于是很多人用刘易斯二元拐点理论来刻画这种现象。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只是指出了工资上涨的原因，但并没有推演出工资上涨之后一国总产出增长速度便随之减缓或停滞。刘易斯曾经指出：“实际工资的提高阻止了利润率在没有工资提高时候的那样快速增长，但是他不一定使扩张终止。如果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工资的增长，那么它甚至不会阻止增长的速度；和技术进步的情形一样，工资的提高也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增加或降低就业。”［36］可见，刘易斯并未断言廉价劳动力枯竭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用刘易斯模型当做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对其理论的过度解读甚至是误解。Lucas认为经济体只存在增长率收敛而不存在收入水平的收敛，要素流动性的提高能够对收入趋同起到促进作用。［41］

人口红利减少可以使中等收入陷阱成立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不变、劳动力素质不变、进入老年的标准不变、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制造业像永远填不满的大海，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超过一、二产业的排放量。［42］张欢等通过构建1960—2015年115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分位数模型估计方法，证明人口红利消失并非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43］范洪敏和穆怀中通过对1980—2014年86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并不能显著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概率。［44］由此可见，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只是表象，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错综复杂，在没有严格的假设条件下，直接用人口红利减少来推断中等收入陷阱是不严谨的。刘易斯二元模型是工资上涨的充分条件，但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

（二）技术与中等收入陷阱

1.技术进步直接作用于生产效率而非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中，技术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的时期，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市场经济整体处于卖方市场，技术革命在增加国民产出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况且由于经济的主要测量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对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衡量，技术的提高有利于增加产出，这进一步强化了技术与经济之间的联系。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也顺理成章地被引入到宏观经济模型中，常见的经济模型包括技术外生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索罗经济增长模型，技术内生并且可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但是，技术与经济增长毕竟是两个层面的概念。技术是生产效率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经济的基础是交易和市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不能用资本、劳动力解释的那部分经济增长统称为技术。在增长理论中，“外生技术变迁”只不过是“未经分析的生产外部性”的委婉说法［45］，于是很多模型计算结果显示技术与经济具有强烈的正相关。TFP（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生产函数不能解释的残差部分，反映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时会产生偏差。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严格正相关关联，需要框定在产品需求“无限弹性”的假设下，如果技术进步只是缩短了劳动时间，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技术可能导致产品供给过剩，甚至带来经济增长波动，技术的分配效用甚至可能带来国民收入的贫困化增长。所以，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过于严格的联系，其实是忽略了经济“产品和劳务交换”的本质。

2.技术进步乏力便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吗？很多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并没有理论宣称：没有技术进步便不会有经济增长。Krugman对亚洲奇迹的解释是：亚洲的增长，就像高速增长时代的苏联一样，看起来也无非是由劳动和资本这些投入的惊人增加所驱动的，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的。［46］如果再考虑一些资源密集型的国家和直接发展新兴产业的人口小国或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规律，我们会发现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高度依赖技术发展，投入驱动、规模效应、不完全竞争、产业政策和制度等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比如新加坡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航运业和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典范。

更何况，技术进步有“机会窗口”，具有“技术蛙跳”的可能性，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为中等收入国家持续发展提供可能。［47］欠发达国家很难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不断攀登成熟技术的阶梯，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经济追赶具有真正意义的是新技术革命产生之时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技术革命，不仅可以有效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甚至可以实现“蛙跳式”发展。［48］

先验性地认为中等收入国家难以突破技术瓶颈，完全忽略了政府与企业的主观能动性。20世纪70年代，韩国把政府研究机构公共资金所资助的研究成果转移到私人公司，80年代，政府调整公共研发政策转向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研发，到90年代中期，韩国企业开始建立自己的内部研发机构，研发占GDP比例超过2%。韩国选择性地专注于短周期技术的研发实现战略迂回（detour），在电子产业等方取得快速发展，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实现经济赶超。

笔者不怀疑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失去技术模仿优势时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便会低于其他收入层级的国家。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对生产效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可能有直接影响，但是就国民收入的增长而言，还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

五、结 论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至今难以形成一个明确定义，就其存在性而言，学者们意见存在分歧。由于经济增长停滞在各收入阶段都可能发生，故“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实际是“赶超”意义上的概念。利用拉美经验归纳出来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如果说已经被“亚洲四小龙”证伪的话，再继续将这样一个概念进行普世的推广，容易引起争辩。除了概念的不严谨，统计研究也指向不同的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统计维度引致观点分歧。单从截面或者时序的统计维度考量，容易推测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或者增长收敛的结论。但是从面板数据考量，结果倾向于这个概念缺乏成立的经验证据。

第二是观测时距引致观点分歧。“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多久就算是落进陷阱？”是这个概念能否成立的关键。观测时距越宽，这个概念成立的基础就越薄弱。

第三是收入区间引致观点分歧。仔细推敲中等收入区间范围，发现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模糊的感性认知，收入区间界定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更多是根据经验性的和探索性的“拇指法则”，而对中等收入区间的界定，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存在的基础要素。

人口和技术红利枯竭对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有明显影响，但不足以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通常提到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与技术增长趋缓并不是中等收入陷阱命题成立的充分条件。一是在经验层面，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证明实际工资上涨并不一定就会导致中等收入时期的经济增长缓慢。二是在理论层面，把刘易斯二元理论当做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是对其理论的过度解读甚至是曲解。同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是两个层面的概念，技术进步趋缓不可以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更何况，在某些情况下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具有技术进步的“机会窗口”，实现“技术蛙跳”。

本文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内生必然性，不能称为一个经济学均衡状态，我们应该客观看待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从而制定合适的政策。如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所述，我们需要警惕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49］，这要求精致的谋略和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