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宋金之交華北的歷史書寫

宋燕鵬

歷史學研究的基本目標，就是通過歷史學者對各種史料的比對分析，從中發現歷史事實的真相。但是由於文字敍述者立場的不同，對同一件事的描述也就有了道德價值的判斷，由此對歷史學家的立場也多有影響。治宋史者，皆站在宋朝的立場上，對金軍南下造成的損失多持貶論。隨著時代的遷移，金朝人對這段宋金之際的華北社會歷史的敍述，也就有了不同的描述。

一

1966年初，靈石縣農民在該縣東部的綿山半山腰采藥時，在石縫中發現一個銅罐，銅罐中有南宋建炎二年(1128)文書五件，保存完好，字迹清楚。《文物》1972年第4期刊發了丁明夷先生《靈石縣發現的宋代抗金文件》一文，對五件文書進行了録文(並配發了文書的照片圖版)，文件内容記述了靈石一帶被金軍占領後，當地李宋臣、李實等人組織義軍抗金，保衛鄉土，收復州縣等情形，爲研究南宋初的歷史和政治制度，增添了新的材料。隨後1973年陳振先生依據《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等文獻資料，對五件文書中涉及抗金義軍將領“李宋臣”的史料作了補充，使這批文書中涉及的“李宋臣”等領導的河東地區抗金義軍的史實，逐漸明晰。(1)陳振《有關宋代抗金義軍將領李宋臣的史料及其他》，《文物》1973年第11期。但三十多年來這批文書的使用者罕見，只有2007年孫繼民教授撰文使用(2)孫繼民、陳瑞青《分藏異國的宋代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檔案》，載劉進寶主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並將文書收録在《黑水城宋代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中。其中一篇定名爲《南宋建炎二年九月初四日河東陝西路經制使司付李實劄爲借補成忠郎事》，原文迻録如下：

1 河東陝西路經制使司 甲子論字號

2 契勘金賊侵犯中原，恣爲焚掠，河東

3 士庶首被其害，披髮左衽，勉强從俗。

4 懷忿蓄怨，累年未發。今據右武大夫、都統制

5 河東軍馬李宋臣，仗義自奮，糾率民兵，掩殺

6 賊衆，收復陷没州縣。内成忠郎李實，累與金

7 賊鬥敵有勞，檢准

8 尚書省劄子，備奉

9 聖旨： 依申。請到畫一

10 指揮，許不拘常制，便宜行事。今將李

11 實借補成忠郎，須至劄付者。

12 右劄付李實。准此。

13 建炎二年九月初四日

金軍雖然於1127年俘虜了宋徽宗、欽宗父子北上，一般認爲這是北宋被滅的標誌。但事實上金朝全面占領黄河中下游地區，則已經是十幾年後紹興議和之後了。雖然在天會四年(1126)金軍南下時，宗翰負責從河東南下，就已經陸續攻克河東路不少州府。當年九月克太原，取平遥、靈石、孝義、介休諸縣。十月，克汾州，石州降。克平定軍，遼州降。十一月戊辰，下威勝軍。癸酉，破天井關。乙亥，克隆德府。庚辰，克澤州。丙戌，克懷州。雖然金軍在上述地區勢如破竹，但只是占領了州府的治所，在治所之外地區還未有穩定的統治。上述發現文書的靈石縣屬汾州，就在今山西中南部。可知在1128年時，金朝尚未在河東地區站穩腳跟。

文書云：“金賊侵犯中原，恣爲焚掠，河東士庶首被其害，披髮左衽，勉强從俗。懷忿蓄怨，累年未發。”很明顯，該文書站在南宋的立場上，將金軍貶稱爲“賊”。爲了確保新占的河北、河東之地，金朝一面命令諸將進一步掃蕩宋軍，一面力圖安定新占領地居民的生活。金天會五年滅北宋當年，八月就下詔曰：“河北、河東郡縣職員多闕，宜開貢舉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進士，各以所業試之。”這種政策只不過爲了籠絡北宋業已形成的地方上的文化階層。但是爲了從習俗上、心理上征服漢人，在河東以粘罕爲首的女真統治者大力推行“女真化”運動，强迫漢人接受其習俗，削髮易服。《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五引《宗澤》篇記載：“今河東河西，不隨順蕃賊，雖强爲剃頭辮髮，而自保山澤者，不知其幾千萬處。”同書卷一二二引馬擴書云：“時方金人欲削南民頂髮，人人怨憤，日思南歸。又燕地漢兒，苦其凌虐，心生離貳，或叛逃上山，或南渡投降，自河以北，各傳蠟書，皆約内應。”卷一三二：“元帥府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劉陶知代州，執一軍人於市驗之，其髮稍長，大小不如式，斬之。後賊將韓常知慶源，耿守忠知解梁，見小民有依舊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靈無辜被害，不可勝紀。” 把“削髮易服”和殺頭聯繫在一起(3)劉澤民等主編《山西通史》卷四《宋遼金元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84—185頁。。老百姓珍重漢人的習俗，不願削髮易服，紛紛逃亡到深山大澤，結寨自保，抗擊金兵。風俗是一族之文化的外在反映，尤其是髮式，也是辨别“華夷”的重要内容。女真强迫當時河東居民剃髮的命令，激起民衆的嚴重抵觸。文書云“披髮左衽，勉强從俗。懷忿蓄怨，累年未發”即指此事。“披髮左衽”，即是指將頭髮放下弄成女真族之髮式，而“左衽”則是女真族等西北少數民族服飾之特點。這是服飾上所體現的非常明顯的“華夷”之别。漢族民衆雖然在强壓之下“勉强從俗”，但是内心之憤慨是非常容易想像到的。只不過逐漸積累不滿，尚未爆發而已。而李宋臣就是在這樣一種民心所向的情況下，“仗義自奮，糾率民兵，掩殺賊衆，收復陷没州縣”。聯想到滿族統治者占領遼東後，即令漢人剃髮易服，以表示歸順。入關之初，雖迫於漢人的强烈反抗，清廷一度宣布暫停剃髮。但清兵攻取南京之後，清廷便於順治二年(1645)重頒剃髮之令，限京城内外、直隸各省十日内全部剃髮完畢，如有遲緩者，置重罪。剃髮令傳至江南，士民大憤，認爲“頭可斷，髮不可剃”，寧死不剃髮。强行剃髮令激起江陰、嘉定等江南各地士民的强烈不滿，逃隱、出家、自殺，甚至羣起反抗的事件層出不窮。清軍采取嚴厲鎮壓的措施，導致“嘉定三屠”等嚴重後果。因此，少數民族進中原，在初始階段往往伴隨著殘酷的鎮壓。

實際上，戰争必然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與逃亡，因此金軍南下也造成了地方人口的劇減。金初天會四年(1126)懷州創修成湯廟。“河内之北有村名曰許良巷，地盡膏腴，人類富庶。築居於水竹之間，遠眺遥岑，增明滴翠，真勝遊之所也”。該廟的創建工作始於北宋末年的宣和七年，税户張卿作“維那頭”出面組織在許良巷村創修，意外的是廟基剛修好，金滅北宋的戰役就開始了。天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金軍圍攻懷州，二十四日城破。在之後“蝗蝻□生，盜賊蜂起，老幼蕩析，率皆驚竄，田野之□，盡成荊棘”。天災人禍皆起，人口劇減。因此在天會七年，許良巷、上省莊、狄家林、齊家莊、西吴村五村合并爲一寨，以上省莊賈進□爲提控，然後將該廟剩餘部分完成。(4)王定國《南懷州河内縣北村創修湯王廟記》，《河内縣誌》卷二一《金石志下》，道光五年刊本，葉2A—B。很明顯，在金軍進軍中原時，曾出現過大範圍的人口減少的情況，地方村落曾發生合并管理的現象。

而對轉戰太行山區的紅巾軍，在對其反抗金朝統治的立場進行贊揚的同時，也要看到紅巾軍對地方社會經濟的破壞。金世宗大定五年(1163)，陵川縣雞鳴鄉魯山村南莊重修真澤廟，趙安時作碑文。這次立碑是因爲祈雨成功。“逮至本朝皇統二年夏四月，因縣境亢旱，官民躬詣本廟迎神來邑中祈雨，未及浹旬，甘雨滂沛，百穀復生”。皇統二年(1142)，此時北宋滅亡才十五年。該年夏四月亢旱，官民到“本廟”迎神來祈雨。“本廟”即壺關縣樹掌鎮神郊村之真澤宫。祈雨成功後，送神回本廟，卻停止不前。“及送神登途，大風飄幡，屢送不前，莫有喻其意者”。此時女巫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二仙借女巫之口説：“本廟因紅巾殘毁，人煙蕭條，荒蕪不堪，今觀縣西靈山之陰，鬱秀幽寂，乃福地也。邑衆可廣我舊廟而居之。”“紅巾”是指南宋初年在河東一帶活躍的一種没有明顯領導者、以紅巾爲標識的抗金團體，統稱“紅巾”(5)黄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60—62頁。。自從金人初占河東，紅巾的抗金勢力就隨之而起。“先是，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兵之在河東者，稍稍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以故多取勝。然河東之民與之諗熟，略無所懼，又於澤、潞間劫左副元帥宗翰寨，幾獲之。故金捕紅巾甚急，然真紅巾終不可得，但多殺平民。亡命者滋益多，而紅巾愈熾”。起初紅巾軍在澤州、潞州一帶活動，後來擴大到河北、陝西等地。聲勢浩大，組織嚴密。曾於澤、潞州間猛攻金左副元帥完顔宗翰大寨，宗翰險些被俘。(6)《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中華書局，1988年，213頁。紅巾軍前後持續達十餘年之久。雖然義軍對抗金軍多有戰果，但糧食除了宋廷供給和少數屯田所得外，來源多是劫掠。義軍雖然對抗金軍，但對老百姓也造成了損害。因此壺關縣之本廟可能在金初爲紅巾軍所殘毁。趙安時本身是陵川人，又是海陵王正隆年間的某科狀元，他的敍述反映了當時金代士大夫對紅巾軍的看法。

上述文書中的李宋臣暫時收復州縣，站在南宋立場上是要贊揚的，這是没有問題的。但是時隔十數年，隨著金朝統治一段時間後，士大夫對當時的歷史敍述就逐漸改變了。

陽城縣析城山成湯廟宋金以來命運多舛。“宣和七年重修廟記云： 本路漕司給係省錢，命官增飾廟像，及廣其庭壇，高其垣墉，列東西二廡，齋廚、廄庫、客次靡不畢備。華榱彩桷，上下相焕，以稱前代帝王之居，而致崇極之意。以其餘材完嘉潤公祠，合二廟凡二百有餘楹。大金革命(1127)，廟止存九間，共六十椽，大廟壬寅年(1182)春因野火所延，存者亦廢”(7)李俊民《陽城縣重修聖王廟記》，《莊靖集》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從這段敍述可見，陽城山之成湯廟在宣和七年曾經重修，所需經費爲河東路轉運使司撥付“係省錢”，即動用了國家預算内轉運司預算經費(8)楊倩描《從“係省錢物”的演變看宋代國家正常預算的基本模式》，《河北學刊》1988年第4期。，共重修了成湯廟和嘉潤公祠，二廟加起來二百餘間，規模不可謂不大。“大金革命”即金滅北宋之1127年，在兵火之餘，廟止存九間，共六十椽。李俊民爲(1176—1260)是金末蒙古時期北方著名的文士之一。他生於金代後期，政治認同爲金朝，所以對1127年金滅北宋的“靖康之恥”，徑稱爲“大金革命”。隨著金熙宗之後金朝漢族文人取代了舊有的統治階層，北方漢族士人對金朝的認同在金哀宗時期到達高峰。李俊民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二

我們現有的對宋金之交北方漢族士人的記述，多來自於南宋，身處其中的漢族士人則很少發聲。那些士人是不是就如我們所認爲的，對朝代更替後的金朝充滿了敵視，以至於采取不合作態度？這些都是要作全面考量的。那些歷經北宋被滅，金軍南下的北宋地方士人，他們又是采取了何種措施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宏觀的國家大歷史，總是要投射在千千萬萬的個人身上，而每個人在歷史的洪流中，又多少帶有自身的小歷史色彩。下面我們分析幾個人的經歷，來看在大歷史的洪流中，他們的個人選擇與經歷。

1995年3月23日，南皮縣出土韓彀墓誌銘(9)劉長言《金修宋故奉議郎致仕賜緋魚袋韓君墓誌銘并蓋》，滄州市文物局編《滄州出土墓誌》，科學出版社，2007年，58—60頁。。韓彀1055年出生於滄州南皮縣之馬明。曾祖以來皆不出仕，鄉居而輕財重義。韓彀自弱冠開始遊學京師，補太學生。可知這是富家大户想借助官學教育提升自身的文化資本，進入更高一層的社會。但是“逮試有司不利，迫親老，强習法律，以宋紹聖元年登科，爲趙州司法參軍，移寧晉令”。由於北宋中期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越來越多，熙寧四年(1071)在太學開始實行“三舍法”，韓彀在三舍的競争中處於不利位置，只好轉而學習法律參加“明法科”，並在紹聖元年(1094)虚歲三十歲時考中，由此可見其出仕過程之坎坷。起家爲趙州司法參軍，而後爲寧晉令。“崇寧初，試法中等，攝廷尉平”，“久之，復爲孟州録事參軍，攝河陽令”，政和中，又爲“潞之襄垣令”。因不肯奉承上司，在六十歲時從襄垣令任上辭職歸鄉。可知其仕途之不順，長期蹉跎於基層官員，最終才“積階奉議郎，佩服如六品”。“方延儒生教授於家，故人子弟慕從者衆，其所誘掖隆就策名取高第十餘人。官府疑事，或遣咨問，率常君所折中爲可，公私敬重焉”。可見他辭官歸鄉後，成爲鄉里的“長者”，掌握有一定的“文化權力”。在金軍南下之際，他的選擇也很有代表性。“聖朝天會之七年，元帥監軍兵至横海，守將劉錫以郡卒距戰。既窮蹙，議歸款，不決，人情匈匈且自亂。君幅巾詣府，譬責大義。錫懼不知所出，俄與其戲下開門遯去”。在天會七年(1129)時，平定河北者是完顔宗輔，“元帥”即指他。可知金軍占領河北是在此年。滄州守將劉錫力戰不逮，打算投降，但是猶豫不決，此時在韓彀“幅巾詣府，譬責大義”的情況下，劉錫選擇了逃跑。韓彀的“大義”很值得玩味，在金朝的敍事背景下，應該是勸其投降金軍，以保全百姓的安危。在守將逃跑，金軍未進城的權力真空階段，“先是，欲及兵亂，所在綱紀不立，驕將墮卒，相視爲暴横。比及撫定，浮陽之人免於塗炭。解紛排難，籌畫所賴，君有力焉”。“浮陽”即滄州治所清池縣的古稱，此處代指州城。可知在權力真空的短時期，其損失並非完全由金軍造成的，城内的無秩序反倒也有很大的危害。韓彀接著對穩定局面發揮了作用，使滄州城居民得以保全，順利過渡到新政權。

陝西蒲城縣主簿封艤則是另一種情形。天會七年(1129)年他請人爲父親封志安撰墓誌銘(10)段甡《封志安墓誌銘》，王新英編《金代石刻輯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144—145頁。。從高祖以來封氏即世居蒲城縣，封艤是遺腹子，長大後，其母馮氏説：“與其爲市井，以富於財，不若使親讀書，以富於義。”乃令封艤求學，“遂於宣和間連獲兩薦”，也就是獲得兩次入開封參加省試的機會，但遺憾的是並未中舉。封艤雖然没有中舉，但是因爲通過了路級選拔，已然屬於地方士人階層中的中層。金軍於天會六年(1128)破蒲城，同月破同州。“迨天道更始，金國方興，爰被輿言，主是邑簿”。“天道更始，金國方興”，所云已經完全站在金朝的立場上，而封艤能夠擔任蒲城縣主簿，也是因爲“輿言”，即公衆的輿論，可知其是被推舉爲縣主簿的。在北宋末年，封艤很難中舉，更遑論擔任縣級職官，只能浮沉鄉里。但是金朝占領蒲城後，他就可以擔任縣主簿，對他個人來説，也是非常好的機會。所以，他個人對北宋被滅好像並没有什麽悲傷。撰文者爲鄉貢進士段甡，“鄉貢進士”是通過路級科舉考試選拔者，並未通過省試，但是可以使用“鄉貢進士”的頭銜。書寫的是“應鄉貢進士”李震。這是還未通過路級科舉考試選拔者，但是已經參加過的。這些人都屬於地方文化階層，屬於地方士人中人數比較多的那部分。從上述墓誌銘可以想見，北宋剛被滅不久，他們的政治認同就迅速改變爲金朝，可知進入金朝對他們來説也許意味著機會。皇統三年(1143)去世的趙勵則是另一種類型。他的高祖趙九思爲遼興宗國師，因此子孫世居南京析津府。子孫登進士第者甚衆。趙勵本人於遼朝德興元年(1122)進士及第，授將仕郎、秘書省校書郎。“緣兵火乃避地，挈族歸宋”。遼朝末年金軍南下，戰火必然燒到南京。趙勵則率族歸北宋。“宣和四年十二月即境，上换授將仕郎”，遼朝進士考試與北宋類似，因此北宋對南來的有科舉資格的往往予以承認。而明年五月十六日到開封，還未來得及授官，就病逝於同文館。權葬於汴梁西邊的長慶禪院。“本朝天會四年正月，聞大兵至汴，遷公全家歸燕，蒼卒迫逐，而公之喪遂不得俱北。次年，王師下汴以立爲楚國，後立爲齊都，益致懸絶”(11)趙賓《趙勵墓誌銘》，王新英編《金代石刻輯校》，151—152頁。。其子毫秀就在劉豫的齊國换官，直至天會十二年授邢州内丘縣主簿，天眷元年，廢劉豫齊國，二年，毫秀方才請假到汴梁將棺木北還。可見，個人家庭在歷史的洪流中，很多時候是身不由己的，充滿了各種心酸與痛楚。

結語

本文通過立場不同、時間不同的幾件文書及墓誌銘，對宋金之交華北的歷史敍述，發現了不同立場的書寫者所帶出的價值判斷不同。而宋金之交的朝代更迭，從大歷史來看，是風起雲湧的；但不同的個人在這個歷史洪流中，並不都是充滿痛苦的，對於某些讀書人來説，在北宋末年鬱鬱不得志，但是在新的朝代則可以得到官位，一伸鬱悶之氣。因此，朝代更迭的大歷史，在每個個人身上投射出來的小歷史，是不盡相同的。我們不能只看到一面的敍述就下結論。歷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也許我們只能通過不斷地發掘新材料，發現新角度才能一窺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