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地域文学研究的困境与新的可能性
——以21世纪“中原作家群”研究为例

姜汉西

地域文学研究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新时期以来“山西作家群”“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群”“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津门作家群”“湖北作家群”“中原作家群”等先后崛起，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热点问题。其中“中原作家群”的命名源于2010年11月在郑州召开的以“坚守与突破”为名称的“中原作家群论坛”，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原作家群”首次作为学术概念和批评话语被广大作家与学者所接受。当然，“中原作家群”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此之前也就是20 世纪90年代，“文学豫军”的提出就已经扯起了河南文学这面旗帜，奏响了中原作家向全国文学大军中积极挺进的序曲。然而自21世纪以来，一大批豫籍作家的新作不断出版，旧作也在逐渐被经典化，可是却丝毫掩盖不了中原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瓶颈效应。尽管从期刊文章和个人专著等研究成果的数量上来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总体质量上依然不够令人满意，很多研究只是停留于对已有结论的重复赘述上，缺乏研究主体自我的独立性与创新性。纵观中国近30年的发展历程和社会生态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历了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及文化市场的短暂繁荣之后，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和人文精神架构中的边缘化特征愈加明显，这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消费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甚嚣尘上的强势话语，严肃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在文学创作领域一度出现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在理论批评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试图将文学从边缘状态拉回到大众的视域中，重塑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精神引领和价值导向功用。作家和理论家的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21世纪，深刻影响着当下的文学批评和创作。

地域文学强调的是一种“地缘”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注重作家的籍贯以及创作和精神原乡之间的内在互动。新时期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系列的地域文学群体，这些文学群体不仅仅在特定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全国甚至世界文学之林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都曾在一定时期内影响着文学的变革、主导着批评话语的实践和方向。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民族的和世界的两种文学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小，特殊性的消解与同质化的认同慢慢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从最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到走向世界过程中对世界性的极力追捧，我们看到以文学作为载体的世界文化正在以一种无声的方式侵入到世界不同民族的血肉之中，尤其通过等世界级文学大奖的设置，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同化的发展态势。而地域文学是一种以民族文化为给养的文学书写活动，突出的是地方色彩和民族特性，地域文学这样一种内在的追求与整个文学大势是相悖逆的，因而在当下的语境中无论是地域文学的写作还是批评本身都遭受了一定的风险与压力。除此之外，地域文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在主题内蕴、叙事策略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探索慢慢失去了活力，地域文学往往成为乡土和民间的代名词，缺乏深刻的思想深度和高深的艺术素养，导致了读者和批评家的集体不满。地域文学似乎已经很难再次爆发出无尽的生命力，产生轰动性效应，而已经颇具规模的地域文学群体中新老作家的更迭，也在消磨着地域文学这块金字招牌最后的能量。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本就是一种互生关系，在地域文学创作进入疲软期后，地域文学研究同时也遭遇了瓶颈。以新世纪以来的“中原作家群”研究为对象进行批评的批评，正是借助于这个具有典型性的文学群体在当代研究不同维度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地域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境，进而从中找寻出未来地域文学研究中新的方法和路径。

一、地域文学研究中的现实困境

地域文学作家群体的形成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往往离不开一个或两个核心成员的引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地域文学作家群体中的中心人物在推动着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地域文学的发展，这种推动作用在“文学陕军”和“文学湘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文学豫军”则有别于此，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固定的花与叶这样的层次关系，无论是刘震云、阎连科，还是周大新、李佩甫，抑或是李洱和二月河，他们在各自的文学生涯里从创作实绩到收获的奖项都是首屈一指的，很难从一个高下的角度对他们做出评判，研究对象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同时也影响了研究者的研究视域和价值，因而在对当代河南作家的研究中就呈现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尽管如此，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我们还是会从知网上的数据发现在以上所罗列的作家中人为地分出了两个序列，其中刘震云和阎连科被划为一个方阵，其余人则自然地组成了第二个方阵，前者以旺盛的创作能力以及和现代传媒的接轨和联姻，从而成为经济市场和批评场域的宠儿，同时还伴随着一大批青年学生围绕着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所书写的硕博论文。在刘震云和阎连科这两个点逐渐被放大后，其他作家的原有的市场与存在空间被挤压，于是慢慢出现了一种以点概面的态势，当人们谈论起河南作家时，首先在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的两个代表人物，当然这只是针对一般的读者而言。

面对着成百上千的研究论文和学术专著，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性，那就是个别作家的研究过剩问题，很多论题翻来覆去其实都在重复着已有的观点，如刘震云发表于2009年的《一句顶一万句》，在作品刚一问世的时候，《文艺争鸣》杂志就组织了孟繁华、贺绍俊、张清华等当代著名学者分别写了《“说话”是生活的政治——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①孟繁华：《“说话”是生活的政治——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②贺绍俊：《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叙述的窄门或命运的羊肠小道——简论〈一句顶一万句〉》③张清华：《叙述的窄门或命运的羊肠小道——简论〈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等批评文章，随后陈晓明和梁鸿分别发表了《“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干叙事新面向》④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干叙事新面向》，《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探索者——读〈一句顶一万句〉》⑤梁鸿：《“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探索者——读〈一句顶一万句〉》，《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1期。，以上五篇关于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讨论基本上覆盖了这部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从内容到主题再到叙事手法。时至今日，依然有大量期刊文章和学术论文对这样一个文本进行解读，但观点和结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机械式的搬运和沿袭。与此同时另一些作家则被冷落甚至是忽视，由此也提醒我们研究者在选取研究对象时，不要全盯着热门作家，而要在不断思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真正找到当下研究的突破口。

在进行地域文学研究时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一个悖论，那就是在面对热门作家研究过剩问题的同时，从比较意义上来界定的小众作家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地域文学中所形成的作家群是一个整体性称谓，但在这个整体之下分列着不同的个体，所扮演的角色也千差万别，有些作家虽然被明确为某一个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可是无论在创作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作家保持一致，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我们暂且不论出现这种参差不齐现象背后的缘由，如果对于一个硕士或者说是博士生来说，在三四年的时间里最后拿出一篇不够知名的作家的研究成果，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此由程光炜、吴圣刚主编的《中原作家群研究丛刊（第一辑）》⑥程光炜、吴圣刚：《中原作家研究丛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这套丛书选择了当代河南的15 位作家分为13卷出版，其中《白桦研究》《张一弓研究》《刘震云研究》《刘庆邦研究》《阎连科研究》《二月河研究》《周大新研究》《李佩甫研究》《李洱研究》《田中禾研究》《张宇研究》《墨白研究》是单独成书，而《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则是由三位作家合成一卷。由此就很好地回答了上文中对悖论的思考，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问题的路径，那就是在对一个分量不够大的作家进行研究时，可以采用组团或者比较的方式来不断开拓自己的视域，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从而实现研究价值的升华与研究空间的扩大。

当前地域文学研究中点与面的问题，其实就是单个作家作品批评与整体性观照之间的平衡问题，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单个作品的解读与批评一直是文学批评家们所积极在做的工作，而作家论这一块相比较而言还不够充分，整体性的概说就更加不尽如人意。以“中原作家群”为例，在当下的研究中除硕博论文外，很少有人去对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做出全面性的解读，更鲜有人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整个河南文学做出富有建设性的概述。这其中有当下学科评价机制的影响，无论是高校还是科研院所，在数量上的硬性要求促使着广大科研工作者尽可能多快好省地寻找捷径，而那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系统性工作则自然而然地被搁置在时间的角落。以“中原作家群”为例，除了刘震云和阎连科以外，周大新也是一个被广大批评者们所关注作家，关于他的单个作品的研究论文也已经有了几百篇之多，然而真正从宏观角度进行批评的只有梁鸿的《周大新小说论》①梁鸿：《周大新小说论》，《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以及何弘的《周大新论》②何弘的：《周大新论》，《小说评论》2017年第2期。、北乔的《作为平民的写作——周大新论》③北乔：《作为平民的写作——周大新论》，《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3期。、李丹梦的《坚硬的“单纯”——周大新论》④李丹梦：《坚硬的“单纯”——周大新论》，《小说评论》2006年第6期。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而《论周大新盆地小说中的复仇叙事》⑤铁艳艳：《论周大新盆地小说中的复仇叙事》，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论周大新小说的性别叙事》⑥皇甫方方：《论周大新小说的性别叙事》，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论周大新小说的民俗意蕴》⑦李丹宇：《论周大新小说的民俗意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等则都是硕士论文，研究主体本身的水平和能力决定了这样的宏观研究的真正有效性。如果再来看关于周大新的研究专著的话就更加无法释怀了，这样一个笔耕不辍近四十年的老作家，目前所能看到研究资料中的仅有《乡土守望与文化突围：周大新创作研究》⑧张建永、林铁：《乡土守望与文化突围——周大新创作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周大新研究》⑨沈文慧：《周大新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和《周大新作品研究》⑩刘钦荣：《周大新作品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三部，其中第一部是张建永和林铁两个人合著的，且张建永老师所从事的专业为旅游管理，后面两部则是研究论文的汇编，更是缺乏统一的纲目和规范，而且资料的选取严重受限于编者的见识和能力。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前地域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零散化的倾向，文学批评所占的比例过大，缺乏历史化的雄心壮志，此外研究的内容也往往不够系统、深入，缺乏创新性真知灼见和研究理路，多数学者还停留在对前人已有的成果的重复和赘述上，从而导致了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整体疲软，而这正是当前地域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二、地域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因子

地域文学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有着其高潮期与退潮期，在一个高扬民族文化大旗的时代，无论是地域文学的创作还是批评都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从国家意志层面到期刊杂志的偏好与选择，都给作家和批评家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进行地域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作家与批评家的自主性是被无视的，更多的是外在的客观条件在左右和支配着当下的文艺生活，而到了21 世纪，文学的世界性被格外放大，地域文学所强调的民族性和地方性成为与世界文学之间无法抹平的鸿沟，而这也成为地域文学作家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大障碍正如雷达先生所言：“由于文化的开放性，文学的主题、题材、价值取向、审美取向，都在发生大规模变迁，地域性个性在淡化、消解，作家的跨地域、跨界，参与国际性活动的概率大大提高，原先的地域性有点被冲得面目全非。”①雷达：《地域作家群研究的当代意义》，《光明日报》2013年7月23日。伴随着地域文学作家的风光不再，地域文学批评家们也难逃被重新洗牌的命运，于是在当下的话语环境中很多从事地域文学研究的批评者往往会选择转向。在此情形下，地域文学研究本就不够壮大的队伍就变得更加支离破碎，集体性力量的流失，也就没有了话语的权威性，同时也就意味着在文坛上的失语，因而当下地域文学研究迫切需要新的方向加以引导，从而真正实现地域文学研究的新突破。

在我们为整个地域文学研究的困境而扼腕叹息时，有几个现象还是唤起了我们对于未来地域文学研究的信心与希望的，首先是细化研究成为一种趋势，我们知道“中原作家群”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它只是从地理的角度对作家进行了一个划分，对共同性的强调远远超越了作家之间的差异性，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策略。然而在“中原作家群”这个大的旗帜下面，其实已经形成了更为具体的作家群落，并且慢慢成为文学市场上一支又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其中就有“南阳作家群”、“周口作家群”等，这些地市级作家群体的形成非但没有从根本上冲击和解构“中原作家群”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反而更加巩固了“中原作家群”在当代的影响和地位。近些年来一大批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他们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和论述，成为当代地域文学研究中一道亮丽的景观，如秦方奇的《伏牛山文化圈与五四以来河南作家的小说创作刍议》②秦东奇：〈伏牛山文化圈与五四以来河南作家的小说创作刍议》，《理论月刊》2010年第6期。、任动的《“周口作家群”:一个亮丽的特色文化品牌》③任动：《“周口作家群”:一个亮丽的特色文化品牌》，《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刘保亮的《河洛文化与当代河洛文学研究》④刘保亮：《河洛文化与当代河洛文学研究》，《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等皆是从文化角度对一个更为细化的地域空间中的文学活动进行梳理，凸显出当代地域文学研究者们身上所共有的身份立场和精神底色。但是这种研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狭隘性，太沉湎于一个封闭的小空间，能否真正为学界所接受和认同还存在疑问，尚需时间的检验和证明。

另外就是在地域文学研究中一批正在成长为学术权威的年轻学者，逐渐走向话语的中心，他们目睹了当今中国的发展变化，同时拥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对于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如李丹梦在近十三年的时间里围绕着“中原作家群”和“文学豫军”先后在知名期刊上发表了20 篇批评文章，从师陀、徐玉诺、姚雪垠到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都有专篇的作家论，就连当河南作家梁鸿和乔叶等人积极参与的“非虚构”写作也在她的批评之列，除了单个作家论之外，她还试图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去打量当下的河南文学，先后在《当代文坛》《文艺研究》《学习与探索》等重量级期刊上发表了《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以中原突破为例》⑤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以中原突破为例》，《当代文坛》2013年第5期。、《文学“乡土”的历史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以来的创作为中心》⑥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历史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以来的创作为中心》，《文艺研究》2013年第10期。、《文学“乡土”的苦难话语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以来的创作为中心》①李丹梦：《文学“乡土”的苦难话语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以来的创作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1期。、《文学“乡土”的官场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以来的创作为中心》②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官场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以来的创作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从以上的文章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李丹梦地域文学研究过程中的系统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她所要采用的是一种宏观性与微观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点面的互补与互促达到一种全面性的追求。徐春浩与李丹梦有着相似的追求，先后在《名作欣赏》杂志上发表了《农耕文明是“中原作家群”创作的历史标》③徐春浩：《农耕文明是“中原作家群”创作的历史标》，《名作欣赏》2015年第26期。、《地域文化是“中原作家群”安放乡愁的理想港湾》④徐春浩：《地域文化是“中原作家群”安放乡愁的理想港湾》，《名作欣赏》2015年第23期。、《传统文化是“中原作家群”发展壮大的丰厚沃土》⑤徐春浩：《传统文化是“中原作家群”发展壮大的丰厚沃土》，《名作欣赏》2014年第26期。、《文化心结的展示是“中原作家群”的心灵秘史》⑥徐春浩：《文化心结的展示是“中原作家群”的心灵秘史》，《名作欣赏》2014年第23期。四篇文章，共同构成了属于徐春浩自己的研究谱系，展示出了当代年轻学者治学的视野与雄心。

地域文学研究离不开批评家们的努力，然而除了广大科研工作者对地域文学研究的推动外，出版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地域文学的走出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河南大学出版社先后在2015年和2018年推出了《中原作家研究丛刊》（辑一）和《中原作家研究丛刊》（辑二），极大提高了中原作家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同时对于中原作家研究而言也是一件幸事。除此之外，为了宣传推介河南优秀文学作品和创作人才，由河南省作家协会、省评论家协会、省文学院共同谋划的“河南文学批评家丛书”也正在落实当中。另外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围绕着地域文学而出现的研究机构，这些科研机构大多是由文学批评领域内的著名学者组成，掌握着当今文学的理论话语，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引领者当下的地域文学研究，如近些年来郑州师范学院先后成立中原作家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原论坛，对“中原作家群”研究有着重要的贡献。而《名作欣赏》《中州学刊》《天中学刊》《平顶山学院学报》《新乡学院学报》等期刊所开辟的中原作家研究专栏以及河南大学等高校所组织的作家作品研讨会也在影响着当下的学术思潮和批评活动。

结 语

地域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艺术呈现，更是维持世界民族文化多元性与丰富性的重要载体和依托，在当今这样一体化的时代语境下，地域文学所凸显的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承续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浪潮下，习总书记所强调的“四个自信”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和地域文学的本土化诉求具有内在一致性，在中国经济逐步迈向世界前列的同时，中国文化同样应该走出国门，与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进行碰撞和交流，从而彰显出中国气度与大国风范。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当前地域文学研究的困境这一现实性问题，从作家的创作到学者的批评这样一个互动的机制中，双方都遇到了瓶颈，首先是作家在消费主义语境下创作的自主性被市场所侵蚀，慢慢失去了对艺术水准的把控力，创作数量客观，但是创作的质量却并不乐观。文学批评更是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批评者本身的理论素养、价值立场和外在环境都在左右着批评的声音，尤其是当下这样一个正处在转型期的社会氛围中，喧嚣与躁动荡涤着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灵魂，学术研究所需要的那份淳朴与厚重感慢慢没有了存在的空间，因而当下的研究成果大多流于蜻蜓点水，无法将研究对象进一步学理化与深刻化，更谈不上历史化。因而我们看到当前地域文学研究总体上表现为落潮期，平静而缺乏变化，当然这种整体效应并没有掩盖住平静之下的浪花，一批年轻学者相继加入到了地域文学研究的队伍当中，充实着这样一个学术团体，给予其源源不断的激情与活力，他们不拘泥于传统研究范式，凭借着自己深厚的知识储备和宏观的理论视域，做出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不断为地域文学研究开疆拓土，探索具有创新意义的前进路径和学术生长点，进而推动地域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研究不断向前。同时在部分编辑的努力下，地域空间范围内一些出版社和期刊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本土作家的研究专栏和相关书系，成为当下地域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越来越国际化的今天，具有本土经验的民族文化必定会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异彩，而极力追求民族文化艺术化的地域文学也将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地域文学研究在批评家以及现代传媒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也会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