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西藏民主改革研究述评

马 宁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712082)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黑暗、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百万农奴翻身当家作主人，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新征程。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学术界在西藏民主改革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截至目前，尚无学者对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学术史进行过梳理，笔者撰成此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此类研究的重视。

一、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重要主题

学术界最早对西藏民主改革进行研究的是黄万纶，他在《论西藏民主改革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西藏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包括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剥削和封建特权。从农区、牧区和寺院三个方面对西藏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1959年经过平息武装叛乱后，西藏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改革的群众条件、人民武装条件和少数民族干部条件[1]。这篇文章开启了我国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大门，在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吸引着大批学者不断跟进研究，涌现出数量可观的学术成果。回顾学术界60年来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历程，逐渐汇集成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一)毛泽东与西藏民主改革

还有一些学者将研究兴趣集中到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上，马红霞阐述了毛泽东在西藏民主革命时期采取的以战促和、坚持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既要积极工作又要善于等待、对未叛乱农奴主实行赎买、让个体农牧民休养生息等策略思想，认为“这是在民族工作问题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光辉典范”[6]。续文辉强调了统一战线中分别对待的斗争策略在平叛和改革中的巨大作用，提出无论是在政策上或理论上都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特别是对农奴主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第一次，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一个重要贡献[7]。谢忠、刘建武认为，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毛泽东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创造性地制定了分步实施、分类指导民主改革；确定正确的民主改革的阶级路线，不划富农，扩大团结面；区别对待左、中、右、叛四种人；对未叛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把组织发动群众和团结爱国进步人士结合起来等一系列符合西藏特点的民主改革的政策和措施，赢得了西藏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8]。这些研究成果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运用解析得非常透彻，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西藏民主改革的历程回顾

由于西藏民主改革发生在1959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学者对当时的情况不太清楚，为了使人们牢记这段历史，完整地呈现西藏民主改革的史实就显得非常必要。一些亲身参与过西藏民主改革的老同志撰写了一些回忆性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阿沛·阿旺晋美的《难忘的一九五九年》《正确的政策带来伟大的转折》，阴法唐的《百万农奴争取解放的大革命》等文章。阿沛·阿旺晋美对在民主改革中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实行赎买政策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将其视为使他终生难忘的大事[9]。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抒发了自己的体会：“党的正确政策同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相结合，产生了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取得了推动西藏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伟大变化，其深远意义在于使西藏藏族和其他民族从封建落后、贫困衰亡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走上了开放进步、富裕兴旺的道路”[10]。阴法唐以自己在工作中的所见所闻驳斥了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污蔑和攻击，认为平息叛乱的胜利给民主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由下而上发动群众和由上而下与上层爱国人士协商相结合是西藏民主改革运动的一大特点[11]。此类文章还有赵慎应的《西藏社会的伟大变革》[12]。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西藏民主改革的重要力量，为民主改革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一些行伍出身的知识分子也撰写了一些追忆性的文章。沙舟回顾了自己所在部队1951—1959年在西藏的艰苦岁月，总结道：“我们度过的难忘的八年岁月，换来了西藏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转折。”[13]黄可写下了《人民解放军参加西藏民主改革的经过》的文章，记录了西藏平叛开始后，人民解放军遵照“边平边改”的方针，按照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要求，采取了实施军管、组织宣传队、派出工作队和军队干部转业地方工作等形式，参加西藏民主改革的情况。文章认为“部队充分发挥战斗队的职能，有效地保卫了民主改革的成果，为西藏民主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14]

还有一些老同志撰写了回忆自己亲身参与西藏具体地区民主改革过程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鉴的《年楚河作证——西藏江孜、日喀则地区民主改革追记》[15]，作者当时是《西藏日报》的记者，作为历史见证人，记录下了江孜、日喀则专区进行民主改革的详细过程。另外还有《西藏山南的民主改革》等文章[16]，这些文章都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张伟秋[17]、周文姬、霞飞[18]、次仁德吉[19]等人也撰写了一些类似的文章。

(三)关于西藏民主改革时间的讨论

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界定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郭有为将西藏民主革命分为1951—1959年3月、1959年3月—1961年两个时期，认为在第二个时期内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20]。郭冠忠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从1951年初开始，至1965年9月基本结束，共计用了近15年时间，分为和平改革、边平叛边改革、稳定发展民主改革成果三个阶段[21]。廉湘民细致地分析了西藏民主改革提出的过程，认为直到1956年实行民主改革才提上议事日程，在认识到改革的条件不成熟之后，中央在当年9月4日及时发出了《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简称“九·四指示”)，认为在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上还必须等待，对在西藏的工作来了一个大收缩，为争取西藏上层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认为，从1959—1961年，西藏各地实行了民主改革[22]。丹珠昂奔主编的《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一书也认为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为1959年3月—1961年[23]。这种观点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从此以后，学者们在西藏民主改革时间上的认识也达成了一致。

(四)西藏民主改革的意义研究

因为西藏民主改革在西藏历史上具有跨时代的伟大意义，所以学者们非常热衷于讨论西藏民主改革的意义，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尤为集中。热地认为：“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实现，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对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西藏民族的繁荣昌盛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划时代的伟大意义。”[24]王静之提出，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发展的里程碑，把西藏带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5]。林健柏认为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实现，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对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西藏民族的繁荣昌盛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伟大意义[26]。黄万纶认为西藏民主改革的完成，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而且在理论上、国际上也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土地公有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社会改革等理论。特别是在西藏进行寺庙民主改革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对那些宗教信仰盛行的国度、宗教剥削和宗教特权存在的地区来说，具有国际意义[27]。石洪生认为，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西藏民主改革是成功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迎来了西藏历史上的新纪元[28]。王兆国认为，通过民主改革，建立了人民政权，百万农奴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加强了与祖国各兄弟民族的大团结，为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开创了西藏与全国人民一起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29]。扎西也认为，民主改革为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创造了基本条件，为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启了西藏同全国一道跨越式发展的崭新时代，这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权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30]。经过学者们的讨论，学术界在西藏民主改革的意义方面达成高度一致，普遍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旧西藏的终结和新西藏的开始，开启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五)西藏民主改革的成就研究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旧西藏形成了天壤之别，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解读。吴从众认为，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摧毁了封建农奴制社会，百万翻身农奴获得了解放，为西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开辟了光辉前景，使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西南边疆更加巩固，使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者妄图干涉侵略我国的阴谋遭到彻底的失败[31]。郭冠忠认为，民主改革使西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超越了旧西藏数百年历史的大飞跃。这是在西藏的历史上，将被西藏人民永远引以自豪的光辉一页，也是一切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们所公认的[32]。罗彬认为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西藏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伟大成果，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33]。王运祥回顾了民主改革后西藏农牧技术的改良和科技进步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34]。强小林认为西藏民主改革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西藏粮油总产量成倍增加，顺利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广大翻身农奴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者，区内外对高原种植业的特点与地位和生产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日益深化。[35]

1999年是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学术界对民主改革成就的讨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佳作迭出。胡岩认为，民主改革40年来，社会主义在西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西藏这片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思想已经深入人心[36]。罗彬认为，西藏民主改革40年来的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有文明、繁荣、昌盛的新西藏[37]。汪德军也认为，民主改革后的40年是西藏发展变化最快的40年，是西藏人民享有充分人权的40年，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实现了社会历史的跨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开辟了西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38]。还有学者回顾了西藏民主改革40年来农牧业[39]、水文工作[40]、科技工作[41]、藏医药[42]等方面的成就。

方竹和桃花结婚后的第二年夏天，梨花和方竹在大寨河边不期而遇；方竹站在河南岸，梨花站在河北岸，梨花发现姐夫方竹后转身就走。但方竹叫住了她。他依旧叫她小妹。他说：“小妹，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梨花不听，继续走。“小妹，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的心呢？”梨花在心里哭泣道：“到底是谁不明白谁的心呀？！”

经过前人的不懈努力和不断积累，在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学术界出现了一些重量级的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丹珠昂奔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23]一书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图文并茂地对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和成就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重要参考书。莫福山、苏发祥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变迁》[43]也集中展示了50年来西藏经济、人民生活、城市建设、交通、旅游、教育、环境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袁翔、邢宇皓的《历史的跨越——献给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收录了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讨论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重要意义，揭露了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展示了西藏社会发展的成就，展现了外国人眼中的西藏[44]。此外，阴法唐提出，民主改革的胜利，摧毁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西藏社会历史的大飞跃[45]。张晓峰回顾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总结了西藏文化事业发展的成就，并对前景进行了展望。[46]

学者们还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理论贡献进行了讨论，黄万纶指出西藏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民主改革，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理论上都有重大的意义，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是采取适合西藏各民族特点的形式和方法实现民主改革，特别是对农奴主采取区别对待的理论和政策[1]。王小彬认为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是国内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理论政策上的独创性，体现在赎买政策、不划富农、区别对待等诸多方面，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47]。胡岩则认为赎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贡献。”[36]虽然以往的学者在研究成果中或多或少地涉及赎买政策，但胡岩的界定将这一政策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六)西藏民主改革的性质、成功的原因研究

在这一方面，徐继增认为西藏民主改革在实质上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意义上的问题，不仅在历史条件方面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必然的联系，在民主改革的过程和内容上也显现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48]。李宏认为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人类进步潮流的英明之策，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是西藏民主改革胜利的政治保证，马克思主义关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落后民族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是西藏民主改革的理论依据；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充分考虑西藏特殊性的正确方针政策是西藏民主改革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是西藏民主改革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力量[49]。安紫娟认为，民主改革不仅是西藏社会变革的必由之路，更为西藏的法制变革提供了先决条件，而西藏的法制变革则为西藏人民当家作主及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50]。一些学者则将西藏民主改革视为西藏社会发展的新起点，张慧霞认为，民主改革不仅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也为西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确立了崭新的起点[51]。王春焕也认为，民主改革是西藏各族人民跟党走建设美丽家园、追求幸福生活的起点，党领导的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也是西藏各族人民的伟大胜利。[52]

在西藏民主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分析上，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牛治富提出这是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中叶中国国内阶级力量对比、阶级关系发展尤其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53]。陈朴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从必然性、前提条件、政治保障、经济基础、思想指导、群众基础等方面分析了西藏民主改革成功的原因，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落后的封建农奴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54]。狄方耀对西藏民主改革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经验进行了归纳[55]。这些文章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弥补了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薄弱环节。

(七)西藏民主改革对宗教的影响

虽然阴法唐、黄万纶等人在谈及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中也论及寺院的民主改革，但学术界仍然缺少专门研究西藏民主改革对宗教的影响的成果，石山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他认为西藏宗教制度改革是西藏社会民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教界的一场反封建的深刻变革，是与西藏的民主改革同步进行的。这场改革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涤荡了封建农奴制度对藏传佛教的玷污，建立了寺庙民主管理制度，实现了“政治统一、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和各教派平等的原则，促进了西藏社会的发展，也使藏族人民真正享受到了《宪法》所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56]。杨维周认为，对未叛的农奴主、牧主和寺庙的生产资料，实行和平赎买政策，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第一次，特别是对寺庙的和平赎买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的一个创举，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解决宗教问题的一个创举，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对寺庙进行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西藏，宗教同政治完全分离，从此将西藏的政治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人民政府掌管政权，寺院不能干涉政治、司法和教育，使藏传佛教成为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藏传佛教在藏族人民精神上占有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变化，宗教信仰真正成为个人的私事，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广大僧俗群众充分享受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57]。这些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发挥了丰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作用。

(八)《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研究

为了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2009年3月2日，国务院发布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对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了系统介绍。这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纷纷对白皮书及其内容进行研究。孙志香认为《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全面展现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民主和民生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并逐步建立起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西藏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制度结构的革命性变迁。在民主建设方面，以自治权为核心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断加强；在民生建设方面，以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她提出了民主改革是西藏实现社会进步的根本出路，始终把坚持民主和民生建设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立足点，始终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对国家分裂统一起来的反思[58]。吴萍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无论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是从民族自身发展趋势、还是从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角度来说，都具有不可逆性。民主改革完成了西藏民族发展在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上的质的变革，西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实现“共同繁荣发展”。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扭转的强大事实。社会主义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必将为西藏更好更快发展创造良好发展动力[59]。万金鹏另辟蹊径，对《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给予白皮书极高的评价，认为其将叙述的平实朴素与论证的严谨大气相结合，反映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和舆论宣传工作的把握度大大提高，反映出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执政规律等三大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同时还提出白皮书是第一个系统总结西藏民主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第一个表明党和政府立场及观点的宣言书，具有正本清源、廓清疑虑，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重大意义[60]。孙自挥等人则运用“言据性”理论对《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进行分析后认为，白皮书注重事实证据，通过大量引用官方统计资料、历史文档等，使中国政府的西藏话语的合法性更有依据，更具权威性[61]。这些研究成果是对《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的必要解读，对人们更为清晰地了解《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的内容，理解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意义和西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九)西藏民主改革与人权的关系研究

1959年以来，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对西藏民主改革大放厥词，诋毁中国政府，抹黑和污蔑我国的人权事业，企图利用所谓“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些卑劣行径激起了学者们的愤慨，大家就西藏民主改革对人权发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驳斥了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谎言。

孔艳霞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实现人权的一次伟大革命，但它又冲出了资产阶级“人权”的狭隘圈子，要解决的是百万农奴的人权，而不是少数人的人权，是西藏历史上最广泛、最实际的人权。实行民主改革使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消灭了产生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阶级根源，实现了真正的民族平等，西藏人民的人权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享受着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治权利，人权的“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在西藏都得以实现，西藏人民享受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民族平等权和自治权利，成为西藏真正的主人。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和民主权利也都有了切实的保障[62]。王芳恒认为随着政教分离和民主改革步伐的迈进，西藏社会的人权状况有了巨大的进步，广大农奴不仅获得了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而且从此也获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进步，西藏的人口迅速增长，人民的生存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广大农牧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权[63]。王小彬提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西藏人民谋利益的，帮助西藏人民获得了基本人权”[64]和“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世界人权解放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人类人权解放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47]的观点。廉湘民认为，西藏的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和世界人权事业的伟大进步[22]。还有学者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与美国解放黑奴运动进行比较，认为因为废奴运动的性质不同，领导者不同，废除农奴、奴隶制的动因不同，决定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运动在废奴的彻底性方面必定完全超越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废奴运动[65]。李波则认为，西藏教育的巨大变化与发展对西藏人权的改善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始终着眼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西藏社会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66]。赵宝云、吴建民总结了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发展人权的历史成就，认为新中国废除旧西藏剥夺人权的封建农奴制，从社会基本制度上开辟出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开始享受人权、继之不断发展人权的新纪元，使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存权、政治领域的人权、经济领域的人权、受教育的人权都得到巨大发展[67]。许广智认为西藏民主改革开启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开辟了西藏生产力发展的新天地，开创了西藏人权事业的新境界[68]。格桑益西也认为，没有民主改革，就没有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就没有西藏各族人民今天的美好生活[69]。常安认为，西藏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实行民主选举，堪称世界人权史上的史诗性变革，也是一种民主、平等、彰显人权、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70]。白玛措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巨大进步[71]。这些研究成果在西藏民主改革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彰显了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成就，有利地驳斥了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污蔑我国的谬论，达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旦增罗布分析了山南地区乃东县克松村在民主改革后的发展变化，肯定了克松村村委会的战斗堡垒作用[72]。周德仓则另辟蹊径，针对西方某些新闻传媒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曲解和抹黑宣传，选取西藏民主改革期间爱泼斯坦、斯特朗、赵慎应、林田、王鉴、尹锐、陈宗烈等中外记者在西藏所进行的现场采访报道，再现历史真相，证明了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价值[73]。米玛洛桑对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的音乐创作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西藏的音乐创造在这一时期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产生了众多颇具影响力的作品[74]。这些成果丰富了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内涵，发挥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二、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特点

(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大量陈述历史事实和数据的研究方法使西藏民主改革的相关研究成果具有历史学的学科特点

客观、公正地展现出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证明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必然性，驳斥了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谬论，消除了敌对势力的干扰，发挥了凝聚人心的作用，捍卫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正义性。

(二)研究者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以西藏学者为主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大多为西藏学者，或者与西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主要分为三大群体，一是亲身参与过西藏民主改革的人士，如阿沛·阿旺晋美、阴法唐、沙舟、黄可、王鉴等人。二是曾在西藏单位长期工作的人士，如热地、王静之、郭有为、牛治富、李宏等人。三是从事涉藏工作的人士，如丹珠昂奔、廉湘民、胡岩、苏发祥等人。在这三类人士中，尤以曾在西藏单位长期工作的人士数量最多，构成了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主力军。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支藏汉合璧的研究队伍，为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

(三)呈现出很强的周期性特点

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10多年的积累，在2000年前后进入重要发展期，研究成果从少到多，不断增加。每逢重要纪念年份，学术界都会出现研究成果的井喷现象，尤其以1999年、2009年纪念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和50周年最为突出，研究主题也从分散走向了集中，具有较强的时政性特点。

(四)从传统研究走向应用性研究，更加注重现实性的特点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成果数量以回顾民主改革的过程、讨论民主改革的意义和成就的文章最多，形成了鲜明的研究传统，比较强调民主改革前后的对比。近10年来，出于反驳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借助所谓“人权问题”污蔑我国政府的需要，学者们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更加务实的应用性研究，集中展示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情况，解读《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的内容，驳斥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谬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我们也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成果也呈现出一定的重复性，主要表现在资料和研究方法上，在提法和语言表述方面也更加趋同，表现出定式化思维的特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学者们还需要继续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走实证性的研究路子，凸显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社会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内容，进一步增强相关研究的创新性。

三、结语

总的来说，由于西藏民主改革在西藏历史上具有不可逾越的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现有研究的发展规律来看，今后每逢十年，这一研究领域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避免同一研究主题的重复性，进行多学科研究，开展西藏民主改革口述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特别是从政治学、法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促进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