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记者延安叙事研究

刘中望 朱费伽

[摘 要]西方记者延安叙事方式主要是叙事聚焦和叙事结构。叙事聚焦从不同视角描述延安人物和事件，包括内聚焦、零聚焦、外聚焦三种形式：内聚焦表现为追溯往事与自我体验的“二我差”，零聚焦跨越时空和切换视角地解读大型历史事件，外聚焦含蓄冷峻描绘深意场面和蹊蹺事件。叙事结构强化延安书写的因果联系和比较意蕴，采用框架叙事和嵌入叙事两种方式，前者展示延安风貌和精神气质，后者拓展外延和深化主题。叙事聚焦和叙事结构交互作用，对历史赋形释义，彰显红色理想的政治隐喻和情感功能，凸显延安叙事意义。

[关键词]西方记者;延安书写;叙事聚焦;叙事结构;红色理想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9）06—0085—09

Abstract：Narrative focalization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are the two major methods employed by the western journalists in their accounts of Yanan. Narrative focalization， which includes internal focalization， external focalization and zero focalization， depicts the people and events of the plac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ternal focalization is manifested by self-differentiation， name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en self-experience and the current reminiscence. Zero focalization interprets the big historical events from different narrators perspectives and from different timelines. External focalization describes the dubious events and the moments that can trigger imagination and discussion. Narrative structure emphasizes the comparison and the cause-effect link in the writings about Yanan. It mainly employs framed narration and embedded narration; the former serves to display the spirit and the reality of Yanan， and the latter enriches the content and expounds on the significance. The flexible discourse mechanism and framed narration interacting with embedded narration both have recorded this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and underscored the political metaphors and emotive functions of the Communist inspiration to highlight the narrativ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western journalists;Yanan writing;narrative focalization;narrative structure;Communist inspiration

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此语道破叙事对历史的重要性。历史蕴含的“叙事性”，既表现为对单个事件的描述确认，还包含对众多史实的编排整理，赋予整一的情节感和逻辑性。从该理念出发，笔者聚焦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冈瑟·斯坦因等二十余位西方著名记者的红色延安报道，试图克服学界“重史料，轻叙事”的研究局限，以叙事聚焦和叙事结构为重点，分析西方记者延安叙事的功能和特点，挖掘文本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探讨叙事话语参与延安历史陈述和形象呈现的机制。

一 叙事聚焦：延安书写的立场

叙事聚焦关涉西方记者观察延安人物和事件的视角，观照“叙事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1]251借鉴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理论，西方记者延安书写的叙事聚焦可分为内聚焦、零聚焦和外聚焦三类。

（一）内聚焦叙事：追溯往事与自我体验

在内聚焦叙事中，叙述者=人物，叙事者只说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2]129读者从某一叙事者“有限视野”的叙述中了解事件。双重性是西方记者内聚焦叙事的突出特征：叙事者“我”追忆访问延安的眼光，被追忆的“我”正在访问延安时的眼光[3]14，两者存在“二我差”，即在信息获取、社会认知、思维判断等方面，叙事自我与经验自我差异明显。

1.“追溯往事”的叙事自我

丹·扎哈维认为，“自我意识是以具有第一人称概念为前提的”，[4]17自我意识是叙事自我的突出特性，它是“主体主动采取立场的行为”，包括“比较、区别、判断、评价、期望和意愿某物”。[4]65西方记者叙事自我的话语行为发生在事件结束后，自我意识表现为对回忆进程的干扰、对事件结果的反思和预示。通过叙事自我，斯特朗表达对中国革命形势判断失误的懊恼与怅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革命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而当它到来时却又没有赶上。”[5]5斯诺认为，进入边区是冒险行为，但死讯报道离谱：“我那样做，确实有危险，但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我‘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过分了。”[6]22叙事自我展现史沫特莱对毛泽东认识的转变：“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感觉到的那种阴森气质，后来证明其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7]122贝特兰肯定自己的选择：“耽搁在这儿倒给了我一个机会，来适应一下军队的日常生活，此后几个月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真是太熟悉了。”[8]87

西方记者立足现在，追忆过往，进行思考和评价。这种对比，一方面向读者表达“此刻的我”和“过去的我”的认识不同，记者们并不解释原因，而是采用悬置做法，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推动继续阅读、寻找答案;另一方面，“二我差”推动读者的认知从表面走向深刻、从简单走向复杂，相较于简单机械的说理和直白生硬的宣传，更符合人们对陌生事物的认知习惯，有助于接受和认同叙事者的“劝诫意图”。

2.“体验往事”的经验自我

与叙事自我强烈的自我意识不同，经验自我强调“第一人称被给予性”，彰显现象对“我”的作用，但“我”的理解是一种“低水平的自我意识”。[4]19-20在西方记者的延安书写中，经验自我主要表达“故事中的视觉和想法本身”，[9]144-145增强叙事的真实感和情节性，不过多解读叙述内容。叙事者“我”以经验自我叙述事件时，现场感和画面感很强。斯特朗对延安市政大楼周边景物的描写，可视感突出：“在远处山下市府大楼附近，有一系列绵延不断的花灯照着‘财神爷明年招财进宝之路。”[5]117被红小鬼不留情面地无视后，斯诺注意到李克农的神色：“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6]56史沫特莱描述初见彭德怀的场景：“一个小孩正站在他的身旁，朝他仰着小脑袋，入神地听着，好像那喁喁细语深深吸引了他。”[7]115-116借助经验自我，贝特兰将读者带入与毛泽东的会谈氛围中：“延安，在属于我们的窑洞里，我们正谈论着战时的政府问题。”[8]116

在以上典型的“经验自我”叙事聚焦中，时间状语“这时”以及动词“照着”“在笑我”“正站在”“仰着”“听着”“正谈论着”暗示叙事者的“在场感”和叙事时间的“即时性”，“经验自我”发挥独特作用。无论是特定场景的描写，还是人物神态的捕捉，“经验自我”弱化和放弃对叙事的操控感和主导性，侧重表达个体的视觉体验和现场感受。总之，“叙事自我”反映叙事者在当下对延安往事的理性观察和客观评价，“经验自我”突出正经历时的主观感受和现场体验，二者并用便能入乎其内、出乎其中。

（二）零聚焦叙事：时空跨越与视角切换

零聚焦叙事是叙述者>人物，叙事者说的比任何人知道的都多。[2]29在无所不知的零叙事聚焦中，叙事者掌控叙事，对判断力和洞察力的要求极高。在西方记者的延安书写中，零聚焦叙事多用于时间跨度大、局势复杂的大型历史事件，常表现为时空的随意跨越和视角的自由切换。

1.宏观审视打造“跨越时空”的穿梭感

巴赫金说：“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 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 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10]269-270在零聚焦叙事中，叙事者如同全知全能的上帝，自由穿梭于不同时空，以绝对高度观察、描写和评论事件发展。斯诺《西行漫记》“大渡河英雄”的第一句就极具全知意味：“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一个事件。如果当时红军渡河失败，很有可能就此全军覆没了。”[6]194紧接着，其援引三国英豪和石达开渡河失败的故事，表明四川境内的荒山野岭，桀骜不驯的彝人，水流湍急的大渡河，仅剩两条铁索的泸定桥，河对岸戒备森严的守军，都将是红军强渡面临的险阻。这说明大渡河历来是天险和军事要塞，易守难攻，类比古代英雄的失败则增添渡河的悲壮气息。与斯诺全知全能的零聚焦叙事不同，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等七篇，载于1935年9月至1936年1月《大公报》，以丰富的历史、地理和军事知识为基础，侧重于描绘和预测红军长征沿线风貌及行军动向。相较于斯诺充满历史感和张力的全景式叙事，范长江更具个人观察和旁观思考，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中国文人气质流露在字里行间。贝特兰《中国的新生》“‘事变的爆发”章，先简要交代西安城内重要机关、军事战备被叛军占领和控制的情况，随后笔锋一转，写到：“但最关键的，还是委员长的被俘。这时在临潼发生了什么事呢？”[11]131这句局外人视角的评论，跳转到蒋介石被俘的场面。关于西安事变的结局，贝特兰再次跳出事件，以概览全局的视角写道：“他的动机没有一点儿报复的成分……杀死蒋氏不会结束西安事变，不能解决问题，张学良大概是懂得这一点的……如果殺死蒋将军，那他们所承受的损失恐怕任何复仇理由都无法为之辩护。”[11]137-138其俯瞰历史、预测未来的“时空穿梭感”明显。

2.微观挖掘凸显“切换视角”的读心术

在挖掘和阐述事件各方心理方面，零聚焦叙事优势独特。该视角常常随意切换，自由出入当事人内心。在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描写中，斯诺运用零聚焦视角，剖析各方心理，向读者展示各方的战略部署、心理博弈等。如红军奇袭安顺场、勇夺渡船时，南岸围观群众认为：“现在，没有问题，他们准是要完蛋了。”[6]196-197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心态是“不能放松步伐，不能灰心，不能疲倦。胜利就是生命，失败就必死无疑”[6]198，“时不可失。必须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把桥占领”。[6]199红军迅速冲破防线，泸定桥守卫部队心神慌乱，喊叫：“他们是疯子，还是神？”[6]199各方内心活动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刻画红军渡河时的场面危急，鲜明对比了红军的勇敢果决与国军的瞻前顾后。福尔曼《北行漫记》的“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大丘地之战”两章，巧妙运用零聚焦叙事，根据行动推测和展现日军心理，使刻画更加深刻：“松本少佐……曾下决心，关于解放同盟在他的区内的活动，他愿亲手来加以应付”[12]106，“山本，既愤怒又恐惧……他决意要把这座村庄化为平地，以洗刷他的耻辱。”[12]146斯诺、贝特兰、福尔曼三位西方记者都不曾经历长征，没有与日军作过战，但他们却能化身为全知全能的“说书人”，带领读者穿梭时空，变换视角，将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完整而清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外聚焦叙事：深意展示与冷峻呈现

外聚焦叙事是叙述者<人物所知，叙述者说的比人物知道的少。[2]129此种聚焦主要从外部对人物、场景和事件进行叙述，呈现出含蓄、冷峻的神秘美感。西方记者利用这种特性，或凸显描述场景的深意，或对蹊跷人物和事件表达“冷观旁观”感，审美价值突出。

1.“别有深意”的场面描写

外聚焦叙事“像一台摄影机，摄入各种情景，但却没有对这些画面作出解释和说明”，[13]33立体感强。斯诺曾记录采访毛泽东的一个细节：凌晨时分，毛泽东和妻子发现一只美丽的飞蛾在蜡烛旁死去，两人高兴得叫起来，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6]107这段文字不涉及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斯诺抛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6]107它生动展现毛泽东的柔情浪漫和对生活的热爱，赋予一代伟人以“人”的鲜活气息和朴素本色，有力回击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的长期污蔑和抹黑。史沫特莱曾描写彭德怀司令部发生的一个插曲：大家在聊天，忽然广播中传来南京政府对共产党的歪曲报道，史沫特莱问“对付谎话的办法”，彭德怀回答：“唯一的答复是我们的最后胜利！”这时，有人关掉了广播，司令部由融洽欢乐变成“静得出奇”。大家“凝视着各自的前方”，彭德怀“瞩目于炭火深处”，丁玲“坐在桌旁，倚着双臂，身向前倾”。“两只烛火向屋顶裸露的椽木投去朦胧的光，在桌子腿上引起微弱的反射”。[7]118这段描写不涉及任何人的心理活动，史沫特莱也未发表看法，但那种安静带来的沉重和压抑令读者感同身受，暗示未来国共两党必然走上内战道路，颇具深意。

2.“冷眼旁观”的细节呈现

使用外聚焦叙事，“观察者置身于人物之外”[14]33，对人物和事件的“冷眼旁观”是西方记者延安书写外聚焦叙事的另一个特点。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两位“农民”与记者分享“凶暴的赤党”的故事。一位宣称，在“一九三五年九月的一天夜里”，“赤党”闯入村庄，抢光牲口和财物，杀害他的父亲。为确证这些人的身份，他言之凿凿地说：“他们大字写在墙上，说他们是共产党。”他还指责这些“赤党”只知抢劫，不肯抗日。当记者指出“抗战是在一九三七年开始的，差不多是两年后了”时，在场的人“都没有话说”。[14]45-46另一名“农民”告诉记者，共产党烧了他的屋子和叔叔的灵柩，杀了村长。记者问这些是否亲眼所见，该“农民”却表示不是。斯坦因只记录这些对话，不作评论，请读者自行判断。福尔曼《北行漫记》“集中营？”一节，也大量运用这种冷静客观的外聚焦叙事：“红色和黑色的大张标语贴在墙上，结在树上，一串串地从一座房子挂到另一座房子”，“营里都打扫过，整理过，好几处新粉刷的地方还没有干”，壁报刊载丘吉尔的演讲词以及美国各种要闻，制服、毡毯、被单、毛巾“都是全新”。[12]11-12福尔曼采访的几个女学生“都坚决地说她们自愿地住在那里”，其中一个“甚至于说她是看了当地的报上的招生广告而来的”。[12]13看到福尔曼走进教室来采访，他们“慌张起来，一会儿就笔挺了，好像受过训练的好学生一样”。[12]14经由外聚焦叙事，西安劳动训练营的奇怪和演戏，学生不自然和前后矛盾的表现，得以微妙呈现。福尔曼对这些疑点未置一词，但其背后的玄机，大多数读者都能心领神会。中国著名记者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亦曾记录参观西北青年劳动营一事，但他的描写简短概括，个人情感明显：“当我们车子进入劳动营的时候，天色阴沉……心里还起了一些黯淡的感觉。住在那里面的，就是那不幸的青年么？”“至于寝室，看起来很不舒服……”[13]3-4记者直觉的负面感受奠定灰色基调，直接影响读者的思考判断。

（四）三种聚焦的关系：内容偏重与功能互补

西方记者延安叙事的三种聚焦各有侧重，发挥不同作用。内聚焦与延安各事件关系最紧密，其叙事自我具有反省和审视意味，引导情节发展，推动读者接受和认同叙事意图，经验自我生成强烈的现场感和即时性，使读者关注叙事情节和现场，引发情感共鸣。零聚焦叙事距离事件最远，其全知全能特点使叙事显得客观、理性和全面，多适用于宏观复杂、时间跨度大的历史事件，叙事者的操控感和权威性较强。在与人物事件的关系距离上，外聚焦介乎前二者之间，虽具有内聚焦叙事的“即时性”和“在场感”，但不如零聚焦的全知万能，它劝诫意图的暗示性强，但叙事操控感偏弱，适合描述意味深长的场景和事件，引发读者的联想和反思。内聚焦作为“人格化”特征明显的叙事聚焦，将记者们的视线所及和内心活动袒露给读者，在延安叙事中发挥主线铺陈和意图阐述作用。零聚焦和外聚焦秉持“非人格化”的超然立场，擅长非叙事主线的背景介绍和意味深长的场面描寫，补充内聚焦叙事内容，辅助阐释主体意图。上述三者从不同角度观察和解读延安的人与事，交叉渗透、变化转换，使延安叙事时空交错、情感交织。

二 叙事结构：延安书写的方式

叙事结构是“连接写作行为和目标之间的模样和体制”，[16]34它在理念和情感的指引下，赋予混沌不明、杂乱无序的事件群以内在形式和规则秩序，是叙事主体编排要素和承载内容的集中体现。西方记者延安叙事主要使用框架和嵌入这两种结构方式。

（一）框架叙事：“我”访问延安

框架叙事是贯通全文的总故事，为“其他叙事提供一种背景”[17]33，往往以自述口吻铺陈叙事主线，表达情感倾向，直接引导读者。在西方记者的延安书写中，框架叙事由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话语构成，聚焦“我”到延安的所见所闻和生活趣事，主要承载三大功能。

1.开启多重叙事空间

框架叙事中“我”对延安见闻的记录和描述，属于延安书写的主导性叙述。该叙事层提出问题、制造悬念，使读者对叙事内容保持较高的关注度和期待感。《红色中国的挑战》“政治罪恶的秘密”章，斯坦因记录记者团参观西安劳动训练营的经历，营中青年向记者们披露共产党在延安种植鸦片并使他们“丧失自由”。[15]37斯坦因敏锐察觉这些青年人脸上不正常的紧张和忧愁，他写下一连串疑问：“所有这些人是谁呢？……为什么不去投军呢？他们脸上奇怪而惊慌的表情是怎么来的？……他们是不是一些从国民党统治区域到延安去的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而在西安被捕的人呢，或者从他们的家里和学校里为了‘危险思想而被逮的人呢？”[15]38他不急于解开谜团，而是拉回“访问延安”主线，让读者带着疑问继续阅读，找到答案。斯诺《西行漫记》在叙述延安之行前，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执政目标、思想源流以及红军兵力、组织纪律等向读者抛出76个问题，它们化作悬念，牵引读者进入更广域的延安叙事。

延安框架叙事的特殊性在于延缓和弱化叙事时间，凸显和强化“情节的空间图像性”。[18]375斯坦因记述他随中外记者团造访延安的种种见闻，走访南泥湾、军部、兵工厂、解放日报社、延安大学、战俘营等地，采访王震、毛泽东、吴满有、南汉宸和朱德等人。此次为期33天的访问犹如一把开启延安历史的钥匙，徐徐为读者打开延安和共产党发展历程、共产党员生平等多重叙事空间，使延安的人与事犹如历史画卷舒展在读者面前。斯诺《西行漫记》描述探访延安的见闻和趣事，如穿越封锁线时被白匪追赶，初入红区与邓发、周恩来等相见，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生平经历，观看红军剧社节目，参观红军大学，走访彭德怀司令部，与蔡树藩等共产党人打网球、打“勒美”等日常生活。诉诸框架叙事，斯诺开启著名共产党人生平经历、抗日战争、延安文艺、苏区工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等多重叙事空间。福尔曼则记录走访延安农场、兵工厂、延安大学以及参加当地参政会的经历和感受，巧妙嵌入延安工农生产、文艺生活以及民主政策等发展历程。在框架叙事中，不同的叙事者交替登场，带来不同时空和领域的叙事内容，为嵌入叙事提供背景、依据及其合理性，呈现非线性、平等并置的立体空间感，彰显框架叙事“空间性隐喻”[18]375性质。

2.迂回引导观点接受

西方记者的延安框架叙事大多以第一人称讲述。因“我”的存在，嵌入叙事结束后，将读者拉回框架叙事，使其与嵌入叙事中的事件保持心理和情感距离，有助于以“我”视角向读者袒露和表达所思所感，拉近叙事距离。《西行访问记》“朱德与毛泽东”一节，海伦·斯诺忐忑不安地揭开序幕：“我却端坐着看着他们，心里在揣测，不知道这创立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两大天才，性情究竟是怎样的。”[19]69这种未知者心态，既将读者带入采访情景，产生好奇感，又暗示读者“我与采访对象保持着较远心理距离”，构建客观中立的叙事者形象。这种叙事口吻弥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主观性缺陷，彰显客观立场，有助于读者的观点接受和意义解释。與海伦·斯诺在框架叙事开端预设旁观者立场不同，福尔曼常在嵌入叙事结束的间隙，返回框架叙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北行漫记》第八章“一种混合的经济”，讲述吴满有、李来增、李伟、郭凤英和刘森海等延安农民通过大生产运动改变穷苦命运的故事。吴满有经历的嵌入叙事完结后，福尔曼谈到采访结束后自己曾参观吴的农场，发现毫无虚假，他表示，“我宁愿如此，这么我才可以见到那种并非为我来而特别准备的光荣”[12]P64，从怀疑到信任，福尔曼将所思所感及思想演变袒露给读者，迂回曲折，建立起读者和叙事者之间的信赖，有效传递叙事意图。

3.愉悦读者阅读体验

这主要表现为框架叙事对日常生活趣事的书写，冲淡嵌入叙事的严肃性和沉重感，便于轻松阅读。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描绘延安周六晚上舞会吃花生、扭秧歌的欢乐场景，着重介绍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毛泽东四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舞姿特点：周恩来擅长华尔兹，舞步“带着外交家的风姿”，克制而从容;刘少奇的舞步“带着一种科学的精确性”，同他的文章“简洁、精确”一样;朱德跳舞犹如“举行举世闻名的长征”，节奏稳健，具有“一种不费力的坚定性”;毛泽东尽力与音乐配合，但“从不机械地跟着音乐走”，有一种独特的“安然笃定”和“悠然自得”。[5]25斯特朗将各人舞姿特点与性格关联，展现这些风云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趣味性强。海伦·斯诺《续西行漫记》的框架叙事常多生活趣事，比如，和红小鬼们的点滴相处，半夜捉老鼠、消灭虱子等。她感叹：“自然，你的万物众生，是岁月不能使之衰微，习俗不能使之腐朽！”[20]87这些生活细节展示延安生活环境之艰苦、人们精神之乐观，栩栩如生。斯诺《西行漫记》记述自己做蛋糕、与博古等人组成“赌博俱乐部”等往事，他戏称“打扑克”把延安的“体面人士都拖进了这个罪恶的泥淖”[6]374，因为一局输赢动辄“十几万”，但在结尾他告诉读者，所谓几十万的筹码只不过是几根火柴梗。这种叙事手法轻松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既展现共产党人乐观朴素的生活作风，又转换思维和活化情感，愉悦读者的阅读体验。

（二）嵌入叙事：是什么造就现在的延安

嵌入叙事是包含在总故事中的小故事，即“叙事中的叙事”[17]25。它们虽然情节各异，形态万千，但不断重复和奏响主题，深化和升华思想主旨。西方记者的延安嵌入叙事是关于延安历史及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回溯性叙事，为框架叙事提供“解释性倒叙”[2]162。

1.拓展书写外延

在西方记者的嵌入叙事中，范围不限于此时此刻的延安见闻，而让众多的历史事件、叙事声音都得以展现。在斯诺夫妇、斯特朗、斯坦因和福尔曼等人的作品中，嵌入叙事的事件不但包含辛亥革命、苏维埃运动、长征、大生产运动、西北大灾荒、黄豆选举、妇女运动等，又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徐海东、成仿吾、丁玲等著名共产党人的生平，内容聚焦延安，但意义远超延安本身。在《西行访问记》中，海伦·斯诺解释为何以人物为叙事的主题构架：“这些个人历史是动人的，不仅因为他们叙述了中国革命内在的故事，而且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社会文献，对中国一般的生活与历史的错综性，提供了一种极有价值的透视。”[19]34埃德加·斯诺、斯特朗等亦有类似论断。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写道：“我在保安的时候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够把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后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6]121“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6]121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表示：“你读一读本书的其他章节，就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最终的答案不在于我的判断，而仅仅在于对他们说的话和做的事的全面描述。”[5]15可见，西方记者的延安叙事以“大历史观”为指引，视延安为近现代中国众多历史事件的叙事中心，打造具有融通性和因果关系的线性结构，挖掘跨地域和民族的普遍意义和历史内涵，使其书写超越一般经验意义的描述，勾勒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和未来走向，从而大幅拓展延安书写的外延。

2.深化叙事主题

西方记者的延安嵌入叙事大大拓展了叙事空间，但它并未脱离叙事主题，相反，它对延安见闻做出历史学意味浓烈的“全景式的解释”，凸显和深化了主题。福尔曼《北行漫记》“这是共产主义吗”章，回顾共产党未到延安前陕北的情况，军阀对百姓的无情盘剥，高岗和刘志丹组织队伍进行反抗，力量壮大后成立“西北抗日联盟”。“一种混合的经济”章，福尔曼介绍吴满有、李来增等延安农民的坎坷人生，揭示他们惨遭军阀地主欺压的黑暗历史，展现延安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大生产运动、勤劳致富的拼搏过程。福尔曼对延安过往的叙述，向读者解释延安人经历残酷洗礼，才实现“没有地痞和游民”“人人都工作，人人都喜欢工作”“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乐园”[12]41，彰显延安的革命底色和奋斗精神。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采访延安领导人、农民、法官、妇女和学生等，包含大量的嵌入叙事：陆定一讲述师范专业毕业的年轻姑娘到农民家办冬学的故事，建设部门负责人介绍“劳动英雄”王林和李姓农民坎坷的个人经历;中等教育处长高玉屏讲述模范教师陶老师“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先进事迹;马锡九法官介绍著名的刘巧儿一案的审理和判决情况。这些嵌入叙事向读者展示共产党人到延安后推动民主进程、经济发展、教育事业、法制建设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懈努力，有力证明斯特朗在该书开头提出的观点：“延安是他们有十二年历史的实验站。”[5]15

3.生成复调美学

西方记者的延安嵌入叙事往往包含大量故事，它们处于同一层次，具有威廉·内尔斯所说的“平卧嵌套”（horizontal embedding）[21]132结构特征。不同的叙事者轮番登场，“众多独立而互不融合的声音（声部）和意识纷呈”[22]3，具有巴赫金复调诗学的美学特征。在《西行访问记》中，海伦·斯诺采访朱德、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等多位共产党领导人，为每个人单列章节，以“独白”形式介绍生平经历，记录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中国人征服中国》“税收——人民的负担”节，斯特朗采访范子文、前警察局局长宋某、毛泽东、林祖涵、翁姓农民、刘少奇、南汉宸和戎子和等人，了解邊区生产现状、旧时代税收情况、军事封锁后人们的艰难处境、共产党推行的解困举措、农民对共产党新税收制度的看法。身份各异的采访描述，有助于弄清边区税收制度的制定历程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国军官们在前线的所见”章，记录濮旭、鲁登、曼殊裴尔特和甘世柏等美国人的采访。他们都曾在延安居住过，从农业生产、军事、医疗卫生等角度解剖延安，让读者留下真实客观和相对完整的印象。延安嵌入叙事使“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及其各自的世界结合为某一事件的统一体，但又互不融合”[22]3，文本主题不断被阐释、印证、补充和强调，犹如多声部的同主题复唱、交响和应鸣，整体性和统一性明显，美学效果独特。

（三）两种结构的关系：主线枝蔓与连接整合

首先，框架叙事和嵌入叙事承担不同功能，发挥不同作用。框架叙事承担“我访问延安”这一叙事主线的叙述，具有开启多重叙事空间、亲切迂回表达观点、愉悦读者阅读体验三大功能。嵌入叙事通过扩大延安书写的外延、深化叙事主题，对“是什么造就了现在的延安”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由于它常包含众多采访对象的自述和讲话，这种转换为延安书写营造多重复调的叙事美感。其次，在时空连续、对比因果等方面，两种叙事结构联系紧密。框架叙事属于延安书写的能指层，展示共产党治理下延安人的生活现状和精神风貌，为延安书写提供叙事起点和话语框架。嵌入叙事对框架叙事进行表征、延拓和置换，描述共产党未到延安前人们的悲惨境遇，介绍延安共产党人是怎样的集体，如何克服困难成长以及未来将如何把延安精神辐射到全国，建设崭新、充满希望的新中国。借助框架叙事和嵌入叙事，西方记者巧妙地把延安见闻与中国近现代系列重大事件勾连，在波谲云诡的世界局势中判断和解读“红色延安”的政治意味和独特影响。

三 叙事意义：延安书写的评价

西方记者笔下的延安故事群落因其因果联系和主次轻重，颇具叙事意义。叙事话语是书写者确立“事实之存在”和“存在的方式”的想象性再现手段，有助于探究历史叙事背后的个人情感和政治隐喻。

（一）赋形释义：叙事功能的多维实现及其内部联系

西方记者延安书写的叙事聚焦和叙事结构，是叙事话语对历史实在进行“再赋形”和“再释义”的重要手段。这两者既发挥了不同的叙事作用，又相互关联、整体推进延安叙事。

1.各具侧重的作用方式

叙事聚焦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16]191选择角度进行观察，意味着审视的取舍和不全面性。这种认知倾向和事件筛选由叙事者的位置和立场决定。以中国在西方记者“客观公正记录历史”的纪实文本中，书写态度和倾向非常隐蔽，但隐蔽不代表没有审视立场，只是以叙事聚焦这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显露书写者的政治意识、社会理想和文化情感，实现对读者的传播、劝诫和说服。与西方记者谨慎隐蔽的叙事态度不同，中国记者立场鲜明、情感先行。从共产党《解放日报》“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克服困难向前迈”等鼓舞性报道，到国民党《中央日报》“延安的真面貌是人间地狱”“陕北之行”系列等妖魔化报道，再到《大公报》“延安视察的感想”“质中共”等劝诫性报道，虽然内容和导向差距很大，但都传递主人翁式的鲜明立场和坚定态度，战斗感和舆论动员意味明显。

叙事结构表现为西方记者对相关历史材料的组织和编排，无论是以访问行进为序的框架叙事，还是回溯性的嵌入叙事，都是书写者对近现代中国众多历史事件的有序勾连，包含着“既保持前后连续，又能说明为什么此生成彼”[23]166的内在融通性。这个特点在中国记者的延安叙事中体现较少，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赵超构《延安一月》、张文伯《陕北之行》等都将关注重点放在当时西北民众的生存境况上，围绕特定主题展开叙事，章节关联相对较弱。这与抗战时期民众渴望了解红军北上动向的心理需求有关，还因为这些作品最初以单篇通讯形式在报纸连载。西方记者采用嵌套叙事结构，有效减少叙事话语的冗余性，拓宽深化延安书写的外延和内涵，赋予历史以情节化、境况化特征，将无序和断裂的史料时序化、因果化，呈现为独特复杂的某种历史解释。在这种叙事结构作用下，读者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见证延安的苦难成长，成为“新的中国”代表，参与建构“红色革命”世界图景。

2.交织联系的话语机制

西方记者延安书写的叙事聚焦和叙事结构共同作用，从叙事立场和方式两方面建构延安形象，话语机制层次分明、富于变化。叙事聚焦带领读者进入话语世界，为延安叙事预设立场，确定意义方向，“不同的聚焦角度呈现事件不同的侧面，其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也不同”[24]164。叙事结构是书写者脑海中形成的时空关系和逻辑顺序，为延安书写的符码系统运作提供框架。框架叙事和嵌入叙事作为叙事的主线和辅路，巧妙地将延安见闻与中国历史串联和编排，勾勒延安书写轮廓和边界。相对于叙事结构的稳定性和规则感，叙事聚焦具有灵活多元的特点。通过切换叙事角度，西方记者向读者展现事件的不同侧面，使延安书写更加复杂、更具意蕴，构建立体多维的文本世界和接受空间，丰富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审美体验，助益“红色延安”首次以正面形象向世界传播。

（二）红色理想：延安叙事的政治隐喻和情感负荷

通过叙事话语，西方记者向世人呈现中国革命的精神风貌，揭示红色延安的中国意义和世界价值，彰显政治立场，投射文化情感。

1.红色革命的立体呈现与意义揭示

西方记者的延安书写以真实鲜明的人物形象、重要的现实题材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独到的形势判断，围绕“红色革命”这个叙事主题，进行超出西方世界对中国以往认知的“延安叙事”。西方记者为全世界读者讲述跌宕曲折、具有传奇色彩的延安革命故事，塑造立场坚定、奋起反抗的延安革命者形象。延安这个屡遭轰炸、残破不堪的边陲小镇，被赋予宁静纯粹、悠闲舒适、平等和谐气质，塑造传奇浪漫的“红色乌托邦”意象，为西方人心目中的“红色中国”提供历史注解。[25]118-124记者们的延安书写，始于延安，却又远超延安。延安这块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开垦的“政治试验田”，既是反对专制暴政的榜样，又是社会现代性异化生活的反抗物，还是西方了解近现代中国及其走向的切片，得窥世界未来的变革方向，延安叙事意义重大。

西方记者延安叙事的价值，主要是对混沌不清、杂乱无章，甚至断裂空白的历史进行整理和呈现，而这恰是叙事话语的主要作用。西方记者在框架叙事中选择内聚焦手段，让读者真切感受“我”初入延安时忐忑不安、怀疑惊惧、好奇期待等复杂心态，以便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引起理解和共鸣。内聚焦视角娓娓道出延安见闻，使延安走出“种植鸦片”“共产共妻”“游而不击”“苏俄走狗”等谣言中伤的迷雾，是对妖魔化的不实报道下“延安形象”的全新建构。叙事结构关涉与延安有关的近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阐释理解。框架叙事和嵌入叙事为延安书写提供双重线索，突破时空限制，将延安与秦王朝的覆灭、太平天国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西安事变、五次反围剿、长征等重要历史事件勾连，使读者从高度浓缩的历史镜头中体验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新生与腐朽之间的斗争和较量，关涉中华民族五千年政局的动荡与思想变革，凸显延安的现代坐标意义和民主政治价值。

2.進步主体的情感投射与认知隐喻

西方记者的延安叙事呈现传奇浪漫、波澜壮阔的史诗面貌，与其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密不可分。这批记者深切厌恶战争、殖民和帝国主义，追求自由和进步，天然同情劳苦大众，期待和渴望全新社会制度，这种情感如实而隐秘地反映在延安叙事上，奠定书写的基本面貌。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著作是“用言辞构成的假象之物，其内容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26]82，“作为符号体系，历史叙事并不再现它所描述的事件;它告诉我们如何思考事件，赋予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思考以不同的情感价值”。[27]181历史叙事暗含理解策略，使历史事实最大程度被世人理解和认同。理解策略与书写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审美倾向有关，包含在“最纯粹的文学艺术形式之中”[26]92。这些西方记者虽然都访问过延安，但他们所依据的材料更多的是事实的断裂片段和零散残骸，不可能是全面完整的历史实在。要向世人呈现延安及整个中国的精神风貌，书写者离不开历史想象和对世界、人性的观察体悟，以叙事话语作为理解策略，使不具情节感、故事性的片段和残骸得以重新排列和整理，建构具有融通性和一致性的“叙事性解释”体系，实现对事件本质的释义和读者认知的引领。

叙事话语关涉延安书写评价这个重要问题。“叙事性语言不是客观语言。”[28]327它涉及的不是史实真假的判断，也不是观点对错的评价，而是该“这样看待”还是“那样审视”的思辨探讨。西方记者延安书写的叙事话语，将语言符码投射到延安及其相关事物，这种结构自带色彩，承载新的解释。对读者来说，它具有强烈的真理感和极大的隐蔽性。叙事话语蕴含的解释性是比陈述单体史实更高明、更重要的话语能力，赋予延安叙事突出的情感性、巨大的隐喻性，它不但指涉过去，更面向未来，使人从混沌不明的历史实在中走出来，不再亦步亦趋、唯命是听。但我们必须看清延安历史叙事背后的文学属性，识别书写所隐匿的“诗性的语言结构”，唯此，才能明确延安叙事研究不同于一般史料研究的独特价值和问题意识。

[参 考 文 献]

[1]Percy Lubbock. The Craft of Fiction[M].London： Jonathan Cape，1921.

[2]（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申丹.论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在视角上的差异[J].外国文学评论，1996（2）：14-23.

[4]（丹）丹·扎哈维.主体性和自身性：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M].蔡文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5]Anna Louise Strong.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M].New York：Doubleday& Company，Inc.，Garden City，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