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之死》的“危机性立场”及运用

黄凤凤

持续地反思并消解“边缘”与“中心”、“西方”与“东方”、“男性”与“女性”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这种“危机性立场”在斯皮瓦克的著作《学科之死》(DeathofaDiscipline)中多有体现。“学科之死”，指的是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比较文学，在当代面临眼界狭隘、资源枯竭和无法进步的危机。“危机性立场”，总体表现为打破旧的比较文学中固化的本质主义和有关东西方文学观念的边界，在弱势主体中挖掘强势话语，从话语压抑中解放“他者”；同时，为避免产生新的排他性而采用“策略性的本质主义”[1]。虽名为“立场”，但它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哲学的链条”，即不断打碎“压制性的符号链条”[2]的过程。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不仅有助于拯救衰落的比较文学，也能帮助更新这门学科的文本分析方法。

一、拯救“学科之死”的“危机性立场”：跨越边界，不简单定义“他者”

在《学科之死》中，斯皮瓦克提到，一种由多元文化观主导的“世界文学”在冷战结束后悄然崛起，作为通识课程，它秉持多元价值观，选取的文学作品范围更广，但并未继承原先比较文学优秀的文本细读能力，这是权威人士难以接受的。固守精英姿态，害怕学科交叉带来学科内涵的松动，害怕比较文学不再“纯粹”。在斯皮瓦克看来，这是比较文学衰落的重要原因，她在书中强调：“比较文学要一直跨越边界。”[3]

首先是跨学科。斯皮瓦克认为比较文学应与区域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因为它们都强调语言的精密研究，而且区域研究“拥有真正跨学科的内置资源”，融合了地缘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关注种族、性别、阶级等概念的发展，比较文学可从中获得样本和方法资源。然而，这种结合也需要保持警惕，如果比较文学延续了区域研究诞生伊始的冷战思维，给予研究对象政治定性，这正是斯皮瓦克所反对的固化的“本质主义”。

其次是跨地域。斯皮瓦克认为，即便用多元文化论装配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仍逃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原因在于“受限制的渗透性”[4]。在全球化体系中，西方思想能够以强势劲头进入他们想进入的区域，但这些西方以外的区域的思想并不能具备这样的能量，这种“渗透”几乎是单向的，难以有互动。在这种不平等的渗透下，多元文化的思想也难以逃脱边界的束缚。

跨地域相比跨学科要更难做到，因为这还涉及“我”与“他者”如何定义的哲学问题。《学科之死》借鉴德里达《友爱的政治学》说明比较文学应是一种友爱的“去政治化”。关于如何接近他者，德里达有一种“也许”哲学。对于他者的“决断论”是不可靠的，他者的特征应为“不可决断性”[5]，“也许”哲学承认“他者”的多种可能性，所以主观上不作决断。斯皮瓦克在《学科之死》中沿用了德里达“也许”哲学，进一步阐释了他创造的新词“teleopoiesis”[6](此处暂译为“远距离创作”)，将它作为新比较文学处理“他者”问题的一种方法论。

斯皮瓦克在《学科之死》中认为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子》中的策略性的女性主义分析可以作为“远距离创作”的一个范例，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我’只是某个并不真实存在的人的一个方便术语。”[7]说明“我”与“他者”虽有指称，但无明确内涵，这避免了对“他者”进行粗暴“命名”而产生操控与被操控的关系，符合德里达关于他者“决断论”[8]的批评。其次，“远距离创作”是读者与作者共同建造的对话空间。斯皮瓦克赞赏伍尔芙在评论女性小说时的迂回角度，并指出这是一种对男性视角的隐晦反抗，并不刻意地将男性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暗示了女性被塑造的同时也可能被埋没，符合“开放式结构”的思想。最后，“远距离创作”不因方法决定立场，不对文本中的“可能性”定性。因此，虽然斯皮瓦克会用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话语对小说进行分析，但实际上涉及的是比性别更广阔的“文明冲突”问题。

二、运用“危机性立场”分析潜藏的“文明冲突”

在文本的解读中，“危机性立场”适用于揭示潜藏的“文明冲突”现象。斯皮瓦克在《学科之死》中分析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认为西方人想要寻找“他者”的意义时，找到的只是关于自身意义的碎片。几乎是同一时期，茨威格小说《马来狂人》也讲述了西方人在殖民地的故事，人们更多地会从心理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而对其中暗含的“东西方文明冲突”鲜有讨论。斯皮瓦克的“危机性立场”，可以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理解这篇小说。

《马来狂人》对东方殖民地的描写，反映了西方人迷失理性的自我放逐。在那个时代，曾经神秘而强大的东方已臣服于西方，但西方人却仍然恐惧那种神秘感。茨威格在小说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恐惧：“在这可诅咒的国度里我已经忘记了害羞是怎么回事。这个可诅咒的国度吞噬人的灵魂，吸尽人的骨髓。”[9]小说中的医生原本也想“学当地的语言，用原文阅读那些经典，研究地方病，进行科学研究”[10]，做这些事情，与其说是为了真正了解东方“他者”，不如说是想努力保持欧洲人的主体性——从“他者”那里发现自身文明的意义。但在热带雨林里，他表现出了如斯皮瓦克在《学科之死》中分析《黑暗的心》时所提到的“入乡随俗，放弃自我”(go native)的症状，将私欲的疯狂与名为“马来狂”的热病联系在一起，他嫉妒具有西方气质的荷兰商人之妻，因为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回归理性，他无法与这位看似羸弱的女子抗衡，于是他期望用癫狂征服理性。这种癫狂，他归之于东方殖民地环境的影响。但类似“马来狂”的热病，早在小说《呼啸山庄》遥远而寒冷的英国城堡中的女主角身上出现过。这种病与其说是东方传入的，不如说是早已在西方文化中潜伏。主体在面对他者文化时，努力想保持自身主体性，不断抵抗回避，反而逐渐形成焦虑感，使得自己既不能理解他者，也不能理解自我，对自己形成压迫，最终必须毁灭自身打碎这种压迫。这是认识“自我”与“他者”的一个失败的例子，僵硬的划界，反而压迫了自我认识的领域，可能使自我消亡，而“他者”仍然是一个谜。

由此，为了走出这种僵局，无论是重建比较文学，还是以“文明冲突”的角度分析文本，斯皮瓦克式的“危机性立场”都是值得尝试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