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却长存的“恶之花”
——浅析《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与《玫瑰门》中的女性意识

吴晓倩

“您这样理解，因为您是一个女人”，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讲述了她在抽象概念讨论中男性对她所持观点的看法，而她唯一能用以捍卫的回答则是：“我这样理解，因为事实如此。”[1]对方短短一句话，反映出了社会中女性的悲哀处境以及同男性之间的差距。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环境下，女性被以或赞扬、或规约、或指责等不同的方式不断地灌输着诸如“因为你是女人，所以你要这样”之类的思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中的“女性”是后天形成的，而非天生使然。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所受到的“女性规定”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异同。

本文通过对于《恰似水之于巧克力》和《玫瑰门》中女性角色埃伦娜与司猗纹，结合背景探究女性在面对困境时所采取的生存态度，以此来分析其女性意识的苏醒和转变，进而了解作者对于女性自身发展的思考。“一个对于女性这一性别而言极度消极的历史传承，连同一种全新的骄傲感构成这一如今许多女性共有的意识。而这种骄傲感是在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背景下，女性斗争在女性规定中赢得的重要转变的产物。这一意识同女性主体性的问题一样，是要全面分析并从理论上去论述的一个现象。”[2]女性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小说中女性角色在男权制、封建传统、动荡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书写着各自的命运，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

一、《恰似水之于巧克力》和《玫瑰门》概述

《恰似水之于巧克力》讲述了在墨西哥大革命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一个东北部没落庄园家庭女性之间的故事：庄园主人埃伦娜妈妈，三个女儿赫尔特鲁蒂斯、罗绍拉和蒂塔。依照家族传统，最小的女儿蒂塔需照料母亲不能结婚直至母亲去世。母亲埃伦娜专横固执，为阻止蒂塔与心上人佩德罗结婚，提议让其与二姐罗绍拉结合。在经历了佩德罗出于目的而同罗绍拉的结合、母亲埃伦娜的离世，并受勇敢而独立的赫尔特鲁蒂斯的鼓励后，蒂塔最终与佩德罗走在了一起。

在《玫瑰门》中，同样也讲述了庄家女性婆婆司猗纹、小姑子姑爸、儿媳宋竹西、外孙女眉眉坎坷迥异的命运。在“文革”背景下，呈现的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宛如一朵朵在有毒的土壤之上鲜活绽放却又转瞬即逝的花：年少时受过先进教育、心有所属的司猗纹妥协于封建传统，遵从父母媒妁之言，嫁入门当户对的庄家，受尽屈辱，从受害者渐渐转变为其他女性的加害者；新婚夜因丈夫的不告而别而重回庄家的庄家小姐姑爸，披着男性的外衣、拖着女性的肉体自欺欺人；果敢、坦率、坚韧而又淡然面对司猗纹的“施虐”和丈夫的软弱无能，始终遵循内心的宋竹西；以及在司猗纹的压抑和影响下，仍然忠于本心成长的眉眉。

二、时代背景

通过文学，得以用语言文字来呈现社会生活，表达心理活动，因此无法游离在时代和社会背景之外，将人从中抽离出来而仅仅从人的角度进行分析。《恰似水之于巧克力》的故事始于19世纪末，整体发生在20世纪初墨西哥革命时期及革命之后。由于外国资本家投资与剥削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独裁政府的支持与长期统治、社会阶级分化、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等一系列问题，引起民众普遍不满，人民期望推翻波菲里奥·迪亚斯的独裁统治迎来民主。独裁政府被推翻之后，墨西哥分裂出不同的党派，而故事的发生地墨西哥东北部便在庞丘·维拉革命军的势力下。自革命始，墨西哥军事政变频发，社会动荡，直至改良主义者任总统后才趋于平静。在小说中，社会的动荡与庄园内部的斗争紧密相连，诸如：赫尔特鲁蒂斯在品尝蒂塔做的玫瑰鹌鹑之后，欲火缠身，被附近的革命军胡安“挟持”而去，而目睹一切的蒂塔则对母亲称其是被联邦军所掳走；罗绍拉儿子的奶妈在一次起义军与联邦军交战意外丧命，蒂塔以处女之身份泌出母乳哺育他，等等。

同样，在《玫瑰门》中，庄家女性们的坎坷命运也与革命息息相关。小说以“文革”为时代背景，以外孙女眉眉的视角，在记述其成长经历的同时，穿插了婆婆司猗纹的一生以及宋竹西的人生。故事之初，革命与家庭便紧密相连，从眉眉在学校“不知怎么的学校突然就乱了起来”“革命接班人到底要接革命的班了”，到在家“爸很晚才回来，剃着阴阳头”的所见所闻[3]。“文革”初始，眉眉被父母送到婆婆司猗纹处长住；官宦家庭出身、本也应在被批斗群体之列的司猗纹，凭借自身敏锐的观察、省时度事，“站出来”主动写信、列财物清单交给“小将们”表明“革命”态度，还为向在“革命”中得势的罗大妈示好，间接害死了姑爸；早与海外的父母断绝来往的宋竹西也因这一海外关系而受了影响，还通过对他人不明原因的批斗来达到某种内心发泄的目的。

三、两朵盛开的“恶之花”

(一)悲剧命运

“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这只不过是修辞学方面的练习……”[4]，要从表面的相似探究根源。《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的埃伦娜与《玫瑰门》中的司猗纹的人生经历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两人皆在年少时遭父母反对，与心爱之人分手，被迫同门当户对之人结婚。埃伦娜婚后甚至仍与心上人何塞私下来往，甚至在怀有两人的女儿赫尔特鲁蒂斯之后意欲私奔，但因何塞的意外死亡而告终；而司猗纹也因父母反对，在心上人被捕、母亲的遗愿和内心的愧疚重重压抑之下，嫁入庄家，被同样心另有所属却不能与之携手的丈夫嫌弃她已无清白之身而百般为难羞辱。她们皆是男权制和封建传统的受害者，经历了一生的不幸，但却在屡遭加害之后同时扮演着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角色。

陈规的束缚、自由的限制、本性被极度压抑的亲身经历，并没有使她们在面对下一代女性时有所反思和帮助，她们依旧受困于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甚至于女性为附属的思想牢笼之中，还推波助澜地将家族后代中的女性们同样卷入这无尽的漩涡中。因此，埃伦娜专横霸道，要求小女儿蒂塔遵从家族传统保持单身以侍奉左右直至送终；当蒂塔怀疑自己怀上佩德罗的孩子时，本已去世的埃伦娜的灵魂却又出现，指责蒂塔玷污家族名誉，可悲又讽刺的是，她也曾作出过同蒂塔同样的选择而生下了赫尔特鲁蒂斯。这也体现了埃伦娜这一角色的多面性，她或多或少有着女性意识的萌芽，但却又亲手将这生长于自己女儿心中的萌芽扼杀，给读者们呈现了一个女性意识昙花一现随即又被传统思想所规约压抑的可悲形象。

至于司猗纹，在经历了年少时与心爱之人一夜欢好、被迫嫁入庄家、面对新婚之夜丈夫的玩弄、床笫之间挂念其他女子、千里携子寻夫却被取笑“熬不住”、被丈夫传染性病然后痊愈这一系列事件之后，用自己的身体对公公进行报复；对儿媳宋竹西，她在深夜偷听儿子儿媳房事，咒骂着她的“劲儿”，咒骂着性本身，咒骂着自己经历过的性，同时又幻想着，她还设计让眉眉无意将宋竹西与大旗捉奸在床，又偷偷尾随戳穿她与叶龙北之间的亲密来往；对眉眉，为了使她“就范”，刻意重提眉眉遭遇露阴癖男子的事情，还跟踪眉眉与叶龙北并将之写信告知眉眉的丈夫。可以说，司猗纹这一角色的复杂转变同女性长期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压抑之下，对于性的态度以及对性的需求密不可分。

自身的悲剧人生并没有将她们从传统思想的禁锢之中唤醒，她们深陷其中，如同在男权制与封建传统这片土壤上牢牢扎根、扭曲盛开的恶之花，她们从可怜的受害者变成可憎的帮凶甚至是加害者。在埃伦娜受伤卧床、司猗纹晚年瘫痪，不得不需要接受来自后代女性们的照料时，她们也表现得毫不情愿。而这又不得不让人联想当年司猗纹尽心照顾年迈的公公，却发现公公背地里以“S”的代称写尽了对她的不满，从而深思女性悲剧命运的戏剧性重演。由此可见，女性悲剧命运的幕后推动力之一恰恰也是女性本身。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的女性，同样成为了维护男权制和封建传统秩序的捍卫者，企图让她们曾遭受的压抑与对性的贬抑成为下一代女性宿命般的轮回。

(二)独立与依赖

除了同样悲惨的命运，埃伦娜与司猗纹本质上也存在着些许差异。埃伦娜一生中经历过两个男人：何塞和后来的丈夫。她本打算与何塞私奔，但目睹何塞被杀害后，还是选择回到丈夫身边，安于现状。而在丈夫病逝后，当神父因革命激烈、时局动荡，劝告她最好有个“看家护院的男人”时，她坚决反驳，认为男人不是那么必要，革命也并不那么危险。在之后遭遇革命军掠夺的时候，她也沉着冷静地应对了贪婪的革命军。由此来看，埃伦娜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从追随何塞，到安于依附丈夫身边，再到丈夫死后独当一面管理整个庄园，她所展现出来的独立性和独立意识也正是其女性意识苏醒的部分体现。“德拉迦尔萨家族就是讲顺从”[5]，这个家族宛如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先“叛逆”后“顺从”的埃伦娜最终变为极力捍卫规则的一方，她带有矛盾的双重属性，对于家族后代的女性们她绝对掌控，同时可以对规劝的神父予以“我从来不需要任何男人，我一个人就可以保护农庄和我的女儿们。为了生存，男人并不是那么重要”[6]这样的反驳。虽然相较于《玫瑰门》中的主角司猗纹，埃伦娜仅是《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笔墨次于主角蒂塔的人物角色，人物刻画不及司猗纹的多层次和复杂性，但也突出表现了她在自身女性意识苏醒和被灌输的传统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之间的拉扯和斗争。而在当时的墨西哥革命期间，不少女性也随革命军一起参加战斗，正如同小说中的大女儿赫尔特鲁蒂斯那样，果敢聪明、独立能干，虽不具普遍性、代表性，但也表达了作者对于这类女性的肯定以及女性独立意识、主体意识的期望。

反观司猗纹，从华致远的杳无音信到得知其被捕，尽管被丈夫庄绍俭嫌弃、明知他心有所属又在外风流却仍一心想做一名贤妻，再到后来结识朱吉开，恰逢新婚姻法颁布，动了想与庄离婚与朱结婚的念头，但在朱吉开与庄绍俭相继死后，却仍留在了庄家。无论是离婚抑或再婚，新婚姻法固然使其女性意识有所苏醒，但她的这一意识是极为有限的，一旦环境转变，失去目标，便再次安于现状。她暗自将一切男人定义为“流氓”，因此无故敌视后来搬进西屋的叶龙北，甚至对后来建立“革命”关系的达先生，从一开始忽视其性别，到后来将其视为一个异性知己，愿为其“容”，这一系列都恰恰体现了司猗纹本质上对于男性、对于男权制、对于封建制度的依赖，她始终需要通过依附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她就像是在这片历史久远而又残酷的土地上生长盛开的花，不管时局再怎么变化动荡，她再怎么扭曲、挣扎，却也离不开土壤的禁锢和束缚。

(三)无尽的“恶之花”

除了埃伦娜与司猗纹，再如《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的二女儿罗绍拉、《玫瑰门》中的罗大妈，生生灭灭，她们受这片土壤的滋养，在扭曲中成长老去，又试图将此代代相传。她们自始至终遵循着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甚至女性为附属品这一准则。关于性，她们从未得到过自身需求的满足，她们自我约束、自我捆绑、自我催眠，灌输着诸如追求性并非良家妇女所为、性行为只是为了繁衍后代的思想，哪怕良家妇女本就是男权制下用来磨灭女性天性的枷锁；关于贞节，她们时刻提醒自己，或因此愧疚不已，却毫无向处于同种情况的男性进行控诉的念头。“恶之花”们在禁锢和催眠自身的同时，还一心协助男权制和封建传统礼教，将她们所曾经历所遭受的一切，轮回于下一代。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Ⅱ》中写道：“……支配的诱惑是最普遍、最不可抵抗的；把孩子交给母亲，把妻子交给丈夫，这是在人世间培植暴虐……”[7]这正与劳拉·埃斯基韦尔创作埃伦娜这一角色的初衷不谋而合，她认为世界上除了母亲和吸食孩子的巫婆，还存在着这两者的结合体——“吸食”孩子的母亲，这种可怕的存在以普通母亲的形象出现，但却完全掌控、控制着孩子们的言行举止和思想观念，使他们丧失独立能力和独立意识[8]，变成“母亲”这一“主体”的“客体”。

四、结语

埃伦娜与司猗纹的悲剧呈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之下，女性在男性中心主义的重压之下，艰难生存、扭曲盛开的画面，也展现了传统中国和墨西哥两位女性自我意识的异同之处。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女性主义的发展，传统中国和墨西哥的女性话语仍旧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重视与关注。女性意识的发展与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生存处境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在男权制的长期压迫之下的女性，形成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这一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女性主义理论家密尔将女性这种被刻意塑造而成的“角色”视为“心甘情愿的奴隶”，波伏瓦将之定义为“绝对的他者”，伍尔夫称其为“莎士比亚的妹妹”，而弗里丹则称之为“无名的问题”，意为有舒适的家、成功的丈夫和可爱的孩子，却没有快乐的女人的问题[9]。男性和女性本不该以单纯的二分法来划分、对立开来，唤醒女性意识并非等同于与男性相竞争、相对抗。在重视女性意识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同样深受“男性中心主义”“男性气质”重重压抑和制约下的另一部分男性。男性不够阳刚则被嘲讽为“娘炮”或“伪娘”，而女性较为自立、独立便被调侃为“女汉子”。只有消除这种传统刻板印象的限制，才可能促进两性关系健康共处，才可能有朝一日无论男女不必再像玛丽·雪莱在《佛兰肯斯坦》中那样，需要让一个制造出来的怪物来“开口说话”[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