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机五言诗对南朝诗歌发展的影响

谢 丹

五言诗脱胎于于汉代歌谣，至东汉文人诗《古诗十九首》出现，则标志着五言古诗已趋于成熟。到了东汉末年建安时期，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诗人们进行了大量的五言诗创作，五言古诗可谓达到了成就辉煌的鼎盛时期。西晋太康时期，是继建安文学之后的又一个五言诗创作繁盛期。钟嵘《诗品·序》称：“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1]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群体是钟嵘《诗品·序》中所称道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这些作家的诗歌创作都以五言诗为主。钟嵘《诗品·序》云：“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2]其中，“二陆”之一的陆机，则被钟嵘誉为“太康之英”，是西晋太康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诗人。

陆机不仅是西晋太康文学时期最耀眼的明星，也是太康时期留存诗歌最多的诗人。在逯钦立先生所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陆机诗歌含残章共一百一十三首，其中五言诗七十三首，占其留存诗歌的绝大部分。

明代诗论家许学夷称：“古诗以汉魏为正，太康、元嘉、永明为变，至梁陈而古诗尽亡。”[3]此言概述了五言诗自汉魏至南朝清晰的发展轨迹，并指出西晋太康诗歌是五言诗由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关键阶段。作为西晋太康时期的重要诗人，陆机的诗歌在五言诗的发展历程中确实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东晋至南朝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开始追求诗歌辞藻的华美富丽

五言诗源于汉代歌谣。《诗经》中并无完整的五言诗，只有极少量的五言诗句，如《卫风·木瓜》中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召南·行露》中的“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等，这些诗歌都间有杂言，不是完整的五言诗。汉乐府诗中产生时代较早的《郊庙歌辞》与《燕射歌辞》里，也几乎没有五言诗句。在产生时代较晚的《鼓吹曲辞》与《横吹曲辞》中开始杂有一些五言诗。而大多产生于东汉时期的《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杂曲歌辞》中，五言诗就非常普遍了。东汉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五言古诗的成熟。

从汉代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东汉文人五言诗，是早期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轨迹。无论是汉乐府中的五言诗句，还是《古诗十九首》，语言风格都十分简洁质朴，造语平淡而意蕴深远，绝少雕润修饰。胡应麟《诗薮》云：“两汉诸诗，惟郊庙颇尚辞，乐府颇尚气。至《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气骨，略无可寻。”[4]此言汉乐府与《十九首》的辞藻“略无可寻”，赞叹其“随语成韵”的质朴语言风格。

五言诗写作中有意识地追求辞藻的华丽，始于汉末建安时期，这种发展趋向最集中地体现在曹植的诗歌中。钟嵘《诗品》称曹植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5]，辞藻华艳正是曹植五言诗的鲜明特征之一。在诗歌主要以吟咏情性为主、语言风格普遍简明古朴的建安时期，曹植华艳而慷慨的诗歌可谓独树一帜，卓尔不群，为五言诗的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不过正如钟嵘所说，曹植的诗歌是辞采与风骨的完美结合，诗人组织精美华艳的辞藻是为了抒发慷慨悲凉的情怀。曹植的诗歌是建安风骨最华丽的呈现。然而，正因为辞藻与情感结合得太完美，毫无精心雕琢的痕迹，充分显示了曹植如钟嵘所言“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6]一般出类拔萃的非凡才华，却恰好不能说明曹植在诗歌创作中已开始有意识地追求华美的辞藻。

在五言诗中，真正开始致力追求华艳辞藻正是以陆机为代表的西晋太康时期。陆机《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7]，又说“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8]，充分表明陆机认为在诗歌创作中，只有丰富绮丽的华美言辞才能尽情抒发诗人婉转细腻的情怀。陆机不仅在《文赋》中提出诗歌语言应该“绮靡”“贵妍”的文学理论，也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印证着自己的观点。其诗句中大量采用丰富绚丽的辞藻，如《从军行》中的“夏条集鲜澡，寒冰结冲波。胡马如云屯，越旗亦星罗”，《长安有狭邪行》中的“轻盖承华景，腾步蹑飞尘。鸣玉岂朴儒，凭轼皆俊民”，《答张士然诗》中的“逍遥春王圃，踯躅千畆田。迴渠绕曲陌，通波扶直阡”等。这类遣词繁丽、结构精巧的诗句在陆机五言诗中随处可见，充分展现出陆机鸿富的才华与独到的匠心。

陆机关于诗歌语言应该“绮靡”“贵妍”的理论主张与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对南朝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所言：“陆机、潘岳，首播其华。灵运之词，渊源潘、陆。”[9]自以陆机为首的太康诗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诗歌辞藻的华美富丽开始，五言诗在语言与形式结构上越来越讲究精致唯美的发展趋势一直绵延至南朝，直接影响着谢灵运、谢朓等诗人，对诗歌向近体诗的发展过渡作出重要贡献。

二、开始出现明显的骈偶化倾向

骈偶诗句的产生与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骈偶句式的产生是同步的。如《尚书·舜典》中的“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10]《论语·阳货》中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等句子，都具有明显的骈偶特征。这类骈偶句式的出现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对称美的具体表现之一。与文化典籍中的骈偶句式相对应，骈偶化诗句在我国古典诗歌中的历史也可谓源远流长，早在《诗经》中就时有出现了。如《邶风·柏舟》中的“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邶风·谷风》中的“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大雅·卷阿》中的“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等等。不过《诗经》中的骈偶化诗句只是偶有出现，且大多带有重复字词，风格自然古朴，不似后世文人诗歌中的骈偶诗句那般精致工整。

文人五言诗中开始使用比较工整的骈偶诗句，也始于以曹植为代表的汉末建安时期。如曹植《送应氏》中的“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赠白马王彪》中的“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等诗句，对仗已十分精当工整。不过曹植诗歌中的骈偶诗句只是偶有散见，并不普遍。

在五言诗中，有意识地大量使用骈偶诗句，同样是从西晋太康时期开始。尤其是作为太康时期代表诗人的陆机，其五言诗中的俳偶句式已经成为诗歌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从军行》：

苦哉远征人，飘飘穷四遐。南陟五岭巅，北戍长城阿。深谷邈无底，崇山郁嵯峨。奋臂攀乔木，振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惨，凉风严且苛。夏条集鲜澡，寒冰结冲波。胡马如云屯，越旗亦星罗。飞锋无绝影，鸣镝自相和。朝食不免胄，夕息长负戈。苦哉远征人，抚心悲如何。

这首诗除了起首与结束的诗句，整首诗几乎全用俳偶句式，生动描述了远征路途的艰难、环境的恶劣与战事的激烈，从中渲染了远征人从军之苦。

正如许学夷《诗源辨体》所说：“建安体虽渐入敷叙，语虽渐入构结，犹有浑成之气。至陆士衡诸公，则风气始漓，其习渐移，故其体渐俳偶，语渐雕刻，而古体遂淆矣，此五言之再变也。”[11]许氏此言清晰地揭示了文人五言诗由古诗到建安再到太康的演变过程，正是从古朴诗风向绮丽雕琢的发展过渡。

明代诗评家谢榛称陆机、潘岳五言诗中虽有大量俳偶句，然“虽为律句，全篇高古。及灵运古律相半，至谢朓全为律矣。”[12]此言甚当。由《十九首》到建安诗歌，再到太康诗歌、南朝诗歌，正是完整体现出五言古诗向近体诗发展的清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建安诗歌中的敷叙构建属于转变的端倪初现。而以陆机为代表的太康诗人们有意识地在诗歌中进行的大量俳偶雕刻，才真正改变了汉魏以来质朴简洁的五言诗风，在五言诗在向近体诗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

三、诗风趋向柔靡，汉魏风骨渐弱

在西晋太康诗歌中，辞藻更趋华美，诗句骈偶化鲜明等特点，均源自对建安时期诗歌特征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然而，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言：“晋世群才，稍入轻绮。潘、张、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13]随着诗歌的辞藻越来越华丽，结构越来越精巧，建安诗歌中慷慨激昂的风骨却逐渐被削弱，诗风变得越来越柔靡。在汉魏至西晋的诗歌风格所发生的这一重大转变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西晋太康诗人，而最突出的正是“太康之英”陆机。

陆机的五言诗在写作技巧上承继了曹植诗歌辞采华茂的特点，极力追求辞藻的华美和结构的精巧。而陆机诗歌与曹植诗歌最大的区别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在曹植的五言诗中，绚丽的词藻与素朴的语言交相辉映，骈偶的诗句与流畅的散句相互串连，辞采与情怀自然融合，如同从诗人的胸臆中奔涌而出，全无雕琢建构的痕迹。而陆机的五言诗中往往骈偶诗句联袂而出，华丽辞藻雕缋满眼，明显能看到字斟句酌的精心设计。王世贞《艺苑巵言》中说：“陆士衡翩翩藻秀，颇见才致，无奈俳弱何。”[14]此评甚为精当，指出陆机诗歌突出的特点与存在的不足。由于陆机太注重诗句本身的绮丽的辞藻与精巧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削弱了诗人要抒发的情怀，使诗歌在整体风格上显得“俳弱”了。

清代诗评家方东树对陆机诗歌的批评则更加尖锐：“读万卷书，又深解古人文法，而其气懦弱，其辞平缓无奇者，陆士衡是也。岂真患才之多与？抑人之得天者固各有所限也。”[15]方氏认为陆机才学鸿富，技巧纯熟，然其诗歌却缺乏豪迈刚健的风骨，显得辞缓而气弱。此种现象究其根结，实在于陆机天分有限，而并非如张华所说的“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16]，即其才学太富的原因。方东树此评虽然尖锐，却也说得透彻。处于诗歌形式发展演变的关键时期，陆机的诗歌之所以显得绮靡而俳弱，与其致力追求诗歌的唯美形式密切相关，确实与他读书太多、学识太富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陆机五言诗的这一特点对南朝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南朝诗歌总体上显得柔靡绮丽，往往太注重形式的精致华美而忽略了厚重坚实的思想情感，这种特色与陆机五言诗很类似，是陆机诗歌风格在南朝的后续影响。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虽然陆机在五言诗的创作中，由于太注重诗歌在辞藻与结构上的精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歌情感的抒发，使诗歌往往显得平缓俳弱，缺乏慷慨强劲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受到后世诗评家的批评诟病。但他在理论上与诗歌创作实践上，都对推动五言诗的形式向唯美方向发展作出巨大的努力，为东晋至南朝诗歌向更为精美自然的形式继续发展，并最终通向近体诗铺平了道路。

四、结语

西晋太康时期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五言诗无论风格方面还是形式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诗歌风格上，汉魏以来苍劲刚健的诗风开始弱化，变得柔靡细腻。在诗歌形式上，诗句的俳偶化日益鲜明，而诗歌的辞藻也渐趋华美，这些特征都直接影响后世南朝诗歌的发展走向，并最终催生出中国古典诗歌最优美的形式——近体诗。

作为太康诗人的代表，陆机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理论家。他在《文赋》中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主张，并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来印证自己的观点，为南朝诗歌延着他指明的方向继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

综合看来，陆机的五言诗对南朝诗歌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后人对陆机诗歌的评价虽各有褒贬，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却不可磨灭。虽然在后世论家看来，南朝诗歌太过于注重形式美的雕琢，总体上显得精美纤弱。然而，如果没有南朝诗人对诗歌形式美的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近体诗的形式就不能得到不断成熟完善，也自然不会有后世唐诗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