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德太子时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方略

薛力

自圣德太子时代以来，日本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保守中开放”或曰“坚守中开放”，即：引入外来文化强化自身。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时，则表现为“与强者为伍”，为此可以“适应强者”乃至“以他者为中心”，其对象在明治维新之前是中国、明治维新开始后是德国与英国、二战时期是德国、二战后是美国。

圣德太子似乎扮演了“日本周公”的角色，他制定了冠位十二阶与宪法十七条、撰写《三经义疏》、与苏我马子合编《天皇记》《国记》等史书、派遣遣隋使与留学生。通过这些措施，圣德太子广泛摄纳儒道法思想、力倡佛教以抑制氏姓贵族、强化天皇权威，从而为大化改新奠定了基本条件并储备了一批骨干人才。大化改新的结果是：日本以唐朝为样板建立了日本式律令制国家。

圣德太子的治国理念可概括为“吸纳中华、强筋日本”。这在1592年的壬辰战争（万历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是日本的外交方略。文化方面则持续到明治维新前，典型如江户幕府对程朱理学的推崇，以及中江藤树开创的日本阳明学派。

岛国向大陆扩张比较常见，日本也时有这方面的冲动，并在相对统一、国力比较强大时，数次尝试向大陆扩张。但甲午战争之前除了吞并琉球外日本的对外扩张都不太成功，还在德川幕府时期实行了200多年的锁国政策。原因在于：日本長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面对的东亚不存在如欧洲那种四分五裂的政治态势，而是文化先进、国力强大并长期保持统一的中国。历史上，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也大于日本，朝鲜半岛也长期把中国当作朝贡与效法的对象。直到中国因为闭关自守而衰弱、并被西方列强击败后，通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增的日本才得以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后吞并朝鲜。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则为日本进一步向中国扩张扫除了主要障碍。

“大政奉还”在西南两大强藩萨摩、长州推动下通过武力实现。明治维新的路径则是通过比较欧美各国经验后确定，其中岩仓使团作用突出。使团历时1年10个月考察12个国家的结果是：“修改条约”的努力完全失败，但“发展与图强”上的取经则影响日本70多年，其所开处方是主学普鲁士、辅习不列颠、兼及欧美他国。即，经济上学英国，推行“殖产兴业、贸易立国”;科学教育上学习欧美模式，以便实现“文明开化”;政治军事治安上效法普鲁士，包括建立基于天皇裁断的君主立宪式政治制度、创立效忠天皇的常备军与警察制度、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广建军校、发展军事工业;在发展海军上则主要效法英国。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吸纳已经比较弱，倒是阳明心学由于吉田松阴、德富苏峰、三宅雪岭等一干政治取向不同者的信奉与推广，在日本的影响持续扩大。

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盟的原因主要是：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是当时世界头号大国、拥有最为强大的海军、支持日本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应对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德国海军不够强大且在远东与日本存在利益冲突。

二战期间，日本与德国结盟的主要动因是：德国是当时欧洲最强的的国家，扩张目标主要在欧洲与北非;日本与德国的利益冲突比较少;德国支持日本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消除《四国条约》与《五国条约》对日本在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限制。作为神权国家领导人，天皇无疑要对二战负政治领导责任。但明治维新后确立的行政体制也存在缺陷，使得军方对内阁组建与重大外交决策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军方因而得以贯彻其激进主张，以至出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这种“都知道不能打却不得不打”的状况。

美国的工业产值在1894年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美国全面做好领导世界的准备，则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日本来说，与美国结盟等于真正实现了“与最强者为伍”，因此，在二战结束后日本实行的外交方略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以联合国为中心，推行经济与文化外交。吉田茂参与制定《和平宪法》、坚决执行“道奇计划”，把主张恢复日本国防力量的人骂为“笨蛋”，而“吉田学校”出身的官员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则是二战后日本政界的主导力量。应该说，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的外交方略是有效的。“国家正常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中曾根康弘等一批政治精英的目标，并在二十一世纪成为政治精英阶层的主流共识，迄今未实现的主要原因不在国外，而在于民意等国内因素。

可见，日本的外交方略是在体现与“执行”文化传统，并没有异变为“开放不坚守”。

（作者感谢中国社科院李毅、吴怀中、倪月菊等学者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