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乡土社会视域下陕南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路径优化思考

王晓娥 陈莉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迁与发展，中国乡村社会由此进入后乡土社会时代，在对后乡土社会的内涵与特征进行相关理论阐释的基础上，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村干部综合素质以及村民自身等三个维度分析了后乡土社会时代陕南地区在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领域出现的关键问题，并以独特的视角对当前陕南地区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的路径给出了具有实效性的见解与思考。

关键词 后乡土社会;社会治理;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 TU 982.2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9）23-0261-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23.07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flection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Society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Path in Southern Shaan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 rural Society

WANG Xiao e， CHEN Li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723001）

Abstract In the 1990s， Chinas rural society experienced great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rural society entered the post rural society era. 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related theory of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key problems in rural society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Shaanxi wer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village cadre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villagers themselves， effective view and thought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society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path in Southern Shaanxi were proposed with a unique perspective.

Key words Post rural society;Social governance;Development;Path

1 “后鄉土社会”的理论阐释

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历程，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乡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维度都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和发展。如果仍旧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与发展面貌的认识还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土中国”，显然已非常不合时宜了。

1.1 20世纪30年代乡土中国的内涵与特征

20世纪30年代，针对中国乡村的问题及出路的理性思考并将其得以实践的知识分子，取得重大突破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当属晏阳初的河北乡村建设实验和梁漱溟的山东乡村教育实验，都是基于当时“乡土中国”的现实，但由于其实证考察研究点过少的局限性，不足以代表中国整个乡村的面貌。随后40年代由吴文藻[1]提出费孝通实践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考量，提出了著名的乡土中国理论，赋予中国乡土社会三个主要维度：①社会主体的非流动性，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农民不变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民的生计模式几乎全部依赖农耕。②农民聚村而居的模式，日复一日围绕着村庄几乎没有离开过生养自己的家园。③社会关系的熟悉性，农民的社会交往范围几乎仅限于自己所属村庄的村民，村民之间的熟悉度非常强。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乡土中国理论，着实符合了当时中国的乡情。

1.2 后乡土社会的内涵与特质分析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现今，我国乡村社会早已非彼时的乡土中国了，新时期乡村社会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乡村的村落共同体已转换为“流动的村庄”，随着改革开放质的不断提升，城乡的大门为农民敞开，乡村大量人员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有进城务工的人员、也有安营扎寨的个体户，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等等。②农户的生计模式已转换为农业+副业的兼业模式，农民的生活来源不再仅仅是依赖农业，其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转变，根据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农民收入的相当大部分来源于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收获，甚至从事副业带来的收入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③农民的社会交往及关系多元化、异质性显现，农民的交往范围再也不会受限于那片土生土长的村庄了，交往圈和社会关系都在不断扩展，多元化、异质性越来越突出。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的转变正是适应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市场经济改革与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基于此，中国人民大学的乡村社会学者陆益龙[2]，以贺雪峰[3]为主要代表的华中乡土学派敏锐的观察和总结了中国乡村变迁的重大现实，从宏观上及时理性科学的总结了中国当代乡村的内涵与特质，提出了著名的后乡土社会理论，也有学者将其称为新乡土中国理论，其实质内容几乎是一致的，但从表述的科学性来看，后乡土社会理论更为合适，也更能解释中国乡村的现状。后乡土社会理论的论断，是对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的创新性发展，适应了中国乡村经历市场化和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背景，是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所处时代的积极回应。因此，后乡土社会既是一种理论，也寓意乡村所处的时代，为中国乡村的治理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现实指导意义。

2 陕南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存在的关键问题

习近平[4]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总结和分析了我国变化发展的国情，在十九大报告当中高屋建瓴的指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城乡之间差异的不平衡问题最为突出，且不同的区域也表现出更为细微的差别。由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山区地形+贫困+生态功能保护区”是陕南地区最主要的特征，其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征决定了在陕南地区的社会治理与发展问题存在的问题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这意味着在当前中国乡村进入后乡土社会的时代下，陕南的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问题更为异质与突出。根据对陕南三十个村庄的实证调研分析，目前，陕南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存在的关键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2.1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今天的贫困不再是过去的温饱问题，而是一种相对的贫困，相对于城市的较大差距，脱贫攻坚的任务非常艰巨。十九大报告当中，习近平[5]主席提出了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以期实现乡村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愿景，时刻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民生付诸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每一个环节。脱贫攻坚就是其中之一。陕南地处山区，森林植被以及水资源非常丰富，可耕土地面积较为紧张，不仅肩负着重要的生态屏障任务，同时也是南水北调中所涉及的核心区域，虽然，近些年来国家一直对该地区进行了相应的生态补偿，但是依然不能摆脱贫困的面貌，陕西省所辖贫困县主体都分布在陕南地区。所以，当今陕南地区亟需破解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难题。

2.2 乡村干部治理意识与能力欠缺

在乡村治理中，村干部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既是村民中的一员，身上又承担着不同于普通村民的责任和担当，和村民的关系也最为关键，可以说是乡村治理十分核心的一个环节。梳理整个中国乡村的变迁的历史过程，农村税费改革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有力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农民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改善，农村的社会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农村的税费时期，基层政府向村庄摊派税收的任务主要由村干部执行，村干部在乡村扮演的主要是管控角色[6]，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的频率较高。但是税费改革后，经过大量对陕南乡村的实地调研，课题组发现村干部走向两种极端，一种是仍然以税费改革前的管控思維为主，并没有根据乡村变迁和改革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应性调整和转变，更没有意识到村干部身上应该承担和履行的真正职责和义务，还将实施“权力”作为自己进行村务的主要职能，持有这种思维的村干部并不在少数。另一种是认为税费改革后，村干部就“形同虚设”，无事可干，对村庄事务漠不关心。同样在思想上觉悟上没有认识到在新的时期村干部角色的及时转换，持有此种思维的村干部在实践中和村民的沟通、交流的频率越来越少，甚至不愿与村民进行相关事务的协商，更不用提如何对村庄发展进行科学的规划了。很显然目前陕南地区乡村村干部出现的这两种情况都是非常要不得的，对于乡村的治理与发展也是尤为致命的，非常危险。

2.3 村民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对陕南地区的乡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过程中发现，相当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外出务工主要选择上海、广州等南方大城市，年龄15～50岁，坚守在乡村的多以老人、儿童、妇女以及部分以农业为主的中年人为主要群体，这种现象在全国大多数乡村都存在，但是陕南地区乡村村民的情况又有自身不同于其它地方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也不同于平原地区乡村。首先，我们需要阐明的观点是对于越来越多的乡村村民外出打工需要辨证的看待，现有相当多学者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趋势表达出过分担忧的心态，甚至持否定的态度。显然，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村民向城市流动的现象，也表明随着科技以及社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当中得以解放，另外，我们也看到城市能够给村民提供丰富的就业岗位，使得农村的收入来源大大得以扩展，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根据有关数据调查统计，乡村务工人员的收入的主要比例还是回馈到乡村，对于乡村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作用。并且随着乡村人员在城市的逐年务工，所取得收入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员也逐渐开始回乡返乡进行创业，不仅使自己小家得以发展，而且确实能起到带动当地村民共同发展的良好示范效应。乡村振兴并不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而是更加灵活的让村民过上幸福的日子。但是，陕南乡村的外出务工的村民整体学历、能力相当欠缺，根据课题组在乡村以及他们所进行打工的城市进行实证调研，其务工行业主要在建筑行业中、餐饮行业中等从事技术含量比较低端的工种，虽然所得收入要比其在家乡从事农业收入要高，但是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以过早透支身体为代价，对于后续返乡的机体可持续能力带来严重的影响。大多数乡村外出青壮年群体并非是和他的家乡割断了联系，尤其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他们和家乡联系的频率密度相当频繁，以不同的途径和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家乡状况的了解相当及时。从这点而言，表面上乡村治理主体的关键构成要素农村青壮年缺失，实质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缺失，而是当地并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和激发他们参与到乡村治理当中来。

3 陕南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的优化路径

3.1 及时适应当前中国乡村处于后乡土社会的实际

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经济学及区域理论研究的著名学者根据中国乡村的变革与发展及时对乡村社会进行了研究，提出中国乡村已进入后乡土时代，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乡土中国，整体上中国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发展，处于向现代化过渡的关键时期。因此，将中国乡村的整体状况所处时代概括为后乡土社会的论断，符合中国乡村的实际。那么，乡村的治理与发展自然也不能停留在20世纪30—40年代“乡土中国”的论断与状况，必须根据后乡土社会的实际做出适应性调整。陕南地区的乡村同样也进入了后乡土社会时代，其治理与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面临诸多的困境与挑战，只有站在后乡土社会时代的基础之上进行审视与思考，方能提出有效的治理与发展方案。

3.2 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乡村進入后乡土社会时代之后，社会各个层面不仅都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且大力度的采取措施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相当长时期该地区一直都存在着要发展经济就必然破坏环境，要保护环境就必然贫穷的错误意识，从思想上没有树立起生态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正确长远意识。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对陕南地区乡村的生态治理和经济治理带来了挑战和威胁，过去中国城乡发展曾经就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其教训是深刻的。陕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其生态保护和治理的意义非同一般，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因此，陕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应凭借和发挥生态优势，依托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走绿色循环发展的路子，当然这条路子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乡村都去进行乡村旅游开发，这种目前在全国风靡的千篇一律的做法本身也是不现实[7]，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除了一定量的乡村着实可以进行生态旅游产业的开发之外，更多的陕南乡村必须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走出开拓适合当地乡村发展的生态产业链，以谋求当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诸如进行农业生态养殖，渔业、茶园的建设，泉水资源开发利用等等，这些都比较符合陕南地区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完全可以达到既富了村民，又美了乡村的效果。

3.3 拓展渠道有效提升村干部综合素质与能力

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表明，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今天的后乡土社会时代，对于村干部的要求实质上提高了，新的时期需要有能力、有素养、有文化等综合素质都比较好的村干部才能适应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的需求。然而，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大多数素质能力等综合素质相对优势的青壮年群体大都流入城市，虽然也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城市就业创业，这就意味着乡村的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偏低[8]。这一点在持续推进的陕南乡村调研中得到验证，村干部整体素质能力欠缺，且平均年龄偏大，在对乡村的治理与发展问题上，村干部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村干部本身家庭的经济就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当地乡村振兴中很难达到村干部应该具有的相应治理能力与效果。因此，一方面从源头上解决村干部的能力欠缺问题，提高村干部薪资待遇，吸引综合素质较高的村民留下来担任村干部，进而凭借其才干带动整个村庄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可激活并发动从当地走出去的各类精英回乡，比如老教师、公务员等企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他们本身就有一种叶落归根的乡愁，也确实有回乡扶持村民的愿望，将这部分人吸纳到村干部队伍当中，也能够使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得以提高，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与乡村的振兴。

3.4 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与发展的意识与潜能

村民既是参与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关键主体，也是乡村治理与发展的最直接和最终的受益者。因此，村民的参与乡村建设的思维意识就至为重要。目前，陕南大多数乡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与发展的积极性明显缺乏。陕南地区不仅是陕西省最主要的贫困区域，在全国的脱贫攻坚任务当中，陕南也列入其中，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低于平均水平，处于比较劣势的区域。陕南地区的贫困除了与自然地理位置有关之外，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地村民文化教育水平处于较低的水平。陕南多是山区，历史上宗教尤其是道教在该地区非常盛行，至今其负面影响犹在[9]，许多乡村村民定期或不定期的去宗教所属的道观或庙宇进行朝拜，以祈求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家人的安康，并不能很好的认识到生活的改善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贫穷不能从自身找问题，任期顺其自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陕南地区相当多的村民思想文化意识滞后的突出问题，也必然影响了其参与乡村治理与发展的能动性。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与发展的意识。采取的途径有多种方法，引导城市人力资源向乡村的合理流动，发挥高校师生、政府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人力资源优势[10]，在乡村定期举办思想文化教育讲座或者辅导培训班，潜移默化的改变当地村民的思想文化意识，既使得国家单位工作人员能够及时深入群众当中，体察和体验民情，积极践行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精神，又使得乡村治理最核心的参与主体潜能得到激活，使陕南地区的乡村振兴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2] 陆益龙.后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 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5] 习近平.党的十九大报告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 王习明.城乡统筹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变革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乡愁里的中国/叶一剑：再谈乡村社会治理[EB/OL].（2018-01-29）[2019-04-05].https：//www.sohu.com/a/219590759_630124.

[8] 刘伟红，张敏.社会转型时期村干部领导力问题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9] 黄宝生.陕南文化概览[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10] 王春光.迈向多元自主的乡村治理：社会结构转变带来的村治新问题及其化解[J].人民论坛，2015（14）：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