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归化和异化策略下的跨文化翻译研究
——以《活着》英译本为例

王 茜，刘 彬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跨文化交际在世界交际舞台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如何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去也成了当今炙手可热的话题。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则体现作家作品的强烈的民族和文化精神，并且内涵有一个民族独特的、丰富的语言特征[1]。因此文学作品翻译的好坏对于国外受众理解源语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文化问题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之后，学者们逐渐发现翻译具有文化特性[2]。20世纪80年代，随着翻译的文化论的到来，此学派将跨文化翻译上升到跨文化交际过程的角度，脱离以往单层对文化的讨论，代之以多元文化研究[3]。翻译作为一种信息转化与传播行为，不仅在源语与目的语的转换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也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翻译好文学作品，弘扬源语文化，也成了世界各国翻译家们的一项艰巨任务。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中的两种策略自提出到现在一直受到众多翻译家们的“热宠”和众多学者们的关注，在当今世界对源语文化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如何在翻译中尽可能地输出源语文化，达到归化与异化的平衡，也成了众多学者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白睿文(Berry，1974—)作为一名优秀的汉学家，曾翻译出版了《活着》《长恨歌》《野孩子》等作品，其本人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本文拟从归化与异化的翻译实践入手，以白睿文的《活着》英译本为例，从跨文化翻译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以揭示归化与异化策略的平衡使用对传递源语文化的积极作用。

一、归化、异化策略和跨文化翻译

(一)归化、异化

在归化、异化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前，有关翻译策略选择的争论问题一直是以直译和意译为主。而后，德国哲学家和阐释学奠基者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于1813年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演说《论翻译的不同方法》[4]，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陌生化”与“异化”的概念。基于前人的研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认为，归化法是在翻译中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原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而异化法则是在翻译中采取民族偏离主义的态度，接受原语文本的文化价值观，把读者带入原语文化情境[5](P20)，[6]。自韦努蒂将这一概念清晰表达之后，在翻译界更是掀起了一股热潮，因此分为了两个阵营。一是以奈达(Eugene Nida)为代表的归化热拥护者，强调以世界上的强势文化(英美文化)为主，即译者在翻译时应竭尽所能以目的语文化中的表达方式来进行转换，二是以韦努蒂为代表的异化拥护者，即译者在翻译时应该不遗余力地去保护源语文化并将其文化传达给目的语读者。

同样在国内也一直不乏归化、异化之争，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百年间，归化被视为翻译的正途、中国文学翻译的主调[4]。归化的倡导者有：严复，傅雷等。鲁迅、瞿秋白则是支持异化为主。受鲁迅等著名翻译家的影响，自1980年直到今天，异化一直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

归化、异化作为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并不是完全相互对立，相互分离，而是同理连枝，辩证统一的。归化和异化的使用并没有固定的范式，而是要切实结合文本语境，在确保目的语读者读懂的同时，最大化程度地保留并弘扬源语文化。文化没有贵贱、卑劣之分，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这就要求译者应该站在文化公平的角度去最大化程度地呈现优秀译本。归异策略平衡地使用恰好以此为出发点，在翻译实践中冲破不同文化之间的壁垒，结合文本语境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为目的语读者呈现最佳译本。

(二)跨文化翻译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跨文化交际的活动日益频繁，而跨文化活动又与翻译活动是休戚相关的，可以说无跨文化之需求就无翻译活动之存在，无翻译活动之存在，亦即无跨文化的推行[7]。在当今文化交融越来越紧密的21世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在“翻译”这个媒介下得以传播和交流。然而翻译在给不同民族文化带来趋同性的同时，也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多元性和复杂性。在翻译实践的整个过程之中，译者翻译目的、译者策略的使用以及译者主体本身都会对译本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跨文化的传播。因此，在当今“跨文化”的背景下，译者作为文化使命的担当者，不仅需要将源语语言进行解码，更要立足新时代翻译流动趋势，以跨文化翻译为中心视角，在对不同语言文本翻译的同时，尊重文化多样性。再结合目前国内从文化战略发展层面、意识形态构建层面以及对外宣传层面高度重视中国文学文化的翻译传播，如何使中国文学借助翻译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流已然是中国翻译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8]。如何翻译才能使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也是当今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8](同上)。基于跨文化翻译视角下的文本翻译，融合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信仰、知识、经济、价值观、习俗，进行交汇碰撞，从而跨越语言的鸿沟，搭建起源语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的桥梁，实现不同文化的输出与输入。

文学作品包含作者强烈的人物情感，蕴含着与源语作者息息相关的本土文化，可谓文化荟萃。翻译策略的使用将会直接对译文读者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不同民族以及国家的跨文化交流。文学翻译的终极目的即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归异策略平衡地使用，可以恰如其分地使目的语读者充分感受源语小说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为基础完成跨文化交流。

二、归化异化在《活着》英译本《To Live》中跨文化翻译的应用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都是相互通融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通融也日渐迅猛。表现这种文化通融的最好例子，就是某一文化语言社会出版的书籍，会谈到另一个文化语言社会的所知所为[9]。因此在面对一本优秀的小说时，如何翻译，使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也成了译者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我们在译介英语文化时，既不是一味地向英语文化妥协，又不是一味地以汉语文化为本位[10]。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应以英语最大化程度地去展现中国特色文化，即以目的语语言最大限度地展示源语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上文所说归化和异化的使用在文学翻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地使用归异策略将会使译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读完英译本可以发现，其中归异策略使用得当，著名汉学家白睿文也是谨慎思考到归异之间的紧密联系，使译本最大限度地达到归异平衡，从而使译语读者在读懂文章的同时，又保证了源语文化的传递，从而达到跨文化翻译的效果。

(一)归化异化在英译本《To Live》中的应用

1.归化在英译本《To Live》中的应用

就汉译英而言，所谓“归化表达”，就是采用地道的译入语(target language/ TL)来交流，即用符合讲英语民族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等来讲述中国故事、宣传中国文化，用译入语文化传统来替代或描述中国特有文化的表达法[11]。这种策略在白睿文译本中也有诸多体现，通过对文本语料的收集总结，“归化表达”的运用较为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中英异源

所谓中英异源，即指对于同一事物在中文和英文中所表示不同的本源概念。对于中英异源的事物，使用归化策略的翻译方式会使目的语读者更加容易理解，快速品味到源语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如以下例子：

例1：赌博全靠一双眼睛一双手，眼睛要练成爪子一样，手要练成泥鳅那样滑[12](P14)。

译文：Gambling relies entirely upon a good set of eyes and a quick pair of hands. You’ve got to train your eyes to open wide as a melon and your hands to be as slippery as an eel[13](P12).

例1中“眼睛要练成爪子一样”在原文中是指赌博时眼神的犀利与迅速，这里的爪子原指龙爪，白睿文将其译为“You’ve got to train your eyes to open wide as a melon”，而不是直接把眼睛比作爪子，这是因为在西方人眼里龙的爪子一般指不吉利的猛兽的象征，而在中国人眼里，由于人们把龙信奉为神，其爪子自然也代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象征，因此原文作者使用龙的爪子来代表其速度。然而西方人则更倾向于使用瞪大眼睛集中注意力来表现其身手敏捷，如果直接将其译为爪子，则可能会给目的语为英语的西方读者造成困惑，因此作者通过归化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将“爪子”换译为“瓜”，即“在赌博时眼睛要瞪得像瓜一样大”，以强调赌博时所需的眼疾手快，使目的语读者更加容易理解。

(2)民俗文化不同

从广义上来讲，由民众生活所产生的一切非物质东西形成的文化都可以称作民俗文化。民俗、民众日常生活、方言等都在民俗文化的范围之内。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个性文化，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差别，正是这些民族个性才构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 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因而也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14]。由于不同国家民俗文化差距较大，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程度，白睿文选取了归化策略，最大化程度地传递其文化精髓，让译语读者感受到异国民俗文化的熏陶。如以下例子：

例2：他笑眯眯地说：“瞧你这样子，都成药渣了。”[12](P21)

译文：His eyes squinted as he smiled，and he said， “Look at you！You look like shit！”[13](P16)

例3：“少奶奶，老爷像是熟了。”[12](P30)

译文：“Madame，the master’s had an accident. I’m afraid he’s not going to make it.”[13](P22)

例4：可看看苦根，我又宽慰了先前是没有这孩子的，有了他比什么都强，香火还会往下传，这日子还得好好过下去[12](P173)。

译文：But just looking at Kugen brought me comfort. Having him was better than anything. There was hope for the Xu family after all. I had to keep on living[13](P122).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民俗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不同时期的文化传统、不同地区的方言用语都是中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如例2中的“药渣”一词，源于中国古代社会流传下来的中医配置药方煎熬后所剩下的残余物，在广义上也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一种。白睿文通过使用归化策略将其译为了“shit”，这里并没有选择直译，究其原因是因为“药渣”一词为中国人熟悉的事物，但这对于以西医为主的西方人来讲，是很难吃透其话语含义的。而原文小说中的“药渣”一词，是用来形容福贵在输掉所有家产时整个人的无精打采的状态，因此译者在读懂这一汉语本源概念后，选择了英文中的“shit”一词，同样也将福贵整个人的状态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出来。中文作为一门复杂的语言，其语体体系异常庞大，来自不同地方的56个民族以及各个区域的方言都会为中文增添色彩。作者余华生于浙江，因此他的小说中出现浙江的地方方言用词也不足为奇。如例3中的“老爷像是熟了”为江浙一带用语，该处方言词汇的使用给小说增色不少。但这对于不了解当地地方方言的读者来说，无疑会产生困惑，因此这里白睿文直接选取归化策略，选择英语中的表达方式，直接将其译为“he’s not going to make it”，将徐老爷去世的意思委婉地表达了出来。同样，例4中的“香火”一词也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一种，在英语中并没有对等词。“香火”作为中国民俗文化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的祭祀品，是指用于祭祀祖先、神和佛的香和蜡烛，后来经演变也指一个家族的子孙后代。原文中的“香火”是指徐福贵家的后代，译者在这里译为“hope”一词并增译“for the Xu family”，使之表意更加清晰，即为徐家的后代。

通过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归化仅指将原文中出现的译语本源概念用译语还原出来，否则，就不是归化[9]。对于中英异源以及民俗文化的翻译，归化策略的使用起到了积极的跨文化作用。但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译者起着源语作者与目的语读者之间重要的桥梁作用，不仅要将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准确地表达出来，还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可读懂程度以及可接受范围，只有发挥好了这个“桥梁作用”，才更加有利于异国文化的输入，以及本国文化的输出。

2.异化策略在英译本《To Live》中的应用

所谓“异化表达”，主要指在词汇层面上或目的语文本的局部，采用以原语或原语文化为取向的表达方式[11]。即尽可能地保留源语(source language/ SL)的表达方式，向源语的表达方式靠拢。异化翻译以原语文化为归宿，保留了原文中的异国情调，使读者能够充分欣赏、借鉴原语民族文化的异质成分，丰富了译语文化[6]。整体来看，在白睿文译本中，异化策略的使用也并不少见。通过阅读文本，将其总结为以下几个领域，如下所示：

(1)诗歌

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通过运用押韵的语言形式，在集中表现出一种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生活形态的同时，往往包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因此，对于小说中诗歌的翻译，译者也应当位于源语作者以及目的语读者的角度，谨慎思考，使译本呈现出最佳的效果。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曾在《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诗歌翻译中，审美价值依赖于以下因素：结构——对翻译而言，就是文本的整体规划以及单个句子的形态与平衡；比喻——可以唤起声音、触觉、气息和味道的视觉意象；声音——包括头韵、类韵、节奏、拟声词及诗歌中的音步和韵脚[15](P65)。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充分考虑以上因素，最大化程度地做到平衡结构、保留意象、创造押韵，使译文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原文文化意境，达到跨文化的最佳效果。如以下例子：

例5：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12](P5)。

译文：Oxen plough the fields，dogs watch over the house，monks beg for alms，chickens call at the break of day and women do the weaving[13](P5).

例6：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12](P184)。

译文：In my younger days I wandered amuck，at middle age I wanted to stash everything in a trunk. And now that I’m old I’ve become a monk[13](P129).

如例5中的“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是小说中主人公福贵所生活的社会背景下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歌，用于形容家庭中男男女女各司其职，家庭和和睦睦，其乐融融的景象。白睿文将其译为“Oxen plough the fields，dogs watch over the house，monks beg for alms，chickens call at the break of day and women do the weaving.”在这里如果只是将其译为做该做的事，在译文上会容易很多，但是这样非但没有将中国的诗歌文化输出，在译文上也少了几分韵味。在这里白睿文选择将其原汁原味地译出，有助于中国的民俗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再如例6中的“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这句话出现于文章结尾，福贵溜牛远去时哼唱的一句话，仔细品读不难发现，这三个分句的末尾的“荡”“藏”“尚”三个字是押韵的，对仗极其工整，字数不多却概括了福贵的一生。如果这时采用归化策略只将其内涵意义翻译出来，不仅会在译文上失色不少，在对外文化输入上也会变得空乏无力，白睿文通过使用异化策略，将其译为“In my younger days I wandered amuck，at middle age I wanted to stash everything in a trunk. And now that I’m old I’ve become a monk”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押韵(“amuck”“trunk”“monk”尾部辅音音素押韵)，同时更加真切地让译文读者感受到原文作者想要表达晚年福贵独自一身的凄凉之情。

(2)中英同源

中英同源，即指在中文和英文中同一事物本源概念意义相同。对于中英同源的事物，白通过使用异化策略，保留其源语文本中的文化意象，在确保目的语读者读懂的同时，也将源语文化成功地做到了跨文化传播。如以下例子：

例7：……我丈人身手极快，像只耗子呼地一下窜到里屋去了[12](P11)。

译文：…my father-in-law would be startled into retreat-like a rat scurrying back into his little hole[13](P9).

在涉及原文中修辞手法的翻译时，为了尽可能地保持译文与原文之间的求真度，作者也并非全部换译，如例7中的“像只耗子呼地一下窜到里屋去了”，白睿文将其译为“like a rat scurrying back into his little hole”。众所周知，在中英文中的“耗子”都有在被人发现时，快速躲避的意思。这里白睿文保留了喻体，将老丈人在大街上碰到福贵避之不及的行为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出来，同时也为译文增色不少。

由以上的关于异化的例子可见，归化绝对不是翻译时的唯一选择，对于诗歌以及中英同源部分的翻译，异化策略的选取为译文增色不少，使之活灵活现。毫不夸张来讲，译者在源语作者与目的语读者之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一本好的作品能否走向世界，源语文化能否以积极的正面形象走出去，除了作品本身的质量以外，译本同样也起着重要作用。面对异语文化，如果只是一味地归化，不仅会导致源语文化特色的阻断，也会切断源语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的联系，甚至可能导致一本精彩的小说变成一部平平无奇的作品。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认真思考到源语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将双方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让更多优秀的作品被人看到，让源语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实现跨文化翻译的最初目的。

3.归异结合在英译本《To Live》中的应用

对于原文中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如果只是选取“归化”和“异化”之间的一种策略并不能成功地达到跨文化翻译目的时，可灵活地使用归异策略，即归异结合，使目的语读者在读懂的同时，成功地达到跨文化翻译目的。读完白睿文的英译本不难发现，其针对归异结合的使用主要体现在成语翻译上。中国成语独具风格，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示一定的意义。而本文所讨论涉及的成语是指广义上的，除了成语之外，还有谚语。绝大多数成语是从古时候传承下来的，代表一定的故事或典故。成语好比一面镜子，能最明显地反映出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特色[16]。成语被誉为语言的精华，它形式简练、生动鲜明、寓意深刻、彰显文采，但这也是成语翻译的一大难点[17]。因此译者在翻译时，既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又要考虑到原文小说中成语所包含的别具一格的文化，将其灵活地表达出来。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白睿文在对成语进行翻译时，灵活使用归异策略，以达到跨文化翻译的目的。如以下例子：

(1)成语翻译

例8：我就立刻知道他准是对儿媳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12](P3)。

译文：I immediately surmised that the old man must have been putting the moves on his daughter-in-law[13](P4).

例9：私塾先生说我是朽木不可雕也[12](P8)。

译文：My teacher used to say I was a rotten piece of wood that could not be carved[13](P7).

例10：我们把她两只手拿起来看了又看，想看看那户人家是不是让凤霞做牛做马地干活，看了很久也看不出个究竟来，凤霞手上厚厚的茧在家里就有了[12](P76)。

译文：We took our hands back and looked her over. We wanted to see whether that family had worked her like an animal. After looking her over carefully we couldn’t really tell；she’d already had those thick calluses on her hands before she left[13](P52).

例11：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立了什么大功[12](P93)。

译文：I had no idea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what kind of great deed had we done？[13](P64)

如例8中的“偷鸡摸狗”是汉语中的一个成语，最早出自于中国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通常指偷窃的行为或不正经的勾当，这里意为后者，指村子里没受过正当教育的混子对儿媳妇做的不正经的勾当。译文中将其译为put the moves on，这个词组在英语中意为“对异性动手动脚”。如果将“鸡”和“狗”直接直译出来，由于“鸡”和“狗”在中英文中所指代的形象意义不同，很有可能导致目的语读者模棱两可甚至产生歧义，因此白睿文在翻译时采取了异化策略，选择了对应目的语中原有的表达方式，使目的语读者在了解了语境情况下，将文中人的恶习表达得淋漓尽致。如例9中的“朽木不可雕也”这个成语，原意为腐烂的木头无法雕刻，其寓意用来形容一个人始终无法改造，无药可救或指事物、局面败势已定，已经毫无挽回的余地。在小说原文中这句话出自私塾先生之口，是对于幼年福贵不思进取的批评，白睿文在其译本中将其译为“I was a rotten piece of wood that could not be carved”，译者在这里没有使用归化策略将其译为“品质败坏、无可挽回等”，相反，作者使用异化策略，向源语文化靠拢，将其原汁原味地翻译了出来，不仅填补了目的语的文化空缺，同时也将源语文化很好地传播了出去，从真正意义上做到了“跨”文化传播。由于中英文化的不同，译者在对一些成语进行翻译时，必须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范围，这样才能在准确传达原文作者的本意下，同时建立起与目的语读者的联系。再如例10中的“做牛做马”这个成语，喻指任劳任怨地为别人做事。在中国文化中，马是代表奋发，一往直前的形象；牛是代表勤劳，任劳任怨的形象。然而原文小说中出现于凤霞被卖到别人家后第一次偷偷跑回家的场景，故取其贬义，用来指福贵对自己女儿凤霞在别人家受了委屈，做了苦差事的猜测。然而在西方文化里，牛和马的象征意义一般喻指财富和正义。因此白在对“做牛做马”一词翻译时，选取了“animal”一词，更加贴切地将原文作者的话语含义表达了出来。汉语和英语由于其产生的文化背景、社会底蕴，内涵根基等的差异，两种语言在语体以及表达方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原文中还有针对谚语的翻译，作者也巧妙地使用了归化策略，如例11中的“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里将其译为“I had no idea……”。“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喻指“搞不清楚状况，不明所以。”这里译者将其所蕴含的比喻义直接翻了出来，使目的语读者在阅读时更加易懂。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对于成语的翻译并不是一味地使用归化策略，也不是一味地使用异化策略，而是要结合语境的实际情况，联系中英文文化中的形象差异去选择合适的策略。

(二)归化异化对跨文化翻译的影响

从本质上来讲，文学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译作的情景语境会受到译者个人语境和时代社会语境的影响；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特定民族心理定式、人们的审美倾向等等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生成并在作品中得以反映[18]。为了使西方读者能读懂作品，不少中国文学的翻译都按照西方文化范式去处理，即大量地使用归化策略，或者将归化策略列为优先考虑方案。这种以译者主观角度下所翻译的作品难免会造成目的语读者对源语国家文化的误解，倘若这种错误的认知不被纠正，久而久之就会演变成文化失真。那么是否一味地选取异化策略就能保持原文的忠实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就是语言，但并不必仅仅拘泥于所谓字面上的忠实，而是更注重从文化的整体视角来考察如何准确地将一种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加以再现，尤其是忠实地再现一种文化的风姿和全貌[19]。在此层面上来看待翻译，那么翻译的忠实就不仅仅是局限于文字层面了，源语作者想要表达的内涵思想以及感情同样重要。原文与译文之间如果只是字句对仗公正，可对于译文读者却是生涩难懂的话，无疑这部译文作品也是失败的。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译者会根据自身母语资源进行相应的翻译策略调整，呈现的译文凝聚了译入语文化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原文一种“片面”的文化整饬，可见翻译究其本质是一种基于母语文化经验进行的文化调适[20](P4)。那么译者该如何在兼顾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前提下把握好这个度呢？中国原有句古话为“和而不同”，出自于《论语·子路》，意指和睦地相处，但不随便附和。运用到翻译中即指在面对不同国家文化相异的部分时，不是一味地向目的语文化靠拢，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展现出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性。译者们只有抱有这种态度，才能为目的语读者呈现出一个更为优秀的译本，才能真正做到跨文化翻译，真正意义上实现文化的“输出”与“输入”。因此译者一定要同时考虑到原文作者以及译语读者，站在文化公平的角度，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以期实现原文作者与译语读者在作品中的“交流”，从而真正意义上搭建起桥梁，实现跨文化翻译的目的。

从本篇文章分析的白睿文译的《To Live》来看，白睿文在翻译策略上达到归异平衡，尽可能地保留了源语文化，为西方读者树立了一个正面的源语文化形象。自《活着》出版后，国际主流媒体如《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合众国际社》等纷纷刊登了有关这部作品的评论，无不感叹于余华《活着》所讲述的生存与斗争的故事以及由此显现的中国人坚韧不拔的形象特征[1]。

三、结语

中国文化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要想让它更好地走出去并非一件易事。中国文学更是扎根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若想真正地走出去，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时更要关注语言、文化及其关系，在异域土壤保持文化特性和审美价值，让更多的国际受众体味和欣赏中国作家创造的意蕴深厚的迷人小说世界[18]。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要想成功地实现跨文化翻译，不仅要切实考虑到翻译策略的内部因素，还要切实考虑到文本语境、人物情感、风俗文化等这些外部因素。因此这就要求译者在自己完整地理解了文本内容后，将这些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权衡利弊，采取合适的归异策略为译文读者呈现优秀的译文作品。翻译策略的使用从来没有对错，但却有质量的好坏之分。当今世界文化交融越来越紧密，文学翻译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的简单翻译，更是跨文化交际活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媒介。一部优秀的译本是面向读者和世界的，一定是要经得起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打磨和历练的，一定是要得到源语作者及译语读者的认可，这样方能实现其自身的价值。

翻译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文学作品翻译就更加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译者运用别具匠心的策略将原作富有灵性地、诗意般地再次创作出来。这也就对归异化策略的使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即协调使用归异化策略，在源语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找到一个“交接点”，既要考虑到译语读者对异化的接受程度，又要考虑到原作品对归化的适应程度，将原作的独特风格与魅力更好地展现出来，从而实现跨文化翻译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