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环境史的环境记忆与环境认知研究初探
——以滇池污染治理变迁为例

袁晓仙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滇池环境污染和生态治理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欧阳志宏[1]、刘勇[2]等自然科学研究侧重于从滇池生物变迁探讨滇池流域环境污染与治理，表明工程治理措施是控制污染的重要手段。张珂[3]、孙金华等[4]研究表明土地利用不合理加剧滇池水体面积缩小和污染，建议滇池流域应减少大面积建设用地，并在湖滨带地区保留足够的生态用地。社会科学侧重于从人文视角强调从转变人的环境思想和观念入手，建议端正生态思想，完善公众参与环境监管制度以提高滇池治理成效。如吴瑛[5]、董学荣[6]等认为由技术主导的学术研究与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滇池流域的污染治理问题，强调治水必先治人；康智辉[7]、王彦斌等[8]对滇池流域居民关于滇池保护的环境认知进行调查，表明大多数居民环保意识高，但执行力和践行度很低。沈满红[9]、杨锐等[10]主张完善公众参与环境监管制度，发动广大公众参与环保行动才能加强滇池治理和保护。可见，当前滇池污染治理的高成本和低成效的原因在于工程治理无法根治滇池污染，如何将广大公众纳入到滇池保护实践中是保证滇池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滇池环境史研究中，挖掘“活”的口述资料，探讨滇池流域公众的环境记忆和环境认知与滇池政策制定和污染治理成效的离合关系。

一、以“人”为核心的滇池口述环境史研究

（一）工程性治理措施“治标不治本”

环境史研究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包括人类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改造自然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均是环境史研究所探讨的重点。人类活动对滇池流域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导致滇池环境变迁的重要原因。滇池治理40多年，针对点源、面源、内源污染，采取了一系列以科技为主导的环湖截污工程、引水入滇的水体置换工程、污水处理厂、退居还湖工程、入湖河道整治、生态清淤工程，表明滇池生态恢复和治理的重点依然停留在工程建设阶段，以岸上截污治理为主。而滇池自身生态系统的恢复，如湖滨地带的水环境、水资源和生态系统恢复水中作业和研究则尚未开展。从长远来看，尚未深入到以生态学研究为基础的生态工程和水中生态系统恢复的阶段，使得滇池生态污染问题依然无法得到根治解决，滇池的生态治理和恢复还任重道远。环境史视野下滇池污染治理研究重点不是污染治理的历史进程或者技术工程手段，而是滇池周边不断发生变化的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以及导致其变化背后的原因。

人们的环境思想与环境问题是相伴相生的，现实环境问题的恶化也迫使人们转变观念，正视环境问题的存在，正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并积极主动约束人类自身的活动，采取综合性的科学措施进行污染治理、污染防范和环境教育。历史上，滇池流域的人类与滇池的关系所涉及的自然思想变化经历了从远古到元代以前人类敬畏滇池；元代至20世纪80年代人类征服滇池；2008年以后“四退三环一护”（“退田退塘退房退人”、“还湖还林还湿地、护水”）尊重滇池的自然规律，生态治理滇池三个主要阶段。不同阶段的自然观所导致的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发展是不同的，其造成的环境恶化程度也不一样，因此，滇池污染治理的关键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转变人的自然观，塑造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①。因此，将口述史运用到环境史研究中，将广大公众群体纳入到滇池污染治理的工程体系中，解决人口素质和文化观念，通过探究其环境记忆和环境认知形成的原因，寻找转变环境思想的途径才是当今滇池污染治理的关键。通过转变大多数公众的环境思想，促使人们对滇池有文化自觉的保护意识，广泛参与到滇池的保护治理中，并敢于自觉地承当起一份责任。

（二）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

滇池污染的特殊性表明政府铁腕手段治理滇池的必要性，尤其要肯定以政府为主导的六大生态工程建设。但是，坚持政府主导的环保治理行为之外，还必须重视和发挥群众积极参与的行为。说到底，环境问题是历史时期积渐所致的问题，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人的问题。因为环境问题的集中性和爆发性，也必须认识到，当前高成本的工程治理和综合治理是必须的。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标本兼治是未来滇池污染治理的必然选择。

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生态研究所的韩亚平提到：“滇池的环境变迁和生态治理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可以作为高原湖泊治理的案例进行研究和探讨。其特殊性可体现为两点：第一，滇池作为一个断陷型、宽浅型（平均深浅5.4米）高原湖泊，因自然地理原因，其天然水源量少、排水出口极少、自净功能差；第二、滇池属于高原湖泊的封闭性流域，滇池流域经过城市和农村，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扩张，工农业造成的水污染严重，年均1057mm的降水量和污水处理厂难以疏散不断增量的入湖污染量。与太湖和巢湖的生态污染治理相比，滇池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生态治理的困难更大，滇池30年以来的生态治理的最大成功是实现了从“人进湖退”到“湖进人退”的历史性转折，尤其体现为水质的明显改善。尽管水质的改善程度及意义因标准和实际效益而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2002年实施的《环滇池生态保护规划》，重点推出的环湖截污工程和环湖生态恢复和建设是滇池生态建设的重要节点，这样的一整套污染控制体系为滇池生态治理奠定了基础。”②

滇池只是昆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面镜子，解决了城市问题才能解决滇池的生态污染问题，而解决城市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人的文化问题。“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不能简单地从国家政策制定的角度来定义。“生态文明”一词的重点在“文明”，文明是核心词和落脚点，也就是说，文明作为一种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生活方式是否文明、是否生态和是否进步，从而能够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通过这种模式将环境损害降到最低，将负面影响降到最小。滇池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周边的人类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需求，采取一种几乎毁灭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农业的耕作方式大量投入使用农药化肥是为了增加单一的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而这样的后果，不仅是危害土壤生态健康和水生态健康，同时，难以保证的食品安全问题也间接危害人类健康。因此，滇池周边的居民都必须深刻认知到滇池对昆明城市的重要性，因为滇池关乎昆明小区域的气候调节、空气质量和人居环境等改善，也关系昆明城市布局的规划和建设。

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仅靠末端治理、专项工程、科学技术和官方治理是远远不够的，滇池污染的根本在岸边的人不在湖中的水，滇池治理的根本在于治人。滇池的生态治理不只是政府行为，不仅是环保部门的事情，必须是全民参与才能真正完成这项工作。以滇池的水污染治理为例，不仅要重视技术性问题，同时也要注意人性、人心和人的行为的问题。滇池的引水工程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资源调配行为，一定程度上是暂时解决了自然水生态系统的恢复，但这样一种强制性的规划所导向的政府行为也可能间接造成资源的不平衡性和不平等性利用。而群众意识和行为的相对落后和无法参与就难以认识到此项工程可能导致的后续影响。同样，当前滇池的污水处理厂投入了大量的化学药剂，而化学药剂并无法实现水生态的自然性恢复，污水处理厂作为水质净化的小车间，只是水生态恢复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那么，这些涉及到人的小环节或者大政策也是体现了人的问题。因此，联合政府行为、部门行为和群众行为实现全民参与，才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

二、滇池口述环境史中的公众环境记忆和环境认知

（一）个人环境记忆与环境认知的差异性

1.普通群众的环境记忆相对零散破碎，环境认知粗浅

走访滇池流域常驻居民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不直接参与滇池环境保护的群众关于滇池的环境记忆相对零散、破碎，其环境认知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中对滇池环境污染和治理的感观感受，肯定当前滇池治理成效，但其认知相对粗浅。滇池环境变迁和污染治理的重大事件构成其基本认知，如滇池最严重的污染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牛栏江引水、退居还湖、污水处理厂等工程最为群众熟悉。近年来滇池湖滨带湿地公园向公众的公益性开放，使得群众对湿地公园建设也多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其关注度较高。而生态清淤、环湖截污等工程的隐蔽性和对外开放相对受限制等因素，广大公众对此相对不熟悉。这些间接反映了公众的环境认知也受制于主流媒体的宣传以及官方工程对公众的开放程度。

7) 修复后结构增重小。复合材料补片密度较小，但力学性能优越，有较高的比强度和比刚度。复合材料补片以更小的尺寸和更轻的质量获得与传统金属材料同等的修复效果。

入滇河流的环境状况间接反映滇池的环境变迁，河流沿岸居民的直观感受直接反映滇池污染和治理的历史与现状。如2017年8月29日，走访大观河时一位周边居民对大观河水质的直接感官认知陈述了滇池水质变化的历程，以及牛栏江引水对水质改善的成效。

问：那您印象中大观河的水质什么时候是最差的？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80、90年代的时候最差，70年代还清呢，60年代都还能喝的。主要就是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比我老的人更清楚。

问：那大观河水质有明显的改善是哪个时候？

答：大观河从牛栏江引水活水改善之后，改观很大。这牛栏江引水也只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前几年都是很脏很臭的。

问：那现在偶尔还有钓鱼捕鱼的，这捕的鱼能吃吗？

答：以前的鱼能吃，现在的鱼不能吃，煮出来都有汽油味，不能吃。现在也不让钓了，钓鱼是要罚款的。前几天有人钓到鱼，3公斤呢，也是不敢吃的③。

20世纪50、60年代水质清澈，渔业丰产；20世纪70年代水质清澈但无法直接饮用；20世纪80、90年代水质最差，是滇池污染最严重的时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群众访谈都反映这是滇池环境变迁的主线。群众对滇池污染治理的认知直接来源于滇池治理成效，如滇东牛栏江引水和污水处理厂对水质的改善是明显的，但也说明群众对滇池污染治理的认知仅停留在关注治理结果却不了解治理成本和治理技术层面，也未能深入了解工程性治理只能暂时改善水质，却无法长久地解决滇池污染问题。尽管对水质改善的标准持怀疑态度，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肯定当前滇池生态治理的成效。

2.参与滇池治理和研究的官员和学者的环境认知较为深刻，对滇池治理表示担忧

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滇池污染治理和管理的官员，以及从事滇池生态研究的学者了解滇池污染治理中具体的工程细节和措施，关于滇池污染治理的环境认知来源于长期的滇池污染治理的实践和研究工作，其认知水平相对深刻，不仅肯定当前滇池生态治理和污染防治的成效，也对滇池污染防治和生态治理中存在的不足表示担忧。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对外交流和宣传教育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滇池在昆明主城区下方，城市污水和入滇污水不断汇入加大排污量，此外，滇池没有水体的置换渠道，其自然条件不利于滇池保护，因此，滇池治理最大的问题就是换水问题。”④对此，另一位滇管局工作人员介绍：“牛栏江引水入滇通过活水、冲水等效果，确实在短期内改善了滇池的水质。但当前引水入滇的入水口只有一个，难以带动滇池水体的循环流动不利于滇池活水流动。其次，引水入滇工程耗资巨大，却尚未带动沿线地区的综合发展。牛栏江引水工程主要是从曲靖的德泽水库引水入滇，以满足滇池水体置换和昆明城区的用水需求。然而，耗资耗力的跨流域调配资源的工程，无法带动沿线区域的综合发展，只是一味地向主城区输入资源，造成人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不利于长期发展。”⑤

（二）公共环境记忆与环境认知的共性

1.环境保护意识高，但环保实践度较低

滇池污染治理事关全民成为普遍的环境认知，但环保实践度低却是事实。实地走访和口述访谈中，几乎所有访谈对象都认同滇池保护的重要性，退居还湖的居民也坦然承认政府主持搬迁有利于滇池保护。但现实生活中退居还湖的生态补偿、生计转型和城中村脏乱差等问题始终使滇池流域的居民不愿多谈及滇池污染问题。在政府强力保护滇池环境的压力之下，很多滇池周边的居民都不希望自己染上污染滇池的嫌疑，哪怕并没有此类事实。2017年9月6～12日实地走访老宝象河时发现，经过宝丰社区的老宝象河水体呈现黑绿色，有恶臭味，入滇河口处蓝藻水华爆发，油漆状的蓝藻漂浮在河面，用树根搅拌也看不到清水，几乎是劣五类的水质。尽管每天都有固定的河道保洁人员打捞垃圾，但附近的严家村村民依旧往河里倾倒垃圾、有机肥等，造成老宝象河和滇池的严重污染。

2.滇池污染治理成效显著，但自然恢复仍有待提高

滇池污染治理最大的进步是水质明显改善，但湿地、河流、湖泊等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则尚未实现。减少人为干预，尊重自然规律，使其实现自然恢复是滇池流域居民的普遍环境认知，但如何落实，如何规范个人行为则不受到广大民众的重视。乌龙河河道绿化植被和水质比大观河好很多。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乌龙河河道绿化植被自然生长，乡土杂草未被清除，地表覆盖率高，河水清澈，尤其是下游入滇池草海一段的河岸是未经硬化的，杂草丛生，裸露的黄土较少，河水自然不会浑浊。第二，乌龙河上游是昆明市第三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的污水实现再生水利用。走访中，乌龙河沿岸原新农村家具城的保安介绍到：“7、8年前乌龙河的水也是黑的像墨汁似的，后来经污水处理厂处理之后，河水清澈了很多。虽然有时候河水比较臭，下雨天水量增加，污水处理厂难以处理大量污水会导致污水浑浊，但大多时候乌龙河河水还是比较清澈的。”⑥可喜的是，尽管近年没见过有人在河里游泳，但附近居民时常拿兜网在乌龙河捕捞小鱼小虾，泥鳅和水母等，表明乌龙河生态正逐步恢复。

（三）差异性的环境记忆和环境认知反映滇池污染治理问题的复杂性

1.滇池污染治理中高成本的外力维护难以恢复滇池湖泊生态系统功能

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对滇池流域的实地走访和不同群众的口述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当前滇池污染治理最凸显的问题是高成本的外力维护工程确实暂时改善水质，但却无法恢复滇池作为湖泊自循环、自净、自养的生态系统功能。滇池流域污染防治的六大工程所涉及的利益群体众多，引发的社会问题复杂。滇池生态治理工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恢复滇池湖泊生态系统功能、如何将六大工程实现不同区域的综合发展等是当前滇池生态治理必须关注的问题，公众的广泛参与是解决问题的起点，从根本上树立不同利益群体的整体主义的自然观念和生态思想，才能有效落实滇池生态治理实践工程，切实保障滇池流域不同群体的环境权益和社会权益，也才能实现滇池流域生态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大观河的河水治理存在完全依靠外力进行洁净的问题。首先，从牛栏江引水活水，加快河水流速进行净化。大观河作为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自然流淌能力较弱，且因地形地势平稳缓和，无落差，河流先天不足，难以自流净化水体；且运河主要用于通航，河道比较直，无自然河流蜿蜒曲折的先天流速和滋养水生生物的环境。这样，大观河内部的河流自净功能差，鱼类少、鱼不能吃、水生植物稀少，水体静止、水体缺氧等状况都说明其自身自净自循环功能差，因此，并无适合水体自养水生生物以实现河水自净化自循环的功能。尤其是篆塘至入滇口的河道已经实现两面光和三面光的硬化，使河流水生生物减少，河流自然生态系统难以恢复。其次，人为的水泵站运行是人为控制河水流速，影响河水生物系统恢复，且固定的人工打捞河水垃圾说明河水流速和自净化能力较弱。大观河河长制分区分街道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明确环境治理责任，有效地提高了区域河流的环境质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忽视河流治理的整体性。人力修复河流环境其成效毕竟是有限，恢复河流自然径流量和自净循环能力才是真正遵循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的保护和发展。

2.滇池流域的生态治理不注重自然生态系统恢复仍以满足人类需求为主

目前，滇池湖滨地带湿地公园建设和滇东引水调水的昆明瀑布公园向公众进行公益性开放，日益增加的客流量远远超出其生态承载量，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满足了公众的观赏性和旅游性需求。但长远来看，如果其功能定位是满足人类需求，而非恢复滇池流域的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则可能导致滇池湖泊自循环、自净生态系统丧失。

问：不管是岸上作业还是水中作业，其最终的目标是恢复滇池的生态系统，而滇池生物的恢复，如鱼类、水生植物、鸟类等物种的恢复，从耐污种为主导净化种为主等转变等，是表明滇池生态系统功能恢复最重要的指标。所以，能否介绍一下当前滇池生态恢复的成效、措施和影响等？

答：生态系统的恢复是一个很庞大的问题，包括鱼类、浮游生物、微生物、周丛生物、鸟类等等，很难一一说清楚，但重点在于这些生物恢复的前提是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预。滇池湖滨生态修复的措施和管理都必须遵循三大原则，即自然生态最大化、人工干预最小化、管护投入简约化。在环滇生态湿地划定生态保育区、对生态湿地功能进行科学生态的定位等，都是为了尊重自然规律。但目前比较遗憾的是，环滇生态湿地的现实功能和作用并未按照生态化的方向发展。②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预才能恢复滇池湿地的自然属性。自然的修复和生态才是真正的修复，滇池湖滨生态带的恢复和“四退三还”等工程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人为干预，采取强制性的减少人为过多干预的措施和管理，才能让滇池作为自然湖泊的自然属性得到恢复。然而，科学生态的规划与现实实践功用的发挥往往是存在一定差距。多部门多群体不同的需求决定了湿地功能的多样性，加上企业团体和民众的环境认知粗浅等原因，集中加剧了合作管理的困难性，未能有效发挥滇池湿地的生态功能。比如已经出台的滇池湿地生态净化物种的推荐名录和滇池湿地生态管护办法、导则均通过材料、技术审查的科学论证，但并没有在现实建设中得到重视和实践。比如捞鱼河湿地600亩却要在假期容纳6万人的旅游需求，超量的游客接纳对湿地生态恢复的功能是有害的、不利的。西亮塘湿地的现实功能是带动了当地房地产的发展，发挥了经济价值，却未发挥生态价值。因此，未来如何最大限度发挥滇池湿地的生态功能还需要继续努力。

（四）公众环境记忆和环境认知与滇池环境政策和污染治理成效的离合关系

公众环境认知水平低，环保实践参与度低是当前导致滇池污染治理成效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多数常驻昆明的外地人对滇池并没有太多的情感，如何提高常驻居民的环保意识，将昆明市越来越多的外地人纳入到滇池保护实践中是目前滇池环保宣传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开展了很多保护滇池的宣传活动，但很多群众并不在意，大多数人觉得滇池和我没关系，看热闹的多，成效都不太好。”④盘龙江沿岸新迎小区和二环路段的洗车问题一直很严重，主要是附近居民、出租车司机的环保意识薄弱，为了省钱直接用河水洗车，造成居民不自觉的破坏环境。“很多人都是为了私人需求省十块钱在盘龙江边洗车，但是，一旦污染了河水，污水处理厂的成本就很高。而且，每天还需要执法人员随时巡检，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员来维护管理，成本是很高的。因此，大多数市民的不自觉、不环保的行为实际上造成的治污成本是很高的，不管是技术、资金的投入，还包括人力管理的投入。”④然而，对于群众日常违反滇池保护管理条例的行为，大多处以警告和罚款处分，违法成本低导致很多群众并无强烈的自我约束和保护意识，这必然是不利于滇池的污染治理和保护。

滇池流域最显著的鱼类变化是外来鱼种不断增加，本地鱼类不断减少甚至濒危，如何防范外来入侵鱼类是滇池鱼类保护的困难。“为了保护滇池土著鱼种，渔政局和相关部门已经宣传绝对严禁放生的鱼种。但问题在于，很多市民根本不知道哪些鱼种是不能放生的，即使有图片宣传，市民在放生的时候几乎都不在意是否应该放生，他们连自己放生的是什么鱼都不知道。加上，滇池那么大，放生的地点都很隐蔽，收效是很低的。”④当前滇池治理的资金投入几乎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所谓的社会捐赠和资助都是在政府批准这些企业承包项目工程的时候，才可能收到来自社会的捐款。而一年一次向社会公众筹资的滇池治理基金会的金额约4000元左右，只能用于公益性宣传。可见，滇池治理资金投入的单一化和融资渠道的单一化和有限性。这也说明当前社会公众对滇池治理和保护的意识是很欠缺的，主动参与和承担责任的意识和担当精神还未显现。因此，如何加强宣传力度和扩大公众参与机制，以及如何扩大滇池治理的融资渠道是未来滇池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三、个人、公众、社会环境认知与滇池污染治理

尼采曾说： “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了解……只有为了服务于现在和将来，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11]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环境息息相关，尤其是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恶化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民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从公众史、口述史、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需求考察社会环境记忆和环境认知有利于人类对以往人与自然关系的了解和反思。

（一）个人环境记忆与环境认知强化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反思

滇池口述环境史以“人”为核心旨在深入挖掘滇池流域常住居民关于滇池的环境记忆，激发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认知水平，并引发对环境权利和义务的思考。个人环境记忆和环境认知的形成有赖于记忆主体熟悉环境状况或对环境变迁具有直接或间接体验，或对环境变迁、环境事件具有相关知识积累，包括个人环境记忆和公众环境记忆。社会环境记忆与环境变迁、环境状况紧密相关。滇池区域的环境变迁和环境状况是塑造公众社会环境记忆的源泉，社会环境记忆则反映区域民众对历史环境状况的怀念，以及对环境变迁的适应、反思等。滇池环境记忆关注个人环境记忆和公众环境记忆的互动影响，使不同的记忆主体主动塑造环境记忆，引发滇池环境污染和治理的反思，强化环境认知和环境权的认同。

（二）公共环境认知与环境纪念空间提供环境教育资源

建立具有现代性和本土性的滇池环境污染治理纪念空间，如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使其成为全民共享、保存、展示记忆的装置，为区域和国家提供环境治理和环境认同的教育资源。社会环境纪念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化或精神化的空间，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多种环境权力、环境资本争夺的场域，是在争夺环境记忆，争夺赖以生存、保护环境资源的合法性。建立关于滇池的社会环境纪念空间，有助于强化个人、公众、区域和国家的环境记忆和意识，满足环境政策推行的需求。在具体的设计中，综合个人环境记忆和公众环境记忆相关的回忆录、纪念物、环境政策、公共工程和技术等，体现现代性和本土性特征，运用展览、视频播放、隐喻、暗示、联想等环境手段，重点对滇池环境变迁、污染治理措施，以及杰出的环保卫士和民间环保组织、先进的治污设备技术、环境保护机构、环境法治等进行宣传，通过回溯性功能，即让人们回溯历史，唤起人们的记忆和反思，使非意图性记忆向意图性记忆转换，引导人们的思考。尤其是对生态危机引发的环境忧患意识的反思，激发对未来生态居住环境的诉求，通过前瞻性启发人们的想象力，将历史事件与未来发展进行勾连，使人们通过参观获得历史认同，实现传承性的社会公共环境教育功能，强化区域环境治理和保护认同，促进未来环境治理和环境教育发展。

当一个人具有直接的环境事件体验或环境知识积累，而这种直接的环境经验或体验与环境纪念空间关系一致时，则社会环境记忆与社会环境纪念空间是正向关系，这种环境记忆可以起到强化环境纪念空间属性的作用。环境污染和环境状况的优劣关系人类生产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即使当记忆主体的环境事件的直接体验体与环境纪念空间建设呈反向关系，则他们可能不会认同环境纪念空间，但不至于通过强烈的批判或抗议等形式来消解环境纪念空间，相反，会呈现一种“隐性”的认同和反思。此外，作为非环境事件体验者，只能通过代际传递、环境纪念空间设置的宣传，对环境变迁或环境事件形成扬·阿斯曼（Jan Assmann）所说的“文化记忆”，即达成一种沟通记忆，从而使事件体验者的个体记忆变成集体记忆[12]。环境纪念空间不是唯一性社会环境记忆载体，它往往与历史环境变迁和环境事件的文本叙述相关联。这样，就需要环境记忆主体对环境纪念空间有亲历或知识体验。当人们进入环境空间时，环境记忆才会被唤起，否则环境纪念空间唤起记忆的功能是有限的。因此，以滇池生态文化博物馆为例，通过建立公共性环境记忆空间，如滇池博物馆、纪念碑等加强环境认知，进行保护滇池的宣传教育，能够使更多居民参与到滇池的环保事业中，而不断强化的生态法律法规、法治治理和环境监督责任制等，对未来滇池的保护意义重大。

四、滇池口述环境史应注意的几点建议

环境史跨学科研究意味着研究的资料、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丰富化。滇池口述环境史将口述史与环境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运用，旨在挖掘“活”资料，最重要的是走出书斋，实地走访、进行多种对象的口述访谈，围绕相同的环境问题从不同对象的访谈中发现人们对同一环境事件的公共性和差异性认知，并通过实地走访亲身感受环境明显的变化，进而才能深刻理解导致环境变迁的原因。然而，如何规范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在环境史研究中的运用，比如，如何平衡口述群体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如何辨析口述资料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仍然是巨大的挑战。因此，笔者认为初次尝试滇池口述环境史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跨学科的学习与交流，尝试文化转化研究范式。通过文化转化的研究范式分析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和人类环境观念的发展演变对滇池流域环境变迁的影响，得出人为因素为主导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互动是滇池流域环境变迁的最主要因素。人类的环境思想和治滇思想的差异性导致了滇池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的差异性。这种史学研究范式的分析不仅要厘清环境变迁的历史过程，更要深入探讨导致环境变迁背后的时代背景、人口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推动，通过一种史学理论和史学分析范式对环境变迁过程进行总结，其结论才能使环境史研究有深度和历史感。

第二，注重实地走访和建立“地图感”，并借助图像资料和影音资料展现环境变迁。在确定采访对象，约定采访地点之后，应在正式访谈开始之前，做好对采访对象和采访主题的前期资料准备，同时还要实地走访田野点和采访主题中所涉及的地点，掌握周边基本的环境状况。通过走访、拍照等将亲眼所见所闻结合采访对象的讲解和分析，在脑海中浮现环境变迁的基本进程，可真切感受社会飞速发展背后显现的环境问题。环境史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的历史学，历史文献的分析研究与实地田野调查等方法的结合，人文科学理论方法与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的综合，对于立体、多维度地展现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至关重要。

第三，对造成区域环境急剧变迁的重点历史研究对象进行跟踪调查、资料搜集和连续记录。对于亲身经历的环境急剧变迁的事件、历史过程，应注重相关资料的搜集；对相关事件、参与相关事件的人物进行长期地跟踪访问调查，结合当时的历史文献和文字资料，进行口述资料和图像资料搜集，通过精确的数据和具体的事件、人物案例分析，充实史学研究的资料，以展现事实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第四，滇池口述环境史研究应注重访问对象的多元化。环境史研究中口述资料的采辑应围绕同一区域内相同的环境问题，以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水平的群体作为口述采访对象，针对特定区域内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和不同年龄的人群，科学设计问题，通过相似和相异的问题，综合不同人群对同一环境问题的认知，整理和发现不同人群对同一环境问题的共识和差异性理解。同时，结合个人口述的内容寻找相应的文献资料，如历史文献、政府报告、城市规划报告、环境评估报告、新闻、滇池生态规划报告、各类宣传广告、杂志等，进行筛选、考证和研究，厘清某一环境问题的缘起、过程和影响，从中提炼出不同人群对同一环境问题存在差异性认识的原因。这些各种类型的信息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对滇池污染治理和保护的不同看法和认知，也便于全面认识整个社会对滇池污染治理和保护的真相，理解滇池流域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复杂性。

五、结语

滇池污染治理的关键在于人的环境伦理或环境思想的转变，进而促成生态环保行动的实践，明确当前滇池污染治理中政府与个人的责任关系。当前，绝大多数公众认为政府是环境治理的主体，是环境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个人则无需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和义务，甚至普遍存在一些态度极端和环境道德缺陷的现象。最明显的是个人环境责任感和环境践行度的缺失，对政府的环保治理工作采取一种极端过激的批判态度。固然，政府的性质和职能确定了政府是环境治理的主导者，必须依法执行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社会职能，因此，完善环境法体系、加大科学技术、资金和人才投入以治理环境是政府必要职能的体现，但并不意味着环境污染治理只是政府的事情，而与广大公众无关。这种现象也充分说明当前加强公民的生态意识与责任的宣传教育工作迫在眉睫，只有加强公民的生态意识与责任的宣传教育，才能让广大公众意识到自己的环保责任和义务，深刻理解当前的生态严峻形势，并主动自觉地将生态意识内化在自身自觉性和自发性的实践，为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

就滇池治理而言，政府确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科技支持，应当对政府的环保工作给予一定的肯定，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批判政府环保工作的无作为，应避免过激的环保态度；相反，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反思自身的言行，叩问自己是否在日常生活中切实履行了公民的环境义务，如对污染事件的持续关注、举报、监督，日常的生活言行是否破坏了公共环境卫生等。毫不夸张地说，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是当前滇池污染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得以实现的根本力量，公众是滇池环保实践的主体，因此，发挥主人翁的自觉责任意识，并且践行生态意识与责任是滇池污染治理的关键，也是滇池生态文明建设最终的落脚点。

注释：

① DXR，男，汉族，昆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2017年9月21日滇池生态文化博物馆访谈，内容为DXR口述，袁晓仙整理：《环境史视野下的滇池生态环境变迁》，2017年9月21日滇池生态文化博物馆访谈日志.

② HYP.男.汉族，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生态研究所工作人员，2017年9月19日滇池生态研究所办公室访谈，内容为HYP口述，袁晓仙整理：《韩亚平谈滇池生态治理的特殊性、成就和不足》，2017年9月19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生态研究所访谈日志.

③ YWG，男，昆明本地人，68岁，汉族、退休教师，大观河周边居民，2017年8月29日走访大观河访谈，内容为YWG 口述，袁晓仙整理：《大观河内的鱼还能不能吃？》，2017年8月29日走访大观河访谈日志.

④ HXY，男，汉族，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工作人员，2017年9月5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对外交流与宣传教育部办公室座谈，内容为HXY 口述，袁晓仙整理：《滇池环境保护治理呈保稳向好的趋势发展》，2017年9月5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对外交流与宣传教育部口述访谈日志.

⑤ WH，男，汉族，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工作人员，2017年9月5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办公室座谈，内容为WH口述，袁晓仙整理：《滇池引水工程的生态成效及其可能引发的问题》，2017年9月5日访谈滇池管理局工作人员日志.

⑥ PYC，男，汉族，60岁，昆明市白马庙居民，2017年8月30日走访乌龙河访谈，内容为PYC 口述，袁晓仙整理：《污水经处理，乌龙河水质清澈但水生生物还较少》，2017年8月30日走访乌龙河访谈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