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千幅遗作的遭遇

陈徒手

一

徐悲鸿纪念馆的原址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东受禄胡同16号院。1953年，徐悲鸿病逝后，夫人廖静文把这个院子和遗作捐献给国家，以此筹建了徐悲鸿纪念馆，周恩来亲自题写“悲鸿故居”的牌匾。1966年、1967年间因造地铁而遭到拆除。当时，依照中央文化部的决定，将徐悲鸿的作品及财务分别移交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故宫博物院等单位保管，千幅以上的徐悲鸿遗作交给了美术馆。

1970年，廖静文去北京市革委会询问保存情况，文卫组说，保存得很好，有专人专室保管，温度湿度都合标准。

1973年底，有位知情者悄悄地告诉廖静文，说徐悲鸿的作品放置在故宫太和殿旁，遭到严重损坏。廖静文一听，焦急地去找市革委会文卫组和市文化局“军代表”，见面时“军代表”都说绝不会有这样的事，要相信组织。但是，传说作品严重损坏了的人越来越多，廖静文一再向文卫组和文化局提出要到现场看看，“军代表”坚决不让去看。

1976年10月，北京市委原秘书长项子明复出，主持市委文化出版部的工作。他知道廖静文的申诉后，带领徐悲鸿纪念馆筹备组的人一同前往保管地观看，回来后才把实情告诉廖静文。项子明和筹备组人士描述了眼中所见的情况：“油画损坏很严重，仓库内垃圾和尘土成堆，不堪入目。这些作品已十多年不见天日，也无人保护。”最要命的是，故宫说他们只是借了房，美术馆说他们只管钥匙，作品损毁与否，双方均无人过问。

廖静文为此焦虑万分，在1978年9月15日市文联理事扩大会的发言中，她谈及徐悲鸿作品的不幸下落，声泪俱下。9月18日她写出《我的意见》，文中所披露的徐悲鸿作品的不堪境地，自然引发与会者的强烈不满和关注，抢救和保护的呼声日益增高。

二

1978年1月初，北京市文化局按照市委文化出版部部长项子明的指示，派人对中国美术馆委托故宫保管的徐悲鸿遗作进行了初步的检查，给出的结论是“保管条件十分简陋”和“长期失于管理保护”。

文化局的工作报告建议市里临时拨给400平方米的房屋，由徐悲鸿纪念馆筹备组出面将代管的的遗物全部接收过来，加强管理保护。同时希望市建委尽快安排徐悲鸿纪念馆的施工。这份现场报告是“文革”后最早的徐悲鸿遗作情况的官方文件。

1978年9月26日，廖静文与徐悲鸿纪念馆筹备小组、接收小组和利民一起到达故宫，美术馆移交小组李寸松也同时来到现场，双方组成交接小组。10月10日市文化局完成一份《接收徐悲鸿先生遗作、遗物的情况报告》，记录了大致损败情况，这一点最让相关领导层震惊、伤感。报告中确定，徐悲鸿遗作的总件数1293件，损坏的为569件。而徐悲鸿因个人爱好收藏的中外美术作品的总件数为1134件，损坏的为593件。行文至此，文化局的报告忍不住再一次描述说：“全部油画作品被尘土覆盖，很脏。”

交接中还发现一些作品件数对不上的情况。因发生于动乱期间，根本无力追寻，没有向上级提出这方面的追查要求。

三

在廖静文一再呼吁下，1983年，位于新街口北大街53號的徐悲鸿纪念馆新址终于落成，正式对外开放。“文革”中放在故宫闲置房而蒙尘的油画、素描作品，经过精心修复后，又重新在展厅与观众见面。

（摘自《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