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里的父亲

寄居

父亲从摩托车上摔下来的消息翻山越岭传到我们面前时，我们正在院子里抠棉绒。

到了秋天，无论多么坚硬的棉壳，都已无法藏匿它内心的白了。从农历三月到农历八月，整整五个月的漫长时光里，那些白在种子里在叶芽上在花朵中在棉壳内不断衍生，蜕变，身躯越来越壮，终于在秋风的蛊惑下集体用力，把棉壳撑裂成四瓣。这个季节，站在棉花地里，就如站在两面天空之间：头顶之上的天空以云朵的名义呈现着棉花的软，而腰身之下的天空则以棉花的名义诠释着白云的白。

那时候的我们是羞于抒情的。或者说，那时候的我们尚未掌握抒情的本领，只是顺从地接受上天给予的或多或少或厚或薄的馈赠。就这样，母亲便带着大姐、二姐和我，将那些盛满棉绒的棉壳揪下来，运回到家中的院子里。早在棉花还未成熟的那些日子里，母亲已经为它们选好了即将要走的道路——大部分卖出去贴补家用，留下一小部分翻新已好几年没有弹过的旧被子，如果还能剩下一些的话，母亲就会给我和姐姐们每人做一件新棉袄。虽然只是口头说说，但因为母亲的设想关照到了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干起来格外卖力。不久之后，我们面前就堆起了两座小山：一座是棉壳，另一座是棉绒。

后来，我曾无数次回味那个下午的时光。那个下午，我们的小院里安静、闲适，偶尔有风将几片卸落的树叶送进院里，那树叶便不再与风纠缠，似乎它們之前之所以漂泊，就是为了借助风的力量到达一处如此安逸的所在，现在它们目标已达，便从风的背上跳下来，任风去往别处。唉，都是一些琐碎的事物，但当琐碎与琐碎恰当地搭配在一起，它便美好无比。可是，那时候的我们绝对想不到，就在那么美好的时刻，父亲受伤的消息已经开始穿山越岭，挟裹着沿途的尘埃，急迫地逼近了我们。我们也绝对想不到，这个消息毁掉的不只是梦想中的新棉被、新衣服以及虽紧巴却安适的日子，还有父亲用十多年的时间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承诺。

那一年秋天，恰逢国家庆典，卫生院病房里雪花纷飞的黑白电视上，在不间断地播放举国同庆的盛况，而我的父亲却躺在病房里，昏迷着。液体的药物透过窄小的针孔不断攻进他瘦弱的躯体，他的胸部和臂上缠满了绷带，呼吸的起伏却并未因紧束而减缓。他还活着——当我们接受了他从飞驰的摩托车上摔下的事实后，这是唯一值得庆幸的事。医生告诉我们，父亲折断了左手手臂和两根肋骨，而我们现在急迫要做的，便是要用足够多的钱来换取父亲的康复。根本没有选择或妥协的余地——那一年，我们家将辛辛苦苦挣了两年多的血汗钱全都砸在了卫生院里。也就是说，就在父亲对母亲和我们的承诺眼看就要触手可及的时候，却被命运撞了一下腰，全家的希望再次落空了。

现在，我或许该说说父亲的承诺了。那是早些年的承诺。有多早呢？大概早到父亲刚刚与母亲结婚的时候吧。他们是在三间茅草屋里结的婚，这样的居住条件在当时不可谓优，也不可谓劣，但父亲却总觉得亏欠了母亲。那时候，父亲二十岁出头，毛头小子一个，却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说，他要给她垒起三间前出厦的瓦房。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清澈，清澈的眼神里点缀着光芒，如果真给那种光芒起一个名字，我还是愿意沿用母亲后来给我们复述这件事时的评价：真诚。母亲是没有什么理由拒绝的。不是说母亲贪图这三间房子，而是说，面对那自信和真诚的承诺，无论是谁，都不忍心拒绝领受。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底气十足的。那时候，他虽然年轻，但是很能干，在村西的石塘里放炮采石，用了数年，积累了一点儿积蓄，买了一辆自行车。骑着这辆自行车，他去贩地瓜秧卖，临沂、邳州、徐州、济宁、日照……他几乎走遍了附近几个市县的任意一条马路与阡陌，逛遍了任意一个乡村集市。天气转寒，他就与别人合伙拉着排车去枣庄买煤，拉到本地售卖。如此折腾了几年，手中刚有了一点儿积蓄，我们几个便相继出生，成为花销的无底洞。但即便困于生活的泥沼，父亲也从未放弃他的承诺。并且，这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为紧迫：它已不单单是父亲对母亲的私人承诺，而是衍化为父亲对我们全家的承诺，成为他为人父、为人夫的地基，这块巨石常压得他直不起腰来;它也不单单只是承诺了，而是一个切实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从而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房子越来越旧，墙上的裂缝也越来越宽，为此，我们甚至还不得不用木头给稍微有些倾斜的墙面做了加固。

因为父亲的承诺，我们似乎从来都没有将那三间茅草房视为“家”。从一开始，我们努力的目的之一就是拆除它或离开它——我们的“家”活在父亲的承诺里，我们要做的，就是走向它或者把它迎过来。时光真是个坏东西，仿佛一夜之间，村子里的其他人家就把崭新的房子盖起来了。尤其是在我们家附近，前边是新盖的瓦房，后边是新盖的瓦房，左边是新盖的瓦房，右边也是新盖的瓦房。我们心心念念想要达到却始终不得的目标，别人家轻易之间便实现了，这不免让我们感到嫉妒，再由嫉妒而羞耻进而自卑。父亲显然也从别人家的新瓦房中感受到了压力，因为我常看见他从前后左右不同的方位回来时或从家中走向前后左右不同方位时，每当路过那些新房子，他便明显加快了脚步，只想尽快逃离。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压力的存在，他才决定跟着我一位远房大伯的建筑队干了建筑工。建筑队骑着摩托车早出晚归，穿山越岭地奔驰于附近的几个乡镇，我们家无力买摩托车，父亲便搭乘同为建筑工的三叔的车，油钱由父亲承担。

我曾无数次联想到这段时期里的父亲，联想到他的欢愉和失落。没错，肯定会有欢愉：当他亲手将一砖一瓦垒起来的时候，当一面墙在他眼前渐次升高的时候，当他看着自己亲手垒出的房屋已初具规模的时候，他一定是自豪的，自豪如他垒砌的是自己承诺里的那栋房屋。那时候父亲的承诺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在那两年里我们家终于渐渐有了一点儿积蓄。然而谁都没能想到，正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却无缘无故地从摩托车上摔下来了。

出院之后，父亲在家里躺了三个多月。那段时间，我发现不仅他胡子邋遢，眼神涣散，就连我们小院上方的天空也开始变得灰暗。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顶梁柱塌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病愈之后，他想重操旧业，没有资质的建筑队却恰好在此时解散了。没有办法，他只好跟着别人去装“皮子”。所谓“皮子”，就是用机器将一段粗壮的木材割成一张张薄薄的木板而遗留下来的边角料。那些细碎、轻薄的边角料从木材身上脱落下来，完全改变了秉性，它们不再如整条木材那样敦实，而是锋利如刀。父亲怀抱着那些皮子，如怀抱着我们整个家庭的希望，一次次将它们装上可以承载二十吨重量的货车。

给父亲搓背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身体。就像被刀无数次地切割过一样，他的胸前、腹部、腰间、后背、手臂、大腿……几乎所有的区域里，旧疤的白色线条和新伤的暗红色线条相互交错，杂乱无章，就如缠绕在一小块水域里的渔网，每一条线都曾深深刺入他的躯体，划过他的皮肤，甚至与骨头相撞。或许每个父親都会在儿女的面前维护自己的威严，即便他已渐次衰老，譬如他身上这累累的疤痕，在我亲眼所见之前，他从未对我提起过。我只是偶尔听母亲说，他被这些新伤和旧痕折磨得睡不着觉，有时即便睡着了，也常会被这么多伤疤中的某个唤醒。

那几年，突然而至的衰老迅速地爬上了他的身体。除了伤疤，疾病也开始光顾，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肩周炎、低血压……那么多可恶的疾病，篡夺着他对生活的热爱，似乎他存在的意义就是让那些疾病活着。我实在无法想象，每日每夜，他是怎么在与那些疾病纠缠，反抗，乃至讲和。但我看到的却是，托着病体，他仍然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着。说实话，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们——大姐、二姐和我，都已不再对他的承诺保持哪怕一丝的热情了，甚至，我们都快忘了他的承诺了。可就在此时，就在某一年的冬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时，他突然就捧出了一个红色塑料袋，探手从塑料袋里取出一块用报纸包裹着的东西，报纸一共好几层，他一页一页地掀开，几沓码得整整齐齐的纸币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看着我们惊疑的表情，他显然很受用，或许，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等待我们用这种表情重树他身为父亲的威仪。那天，眼角湿润脸上却微笑着的他终于说出了在肚子里养了二十多年的一句话：过了年，咱们就把房子盖起来吧。

不知为什么，当一直被我们视为寄身之所而不是家的旧居被拆除的那一刻，我心里竟然隐隐有些失落，有些悲伤，还有些说不上来的如黄昏般灰暗的情愫，只想跑到无人登临的山峰上或无人涉足的河流畔，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房子终于盖起来了。新居落成，最高兴的当属父亲，尽管手中已无多少余钱，他还是慷慨地带着我们全家去镇子上聚了一次餐，以此庆祝全家人多年夙愿的达成。原本是打算到那家新开的庆祥酒店里去的，但我们却在途中被一只小小的气球修改了路线——那只粉红色的气球，来自于镇子上另一家快餐店的赠送，它的价格微不足道，却成功吸引了外甥小宇的注意力，以至于让我们临时改变了午餐的地点。快餐店里，气球被小宇一次次抛向空中，又一次次落在了地上。在我们这些成年人看来，这是一个无比乏味的游戏，然而他却乐此不疲，以至于连手中的汉堡都只是咬了一口，以至于那咬下的一口汉堡还长时间地卧在他的口中，丝毫没有顺着口腔下滑。就在他玩得起劲儿的时候，他手中的不锈钢叉子的尖端却不小心碰到了气球。嘭的一声，他惊得哆嗦了一下，愣了几秒，就嚎啕大哭起来。我不知道他是为在没防备的时候受到惊吓而哭，还是为美好事物的破碎而哭，但我却由此及彼，想起那年父亲从摩托车上摔下来的消息穿山越岭传到我们面前时，我们的震惊、慌乱、手足无措。

又过了些年，我也已成家立业，在县城里按揭买了一栋三居室。我尝试把父母接过来，父亲一口就回绝了。我曾私底下揣测过他拒绝我的深层次的理由：他口中所谓的“不方便”当然可算其一，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可能更为在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用几乎半辈子的时光终于重拾回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荣光，他已心满意足，不愿再寄人篱下，哪怕面对的是自己的儿子。

如今，我们都已成了父母堂前客，偶尔回去，吃饱喝足之后就四散离去，无论父亲的房子如何精美，都已不再吸引我们了。如果非要从中找出一点尚能吸引我们的事物的话，大概也只能是住在房子里的那个人了——这么多年的时光里，我们失落过，我们悲伤过，我们手足无措过，当我们所有的人都背弃了他和他的承诺的时候，只有他还在倔强地坚持着，并让我们在最终的一刻看到，希望一直都在。

旧衣

我一直渴望能有一身校服。

就是那种蓝与白相互拼接的校服。蓝是天空蓝，甚至，比天空的蓝更蓝一些，不需要层次，不必要过渡，只是以一种静止状态的颜色，舒舒服服地套在我身上;白是雪地白，甚至，比雪地的白还要白一些，白得醒目，让我时时收敛着与“脏”这个字相关的动作、思维、习惯。

在我所就读的那所乡间小学里，校服绝对是奢侈品，它代表着一种地位，一种身份，像我这样的贫困家庭的孩子，是无法完成这样简单、微小的梦想的。看着我的同学身穿着洁净的校服，我心中就会不由自主地生出羡慕，羡慕被依次放大，就会变为嫉妒，嫉妒得寸进尺，嫉恨便油然而生。和我一般心理的孩子一定不在少数，我就曾亲眼看见张磊磊趁着殷芳芳不注意，用蓝色钢笔墨汁往她身上溅洒，虽然只是溅出了一点儿墨汁，但那溅出的墨汁却沿着白色的纤维迅速奔跑，不断扩散，直至像个醒目的伤疤，牢牢地扒住了每一条细密的织线。这伤疤，平贴在校服的白色区域内，好像是校服上的蓝色不小心跑到了不属于自己的区域，要怎么碍眼就怎么碍眼。或许是因为这伤疤的存在，从此之后，只要见到身穿校服的殷芳芳，我便条件反射似的往她身上的某个部位寻找。尽管如此，我仍然羡慕殷芳芳她们，羡慕她们身上标示着自己的殷实家境和活力青春的蓝和白——即便那校服是有瑕疵的，上面也被涂了一处醒目的标记;即便那校服是脏兮兮的，上面沾满了鼻涕、口水、泥巴。

多少次，我在梦中也穿上了好看的校服。我挤进他们中间，就像我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与他们一起笑，一起叫，一起奔跑，一起追逐，甚至一起仰着头从某个身穿皱巴巴脏兮兮的土布衣服的穷孩子面前高傲地走过，无视他因羞愧而涨红的脸。可我每次都在这一刻被惊醒，因为我看到，那张脸正是我照镜子时，镜子投射给我的影像。

事实上，我连穿一身从集市上买来的廉价衣服的机会都不多。我们的衣服大多是母亲给做的，每逢入夏或入冬的季节，母亲就会从集市上扯几尺土花布，给大姐做一身新衣服，大姐原本穿旧穿小了的衣服就会淘汰给二姐，以此类推，二姐的旧衣服又都传给了我。到了我手上，衣服已经磨损，破旧，皱皱巴巴，甚至已经与最初布料的颜色相去甚远。那些衣服如经历九死一生跋涉归来的疲惫的士兵，他身体上的疤痕就是他的荣誉所在，也是他的悲哀所在。这还不是最难为情、最无法让我接受的。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姐姐们淘汰给我的衣服上点缀着女孩儿喜欢的各种花纹，这样的花纹穿在我身上，难免会受到同学们的嘲笑。

爷。我用方言五味杂陈地喊了一声，他就慌张地站了起来，没答应，脸上却笑呵呵的，一副讨好的表情。那一刻时光流转，我好像成了他的父亲，而他则成了我的儿子。

远行

那时候，全家人都正在地里割麦子，父亲却自行离开了。

小满时节，风从远方刮过来，原本懒散的麦子像是收到了什么命令，数日之间，便一鼓作气由青转黄了。这是成熟的标志，一旦发现了这种转变，农民们就要抓紧时间磨镰备车，准备收割了。不然，如果遭遇一场作祟的大雨，成熟的麦子就会全部霉变，直至烂在地里。

空旷的天空中，只有几片闲云像散落于乡间的诗人一般漫步、咏吟。闲云之下，麦田随着大地起伏，沿着山岭和河流的走向奔跑，一直从眼前跑到地平线以外。近处的麦子株株清晰可辨，它们怀揣着饱满的籽，头顶着尖利的芒，在清风的摇摆中练习着攻伐之术，一次次将内心的锋芒刺向天空。远处的麦子是以集体的面目呈现的，麦子与麦子那么密集地站在一起，组成一个庞大的个体，根本就无法从这些颜色相同形态一致的同类中择出任意一株特殊的个体。这时候，切不要把所有的关注点都聚焦于麦子身上，它们固然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应当享有比其他事物更为尊贵的身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配角就不重要。譬如那些夹杂于黄色麦田里蓝色的小花，譬如那些在麦田里蹁跹起舞的蝴蝶，譬如那些此起彼伏的虫鸣，它们一起构成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割麦子是从麦田的一头开始，一人包揽一段横面，左手前探并握住麦秸的中上部位，右手持镰向着右后方斜拉，防止镰刀划伤腿脚。虽然不时有小股的清风来往穿梭，但汗水还是沿着身体的弧线不断地滑了下来，滑到没有足够承接它们重量的某个点时，它们便重重地砸向了地面，砸进了残余的麦秸里。我不喜欢看着他们越割越远的那种场景，我喜欢的是远远地坐在麦田的另一头，等待着他们缓慢地割过来，等待着他们与我迎面相撞，彼此一笑。隔着整块麦田，我看见他们——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以及叔叔和婶婶，一会儿毫无预兆地抬起了头出现在空旷的大地上，一会儿又毫无预兆地弯下了腰消失于神秘的麦田里。有时候，他们之中的哪个人如果长时间没能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就会莫名地紧张起来，开始大声呼喊。

父亲就是在那时候离开的。那时候，祖父、祖母、母亲以及叔叔和婶婶都在忙着割麦，天气预报说，最近几日，本地将会迎来一场降雨，雨虽不大，但它之于已经成熟的麦子的影响却不可小觑，因此，每个人都如上紧了发条一般，迅速而机械地完成割麦的每一个动作。然而，我父亲却在别人都忙得无暇他顾时，抬起了头，直起了腰。他站在已经割完的空地和尚未收割的麥田之间的分界点上，风恰当其时地吹过了他。风吹过他时，他脸上的汗水因为这番搅动，纷纷摔落下来。父亲一句话都没有说，掉头就走向了与我们家的麦子相反的方向，绕过别人家的麦田，向着那条干涸的河沟一跳，就不见了踪迹。

直到麦子割完，父亲还是没有回来;直到我们拉着收获的麦子回到村庄，父亲还是没有回来;直到我们都吃过了晚饭，父亲还是没有回来。其间，大家也曾分头去找，甚至动用了村里的大喇叭来广播，结果依然一无所获。父亲就像是一滴从天而降的水珠，砸入一条汹涌的大河之后，便无影无踪了。母亲有些焦急和担心，祖父却以不容置疑的威权安慰说：“这么大的人了，能出什么事？你们都安心在家等着，说不准他正在往家里赶呢！”

父亲是在凌晨时分回来的。和他一起降临的，是天气预报里的那场雨，不知它从哪里汲取了更多的储量，由预报中的小雨突变为一场瓢泼大雨。浑身如落汤鸡冻得瑟瑟发抖的父亲，一言不发地推开门，一言不发地从柜子里找出一床被子，一言不发地躺上床躲进被子里，就睡了过去，其间，连看都没有看我们一眼，连湿透的衣服都没有换下来。第二天，祖父质问父亲去了哪里，父亲说，他去解了个手，结果因为太困太累睡熟了。显然，他在撒谎。他撒谎的时候，喜欢用手捋一下额前的头发，这一次也不例外。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说父亲去偷懒了，若是你们了解我父亲，你们就会因这种看似合理的猜测而感到羞耻。事实上，父亲一直是任劳任怨的，此一生，他从未让“懒惰”这个词爬上自己的身体。面对父亲的谎言，作为唯一的目击者，我并未站出来作一个揭穿谎言的证人。

这只是一段小插曲，但正是这段小插曲让我认定父亲心中一定藏着一头野兽。是一种无可名状的野兽，或许以“气”的形式存在，或许以“音”的形式存活。这头看不见摸不着的野兽，肯定动用了无数的心思来诱惑他。白日里，它升腾起来，遮住父亲的眼睛，用温柔的声音喊着——远方、远方;黑夜里，它蹦跳起来，敲击着父亲的肚皮，用急促的声音喊着——远方、远方。

当然，这些臆想都是我二十多年后重新回顾这件事情时的猜测。这种判断来自于我的阅读体验。是阎连科先生的《朝着东南走》泄露了父亲的秘密：这篇小说里的父亲，听信了一位大人物的话，为了享尽人间的太平快活，不断地朝着东南走，即便他在行走的途中因一个女人和肥沃的土壤而停下，娶妻生子，享用到了太平和快活之后，却仍然不能湮灭“东南”这个方位对内心的挑拨，相权之下，父亲最终再一次迈开了去往东南陌生世界的脚步。是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指向了父亲的行踪：这篇小说里的父亲某天忽然异想天开，为自己打造了一条结实的小船，走向离家不远一条大河，独自一人驾舟在河流上飘荡，家人想尽千方万法引诱他重返故土，但他依然故我，终究也没有再踏上陆地。

和小说里的两位父亲相比，我父亲可能不具备太典型太高深的向心意义。是的，和他们相比，我父亲是浅薄的，他对于远方的渴望，只是来自于生活对他的亏欠。父亲年轻的时候，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怀揣着离开故土去向远方的梦想，这梦想或许来源于一本书的某个场景，或许来源于白色幕布上的某个电影镜头，也或许来源于某个同伴身上穿着的远方亲戚寄来的绿军装。那时候，想要逃离土地对一个农民之子终身的拘禁，无非两条路：一条是做工人，另一条是当兵。当工人需要有说得上话的人物引荐，遍观二舅三爷七姑八姨，都是庄户人，这是条死路。然而柳暗花明，馅饼从天而降，当兵这件事却幸运地砸到了父亲头上。父亲十八岁那年，本家的一位爷爷做了生产队长，招兵令下来，自己家的儿孙年龄不足，于是揣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思在族中子弟中扒拉，最终只扒拉到我父亲这个远得不能再远的侄子身上。

听闻这事，包括我父亲在内，全家人满心欢喜，只有我的曾祖母忧心忡忡。曾祖母生于晚清年间，自打降临这世间开始，生活就从未对她宽容、怜悯过，她的父亲因收容一位抗日士兵死于东洋人的刺刀，她的兄弟被国军抓了壮丁生死不明，她自己的人生也随着各种变乱跌宕起伏。因为深受战争之苦，闻听长孙要去参军，她开始不吃不喝，撒泼打滚，苦口婆心地劝告我父亲，她甚至以自己行将就木的时光来威胁和感化父亲。父亲这个人有很多毛病，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些毛病，我曾一度反感他的任何所作所为，但他也有几个屈指可数的优点，孝敬便是其一。在是否参军这件事上，因为“孝敬”一词作祟，父亲在远方和自己的祖母之间做了极其艰难的选择：留下来。

此后，曾祖母终于如愿以偿，握着她长孙的手含笑逝去;此后，父亲结婚生子，陷入了家庭的泥沼。然而，即便如此，父亲心中的远方仍时隐时现，不时诱惑着他的内心，左右着他的举动。曾祖母去世后，他曾想与别人一起到南方打工，没承想招工的外地工头在席卷了本地五十多人的押金后，找了个借口一去不返。父亲便是受骗者之一。这件事让祖父和祖母气愤异常，他们据此判定外面都是坑蒙拐骗的世界，便不再容许父亲再寻离去的出路。后来，大姐、二姐和我相继出生。我的出生在家族里可谓意义重大——这个家族终于有了长孙，作为承前启后的标志人物，我不但让生了两胎女孩的母亲扬眉吐气，也让祖父祖母变得笑声朗朗。母亲曾给我说起过那时候的父亲——和其他人的父亲相比，他似乎并不在意我，甚至都懒得抱抱我。许多年后，多年父子成兄弟，父亲回顾往事对我说，他那时正陷在另一种和喜庆格格不入的气氛中：他终于完成了繁衍大业，把自己活成了家族的边缘人物，他内心深处那头不安分的小兽又开始兴风作浪，在他耳畔、在他心里不断地呼喊着：远方、远方、远方……

那时候，父亲已经三十多岁了。这个年纪是一道梁，梁那边堆积的是逝去的时光，梁这边展现的是渐次的衰老。他左思右想，他急躁不安，他亟需一股勇气带着他冲破土地的围裹和家庭的束缚。

数年之后，在麦田里，一只蝴蝶给了他神迹一般的暗示。那时候，他正低着头收割麦子，一只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彩蝴蝶在他面前蹁跹了片刻，就落到了他的镰刀上。他直起身抬起镰刀，打算仔细观看，不承想刚把镰刀移到眼前，彩蝴蝶就再次蹁跹了起来。彩蝴蝶从我们家的麦地上空飞过，飞到了邻近的一块麦田里，没有稍停片刻，就又向着下一块麦田飞去。父亲的目光粘在了这只五彩斑斓的蝴蝶的翅膀上，随着它向着远方蹁跹，蝴蝶越飞越远，越飞越小，最终飞出了父亲的视线。父亲的目光却没有因蝴蝶的消失停顿下来，它继续穿行，绕过一棵柿子树，越过那条干涸的河沟，翻山越岭，最后抵达一片神秘的虚空之中。就在那時候，他心中的声音再次响起，调动魅惑的声音喊着：远方、远方、远方……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重复着蝴蝶的旅程，一个人背离我们，向着远方走去。至于他离去之后为何又选择再次回来，是什么触动了他返回的念头，这些他没有说，我也从没有问。

多年后，父亲已经渐渐衰老。以旅游的名义，衰老的父亲被我带出家门，来到了更为具象的远方——北京的大街上，高楼林立，车流密集，人流穿梭，他突然就拉紧了我的手。我就像领着个孩子一样穿行于北京，而他就乖巧地跟着我，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穿针引线，不问去向。我不禁开始怜悯起这个衰老的男人——这里恐怕也不是他心心念念的远方吧。至于他的远方在哪里，我猜测，也许他自己都说不清。

刘星元，作家，现居山东临沂。已发表散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