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群际歧视探析

佐 斌，温芳芳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给中国民众的心理与行为带来巨大影响。在全民“抗疫”期间，我们看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白衣战士”逆行武汉展示人间大爱，也看到媒体中有关武汉人、湖北人遭到歧视的报道。社会心理学者把歧视及相关的刻板印象与偏见都归类为社会性偏向(social bias)[1]。刻板印象是人们对某个群体及其成员的固定与概括化看法，偏见是人们对某个群体及其成员的一种不正当的消极情感，而歧视是人们对某个群体及其成员的一种不正当的消极行为。群际歧视(intergroup discrimination)不仅包括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伤害或不利行为，还包括不公平优待自己所在内群体的利己行为。源于不恰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群际歧视的表现形式很多，且程度变化大，从口头与语言文字蔑视到社会交往中的故意回避，再到暴力行为乃至极端的种族灭绝或宗教性大屠杀[2]。重大疫情创生了一种非人类意愿的特殊社会实验场，对疫情中人的社会心态开展研究，对疫情防控中的群际歧视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特殊时期群际互动与社会运行的心理机制。

一、疫情中群际歧视的特殊表现

群际歧视表现在个体层面有外显歧视和内隐歧视，具体包括言语和非言语敌意、避免接触、攻击行为和不公平对待等[3-4]；群际歧视表现在社会层面属于社会歧视，包括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分数歧视、就业歧视、疾病歧视等。其中，地域歧视在生活中很常见，是由人们对陌生人的“信息不足”造成的。这次疫情中的群际歧视是地域歧视和疾病歧视的叠加，疾病歧视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之外对生理疾病患者和心理疾病患者的不公平对待，包括对精神疾病、乙肝、艾滋、残疾等疾病患者的歧视。这次疫情中显露出的群际歧视，与日常生活中的歧视有共同之处，也有值得分析的特殊和过激表现形式。

(一)语言轻蔑

此次疫情中的语言轻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标语类宣示，直接通过横幅、标语、告示等书面语言形式对武汉人、湖北人、湖北来的物品进行公示，这些公示明显包含群际歧视，如“不欢迎武汉人及鄂A车牌车辆”“悬赏举报武汉归来漏登人员”“远离武汉人，不得传染病”等。二是采用污名性的称呼，如用“九头鸟”“吃蝙蝠的”“有传染病的”等指代武汉人、湖北人。三是有些部门和个人在对待武汉人、湖北人时使用“举报”“投诉”“抓”“赶”等不友善词汇[5]。

(二)过度回避

此次疫情中的过度回避主要表现为在与武汉人、湖北人的社会交往中刻意保持很大的空间距离、不和武汉人/湖北人联系、对武汉人/湖北人的提议不予响应等。在公共交通和超市等场所，如果听到有人说话为湖北口音，那么即便做了严格防护，一些人心理上还是特别害怕恐惧。典型的案例之一是，在日本旅游的武汉游客即使没有发热症状，并按照要求做好了防护，一些上海游客也不愿意和他们乘坐同一班飞机回国[6]。

(三)扩散信息

据媒体报道，疫情发生后多地出现了武汉返乡人员在配合防控调查后个人信息被泄露扩散的情况。这些信息包括姓名、家庭住址、电话、身份证号码、返程车次甚至高考成绩、父母亲情况等，在一些老乡群和小区群传播，另外还有类似“紧急扩散！从武汉返回××的名单！”等信息在微信或QQ群被转发，造成不少武汉人的个人隐私遭到泄露，以致有武汉大学生发出“请大家不要把我们当成敌人”的呼吁[7]。

(四)标签污名

在此次疫情中，明显出现了将武汉人、湖北人甚至中国人感染者人群污名化的情况。比如在网上，“武汉人”被部分网友当成标签和疾病的同义词进行冷嘲热讽；从“武汉人≠病毒”“鄂人≠恶人”等评论性网络表述中，可以推论出一些民众对武汉人、湖北人的污名；特别是在外地的“武汉人”，已经被妖魔化，一些人“谈鄂色变”。随着新冠病毒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或地区发生扩散，针对中国公民的歧视事件也屡屡发生[8]。在一些外媒报道中，新冠病毒被“种族化”，有的国外媒体直接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将所有华人都视为新冠病毒的传播者[9]。

(五)粗暴对待

疫情防控初期，有些地方出现了拒绝武汉人入住、不许湖北人上车、掀翻家人麻将桌、对武汉返乡人员家门上锁与贴封条、强制用钢钉铁板对湖北住户进行封门隔离等情况，甚至对流离失所的外地武汉人进行热心救助都被斥为罪责。在云南大理，一名武汉籍民宿客栈老板因为在网上发布消息，表示自己愿意接待被各家酒店拒绝的老乡入住，遭遇了暴风骤雨般的网络暴力，客栈附近的一辆湖北牌照私家车被人砸破玻璃，客栈所在村子的村支书更直截了当地警告他，如果再接待武汉客人，“我们把你营业执照吊销，把你赶出村”[10]。一些在封城前从武汉返乡的务工人员和武汉旅游者滞留外地，遭遇驱逐。各地对湖北人严防死守，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涉嫌违法的情况，如北京一些小区贴出通告，将返程来京的外地租户拒之门外[11]。

二、疫情期群际歧视的原因：个体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双重作用

人是拥有多种身份的社会生命体，有些身份为个人独有，更多的身份则由群体赋予。有群体就会有群际行为，就有内群体偏爱、群际偏见和群际歧视现象。歧视的消极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为什么社会中还是存在歧视？和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不同，这次疫情中的歧视是地域歧视和疾病歧视的叠加，其发生有一定的特殊机制。经过文献分析、理论梳理和对此次疫情中人们歧视行为的观察思考，将其发生归纳为个人心理因素与社会群体规范因素两大方面共同影响的结果。

(一)个人心理因素

同在疫情时期，与部分人群表现出的歧视相比，更多的人、更多的地区并没有表现出对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的偏见与歧视。可见，群际歧视存在个性差异和个人原因。这次新冠病毒肺炎传染性强、致死率高、波及面广，给人的生命带来很大威胁。个体对于病毒、疫情、自身抵抗力等的认知与情绪反应及人格特征，是群际歧视的重要心理因素。

1.个体对保护自身生命健康的本能反应。人的本能与生俱来，不可否认。习性学及心理学较为公认的人类本能有三种：一是个体生存本能，二是种族保存本能，三是自我防御本能。也有学者提出，人类还有攻击、探究、合群等本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的需要层次理论，在五个层次的需要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居于最基础层面，只有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有后续的社会性与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的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人的感受器官、效应器官、智能和其他能量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12]社会心理学创始人之一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提出了社会行为的第一个系统化本能体系，认为个人行为与群体行为均发自本能或人心中存在着的几种由遗传而来的倾向，他的本能清单包括逃避、生殖、好奇、驱力、合群等[13]。面对这一次大大超出SARS程度的疫情，很多人的生存安全和自我防御本能被唤醒，对于和病毒“有关”的人群(武汉人、湖北人)自动做出远离、阻断的行为。

2.部分人感知威胁与死亡恐惧后的反应。此次疫情暴发后，不断攀升的疫情数据(特别是隔离人数和死亡人数)以及“病毒能够人传人”“目前没有特效药”等信息被民众获知，引发了恐惧焦虑，并由此激活了对于特定人群的心理敏感和行为防御。在有的人看来，“武汉人”群体给“非武汉人”带来了直接的健康威胁和死亡恐惧。根据群际威胁理论，当人们认为另一个群体会对其造成威胁时，两种群际威胁就会产生。一种是现实威胁，涉及物质、资源或生命伤害；另一种是象征性威胁，涉及个人自尊、认同和面子、荣誉等的破坏[14]。在疫情期间的人际和群际互动中，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会给轻度疫情地区人群带来现实威胁，而轻度疫情地区的偏见和排斥又会给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居民带来象征性威胁。群际威胁会使人产生认知偏差及负性情绪，导致排斥和暴力行为。此外，根据恐惧管理理论[15]，在死亡意识引发的自我保护性威胁焦虑中，个体自尊能够起缓冲作用，人们通过高强度的保护行为反应对外群体成员进行消极评价，从而维护个人自尊和价值。

3.个体负性情绪的后果。情绪是个体对特定的社会情境或事件的复杂反应与体验，面对灾难等不可控事件，人们会出现焦虑、恐惧、愤怒、无助、后悔等情绪体验。此次疫情引发了人们的这些负性情绪，且无疑非常强烈。有研究者提出了焦虑和群际偏见的整合模型，将焦虑作为产生群际偏见的威胁来源，认为各类威胁通过情绪而影响对外群体的态度或歧视行为[16]。Smith和Henry将个体水平的情绪评价理论推广到了群体水平，认为在群体情境下个体对情境的认知评价会以群体为基础，将内群体和外群体作为情绪反应目标而形成群际情绪，包括正性情绪如同理心(empathy)与负性情绪如愤怒、恐惧、悲伤、蔑视等[17]。特定的群际情绪会产生相应的态度和行为，恐惧和愤怒情绪会引发或增强对外群体的歧视、攻击和对抗意向[18]。疫情的暴发不仅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与同情，人们体验到的负性情绪也更加强烈，这无疑是群际歧视的原因之一。

4.个体简单认知模式的作用。认知是行为的基础，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在人的思维与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疫情信息对人们的行为选择有“启动效应”，尽管有关此次疫情的各类网络信息很多，但最核心的信息其实很简单，即“武汉出现了人传人的新型病毒肺炎”。依据“复杂性-极端性假设”(complexity-extremity)，人们对某一问题的认知越简单，就越容易形成极端判断；而人们对某一问题的认知越复杂，就越不容易走极端[19]。也就是说，个体的简单认知模式更容易导致偏离常态的行为；正是所谓简化了的“武汉病毒”这一认知，导致了疫情期间人们的聚焦式极端行为反应。由此来看，部分人表现出对于武汉人的歧视也不难理解。

5.个体人格特征的影响。心理学家提出了权威型人格理论(authoritative personality theory)和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tion theory)，来解释群际歧视的个体差异。Adorno和他的同事于1950年提出了权威型人格理论，认为具有权威型人格的个体易受社会偏见态度的影响，而童年时期严格的教养和强约束环境容易形成权威型人格[20]。社会支配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占支配地位的人们为了维持自身优势地位而对其他人表现出歧视态度及行为。国外有研究发现，高社会支配倾向的人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有偏见的，并且对低地位群体的人缺乏同情心，即使在最简群体范式中，高社会支配倾向水平个体也表现出更高的远离外群体成员倾向，更不愿意与外群体成员合作[21]。虽然我们目前没有测量那些做出歧视行为的人是否具有权威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但可以肯定的是，特定的人格特征对于歧视行为具有一定解释力。

(二)社会因素

有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发生动乱时，人们的偏见和社会支配倾向水平会突然提高，这表明个体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群际歧视的发生及影响[22]。由此，从非个体的情境、群体身份、社会规范、媒体影响等方面寻找群际歧视的原因逐渐成为主流。

1.群体竞争情境的影响。社会情境影响群际歧视的观点由来已久，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为现实群体冲突理论(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该理论认为，偏见和歧视的根源在于群体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决定了群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且至少部分取决于群体成员的任务和性质。群体成员目标一致时，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积极关系；群体成员目标不一致时，群体之间就可能产生敌意和冲突；人们知觉到的群体竞争越大，对外群体的敌意就越多[23]。在本次疫情中，武汉人与非武汉人虽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但是严格的防疫政策让很多非武汉人感知到“不能够和武汉人共处”“和武汉人在一起有危险”，武汉人的活动空间变大就意味着非武汉人的空间变小。在这种特定的“群际竞争”情境下发生对武汉人的歧视，符合现实群体冲突理论的解释。

2.群体身份认同的作用。依据社会认同理论，社会分类的后果是人们通常会将自己所属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形成内群体与外群体，并很大可能产生内群体偏爱(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贬损(out-group derogatory)效应[24]。即使群体之间没有真正的冲突或竞争，仅当人们意识到内外群体的某种差别时，也会表现出一定的群体偏见。Tajfel和他的同事采用最简群体范式让被试对内外两组成员的绘画作品进行评价，结果发现了群际歧视的存在[25]。分类是社会认同过程的核心，最低限度的社会分类就可以引起群体偏好和群际歧视[26]。本次疫情发生后，特别是在武汉封城之后，通过新闻舆论和大众传播，很快形成了“武汉人”和“非武汉人”的人群分类，紧接着是“湖北人”和“非湖北人”。国家卫健委等官方机构发布的疫情信息通报，也对湖北(武汉)的数据进行了单独说明，这也强化了两类人群的分别[27]。这样，当非湖北人/非武汉人“遭遇”湖北人/武汉人时，由分类形成的群体身份认同就会引发一定的歧视。

3.社会角色规范严格与责任重压的结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都要遵守角色规范，承担相应的责任。疫情时期，防控成为重中之重，防控疫情成为一种“战争”，人们进入“战时状态”。“抗疫”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党和政府的各级各类干部、普通党员、社区群众以及各条“战线”上的人员，在疫情时期均被要求遵循“主动担责，守土有责，严查失责”的规范。勒温(Kurt Lewin)的早期研究曾发现，公众不愿与社会规范脱离太远[28]；诺依曼(Noelle Neumann)曾用“沉默的螺旋”来描述人们脱离群体规范时处于社会孤立状态下的恐惧心理[29]。因此，严格遵守规范的责任和对没有履行好职责的“处境”的担心，促使特殊状态下人们的行为偏向极端成为歧视，在面对武汉人的时候宁可严一点、紧一点、过头一点，也不能“放松放过”。紧急状态下人们对于规范的认知还会发生一种虚假共识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倾向于高估自身观点的典型程度，认为自己的信念、偏好、价值观与对规范和责任的理解是正常和标准的，是和他人一样或大家所公认的。这种看法会导致一种并不存在的虚假共识，而虚假共识能够提升个人自尊，获得社会认可[30]。对规范的高度“虚假共识”使人们不但愿意接受群体行为规范的一致性，也会在规范执行上更前进一步[31]，这就解释了有的人在疫情防控中对“武汉人”“湖北人”过度履职而表现出的过激歧视行为。

4.疫情时期舆论媒体所生成的社会心理氛围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本次疫情的舆论关注超过了近年来的所有社会事件，电视和网络新闻以及智能手机为广大民众提供了高强度的疫情信息：既有各方公布的疫情信息数据，也有大量防疫战疫的生动事迹；有白衣天使在一线拼搏奋战的报道，也有各地社区严防死守的防控案例；自媒体也不时更新周边的疫情动态与人们的感受、评论。其中，在村口封路、实施对武汉人的举报、严格禁止武汉返乡人员进门、将武汉人的信息在群里公示、抓住了武汉人的同行者等带有群际歧视的消息，对于正在严防死守的非武汉人来讲，恰恰成为一个凸显的样例，舆论营造了“非武汉人这样对待武汉人”的社会心理氛围。舆论氛围的影响力已经被新闻传媒学科以及心理学研究所证明。在社交媒体环境下，选择性信息接触和对社会事件的交流讨论，提供了个体在群体规范、社会规范影响下动态调整自身观点立场与行为的样例，提高了人们对于这些歧视行为效仿的概率。值得思考的是，疫情中出现的群际歧视现象[32]，通常首先是人们在自媒体上发布的，随即受到官方媒体的关注，继而被跟进并进行引导。

5.从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角度对群际歧视予以解释。群体极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小群体研究，是指在观点的同一方向上(包括冒险性和谨慎性)，群体交流讨论之后所形成的群体态度，与群体成员讨论之前的个人态度平均值相比更趋向极端的行为现象。后来扩展到公众舆论态度研究之后，群体极化理论形成了两个核心判断。一是群体意志独立于成员个体而存在，群体意见并不等同于群体成员个体意见的平均值。勒庞(Gustave Le Bon)和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都认为，群体或群众并非其成员的简单集合，而是具有不同于成员个体意识的群体心智，群体心智所导致的群体行为是难以通过单独的成员加以预测的。二是群体心智所做出的决策与行为比成员个体更加极端[33]。从这次疫情来看，在官方正式公布疫情发生之后，由于疫情发展较快，封城之举也比较突然，人们普遍存在恐慌心理，因此包括武汉在内的民众都是匆忙应对，没有统一的预案。而正是在这一段民众自发应对和政府紧急应对的时期，对武汉人和湖北人的歧视就显现出来。到了2020年2月下旬，在人们认识到不应歧视武汉人或者“这样对武汉人是歧视”之后，群际歧视才有一定减缓。民众自发交流讨论而形成一种群体极化，是疫情时期歧视行为不可忽略的因素。

三、消除群际歧视的心理路径

有社会群体及其分类，就一定会有群际歧视的发生。心理学家针对群际偏见与群际歧视的减少或消除做了大量研究，也提出了群际接触、奖赏无偏见动机行为、增强个体内疚情绪与同理心、再类别化等方法。结合本次疫情中群际歧视的表现与原因分析，考虑疫情还没有结束的现实，本文提出消除群际歧视的四个心理路径。

(一)增加信息丰富性与准确性，发挥舆论对公众认知的引导作用

信息是认知加工的内容，认知是行为的基础。当前有关疫情的信息，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信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信息对社会公众来说可及性很高，每个人在第一时间就能够获知有关疫情进展、武汉人、湖北人、医护人员等方面的新闻与评论，了解对武汉人、湖北人的歧视行为以及人们对这些行为的态度。媒体既要关注病毒、疫情数据，也要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理与行为状况；既要传递强化防控疫情责任的信息，也要传递友爱互助、依法行为的信息；既要曝光对武汉人、湖北人以及中国人的歧视现象，也要分析歧视的危害以及文明社会明确反对群际歧视的价值取向；要特别强化宣传病毒是所有人共同的敌人，武汉人、湖北人也是病毒的受害者。人们已经注意到，随着疫情防控不断取得进展，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疫情正在好转，媒体中关于群际歧视行为的报道少了，对来自疫区的人群关爱帮助的案例多了。

(二)聚焦“中国人”共同身份认同，认知个人身份的多重性

在重大疫情面前，人们共同的目标是防控病毒、战胜疫情。歧视行为的泛化与人们的目标认同差异有关，因此要理性区分“病毒”与“武汉人”及“病毒”与“中国人”的关系，增强“中国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一身份感知。这一身份所形成的共同目标认同与内群体偏爱，可以有效预防群际歧视。此外，按照社会身份复杂性理论，每个人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个体会将不同的社会身份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包容性更广的内群体身份，从而帮助应对来自外群体的威胁，减缓群际冲突与改善群际行为。如果人们能够认识一个人的多种身份，如意识到一名武汉人同时也是“母亲”“女儿”“售货员”“社区志愿者”“乒乓球爱好者”等，群际歧视现象就会减少。

(三)调整社会分类线索和层次，促发群体交叉分类效应

交叉分类(crossed categorization)是指在对群体进行认知判断时，同时在两个或多个类别维度上进行社会分类，形成多个类别维度内外群体身份的交叉[34]。群体交叉分类效应是指在群体交叉形成共享类别成员身份后，出现的消极刻板印象减轻和偏见歧视减少的心理现象[35]。交叉分类降低了任何一个内外群体身份的重要性，增加了人际与群际的跨类别信任[36]。比如，通过地域维度(武汉人与上海人)和职业维度(教师)交叉分类形成的“武汉教师”与“上海教师”,共享了“教师”这一社会群体身份，因此上海教师对武汉人的某种消极印象便会被削弱，群际歧视也会随之减少[37]。

(四)在社会角色规范“理性”中融入人性真情，激发与传递积极情感

人是“社会性动物”，也是情感性生命。在过于强化人的社会角色及规范约束的情境中，在内外群体泾渭分明的情况下，人的心理与行为会因为情绪、情感的压抑或缺失而产生偏差，人际及群际偏见与歧视就更可能发生。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情感影响人的认知与人格，是人类行为的调整器。人的信息交换过程也是情感表达和交流的过程，在某些社会情境下，情感甚至超越理性成为最主要的互动沟通动机，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方式影响着人的行为决策。通过社会心理疏导和个体心理咨询，缓解疫情时期人们的紧张、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激活与传递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武汉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相互同情、感激、关爱等积极情感和患难真情，也是消除疫情时期特殊群际歧视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