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化时代社区信息治理体系的重构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的反思

2020-01-09 14:54何雪松李佳薇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3期

何雪松，李佳薇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次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中指出：“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1)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第2版。，“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习近平：《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人民日报》 2018年4月22日，第1 版。。随着社会治理重心的不断下移，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场，在风险破坏性增加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新时期，正在遭遇多重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社区防控的重要性不断显现，大量细致冗杂的防控工作依赖社区工作者开展。社区的能动性和参与度成为决定疫情防控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抗疫期间的社区防控表现出了对疫情信息搜集、直报和研判的高度依赖，相关社区防控工作的部署和落实亟需一套清晰有效的信息治理体系来支撑。在对接5G时代的社会变迁中，伴随着网络连通属性的演进，社会治理的信息化属性不断凸显，信息治理亦是构建“科技支撑”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题中之意(3)邱泽奇：《连通性：5G时代的社会变迁》，《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由此，如何更精准地获取社区信息进而加以科学研判、及时处置并形成长效机制即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目标。在社区疫情防控的基础之上，推动社区信息治理体系的重构，则成为未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

回溯社区治理的学术脉络，在倡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合作治理的主流趋势下，支撑社区治理精细化发展的数字化、信息化建设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动向。为积极应对城乡社会发展历史转型中的新老问题，优化整合服务资源，一些学者对社区信息化建设的宏观结构、适应性变革、运作模式(4)参见王颖、宋煜：《中国社区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宏观思考》，《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11期；陈荣卓、刘亚楠：《城市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偏好与适应性变革——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多案例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黄家亮：《信息化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杭州上城社区信息化模式为例》，《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等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同时分析了“数字社区”、“智慧社区”等概念与信息化建设的内在关系(5)张聪丛、王娟等：《社区信息化治理形态研究——从数字社区到智慧社区》，《现代情报》2019年第5期。。有学者将社区信息化同美国的社群信息学(Community Informatics)相对比，将社区信息治理视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社区管理和信息服务网络，进行资源整合和开发利用，向居民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逐步满足社区居民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过程”(6)赖茂生、樊振佳等：《中国社区信息化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分析》，《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年第3期。。这就涉及社区信息化过程中的信息整合机制，针对社区“信息孤岛”现象背后的条块分割问题，在设计层次性的技术架构的同时还应考虑建立有效的组织保障(7)冯骞、段尧清：《城市社区信息化的信息整合机制》，《情报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3期。。实际上，信息治理(Information Governance)作为一种治理范式，被视为利用信息资源实现管理优化的工具，通过高效利用信息资源实施对组织的领导和控制。另一方面，突发性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信息处置问题也是促发社区信息治理重构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围绕信息协同机制的具体模型(8)樊博、于洁：《公共突发事件治理的信息协同机制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应急处置信息资源共享(9)肖花：《协同理论视角下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信息资源共享研究》，《现代情报》2019年第3期。以及国外关于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管理的介绍与评述等问题(10)沙勇忠、李文娟：《国外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因此，在社区治理信息化和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管理的大背景下，有必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中社区防控所表现出的具体问题，形成关于社区信息治理的理论框架和实践体系。这需要进一步思考信息治理如何嵌入具体社区场域，回应疫情防控中的治理需求，从而实现社区信息治理体系的重构。信息治理既表现为对社区内信息的采集获取、整理研判、传播利用、管控保护、反馈评价的全环节规范，也体现在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社区治理实践。社区信息治理作为一个广义概念，深嵌在数据化时代的整体结构中，是协调智慧生活与技术治理的社会选择(11)邱泽奇：《智慧生活的个体代价与技术治理的社会选择》，《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涵盖与社区信息相关的人、信息、技术、环境等具体内容，是利用信息工具实体开展技术治理的社区治理信息化与规范利用社区信息服务社区治理相统一的综合治理范式。

二、社区信息治理现状与疫情防控中的治理需求

现阶段的社区信息治理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趋势下呈现较强的发展势能，然而受到治理资源、技术工具等多因素的局限，社区层面的信息治理工作仍处在被动管理和简单应用的初级水平，社区摸查与物业管理等工作的信息化程度较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海量信息的集成处理和基于数据的预测研判成为支撑疫情防控的基础，社区疫情防控的精细化、系统化和应急信息管理的基础性、长效性倒逼社区信息治理突破既有治理格局，实现更高水平的信息处置和深度应用。

第一，信息来源的选择性与涉疫信息的集成需求。社区疫情防控高度依赖信息搜集，然而当前社区信息治理在信息搜集的来源上却存在较高的选择性，社区迫于人手不足一般只完成上级管理部门要求的基础性数据和重点信息的采集工作，而对非必须上报的生活类信息、个别化数据等关注不够，往往疏于统计。这种信息来源的选择性一方面表现为信息搜集的选择性偏好，也即与既有社区治理中片面强调人口统计、出入登记、车牌识别等安防性质的信息管理有关，社区在摸查登记上更愿选择有登记历史的、数据化呈现度高的、便于采集的信息；另一方面则是对于那些不易于技术化采集，需要耗费人工成本，或没有形成规模性的社区信息会选择性地忽视，在统计难度和信息时效等多重压力下主动规避复杂信息，间接造成信息来源的缺失。在社区疫情防控中，此种信息来源的选择性会导致依赖社区信息作出的决策部署因局限于信息总体的缺失而出现误判、错判等情况，极大地阻碍了基层防控的深度推进。相对于社区信息来源的选择性，为防止社区传播和疫情扩散，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要实现最基本的涉疫信息全面摸查统计。这一需求倒逼社区信息采集直面信息盲点、难点，纠正既有偏好下的选择性行为，变被动登记为主动搜集，通过综合集成、深度挖掘、追踪更新等方式落实社区信息来源的整体性搜集。

第二，信息性质的行政性与疫情防控的社会化需求。社区在常规治理状态下的信息治理工作主要对接上级条块部门的统计报备需求，长期的被动性信息管理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登记报送的信息数据多为应对行政工作所需而呈现信息性质的高度行政性。这种对行政负责而非对社区居民负责的现状导致大量的社区信息流于行政造表和成果展示，在重上传而轻下达的惯性下，极易造成信息搜集的内卷化和信息内容的同质性。信息性质的行政性在窄化信息搜集与传送通道的同时还存在信息治理功利化取向的可能性，使得服务为本的信息治理矮化为行政工作的“数据附录”，滋生信息瞒报和数据造假等恶性现象。一旦暴发如新冠肺炎疫情一类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原本充当决策依据上报的社区信息就会出现较大程度的老化或失效，直接影响疫情判断和防控效果。在此基础上，社区疫情防控需要社会化的社区信息治理。在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化的信息治理能够紧密贴合社区真实情况，体现信息治理服务社区的本质。为规避信息性质的行政性，有必要结合社区内的有生力量，开展信息公示和社区审计工作，形成以生活服务、互助问答、应急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社区信息数据库。

第三，信息结构的静态化与涉疫信息的动态处置需求。在现有社区信息治理实践中，信息结构的静态化现象较为突出：一方面由于社区在信息采集上多以公安部门的人口统计数据为基准，在社区人口基数庞大的现实下，信息的核准补充一般按照既有信息登记条目来开展，很少增设新的统计栏；另一方面，在不具备统计条件和治理窗口期的常规状态下，社区很少对信息结构作出主动性调整，往往依赖历史中一次成型的信息结构(如各类普查等)来开展相关工作，社区掌握的信息内容与实时信息现状存在显著差异。此种信息结构的静态化在束缚社区信息治理效能的基础上，也会直接降低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同时，当固化的信息结构遭遇突发性事件时，还会产生较大的信息不适，海量信息的拥挤会对既有信息结构形成猛烈的冲击，破坏社区信息承载力。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对既有的信息结构提出了较大挑战，涉疫信息的整理、分级与综合评估都需要开放有序的信息结构作为支撑。迫切需要构建综合性的涉疫信息立体框架，定性分类与定量统计并重，根据疫情发展的实时状况进行动态化的信息处置，通过落实疫情信息的增补核查工作来匹配不同阶段社区防控的任务方向，从而及时调整信息结构。

第四，信息功能的有限性与防控期间信息服务的多元需求。传统信息管理工作围绕人口统计、社区安防等行政治安类主题开展，信息管理的目标主要对接行政事务，功能向度单一。这是因为，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单元与上级条块部门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组织关系网络，治理资源主要依赖上级下沉和赋权，相应的信息管理只需在配合行政事务之外维持业务性的社区传达通知即可，没有责任向行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或个人提供信息服务。进一步地，由于社区职能转换的过程性，社区治理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仍广泛存在，一些基层社区往往将信息管理视作行政特权而不予以公共开放，社区信息管理存在严重的“唯上现象”，居民利用并未被视作信息管理的目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随着社区封闭管理的全国施行，原本依赖居民自主供给的生产生活资料渠道被切断，长时间的禁行、封城等举措导致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到重大影响，群众对社区信息治理的服务需求陡增。同时，由于社区防控需要居民配合，涉疫信息在完成搜集上传之外还需考虑下达的问题，在谣言弥散、恐慌蔓延的紧张状态下，社区信息治理还需承担辟谣清障、了解民意、广泛宣传的责任，社区信息治理的服务功能亟待开发和落实。

三、数据化时代下社区信息治理的发展方向

数据化时代是开展社区信息治理的现实背景，信息流中的动态内容通过数据化形式得以广泛传递，在万物互联的网络化环境下，数据作为支撑社区治理的信息基础极大地影响着治理效能的实现。而实现数字社区、智慧社区的建设则需要更深一步探索社区信息治理的内部动能，变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具体而言，数据化时代下的社区信息治理需要在健全常规治理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日渐丰富的信息需求与应急管理责任形成整合性、阶梯性的可持续体系。在社区形态多样化、社区分布差异化、社区结构个别化的复杂现实下，应当避免同一性的社区信息治理体系规划，转而考虑结合社区的同质性与普遍性进行多样化的探索，在以信息治理促进社区治理的整体性框架内，讨论社区信息治理的发展方向。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资源开发社区信息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强调治理依靠人民，治理服务人民，也即以人民为信息治理的主导者和受益方。“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资源开发首先明确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进一步阐发了社区信息治理的定位应当变“事务本位”为“人民本位”，开发人的价值，围绕人民的具体需求和社区良性运行做文章。其次，群众参与的根本是因为单纯依靠社区管理部门和少数社区工作者无法实现对社区信息高效、快速的搜集处置，在现有信息资源之外还存在大量可待开发的信息内容和信息治理工具，需要凭借社区内的有生力量充分挖掘、持续追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工作证明，联防联控的切实开展要通过吸纳群众力量的广泛参与，形成有组织的社区信息治理队伍，广泛开展信息搜集、监督、传递、联动等多项行动，以多种形式的组合拳模式为社区信息治理注入能量。具体而言，“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资源开发包含两项基本内容：

其一，强调社区在信息治理中的主体性。尽管社区信息治理工作长期依靠基层社区居委、村委开展，但在既有的信息治理结构中社区仍被单一化地视作信息管理的对象，社区层面的管理部门只作为上级条块组织的下沉单元。对于涉及个人信息采集和社区信息集成的工作仍存在较强的敏感性，在工作观念上将其视作与治安行政有关的事务，社区工作者对信息治理的疏离感较深。究其原因，一方面社区为避免行政管理上因主动多做而出现的不符合政治预期现象的不确定性影响社区评价和个人晋升，更愿选择以按部就班或完成任务的方式将工作标准主动降低，以维持较低水平的信息治理为自身留有处置和回应的空间。另一方面因为社区在信息采集和登记报备上并不具备执法身份，过密的信息管理行动反而会招致群众反感，为减少与社区居民因信息管理所造成的不必要误解和矛盾，社区会主动回避这一领域的治理工作或选择在有公权力部门(如公安、司法等)陪同主导的情况下或适逢全民调查(如人口普查等)时期内再开展相关行动。在此种现实下，社区的主体性被极大地制约在合法性和时效性的双重框架内，信息治理的自治性和自主性较弱，一旦遭遇突发性事件时，社区长期的从属性地位导致自身的信息处置能力较差，静态化被动接受管理的社区很难应对复杂突变的风险环境。由此，如何挖掘社区在信息治理中的内源性动能就十分必要，社区的信息治理主体意识培育、行动实践开展等相关内容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二，关注社区信息治理的群众参与度。尽管一些新兴技术工具被逐渐引入社区治理，但受到技术门槛和使用权限的影响，社区信息的技术采集仍被局限在一定的项目中开展，社区群众的获益程度较低。在此基础上，社区信息治理的资源开发受到人手不足和技术壁垒的双重限制，大量潜藏的信息资源尚未被发现，单纯依靠现有组织力量无法实现对信息富矿的深度挖掘。同时，由于社区的信息治理配备大多为应对常规治理下的个别项目所需的信息流，并未考虑应急管理所需，当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一类的突发性事件时，既有的信息平台和传送渠道会受到海量信息的洪流挤压，形成信息倒灌无法有序处置，进而产生治理失序和崩坏的可能性。应当认识到，缺乏群众参与的信息治理有系统空转和治理脱靶的潜在困境。对于社区信息治理而言，居民全流程、全方位的参与是保证信息治理体系生命力和可持续性的基础，而如何调动社区群众的信息治理积极性、确保群众参与信息治理的安全与保密措施等问题则构成了此方向下更为具体的研究内容。

(二)以数据为本的信息资源集成首先，重视公开数据的整体性集成。社区信息治理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是社区内各项公开数据，也即通过对社区人口、车辆信息、商户统计、物业登记等项目数据的收集形成社区基本信息数据库。同时，由于公开数据一般是面向全体社区居民统一采集，因此是一种日常化的普遍性信息治理工作，需要长期维护和定期更新。具体而言，此类信息的集成渠道较为固定，主要凭借社区排查、物业采集、社会调查等方式集成，还可以通过技术平台的智能统计和图像抓取等方法呈现。社区疫情防控的信息治理工作也主要依赖此类信息的支撑，依托人员出入登记、入户调查、社区排查、信息追踪等多种方式开展。由于公开数据具有信息量庞大、技术化水平高和易获取的特征，此类信息的集成较为便捷，但也应注意到作为社区数据库的基础，公开数据的及时更新和数据维护十分重要，有必要链接外部信息处理资源，引进信息公司等市场化力量定期对其进行数据库扩容和使用培训。此外，对于通过公开数据平台采集而来的数据信息可以通过年度审计公证等方式向社区群众公布，将一些能够转化为信息服务资源的数据整理为用户数据库向居民开放。

其次，强调重点数据的精细化处理。所谓社区重点数据是相较于一般性质信息而言，主要是指社区在长时间综合治理的历史中发现和总结出的能够体现社区特点，对社区建设形成较强干预性，以及在突发性事件中处于信息核心或易被忽视的数据点。以新冠肺炎的社区防控为例，要对社区内有重点人员接触史和疫区旅居史的居民加强监控隔离，对特殊家庭、慢性病老人、孕期妇女、低龄儿童等人群落实照管服务，有区别地、人性化地提供社区信息辅助。社区重点数据的精细化处理还可以考虑在社区内部形成以社区两委为核心的信息处置网络，加强对重点人员、特殊群体和异质信息的关注，结合日常管理中值得注意的特殊信息源，比对社区中的热点问题、历史性问题，形成社区重点数据排查处理机制，快速精准地聚焦目标点，减少信息治理中的路径障碍和资源浪费。同时，针对社区重点数据的精细化处理还强调在数据集成的基础上做出社区层面的初级研判和预警，通过开展先期处置的方式降低重点数据背后重大事件的破坏性。

第三，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一般而言，信息基础设施包含硬件与软件两类，既有物理性的通讯网络、数据库、计算机和其他信息传输设备，也有非物理性的信息资源、信息工作者、信息网等，与此相关的搜集、运用和管理信息资源的制度规范及程序系统也属于信息基础设施的范畴(12)陈文理：《信息基础设施的逻辑结构、特点与发展模式选择》，《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在此基础上，信息基础设施可被视为一种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需要先期投入建设才能在中后期的开发利用上发挥服务功能。进一步将信息基础设施引入社区治理场域，如果将社区治理整体性地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那么作为一种助推力，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度能够显著地影响社区治理水平。这与信息基础设施对企业或地区经济增长拥有强大的提拉作用十分类似，对社区治理而言，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样可以作为一种生产性投资直接促进治理效能增长，并且以溢出效应为社区治理增加信息性人力资本，降低信息阻滞与信息不对称性(13)王炜、张豪等：《信息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经纬》2018年第5期。。社区作为治理主体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基本用户，有必要加强相关的投入建设和系统开发。在具体实践方面，数据化时代通行的“互联网+”、“云应用”等方式需要广泛的宽带连接和移动网络支撑，相关的程序开发和数据维护也应及时跟进。而在社区内，由于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信息设备使用能力等多重因素影响而造成的“数字鸿沟”与“信息落差”大量存在，群众对信息基础设施的了解、使用及支持程度差异较大，社区信息治理的现实困难仍十分突出，需要在基层风险应对和社区应急管理的压力型环境下进行具有抗压设计的发展建设(14)杜振华：《“互联网+”背景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愿景》，《改革》2015年第10期；邱泽奇、张樹沁等：《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三)以整合为目标的社区信息治理机制化运作社区信息治理体系重构以基层社会治理为制度环境，在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一类突发性事件的应对中具有突出的治理价值，应当通过开发社区的信息功能，挖掘社区的信息主体性，发动社区居民来赋予社区在整体信息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真正实现数据主导、服务为本的社区信息治理体系重构。这种整合性思路倡导在社区层面建立持续性的信息治理机制：

第一，健全社区信息常规治理机制。社区虽小，五脏俱全。现阶段的社区信息治理在维持日常数据监测与维护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扩大数据来源，结合智慧社区的技术平台与网络工具，围绕社区个别化的内部特点形成常规性的治理机制。这就要求将社区打造为具有信息价值和功能的动态空间，设计相应的社区信息总控中心、问答系统、民情通道、社区综合信息数据库和社区综合服务平台，集成辖区内的各类数据源，建立滚动排查和链接上级组织条块的整体系统。引入网络党支部、网络楼院、数字图书馆等信息治理形式，坚持人力信息资源与数据信息资源交叉搜集、综合研判，补全因偏废一域而造成的大面积误判。做好静态数据与动态数据的存储更新工作，从社区信息治理全局出发，善用区块链等技术工具，破除信息集成中的项目与区域壁垒。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在常规体系中设置信息核查、信息安全保护以及信息反馈机制，做到及时公开、有效监管、切实保护。

第二，建立社区信息应急处置机制。社区是现代城市的结构基础，承载着安全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既是安全问题的信息来源地也是化解突发性事件危害的基本环。社区信息治理应在常规运作机制的基础上着重考虑信息应急处置机制：首先应增强对风险信息的情景感知能力；其次是设计压力状态下的信息处置流程，与公安、卫生、消防、灾害管理等业务部门之间建立信息联通机制和数据交换中心，有效实现风险信息在基层的摸底排查和快速上报，做到海量信息的初级处置与消化。要将互联网技术、无线网络技术、监测预警系统、灾害分析与模拟技术等与风险数据信息相结合，建立社区层面的信息应急响应机制，分级设置应急措施，借助微信、微博等社交性平台发布和统计风险数据，及时开展用户测评和调查。引入网络医院、网络教育，对接有资质和供应能力的生活产品供应商及社区内的发售平台(线上与线下)等生活性服务系统，确保在应急管理期间社区居民能够维持较高程度的正常生活运转。

第三，重点构造社区信息“监测—预警—决策”系统。社区信息治理体系的重构并非为数据而数据，而是从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为社会安全提供信息支撑的立场出发所进行的“信息+治理”工作。其重构的目标是要将信息治理体系延伸到基层，通过一系列的社区信息建设工作形成社区层面的“监测—预警—决策”系统，以此为国家信息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发展开辟基层空间，为基层社会治理供给信息资源(15)唐超：《基于开源情报的风险监测—预警—决策系统构建》，《情报杂志》2013年第1期。。这一系统在操作化层面上则首先要做好信息的主题性筛选、查询、过滤和分析工作，对应不同处置项目提供趋势判断和预测；设计突发事件的辅助决策模型库，对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灾害事故等突发情况进行对比参照；建立信息发布统一平台，高效传递决策内容，避免信息污染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谣言干扰与社会恐慌。

四、社区信息治理体系重构的行动进路

社区信息治理要通过体系化发展不断推进，单一项目或一股力量的施行无法整体应对日渐复杂的社区信息需求。数据化时代的社会变迁和随之而来的风险因素对此提出了体系重建的要求，为扭转社区信息治理在信息来源、性质、结构和功能上的多重困境，回应疫情防控提出的多项治理需求，化解具体治理中暴露出的诸多信息症结，应当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资源开发、以数据为本的信息资源集成和以整合为目标的信息资源机制化运作的方向下，进一步开拓信息治理路径。尽管社区的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各有殊异，但在连通性的时代背景下，风险因素的扩散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造就了数字化时代的社区治理具有着风险与流动的二重性(16)何雪松、袁园：《全球城市的流动性与社会治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相应治理举措的普遍化施行实际上构建了基层社会一级的信息治理共同体，为打通异质性社区及行政管理层级之间的信息壁垒，有必要因循一定类型的行动进路展开实践。

(一)多源头信息同步集成社区信息治理的首要环节是最大范围地集成信息，做到“不漏一人、不省一事”。这就要求信息的集成需要围绕具体的治理项目多源头开展搜集统计工作，并确保各类数据的同步集成。以数据获取途径为划分标准，应当实现人力搜集与技术采集并重、公开登记与入户调查协同的方式，最大可能地拓展数据来源，依托社区内的组织力量和群众动能深度挖掘有效信息，建立匹配社区特征的社区基本数据库。在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中，此类工作的重要性具有基础性意义，多数社区的信息治理工作在人手不足、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会疏忽和放宽基本信息的集成标准，导致社区防控出现较大漏洞。这显示，信息的多元集成是应急管理的基础。

(二)嵌入信息技术工具缺乏技术支持的社区信息治理无法对接数据化时代的快速变迁，也欠缺应对突发事件的治理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就有社区干部坦言：“现在针对居家隔离户仅仅靠居委电话监督教育的效果很差，只能靠个人自觉，实际上有很大的风险，需要有更多的方法和措施”，“上级的检查还是很形式主义，要求上报的表格多，信息重复，表格主义严重”。对此，应当考虑广泛性地接入和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在资源有限的欠发达地区考虑引入普及性的基础网络，增加政府补贴；而对于已有一定基础设施的社区则要补齐信息配件，利用移动手环、热点分析等工具强化特殊人员管控，大力推动智慧社区发展；开发以网查、网登、视频追踪检查等形式代替既有依靠人力的检查，建立条块部门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平台，对口定点下沉到社区。同时，对于老旧小区的技术引进则要考虑链接专门的社会性力量和市场资源辅助支持，确保技术使用不沦为样品展示。要着重考虑社区信息治理的技术工具在危机状态下的使用限度，有针对性地调整社区防控的技术水准，创造性使用新兴技术产品。

(三)建构信息交换平台社区信息治理在集成信息资源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平台化建设，这是出于对以社区为核心的信息治理服务的需求和进一步消除信息壁垒的考虑而作出的长效性决策。疫情防控期间的社区封闭化管理证明，在暂时切断社区成员与外部环境物理联系的情况下，为确保社区内部秩序的正常运转，必须通过平台式的信息交换空间来传递和发送涉疫信息与社区需求。交换的信息流能够链接到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和生活资料，交汇线上与线下，建立社区问答机制，进而为暂时停驻的社区活动提供服务。同时，在社区层面建立统一的防控物资发售平台，开辟专门路径由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等其他有生力量承担。此外，信息交换平台的设计还需考虑接入一些主要行政部门的数据资源，在方便社区居民生活工作的基础上打造线上社区共同体，拉近管理部门与居民的心理距离，消除特殊管制时期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矛盾和误解。

(四)拓展信息传送渠道既有社区信息治理的效能低下还受到信息传送渠道单一性的限制，仅仅依靠社区两委及少数社区工作者向上级部门和社区居民传递信息，会极大地窄化信息流，致使多数有价值的社区信息无法及时传送到需求的两端。需要考虑开发和启用社区自媒体、社区社会组织的有生力量，建立多角度、多层次的社区信息传送渠道，形成规模性的信息传送网。同时，也应考虑到其他非主流渠道的权威性与合法性问题，应当赋予社区社会组织更多的信息职能并加强组织认证和部门监管，引导其发展为能够提供良好社区信息传送发布服务的优质平台，多渠道开展社区宣传和舆论引导。

(五)创设信息保护机制社区信息治理在赋予社区更多信息集成和利用的职能之外，还需重视信息保护问题，对于涉及居民隐私和具有较强情报价值的信息，要对接业务管理部门，恪守保密原则，通过技术加密和部门保存等方式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具体而言，要根据现有信息管理法律法规制定社区层面的信息保护章程，设置分级保管和分级加密的处理机制，建立专项信息对接专业部门的联动方案，在设置社区信息保护机制的同时，也要保持高度的信息敏锐性，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治理的失误。

(六)建立动管维护系统在风险性与流动性并存的社会环境下，社区信息的动态管理是有效应对数据时代社会变迁的治理策略。动态管理系统的建设要在做到数据保护的基础上加强信息录入，定期开展系统维护和数据更新，接入如公安系统中的吸毒人员数据、司法系统中的社区矫正人员数据、民政系统中的贫困家庭、残疾人员数据以及登记在册的志愿者队伍数据等重点信息库，建立一网通式的动管维护系统。

(七)开展信息治理培训社区信息治理在配齐硬件、开发动能的基础上，还要重点进行信息治理的人员培训，设计阶梯性的信息课程和参访实践活动，多种形式提升社区工作人员和相关建设者的信息治理能力。信息治理培训不仅是对社区工作者的技能提升，也是通过增能赋权培育社区信息治理的人力资本，需要将其纳入社区治理学习的整体计划，引介和吸纳更多热心社区信息治理的群众参与共进。通过设置信息治理宣传日、信息治理讲堂、信息治理开放日等活动提升社区信息治理的综合水平。

五、结语：构建社区信息治理共同体

回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社区防控，在落实特殊管制和社区服务的双重挑战下，社区信息作为支撑抗疫期间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影响着疫情防控的整体走向，是开展基层防控工作的基础和支撑决策部署的重要依据。相较于常规状态下的简单搜集、有限使用而言，疫情防控倒逼着社区信息的整体集成与深度应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17)《习近平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人民日报》2020年2月11日，第1版。，只有夯实社区防控的基础，才能在整体上打赢抗疫狙击战。同时，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环境下，社区信息治理体系亦面临着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内容复杂化和治理工具技术化的结构性转向，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场有责任承担国家信息治理的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