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运六气对中医药学的影响

2020-01-10 00:2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中医科
河北中医药学报 2020年3期
关键词:医药学理论疾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中医科

腰向颖 腰亦柔△ 葛丽英△△ 姬广辉(北京 100048)

提要 五运六气自宋代以来一直受到诸多医家的重视,刘完素称之为“医教之大道”,其对中医药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经梳理五运六气对中医药学九个方面的影响,认为五运六气理论在中医药学中既有“高高山顶立”的俯瞰全局、提纲挈领的作用,又有“深深海底行”的深植各方、支撑大厦的基石作用,其重要意义是通上彻下的。正确认识其在中医药学中的重要性,更有助于提升我们研究五运六气理论的兴趣。

中国历代很多医家非常重视的五运六气理论,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思想,依据中国古代历法系统,运用干支五行生克制化运算法则,主要研究自然气候随年月时间变化与人体疾病的关系。

自唐代王冰补入《黄帝内经》运气七篇大论(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五运六气理论作为完整理论体系面世;宋金元时期诸多医家对其进行了理论阐发和临床运用,形成一次研究高潮;明清至今,五运六气理论的研究在质疑声中不断前行,在理论和临床上取得很多成果。那么,被刘完素称为“医教之要”“医教之大道”的五运六气,到底对中医药学各方面影响有哪些呢?笔者不揣冒昧,简述如下,敬请同道斧正。

1 五运六气对中医生命观的影响

杨威综合各家观点认为:“五运六气理论是在古代计时法则(历法)基础上,对自然、生命、疾病规律的时间模式的探讨与总结”,五运六气理论是中医药学“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具体体现。[1](15)五运六气理论认为日月五星的运行产生五运、六气的变化,万物处于天地之间,无不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从而产生生、长、壮、老、衰、病、死的变化。人体的心理情志也受到其变化的影响,比如“岁星、太白星、荧惑星、辰星、镇星”的运行可以影响人的肝、肺、心、肾、脾以及相关的躯体和情志变化。五运六气理论就是将时空与人看做一个整体,研究天体周期性节律变化对人体的生老病死的影响,所以说五运六气理论是站在宇宙的高度、广度来看待生命、研究生命的,认为生命不是独立的存在,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并受宇宙变化的影响。这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的。

2 五运六气对中医人体生成观的影响

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有“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已经抽象而简略地表达了太极阴阳之气化生万物的观点,而中医药学则明确认为人体脏腑经络的生成依赖五运六气,如《天元纪大论》认为:“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五运行大论》说得更加具体明白,“帝曰:寒暑燥湿风火,在人合之奈何?其于万物何以生化?岐伯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心、脾、肺、肾同此)”,直接指出五脏、五体同风寒暑湿燥火的化生关系。《五常政大论》中专门提出:“帝曰:岁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气使然?岐伯曰:“六气五类,有相胜制者也,同者盛之,异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故气主有所制,岁立有所生,地气制己胜,天气制胜己,天制色,地制形,五类衰盛,各随其气之所宜也。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气之常也,所谓中根也。根于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别,有五气五味五色五类五宜也。帝曰:何谓也?岐伯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故各有制,各有胜,各有生,各有成。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同异,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谓也。”可见其认为运气变化可以影响胎育生化。

后世的逐月养胎理论认为,孕妇应该根据五运六气之理,依四时对母体脏腑经络的影响而抑强扶弱,以求平和;婴儿变蒸理论亦源于天人相应、五运六气理论,虽然没有现代医学重视的实验室证据,但是其对临床实践具有积极意义,应进一步结合现代医学临床研究,探讨五运六气对胎儿的影响。[1](324-330)现代学者张轩认为心脏病患者与运气禀赋有关[2];汪德云提出中医“人体胚胎发育期学说”[3];张承龙提出了“中式人体生物钟”概念[4];均认为五运六气可以影响人体禀赋的形成,从而影响一生的易患疾病。

3 五运六气对中医脏腑经络观的影响

中医药学认为五运六气的变化可以影响脏腑经络,如《气交变大论》中所说:“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冲阳绝者死不治,……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太渊绝者死不治,……(余仿此)”,“木不及,……其眚东,其脏肝,其病内舍胠胁,外在关节。……火不及,……其眚南,其脏心,病内舍膺胁,外在经络。(余仿此)”;另外,《五常政大论》更加详细地论述了木运敷和、委和、发生之纪于肝脏脾脏及足厥阴少阳经的关系,余运仿此,兹不赘述。

现代学者丁辉[5]认为五运六气既可以影响人体先天脏腑强弱,又可以影响后天脏腑功能变化。脏腑经络功能不离四时五运六气的化生,脏腑气血的偏盛偏衰从于五运六气;贺成功等[6]论证了五运六气对人体十二经气血流注规律的影响及时间针灸法的可行性。所以,杨威认为在人与天地之气相应的观念下,从五运六气时绪观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解读脏腑功能及其相互关联,或可开启藏象理论深刻理解之门径。依四时五运六气运行而立五藏生克次第,四时五运六气为《内经》五藏总纲。[7]

假如不考虑五运六气对脏腑经络的影响,脏腑经络之间虽然依然自成体系相互传变影响,但是,脱离了五运六气的脏腑经络将失去更为广阔的开放的联系性与时间上的动态性。例如,对于“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如果依五脏五行生克闭环理解,就是单纯的木克土的传变。而站在五运六气的高度再看“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不仅包含五脏之间闭环的生克关系,还可以放开眼界,同当时的运气特点关联,或因木运太过,肝脏与过旺之木气相应,过亢而发病,同时土运受制而不及,脾脏与受克制土运之气相应,虚而受灾,自当实脾;或因木运不及,肝气与不及木气相应,虚而受灾,土运无制而亢,脾气与无制土运之气相应,壅实而发病,此时却应疏泄脾气。所以,站在五运六气的高度看待脏腑经络之间的联系,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对疾病的分析也将更加准确。

4 五运六气对中医诊断学的影响

运气七篇大论中的《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等详细论述了五运太过不及、六气司天在泉以及胜复所导致的疾病证候表现,为我们诊断疾病提供了丰富的证候群资料,并指出了通过这些证候群分析病机的原则。著名的“病机十九条”即出于《至真要大论》。《至真要大论》还论述了南北政之岁不同的司天在泉情况下寸口脉不应的情况,正如刘完素《新刊图解素问要旨论》所说五运六气所应脉象,比四时春弦、夏洪、秋浮、冬沉更为细致,反应了脉象不仅候脏腑之气,还可候天地“五运六气”之气。

现代学者蔡松穆[8]用运气学说探讨了不同医家对于消渴诊断的异同点,认为消渴病在不同司天情况下,将有不同的症状变化,进而认为在诊断疾病时,参以五运六气的变化,将有助于疾病的确诊及治疗;黄大祥等[9]认为针对四诊无法判断病机的隐性证候(甚至没有症状可察)患者,可以通过分析发病时和出生时的运气特征来进行诊断。

可见,五运六气理论不仅提供了中医药诊断学丰富的证候群资料,还为隐性证候患者提供了一种诊断方法。我们现代提倡的中医“治未病”,其中“未病先防”者,常常可以借助五运六气理论解决很多一般情况下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患者家族易患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等,但很多没有症状,我们如何防发病?如何养生保健?“既病防变”者,现在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等,惧怕心脑肾等继发疾病发生,但变症还没有出现,如何防变?“病愈防复”者,原有疾病已治愈,惧怕复发,但复发之象未显,又如何防复发?这3种“治未病”情况,如果没有症状或症状不明显,按常规四诊手段,很难得出满意的指导建议和预防方法。假如我们运用五运六气理论,依据个体出生时及诊断时的五运六气特征,两相结合,进行五运六气推断,便可以得出合理有益的诊断,指导个体进行“治未病”和养生保健。在利用五运六气进行诊断疾病方面,李阳波先生做得很好,可以参看黄涛等整理的《李阳波五运六气讲记》。

5 五运六气对中医病因学的影响

我们知道五运六气对人体的生成、五脏六腑、经络都产生影响,它对人体疾病的发生也必定产生影响。《至真要大论》有“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而五运六气就是研究岁运迁移,导致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变化的理论体系。五运太过、不及、胜复,六气司天、在泉、胜复等的变化均可致人体发病。《素问·气交变大论》认为: “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其他四行太过仿此)”;“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气失应,草木晚荣,肃杀而甚,则刚木辟著,悉萎苍干,上应太白星,民病中清;(其他四行不及仿此)”;诸如六气司天、在泉、胜复等所易导致疾病症状,运气七篇皆有详细论述。即使情志疾病的发生也与五运六气存在关系,如柯兰[10]、尹冬青等探讨研究了情志疾病的五运六气发病原理和双相情感[11]、抑郁症[12]的五运六气禀赋特征。

可知中医致病三因中,五运六气可以影响外因和内因,而人体疾病由内外二因导致的占绝大部分。并且,在不考虑五运六气的情况下,我们一般由症状反推病因,查找病机。这个过程往往真假难辨,相当困难并且费时。假如根据当时五运六气特征,便可预知可能的一个病因或几个病因,再由可能的病因验证患者的症状与之锲合度,相当简捷。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查找病因,就像把复杂的数学论述推断题转化为了选择题,可以达到化难为易、转慢为快的效果。

6 五运六气对中医药治疗的影响

《六节藏象论》在讨论疾病治疗时指出:“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至真要大论》有司天治法如“司天之气,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等等;《五常政大论》有在泉治法如“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少阳在泉,……其治苦酸,……阳明在泉,……其治辛苦(余仿此)”,“补上下者从之,治上下者逆之”;《六元正纪大论》论述了六十甲子的治法;《至真要大论》详细论述了司天、在泉六气胜复等治法;桂林本《伤寒杂病论》卷三专论六气主客及症状和治法方药;南宋陈无择在《三因极一方病症方论》中提出了60年甲子周期的五运六气发病具体治疗方药,包括五运方药10组,六气方药 6组,落实到具体方药。

金元四大家对五运六气理论各有阐发运用,丰富了五运六气理论临床治病经验;尤其是刘完素弟子马宗素,在其《伤寒钤法》中,将五运六气理论在临床运用到了极端的地步,虽有争议,但也可以看出当时医家对五运六气理论的重视程度;明清时期有关五运六气理论虽争议不断,但主要医家医著如楼英《医学纲目》、汪机《运气易览》、张介宾《类经》《类经图翼》、吴瑭《医医病书》、叶桂《临症指南医案》、王孟英《温热经纬》、《龙砂八家医案》等对于五运六气理论在临床治疗运用方面均有阐发。 对待同一种疾病,五运六气特点不同,其治法也不同,如于峥[13]分析了明代汪机《运气易览·论五运六气》和清代陆懋修《世补斋医书》有关小儿痘症在不同运气情况下的证治变迁。现代学者运用五运六气理论进行临床治疗既有个案研究,又有对某一类疾病的研究,如:高血压病、心脏病、黄疸、蛇串疮、广州登革热、季节性流感、针灸治法、耳鼻喉科疾病、上消化道出血、手足口病、寻常型银屑病、疑难疾病等;还有对某一运气方剂运用的研究,如苁蓉牛膝汤、柴胡白虎汤、司天麦冬汤、葳蕤汤、牛膝木瓜汤等等。尤其是对疑难病例的诊治更应注意运用五运六气,可以起到拨开迷雾见本质的作用。

7 五运六气理论对中医预防医学的影响

五运六气理论不仅可以指导医生查知当时的岁气特点,运用于临床治疗,还可以指导疾病的愈后和预防。由于五运六气理论具有前瞻性,能够预判即将到来的五运六气情况,从而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疾病性质对疾病的愈后进行预判,或者告诉患者到何时将不药而愈,或者告诉患者到何时病情会加重,应提早预防,如《平人气象论》中有“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谓真脏见皆死”之说,《伤寒杂病论》中有“六经欲解时”等。所以现代学者茹清静根据研究认为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理论是决断愈后的纲领。[14]

对于疾病的预防尤其是疫病的预防,五运六气理论早在宋代即被广泛应用。宋徽宗曾于1117年(政和七年)颁布“运历”“月令”,预示该年的气候、物候及疾病特点,指导农产、养生防病和疾病的治疗。[1](42)现代学者如卢央、靳九成、孟庆云等认为五运六气是气象物象医学的特殊的历法系统。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运用五运六气理论回顾和推测某一年的疾病发生、易感以及流行情况。如禽流感、手足口病、广州登革热、H7N9流感、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等等,均有学者进行五运六气的相关研究。尤其面对突发疫情,在现代医学还没有搞明病因病理,无法提供有效药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中医五运六气理论迅速地提出中医药的治疗方案,具有很大的现实实践价值和社会意义,如非典和新冠肺炎的诊治,顾植山等就根据五运六气提出了防治方案。

8 五运六气理论对中药学的影响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帝曰: 其主病何如? 岐伯曰: 司岁备物,则无遗主矣。帝曰:司岁备物何也? 岐伯曰:天地之专精也。帝曰:司气者何如?岐伯曰: 司气者主岁同,然有余不足也。帝曰: 非司岁物何谓也? 岐伯曰: 散也。故质同而异等也。气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浅深,此之谓也。”说明岁气可以影响中药的性能,得到岁气生助的中药就药力倍厚,不得岁气的则药力衰减,应预先择时采收、储备相应的专精中药以候其用,对保障、提高中药临床疗效,有重大意义。《本草崇原》[15](序1-2)(张志聪、高士宗)是第一部系统阐释《神农本草经》的药学著作,全书运用五运六气理论,阐明药性,解释主治。正如其自序所说:“余故诠释《本经》,阐明药性,端本五运六气之理,解释详备,俾上古之言了如指掌,运气之理炳如日星,为格物致知,三才合一之道。”清代医家王琦在《本草崇原·跋》中指出“……即以参解《本经》之义,触类引申,总归五运六气以诠解,得其纲领,无不贯通,若舍此而从事于诸家之经验,则散漫多歧,益难启悟”[15](169)。

可见,中药的生长、采集、药性等本身就受到五运六气的影响,运用五运六气理论解释中药药理,可以达到执简驭繁、提纲挈领的效果,更好地指导中药运用于临床治疗。

9 五运六气理论对中医各家理论的影响

桂林本《伤寒杂病论》开篇即有六气主客之说,继则在卷五探讨伤暑、热、湿、燥、风、寒等脉证并治,可见其对六气之重视;自唐王冰补足运气七篇大论,后世诸多医家对五运六气理论多有研究,尤其是许叔微、刘温舒、金元四大家、王肯堂、张志聪、高士宗、徐灵胎、缪希雍、黄元御、叶天士、吴鞠通等等诸医家,在理论阐发和临床运用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无不彰显五运六气的贡献。

另外,据后世研究,认为金元三位医家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所处的六气大司天背景,导致同类疾病相对多见,从而影响了他们主要学术观点的形成和提出:如刘完素(约公元1110~1200年)处于公元1144~1174年阳明燥金司天、公元1174~1204年少阴君火在泉,所以提出六气皆从火化观点;李杲(公元1180~1251年)处于公元1204~1234年太阳寒水司天、公元1234~1264年太阴湿土在泉,因其青年处于公元1174~1204年少阴君火在泉,所以提倡普济消毒饮,老年处于寒湿之气,损伤脾胃真元,而倡导脾胃论;朱震亨(公元1281~1358年)处于公元1324~1354年少阴君火司天、公元1354~1384年阳明燥金在泉,从而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1](49)可见五运六气理论不仅影响诸医家的临床治疗,还影响他们的学术观点的形成。

杨力教授认为:“如果说《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皇冠,那么运气七篇则是那皇冠上的明珠。”[16]通过以上五运六气对中医药学影响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医药学的生理、病理、病因、诊断、药理、治疗及预防等主要内容,与五运六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渗透,无法截然分离;五运六气这根动态的时间主线,将静止的独立的中医药学各部分内容贯穿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用这个有机的整体来揭示人体疾病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像是渔网的纲绳,只要抓住它,其他各部网眼都在控制之中,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医者如果能掌握五运六气之理,就像掌握了画龙点睛之术,就能够把中医学活、用活。《周易》认为六爻静止,无吉无凶,“吉凶悔吝生乎动”。人体好比六爻,随时而动。五运六气就是研究人体随天时之动而产生的“吉凶悔吝”,并给出应对之法。

所以,笔者认为五运六气理论在中医药学中既有“高高山顶立”的俯瞰全局、提纲挈领的作用,又有“深深海底行”的深植各方、支撑大厦的基石作用,其重要意义是通上彻下的。正是由于其深植于中医药学各方面,对中医药学各方面的影响,才成就了她的“皇冠明珠”美誉。因此,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其影响,将有助于正确认识其在中医药学中的重要性,更有助于我们提升研究五运六气理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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