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最后的哲学思想
——犬儒主义和真理的发生

汪民安

一、自我技术和生活哲学

福柯在晚年回顾自己的研究历史时说，他试图勾勒出这样一个历史脉络，即人类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有关自我的知识的。比如说，经济学知识、生物学知识、医学知识，等等。这些知识都是对于自我的表述。福柯要探究的不是这样的知识到底包含怎样的内容和主题，而是这样的知识是怎样形成的？它们诞生的机缘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以真理的形式存在和运转的？福柯强调，这些知识不是在孤立地运转，它们“都与特定的技术相关联而成为人类了解自身的工具”(1)Michel Foucault.“Technologies of the Self”.In Paul Rabinow(ed.).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Essential Works of Foucualt,1954-1984,Vol.1).London:Penguin Books,2000,p.224,p.225.。知识总是有一种特定的运作技术。福柯总结出与知识相结合的四种技术：生产技术、符号技术、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相关，符号技术与语言学知识相关。但这两种技术不是福柯所关注的，他关注的是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2)Michel Foucault.“Technologies of the Self”.In Paul Rabinow(ed.).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Essential Works of Foucualt,1954-1984,Vol.1).London:Penguin Books,2000,p.224,p.225.。如果说，他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思考权力技术的话(《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规训与惩罚》《求知意志》)，那么，他最后几年关心的则是“自我技术”。我们也可以说，福柯通过对现代时期大量的权力技术进行考察后，终于进入到古代，进入到这些现代权力技术尚未发明出来的古代。对福柯而言，现代的权力技术是塑造主体性的重要方式，同样，古代的自我技术则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塑造主体。

但什么是“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呢？“它是个体自己采用方法，或者是在他人的帮助下，来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等产生影响，从而改变自己，以求达致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3)Michel Foucault.“Technologies of the Self”.In Paul Rabinow(ed.).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Essential Works of Foucualt,1954-1984,Vol.1).London:Penguin Books,2000,p.225,p.226,p.228.这种自我技术因此是一种旨在改变自己的行为实践，“希腊人把这些行为实践视作是一种训诫：epimeleisthai sautou，也即‘自己照看自己’，‘关注自我’，‘自我照看’”(4)Michel Foucault.“Technologies of the Self”.In Paul Rabinow(ed.).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Essential Works of Foucualt,1954-1984,Vol.1).London:Penguin Books,2000,p.225,p.226,p.228.。这个照看自己，关心自己的自我技术，这种自己改造自己的行为实践，对于希腊人而言非常重要，它属于更广泛层面的生活技术的范畴：“希腊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不是自我技术，而是生活的技术，即如何生活的问题……他们并不关心死后生命，死后会怎么样，也不关心神存在与否……他们关心的是，为了如我所愿地生活，我必须采用哪一种技术？依我看，在古代文化其中一个重大演变就是这种生活技术逐渐演变成为自我技术”(5)Michel Foucault.“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In Paul Rabinow(ed.).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Essential Works of Foucualt,1954-1984,Vol.1).London:Penguin Books,2000,p.260.。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开始，这种照看自己的自我技术就出现了。但是这种自我技术的目标和范围也在变化：在柏拉图那里，是为了城邦的目的而要照看自我；而在伊壁鸠鲁那里，就是为了自我而照看自我。先前是青少年要照看自我，后来则进一步变成了每一个人都要照看自我。

这种照看自己是希腊人首要的生活道德原则。但是，今天的人们对此已经非常陌生了。对今天的人来说，希腊的道德原则更多是德尔菲神庙中的“认识你自己”，而非“照看你自己”。福柯力图还原这个照看自己的优先原则，认为希腊人最重要的原则本是照看自己。而‘认识自己’这个主题则从属于照看自己，它不过是照看自己的后果，因为只有关心自己和照看自己，你才能了解和认识你自己。之所以照看和关心自己被后世所遗忘和忽略，首要原因是因为在基督教时期，重要的是要认识自己，其结果就是彻底摒弃自己，将自己完全交付给上帝；而自己照看自己则需要强烈的主动性。但此时，因为上帝的存在，自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照看自己，自己是被上帝照看的对象，上帝是照看所有人的主体，人无法自我照看和自我关心。因此，自己主动照看和关心自己在基督教时期就从欧洲的地图上根除掉了，它也被后世所遗忘。还有一个原因是，从笛卡尔开始，对世界和自然的认知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任务，而要完成这个哲学任务，务必要将焦点放在对自我的认知方面，只有认识自我，只有对自己有全面的了解，才可能确定如何去认知世界以及能认识世界的程度，因为自我是认知世界的基础和条件。就此，认识自己、关于自我的知识在现代变得日益重要。而照看自己和关心自己，或者说，自己改造自己、自我的生活技术，则开始在哲学中被忽略了。(6)Michel Foucault.“Technologies of the Self”.In Paul Rabinow(ed.).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Essential Works of Foucualt,1954-1984,Vol.1).London:Penguin Books,2000,p.225,p.226,p.228.

但是，与现代相反的是，希腊和罗马文化中到处布满着照看(关心)自己的主题。苏格拉底式的‘照看你自己’的观念非常流行。福柯着重讨论的是柏拉图两部对话篇：《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和《拉凯斯》。正是在前者那里，epimeleisthai sautou这个词组第一次出现。这两个对话篇中关心自己的内容比较接近，都是关于照管(epimeleia)的主题，也即是关于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但是，两篇对话也有明显的差异——《阿尔喀比亚德》强调的是对灵魂的照管(7)在柏拉图《阿尔喀比亚德前篇》中，苏格拉底明确指出，人是灵魂，“我们说不出还有什么比灵魂之于我们更具有决定性”。因此，我们要认识自己就是要认识灵魂，而不是身体或者财物之类的东西。所谓照看身体和财物，根本上不是在照看自己，“对身体和金钱的关心(照料)要转交给别人”，我们应该做的“就要关心灵魂”。在这里，灵魂和身体区分开来。参见梁中和译疏：《阿尔喀比亚德》，162、16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而《拉凯斯》强调的则是对生活的照管，它主要讨论的是勇气问题。对灵魂的照管这样的主题，是去探讨灵魂是什么、灵魂的存在原则、灵魂的本体论，当然最终就是灵魂的神性问题。也就是说，照管自己就是对自己的灵魂的照管。福柯认为这开启了西方哲学的一个发展方向，它后来通向了晚期柏拉图的主题，甚至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主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也是基督教主题的最初起源。

而《拉凯斯》同样讨论的是照管，但是，它照管的对象不同，它要照管的不是灵魂而是生活，即如何生活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回答过怎样的一种生活才是恰当的和适宜的？尽管生活方式和灵魂并不截然对立，但它们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灵魂更多的是通向自我的本体论，讨论灵魂实际就是讨论自我，自我就是自我的灵魂，因此，讨论灵魂是什么就是在讨论自我是什么？而生活更强调生命的行动、实践和检验。如果说，《阿尔喀比亚德》和《拉凯斯》的共同主题都是在讨论照顾自己，培养自己和认知自己的话，那么，按照苏格拉底的意见，前者的照顾自己主要是对灵魂的照看，认知自己也是去认知自己的灵魂，是灵魂对灵魂的静观。而灵魂则被看作是与身体分离的现实，一种不同于身体、和身体对立的现实。自我就是以灵魂的形式出现的，灵魂是不变的，永恒的同时也是隐匿的。而在《拉凯斯》那里，认知自我不再是对灵魂的认识，而是对自己的行为、生存、生活方式的认知，即如何过好这一生的认知，也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考验和检查。自我的表现形式就是生活和行为。因此，有两种认知自己的方式，一种是将自我等同于灵魂，认知自己就是认知自己的灵魂，自我存在于灵魂深处；另一种是将自我等同于生活，生活方式，自我体现在自我如何生活方面，认知自己就是认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实践。

这实际上也开启了西方不同的哲学探讨方向：一种是关于灵魂的哲学，它致力的是灵魂的存在；另一种是关于生命/生活(bios)的哲学，它致力的是生活的风格和形式。“一方面是一种置身于认识灵魂氛围中的哲学，把对灵魂的认识转变为关于自身的本体论。另一方面是一种考验生活的哲学，考验作为道德材料和自身艺术的bios(生活)。”(8)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1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实际上，这两种倾向不同的哲学形式在苏格拉底那里是统一的。苏格拉底的生活实践方式和他的哲学灵魂理论是合二为一的，也就是说，他身体深处的灵魂和他身体外在的日常生活实践融为一体。他的生活实践是他的道德灵魂的贴切表达。苏格拉底被宣判死刑后，他本可以承认错误免死，或者逃离监狱免死，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服药自尽。为什么他拒绝逃生？就是因为逃生这样的实践行为不符合他的哲学教义，他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者，是思想和实践的完美结合体。“做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就是要在生活中践行某种教派的教义，就是要在行动上(甚至服装上)与其保持一致；如果有需要，甚至为它而死。”(9)威廉·B.欧文：《生命安宁》，1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属于观念和教义的理论性哲学，还有一种属于生活方式的哲学。哲学既是一种纯粹的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哲学的表述。苏格拉底将这两点合二为一。但是，他死后，哲学马上发生了分化，苏格拉底被一分为二。柏拉图发展了他的理论哲学，他在学园中充满思辨性地探讨纯粹的理论，而对人的生活方式毫无兴趣，这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主义；另一种就是生活哲学，它的创始人是安提西尼(Antisthenes)，它建立了犬儒主义，犬儒主义对探讨纯粹的哲学理论并无兴趣，它强调的是如何具体地去实践一种生活。安提西尼推崇和效法的是苏格拉底的个性，他宣称自己是发疯了的苏格拉底，他之所以发疯，大概就是因为他不屑和轻视任何的理论理性，尤其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对他来说：“美德是一个行动的问题，并不需要许多的学问，也不需要费许多的口舌。”(10)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117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这就是苏格拉底—犬儒主义的开端。柏拉图发展的是关于苏格拉底关于灵魂的哲学。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西方的形而上学、理论、思辨和教义，也即是创立一种关于学说和教义的哲学传统。(11)这也正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苏格拉底进行严厉斥责的原因。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或者说所谓的理论哲学，打断了希腊悲剧活生生的酒神精神。尼采是将柏拉图主义当作审美和感性的反面来看待的。而福柯等人则更愿意将柏拉图主义当作是生活哲学的反面来看待。尼采没有特别注意到苏格拉底—犬儒主义这个生活哲学线索。实际上，在法国，福柯、保罗·维尼(Paul Veyne)和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都强调了这一面。阿多甚至认为，整个古代哲学都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即便是柏拉图的哲学，对他来说，生活方式的一面吞噬了理论教义的一面，后者从属于前者。而福柯则有意将二者区分开来。这种关于灵魂的理论哲学最终要探讨的是：这个自我到底是什么？这个灵魂到底是什么？归根结底，这个灵魂自我处在另一个世界，一个纯净的真理世界之中。因此，探讨自我实际上是要探讨和建立另一个世界，一个超出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真的世界。

而苏格拉底—犬儒学派则发展出了第二种哲学：关注生活、关注实践、关注行动。可以将后者归结为关于生活的哲学传统——也正是因为这个学派过于强调生活和实践，它的哲学意味非常淡薄，人们在犬儒主义那里看不到多少理论教义。阿多说：“在古代，一个历史学家会对犬儒主义是否可以被叫作一种哲学学派而感到困惑……人们往往把犬儒主义看作一种哲学，但这是一种哲学话语被减至最低限度的哲学。”(12)Pierre Hadot.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Cambridge &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09,p.109,p.108.它更多的是在践行一种特殊的生活。它靠行为和实践来表达主张，这是一个有趣的事例：“当有人宣称运动不存在时，第欧根尼立刻就会起身走动”(13)Pierre Hadot.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Cambridge &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09,p.109,p.108.。这是通过实践来表达主张。第欧根尼说：“与其说是以自己的作品不如说是以自己本人的榜样产生影响，他以此显示自己对一切文明的蔑视。”(14)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12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总的来说，其要探讨的是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才能认知自己。这种生活的哲学传统致力和构想的是“另一种生活”。这另一种生活本质是与众不同的，它与传统生活和普通生活截然断裂，它才是一种真的生活。犬儒主义如此强调生活本身和生活方式，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仅明显地同那种非哲人的生活方式相对立，甚至也同其他哲人的生活方式相对立”(15)Pierre Hadot.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Cambridge &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09,p.109,p.108.。

因此，苏格拉底—柏拉图模式和苏格拉底—犬儒主义模式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传统：“一条走向另一个世界，另一条走向另一种生活”，“一个通向柏拉图式的静观，新柏拉图主义和西方的形而上学，而另一条在某种意义上仅仅只通向粗俗的犬儒主义”(16)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203-204、204、17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如果我们说，灵魂的形而上学模式是强调“另一个世界”，而生活哲学模式是强调“另一种生活”的话，那么，在基督教中，这“另一种世界”和“另一种生活”之间还存在着联系：过另一种生活(与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禁欲生活和宗教生活)，才可以通向另一个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完全不同的天国)。而新教对传统基督教颠覆性的意义就在于，不去过另一种生活(仅仅过日常生活，过尘世生活)，也可以通向另一个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完全不同的天国)。另一个生活和另一个世界的必然联系在新教这里被打破了。福柯就此断言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基督教才变成是现代的。”(17)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203-204、204、17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学说(灵魂的形而上学)传统意味着存在着一种学说的核心，当它被丢失的时候，人们可以激活它，让它重新成为思想的出发点、权威、依据和参考。而生活传统的目标“不是激活原始思想的核心，而是重新记忆生活中的要素和情节”，这些生活的要素和情节，在人们道德衰落的时候，应该被唤起从而成为他们生活的榜样和范例。大体上来说：“学说的传统是人可以在遗忘之后保持或重新获得意义。而生活的传统则相反，使人在道德的衰落之后重新建立起做人的力量。”(18)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203-204、204、17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前者将实践隐没了，突出的只是各种各样的理论，理论决定性地压倒了实践生活。而这些理论一定是来自哲人的，只有哲人才会产生形而上学的理论，才会认真思考灵魂的本体，只有哲人才会产生非凡的洞见和教义。后者反过来，理论极为薄弱，凸显的则是实践的传奇、事迹的榜样和姿态的楷模，是英雄般的实践生活，是生活方式和风格的美学化和英雄化，因此，这些生活的榜样并非一定来自哲人，它可能来自英雄、来自日常人物、来自艺术家或者革命者。(这类生活哲学的最恰当的中国例证就是《世说新语》这样的书所记载的各种怪诞行为。这些行为也没有发展出一套教义，它甚至是打破教义，打破各种经典礼教。正因此，他们是以事迹和行动榜样流传于后世而激励后世的)。如果说，前者是通过理论知识来教导人，后者则是通过行为榜样来引导人。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传统尽管存在着重要差异(学说理论和生活实践的差异)，但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生活风格总是同灵魂(理论)的存在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不是唯一的、稳定的、决定论的，即一种灵魂的存在模式并不能直接决定一种生命(生活)模式。在基督教这里，上帝的理论学说和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但是，同一个灵魂和上帝的理论，却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反过来，不同的灵魂模式有时候共享一种生命(生活)方式，在斯多葛主义这里就是如此，尽管理论不同，但他们全都在追求平静和安宁的生活。而且，在古代，还存在学说传统和生活传统之外的另外一种哲学传统，在这种传统中，生活和学说，生命和灵魂达成了某种平衡，它是对前两种传统的一种调节。这明显地体现在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当中：他们既关注某种核心性的学说，也关注生活的要素和情节；既关注理论的要义，也关注生活的榜样。这一点在儒家传统中也非常明确，对孔子而言，仁是理论要义，是灵魂本体和存在原则，是自我的根本核心。但是，孔子从未放弃对生活方式的关注，《论语》既是儒家的教义所在，也是一部生活实践的大全，对于他来说，二者同等重要。或者说，过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进行反复地自我修炼，才达致这种仁的本体，才能抵达理想的灵魂存在。这类似于苏格拉底的生活和理论的合一。

在福柯看来，西方探讨灵魂的存在的哲学压倒性占据统治地位，而探讨生活风格的哲学一直遭到灵魂(理论)的形而上学的遮蔽——人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史乃是柏拉图主义两千多年的注解史。何谓生活风格的哲学？或者说，这种生活哲学有没有一种取向或标准？福柯指出，这就是“生命作为美的作品……主体性把生命构建为审美形式的对象……对于人来说，其存在的方式，他的行为，他的生命在其他人和他自己的眼中所表现出来的外观，他的生命可能留下的印迹，以及死后可能在别人的记忆中留下的印迹，这种生存方式、这个外观、这个印迹曾经是美学考虑的对象”(19)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135、1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简单地说，这就是赋予生命以一种特殊的风格，让生命风格化，生命像一件作品那样有自己的风格和美学形式。而事实上，人们通常是把事物、颜色、空间、声音、词语等等视作是美的对象，人们通常将外物作为美的对象，而很少将自己的生命、生活本身作为美的对象，很少赋予后者以美的形式和风格。“让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的社会，艺术仅仅与物相关而与个体或者生命(生活)无关。它越来越专业化了，它是专由艺术家这类的专业人士制作而成的。但是个人的生活(生命)就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吗？为什么一盏灯，一幢房子可以是艺术品，而我们的生活(生命)却不是？”(20)Michel Foucault.“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In Paul Rabinow(ed.).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Essential Works of Foucualt,1954-1984,Vol.1).London:Penguin Books,2000,p.261.也就是说，生命风格的哲学探讨，在哲学史上通常受到双重的压制：灵魂本体论的压制和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美学的压制。不仅如此，生活(生命)的问题，在西方历史中被宗教和科学所强征、吸收和吞没，生活(生命)依附于宗教和科学，它服从于宗教话语和科学话语，而缺乏自己的自主性。生活的问题、生活风格的探讨、生活与真理的问题，在西方哲学领域中不断地被弱化、消散、边缘化。不过，“即使西方哲学确实忘记了生活的问题，而且这种遗忘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哲学生活的问题也没有完全消失”(21)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135、1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它只是受到了忽视，它还能隐秘地表达出来。

二、生命与真理的发生

这种赋予生命以美和风格的思想在希腊文化中出现得很早(在荷马时期已经非常重要了)，但只是到了苏格拉底时期，它发展出一个新的特征：即生命美学和说真话连接在一起了，希腊文化中早先的美的生命、闪光的生命思想，和说真话、真实的生命，现在是在苏格拉底这里开始联系起来的。它们在苏格拉底式的“自我的操心”中连接在一起。(22)福柯在《性史》第二卷中同样讨论的是生存美学的问题。但是，在那里，福柯将生存美学置放在性行为领域。对部分希腊人而言，他们节制自己的欲望和快感，为的是获得美的名声，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成为一个美的作品。美的生活恰恰是通过性欲望的主动节制而完成的。在福柯看来，在希腊，将生活(生命)变成美的作品，在不同的领域，由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方式来实践完成。说真话的行为是美的生命，性方面的快感节制同样也是美的生命，它们都是“生存的艺术”(the art of exsitence)。

说真话和生活风格，真实生活和美的生活最根本和最显赫的连接表现是在犬儒学派这里。犬儒学派前所未有地将真的生活和美的生活统一起来。犬儒学派的生活实践非常极端，他们生活的重要原则即是毫无畏惧地说真话，他们生活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直言(parresia)，就是勇敢地、坦率地甚至不顾羞耻地说真话。而正是这种说真话的生活方式，赋予他们的生活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一种美学。在这里，美的生命就是说真话的生命。说真话的生命(生活)也就是美的生命(生活)。生存美学的实践，就是直言实践。对于犬儒主义来说，生命因为说真话而美。

犬儒学派是如何说真话的呢？或者说，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是怎样和直言实践相联系的呢？我们看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犬儒者，就是拿着棍子、拿着褡裢的人，穿着斗篷、穿着拖鞋或赤脚的人，留着大胡子的人，肮脏的人。他也是到处游荡的人，他不属于任何社会，他没有房子、家庭、家乡和祖国……他是乞丐。”(23)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141、143、194、1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他四海为家，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们脑子里的理想状态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在这种状态里，整个人类就象一个畜群那样生活在一起”(24)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11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他会使用任何地方来做任何事情，如吃饭、睡觉和谈话”(25)拉尔修：《名哲言行录》，26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因此，要根除任何的羞耻感，蔑视习俗，忍受凌辱，视财产为粪土。犬儒者一无所有，了无牵挂，这意味着他可以无所顾忌地说真话，可以大胆地说出事物的真相。这是说真话的前提性条件：没有负担，没有拖累，因此不用瞻前顾后。另外，这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缩减和还原。这不仅是对所有负担的根除，也是对责任的根除，对习俗的根除，对各种浅表意见的根除，对各种生命之外物的根除，还原到直接的生命本身，这是对“生命整体地除垢”，从而让生命的真相显露出来。也就是说，犬儒的这种生活本身就是(生命)真相的直接展示。正是因为最后剥光了这纯粹生命之外的一切，才能检验什么是人类真正的基本需求，也才能检验生命的真相和生命的本质，检验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总之，犬儒学派使生活、生命、bios成为人们所说的alèthurgie(真理的发生)，真相的表达。”(26)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141、143、194、1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犬儒主义这种哲学形式不断提出的问题是：怎样的生活形式是可以实践说真话的？”(27)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141、143、194、1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也就是说，在犬儒学派这里，赤裸、还原和缩减的生活方式既是说真话的条件，同时也是暴露生命真相的场所和检验生命本质的地带。也即是，真话、真相以及笼而统之的真理都能在此发生和显现，这种生活方式是真理发光之地，是真理的见证和检验地带。对犬儒主义而言，真实的(实际的，现实的)生活就是真理(说真话)的生活。他们缩减和还原式的现实生活，就是显现真理的生活，就是为了真理、奉献给真理、检验真理和践行真理的生活。“在生活中，通过生活，实践骇人听闻的真理，这就是犬儒学派的核心。”(28)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141、143、194、1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生活方式就此与说真话关联起来，并因为这种无所顾忌地说真话，坦率而勇敢地说真话而成为美的生活。最终，真实生活、真理生活和美的生活在此统一起来。

作为学说的犬儒主义很早就消亡了(它本身的理论成分就很薄弱)。但是，如果将犬儒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非学说)，如果认为犬儒主义的核心和实质是将这种贫困、一无所有的生活方式作为真理的显示场所，如果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对真理践行、信奉和检验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并没有在后世中消失，而是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福柯创造性的洞见，他指出了犬儒主义在后世的几种变形：中世纪的基督徒、19世纪欧洲革命者和艺术家。在中世纪的不同时期，都有众多的犬儒式的基督徒，他们不名一文、衣衫褴褛、四处漂泊、沿街乞讨。他们通过这种赤条条的生活方式，来同教会的堕落、贪婪和腐化作战，从而展示基督教的真正教义，展示被教会所遮蔽的真理。也就是说，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一无所有四处漂泊的生命“成为在肉体上建构真理的展示剧院”。19世纪，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欧洲的革命中。在福柯看来，革命既是一种政治规划，也是一种生活形式。而“生活被定义为、视为、组织为、规定为一种革命活动，或者说革命活动被当作生活”(29)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152、153、155、1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革命生活：革命即是生活，生活即是革命。生活奉献给了革命，因此，它是对革命、革命真理，也即是对真理的直接展示，生活就是革命真理的践行。我们可以阿根廷的切·格瓦拉为例，他一辈子从事革命斗争，先后在危地马拉、古巴、刚果、玻利维亚进行革命战斗。除了战斗的、革命的生活，没有其他的生活。他无法在一个没有战斗和革命的地方待着，无法在一个舒适和和平的环境中待着，他的生活方式就是扛枪穿梭于丛林，四处战斗。简单地说，他的生活就是践行革命的真理，或者说，他就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真理而生活，他为此抛弃了一切。他在玻利维亚被捕的时候衣衫褴褛，一无所有。他坦然地面对死亡，他被枪毙后的公开报道的遗体既是它死亡的证明，也是他追逐真理的证明，是他的革命真理的终极展示。这就是福柯所说的革命者：“为了真理而死……它转向了戏剧性的和疯狂的极限，这种为了真理的极限勇气，这种勇气是古希腊人和哲学所提出的，是一种真实生活的根本原则。走向真理，表现真理，使真理闪光，直至为此丧失生命或者杀死其他人，在欧洲思想的漫长源流中，可以找到这种东西。”(30)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152、153、155、1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生活就通过革命的形式而奉献给了真理，或者说，革命生活就是真理的展示。

除了宗教和革命之外，在艺术领域中，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艺术中同样可以发现这点。艺术家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常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同艺术有密切的关联，它是艺术作品的条件，是艺术真理的保障、显示和证明。在此，我们以梵高为例。梵高抛弃了一切，一个人孤独地来到法国南部，没有朋友、没有金钱、没有家庭，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者。也正是通过这种还原缩减式的生活，他展示了自己的艺术真理。没有这种生活，就不会有这种艺术。同样，他那漩涡般的蓝色星空、近乎燃烧的向日葵、孑然独立的破旧鞋子，以及大量焦虑而严峻的自画肖像，全部以这种孤独而单调的生活作为条件。他自己的生活就是艺术真理的展示，也可以说，他的艺术真理就是通过他的生活得以展示出来的。在现代艺术这里，真理在生活中被打开。就此，在19世纪，艺术与现实的联系不再是一种修饰、模仿和再现的关系。恰恰相反，艺术是对面具和装饰的打碎，是一种强烈的还原和缩减，它“剥光和还原为生命的基本状况”(31)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152、153、155、1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正是还原到极致，才出现了这种没有再现、没有装饰、没有模仿的反柏拉图主义，而这种还原同时也是对各种先前既定风格形式的否定和拒斥，因此也是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艺术作为一个场所，才可能让生存的基本状况涌现出来。就此，中世纪的基督徒，19世纪的革命家和现代艺术家，它们是犬儒主义的延续。生活和生命是真理轰轰烈烈的坦然展示：生活本身展示了宗教的真理、革命的真理、艺术的真理。它们是真理的表现和保障，同时也献身于这种真理。“在生活的形式中表现真理、实践(alèthurgie)、生产真理。”(32)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152、153、155、1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这就是生活(生命)和真理(真话)的犬儒式关系。犬儒生活因此就是一种真的生活(alêthês bios)，它是一个献身于真理的西方生活实践传统的母体。

三、犬儒主义的真的生活

那么，何谓“真(理)”(alêtheia)，何谓“真的”(alêthês)呢？福柯分析了希腊思想中“真的”四个含义：第一，不隐藏，不掩盖，没有任何部分被遮蔽，这是它最根本的意义；第二，不添加任何东西，不与其他东西相混淆、混杂、感染，不被其他东西所改变；第三，因为前两种特性，即不隐藏、不混淆，因此，它不是迂回的，不是拐弯抹角的，而是直接的、直的、是正的，从根本上说，是正直的；第四，正是因为不隐藏、不混淆、不弯曲(正直)，因此，“真的”还意味着保持不变，保持一致，没有损耗。可以柏拉图的“真爱”(alêthês ers)为例。何谓“真爱”？即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爱情，对伴侣对他人都无须隐藏，爱就是坦率的目标。真爱也不混杂其他的东西，爱就是纯粹之爱，除了爱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混入其中。只有这样的真爱也才是正直的，是符合正义原则的。最后，真爱绝不变化，绝不耗损，永葆青春。

和存在着某种“真爱”一样，也存在着一种“真的生活(生命)”。真的生活首先当然是无所隐藏的生活，它可以坦然地面对所有人的注视，它将一切都袒露在阳光之下，它不隐藏任何动机和目的。它毫无城府、言行一致、简单诚实、一目了然。其次，真的生活同时也是没有混杂的生活、没有分裂的生活、没有被他物所污染的生活。灵魂和欲望、善和恶、快乐和痛苦都没有分裂。不混杂、不矛盾、不扭曲的生活，才是真的生活。再次，真的生活是正直的生活，是符合原则和规范的生活。最后，真的生活是保持不变的生活，是不腐化、不堕落、不动摇和不变质的生活。

这是柏拉图所理解的真的生活的概念。那么，犬儒主义如何来运用这个概念呢？犬儒主义并没有完全照搬柏拉图的这个概念，而是利用这个古典的“真的生活”的主题，利用它们和改变它们的形象，让“真的生活”这个主题狂欢化，把它推向极端，且以极端的方式保持和延续下来，从而走向了古典“真的生活”的反面，可以说，犬儒生活同时是柏拉图的“真的生活”的延续和改变，是对后者极端化的改写。正是这种极端化的处理和改写，使得犬儒生活伴随着没完没了的丑闻。

我们可以对照古典的真的生活的四个特征来看待犬儒主义者的生活。

第一，犬儒主义者的生活是公开的，他能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他没有家、没有隐私、没有秘密，他生活在街道上，生活在公开场合，他处在绝对的可见性中，他暴露一切，甚至赤身裸体。他们觉得所有这些都是自然的，并且因为这种自然而毫无羞耻之心。对他们来说，自然的生活无所谓廉耻。犬儒者就此将真的生活中的不隐藏性进行了极端化和戏剧化。犬儒主义保留了生活的公开性，但是，也置羞耻于不顾。无掩饰的生活，在犬儒者这里同时也戏剧化地翻卷成了不顾廉耻的生活。

第二，真的生活是没有混杂的生活，也即是独立的纯粹的生活，这种生活与外在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它独立于外在的世界，不依赖外在世界，也不去占有它们，从而使得自身完全保持独立和统一。犬儒者怎样发展这个主题呢？犬儒者试图放弃物质生活，他追求一种没有财富的生活，不依赖财富，不让财富来污染自己，不同物质财富和金钱相混杂的生活。这样，犬儒者过的独立生活实际上也是贫困生活。“犬儒的贫困就是一种实际的、现实的、物质的贫困。犬儒的贫困是真实的、主动的和无限的。”(33)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2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他在现实中一无所有；他放弃了财富的考虑而主动追求贫困；而且是一种无限的贫困，极端的贫困，任何多余的东西都要抛弃的贫困：“他看见一个小孩用手捧水喝，就将口袋里的杯子扔了……当他看见一个小孩在盘子打碎后用面包的中空部分来盛扁豆，于是就将碗也给扔了。”(34)拉尔修：《名哲言行录》，26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这就是犬儒者的没有混杂的生活和自主的生活形式，但是，它同样推到了极端和戏剧化的效果，即这种一无所有的绝对贫困导致了丑陋、丑事、肮脏、屈辱、奴役，乞讨和恶名，也即丑的生活。绝对贫困无疑是一种丢脸，而犬儒者恰恰将这些导向一种正面价值。由贫困导致的丑、恶名、丢脸得到了肯定和崇尚，被犬儒者赋予一种正面意义。犬儒者追求的就是这种丢脸，他们也因此和既往的一切信仰和习俗相抵牾。正是在对丢脸的追求中，他们感到骄傲和高贵，它们以主动做丑事、以主动地放弃尊严、以对这种丑事的追求为高贵和骄傲。

第三，真的生活是正直的生活。在古典思想中，正直的生活是与自然相符合的生活，但是，它也符合人的法则、社会的法则、公民的法则。而犬儒主义也追求正直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正直的生活只符合自然法的原则。只有符合自然法的生活才是正直的生活。任何人的法则，任何约定俗成的法则都不被犬儒者所接受。因此，犬儒者拒绝家庭和婚姻、拒绝食物禁忌、甚至拒绝乱伦禁忌——拒绝一切人为的法则。犬儒者真正推崇的是动物性。动物性的生活才是正直的生活，动物性才具有正面的价值，动物性才是行为的榜样：它是一种锻炼，是对生活的挑战。第欧根尼之所以能够在各种环境下生存下去，就是受到老鼠的启发，他“曾看见一只老鼠，发现它四处游走，却既不找一个洞安息，也不畏惧黑暗……他由此找到了适应环境的方法”(35)拉尔修：《名哲言行录》，26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如果是动物不需要的东西，那么对人类也是没有必要的……动物性，这是生存的物质模板，同时也是伦理的模板……对于犬儒者来说，当动物性指向自然，当正直生活的原则指向自然并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具体的、物质的生活形式，动物性就是正直的生活所应当遵循的原则。”(36)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218-219、22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在此，正直的生活被导向和转变成为动物般的生活，以动物为准则的生活——而这同样是古典生活所认为的丑的生活。对于古典思想而言，动物性恰恰是人所应该抛弃的东西，恰恰是人脱离动物所必须克服的东西，恰恰是人所不齿的东西。

第四，“真的生活”是不变质不动摇的生活，也即是自主的生活。在古代哲学中，自主的生活意味着“占有自我的生活，生活中没有任何部分能够逃离其自己的权力和对自我的主权。自主，即整个生命都属于我自己”(37)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218-219、22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自主的生活即意味着完全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它也因此不变质不损耗)。这种自己对自己生命的完全占有，也是一种愉悦，一种自娱自乐，在自己身上寻找快乐：占有自己，愉悦自己。自主的生活，是一种令自己快乐的生活。不仅如此，自主的生活通过表明自己对自己的完美主宰和控制，从而对他人形成示范作用，并对他人产生帮助。也就是说，自主生活不仅使自己快乐，而且顺便地也有益于他人。但是，犬儒主义是如何将这种古代的自主生活进行极端化和戏剧化地翻卷的呢？古典生活中对自我的绝对掌控并且有益于他人，这个古典真的生活的自主性和有益性，被犬儒者傲慢而无礼地极端化为国王的生活。犬儒者过于强调自己的自主性而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真正的国王，而那个现实中的政治国王，则是虚假的、无意义的。他和现实中的(政治的)国王存在着几个对立。福柯用第欧根尼和亚历山大来做比较(他们有过一次著名的会面(38)“有一次，他在克拉涅俄斯晒太阳，亚历山大走过来站在他旁边，说：‘向我请求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他回答道：‘请不要遮住我的阳光’。”参见拉尔修：《名哲言行录》，27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欧根尼是一无所有的国王，因此，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可以推翻的，他的国王权力因此牢不可破，而亚历山大则有军队，土地，盟友和武器，因此，他可能被推翻，可能失去这一切，因此他实际上是脆弱和不稳固的；亚历山大之所以成为国王，既是因为继承父权，也是因为通过培训和教育来获得管理国家的能力，而第欧根尼之所以成为国王，既不是因为继承，也不需要培训，他生来是一个具有大丈夫气质的男人，生来是一个伟大的灵魂而因此成为国王；亚历山大处在战斗中，总是要打败敌人，他通过战胜敌人才获得自己的统治权，但是，他征服不了自己的内心，恶习和缺陷，而第欧根尼则没有恶习，他没有内在缺陷需要征服的；亚历山大可能会遭到厄运，危险和不幸，可能会丢掉他的王朝，而第欧根尼因为不需要任何的外物、装饰和满足，他不会遭遇危险、失败和丧失的痛苦，因此他是永远的国王。

也就是说，犬儒者才是真的国王，尽管是贫困的受人嘲笑的，但因此也成为隐秘的国王。古典的自主生活的特征在这里被他极端化为国王的自主。古典的自主生活的快乐特征和有益他人的特征，在犬儒这里也变成了对他人的国王般的照料：他的本性使他成为国王并照料他人，他牺牲自己照料他人，但是他感到愉快和生命的充实，他照料他人而感到愉快，他愉快地照料他人。但犬儒者对他人的照料是医疗性的，他治疗他人的心灵疾病。他是以开药方的方式来治疗的，而这种药方是苦口良药，是辩论，是谩骂，是口头攻击，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角落对他人进行撕咬，进行言语的啃噬，进行永不疲倦的口头肉搏——他们将自己的这种方式称之为战斗，他们自诩为战士或运动员，他们同整个世界作战。这是他们对古典的平静而快乐的自主生活的戏剧化。战斗，只有“通过战斗，个人将赢得对自己的控制，因此也有利于其他人。犬儒的战斗是一场持久的自愿的战斗，带有明显的挑战性，它所针对的是整个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其目标或期待是改变人类，改变其伦理态度(êthos)，与此同时，改变其习惯、惯例和生活方式……犬儒者是苦难的国王，艰苦的国王，忠诚的国王。他也是战斗的国王，他的战斗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39)米歇尔·福柯：《说真话的勇气》，2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因此，犬儒者过的是一种战斗的生活，一种“看门狗”式的撕咬生活，一种承受战争苦难而要解放和有益于他人的生活。他是以战斗的方式而不是教育的方式来改变世界和全体人类。“在一个宴会上一些人把他当做一条狗，朝他扔骨头，当他要离开时，他就像狗一样抬起腿朝他们撒尿。”(40)拉尔修：《名哲言行录》，27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他攻击的不是某个个人的恶习，而是整个人类的恶习以及建立在这个恶习基础上的法律和体制。这种放弃享受和财富、这种一无所有者的战斗生活、这种永恒而普遍的战斗意识、这种与整个世界为敌的战斗精神，埋下了西方漫长文化生活的一个隐秘种子，它的核心是勇气，说真话的勇气。(41)福柯提到了古代三种说真话的勇气：第一种是臣属对于君主说真话的勇气，臣属说君主不喜欢听的话、批评君主的话，这种真话的特点是直言不讳，不用修辞技巧，想到就说，说真话是臣属的义务和责任。福柯对此的讨论和分析参见Michel Foucault.Fearless Speech.Los Angeles,CA:Semiotext,2001。第二种是苏格拉底式的说真话，嘲讽式说真话，这种说真话引发报复、愤怒、反抗乃至诉讼。第三种是犬儒主义式的说真话，他们说真话是以丑闻生活的方式出现的，他们的真话托付在他们的令人觉得无耻的生活方式中，它也因此引发鄙视和愤怒。无论哪种说真话，说真话的危险都在于拿生命冒险，而犬儒主义的冒险不仅在于说真话，而且还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是它和前两者的不同之处。它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者试图荡涤一切罪恶的苦行中，在19世纪的无产阶级摧毁旧世界的号角声中，绵延不绝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