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无敌
——家乡人眼中的谭震林

口述/ 整理/

1957年4月，谭震林来湖南攸县上云桥乡进行民主办社试点，住在县委院内（中街），陪同谭老办点的有湖南省委秘书长秦雨屏和湘潭地委副书记高臣唐。

我当时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在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地委指示，要求县委对当前农村阶级现状做个调查，我被抽调出来担任调研组组长。

“小鬼，你的调查实在”

5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县委副书记易晚珠陪同谭震林在县委院内散步，我把调研材料送给易晚珠时，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谭老。易书记顺便告诉谭老：这是县委调研组组长，姓颜。谭老听了易书记的介绍，一口攸县土腔朝我问：“小鬼，你现在在做什么调查？”

我说：“搞农村阶级调查，做阶级分析。”

谭老饶有兴趣，说：“你谈谈调查情况。”

因为是在室外，我不好意思让谭老站着听汇报，就说：“我们有个材料……”易书记忙拦住我的话头：“首长要听情况，你就简单汇报一下吧！”

这样，3个人站在院子里，谭老认真听我讲了攸县农村劳动者的阶级情况。易书记见谭老还没有走开之意，便拎来一把椅子，让谭老坐着。后来话题转到阶级敌人方面（当时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我说：“中央文件讲，土地改革后，农村阶级敌人鸣冤叫屈，配合台湾反攻大陆，暗杀干部，颠覆人民政权。从我们调查看，攸县的情况有点不同。”

谭老插话：“你认为攸县有哪些不同？”

我说：“攸县调查的实际情况，阶级敌人有四怕：一怕干部，见到干部绕道走；二怕讲错话，平日很少与人交谈；三怕斗；四怕‘土劳改’。”

谭老听得很仔细，问：“‘土劳改’是什么？”

我说：“‘土劳改’是把地富反坏分子集中，日里（方言，指白天）加倍劳动，晚上开斗争会，写交代书。地富反坏分子说，这样土劳改还不如去坐牢，坐牢每天政府还给饭吃。”

谭老说：“这‘土劳改’还比较厉害呀！”随即又问，“阶级敌人这么怕，你是如何了解到的呢？”

我说：“我常和乡治安主任、民兵营长打交道，集中四类分子开训话会，让他们自我汇报，了解改造情况时听到的。”

“还有什么办法？”

“我还到组里去，到群众中去，听群众反映四类分子的平日表现。有些积极分子，晚上还常到四类分子家外面去偷听他们讲什么。一来什么运动，他们会说，这会子（方言，这阵子的意思）要小心，不要让人抓住把柄挨斗；‘十一’‘五一’节期间，他们会说，这会子不怕，不会有斗争会开。”

“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还有，上门去看，找四类分子本人去问。”

“什么人去呀？”

“我自己去。”

“你也去？”

我说：“我不去怎么行，人家怕挨‘四类分子’边，一挨就有人说闲话。上云桥有个地主分子叫胡伯友，有点文化，过去哪年哪月有兵荒马乱，何时何地遭水灾、旱灾、虫灾，受害多少田，死了多少人，倒了多少房，市场谷米什么价，记载很清楚，解放后不记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记，他说怕作为记共产党的账，挨批斗。”

汇报完天也快黑了，谭老说：“这个材料可以，给我看看。”临走，谭老伸出手和我握手：“小鬼，你的调查实在。”

“快来看家乡的烟呀！”

“文革”中，谭老受到冲击。北京来了红卫兵，指名道姓要找我，开头要我讲攸县怎样学大寨，怎样搞水利建设等，后来集中到谭老身上，要我揭发谭老在攸县的活动情况。我知道来者不善，因此只强调谭老来攸县时我是一般干部，不知情，始终没吐露谭老与我谈话的情节。这天从上午开始一直批斗我，到了下半夜，红卫兵们把桌子敲得咚咚响，问我对毛主席忠不忠，叫我背“老三篇”，还骂我是黑爪牙、打手等，我由他们怎么弄，也没有给他们制造诬陷谭老的半句口实。

1977年4月，我（时任攸县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出席了全国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会议在大庆报到，到北京结束，前前后后有一个月，湖南省委带队的是于明涛，湘潭地区带队的是陆明。在北京开会时，湖南与会人员住在北京西苑宾馆。一天上午，会上通知，湖南代表颜甲龙请到大会秘书处来，中央领导通知他到中南海汇报。大会秘书处派车把我送到谭老家。我来到谭老住处的客厅，谭老和夫人葛慧敏大姐在门口迎接。一见面，谭老双手抱着我，对夫人葛慧敏说：“葛秘书啊，我说了，就是这个乃几（方言，指男孩）。”后来才知道，谭老是在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中见到有攸县代表颜甲龙，但此颜甲龙是否是他曾经相识的颜小鬼呢，他自己认为是，但葛大姐认为不会有那么巧，两人为此可能有过分歧，因此才有了见面时的这一话语。

谭老的家，其实也是办公室，室内整洁，很简朴。因为“文革”结束不久，我落座后，谭老便问：“你被批斗了吧！”

我说：“不但斗了，而且被打伤了。”

谭老说：“你告诉他们嘛！怕什么！”这时候我才听出，原来谭老是在担心北京红卫兵为找他的材料而牵连我挨打，我连忙解释，我的挨打别有原因，与北京红卫兵无关。

家里水果早已摆好，谭老一面招呼要我吃水果，一面说：“今日我们谈谈攸县情况，谈一日。”我就攸县农业和工业生产情况向谭老汇报，汇报是漫谈式的，我讲，他听，时不时他问一问。听到攸县农业“四年三大步”，他很高兴。中餐谭老陪我在家里用餐，吃的菜是谭老亲自点的，武昌鱼、辣椒豆豉、红烧肉和汤。谭老怕我吃不饱，把他自己那一份饭的大半拨给我。中餐后安排我在会客室休息，休息后又继续谈，晚餐后我才回大会住所。

工业学大庆会议散会后，我去谭老家辞行。谭老问我：“回去怎么搞？”

我说：“还是按中央说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谭老说：“你好点把余秋里（1914—1999，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讲的经验落实一下。”

我说：“我想回去办两件事，一是办个烟厂，二是办个药厂。”

谭老说：“你办不得烟厂，攸县办不成烟厂。”

我问道：“攸县为什么办不成？”

谭老说：“要技工，要各种各样烟叶，你一个县，有什么？”

我说：“攸县小坡度的山地多，土质各不相同，可生产不同品种品质的烟叶。同时我们生产的烟叶也可与外地串换。技工我可以去聘请。”

谭老深吸了几口烟，若有所思：“唔，你讲的也有道理。”稍一停顿又说，“你生产不了高级烟，你知道毛主席抽的烟吗？6元5毛一根。”

我知道，谭老考虑得深远，生产简单的烟利润低，发展速度慢，难得立住脚。于是我说：“有句话叫大树底下好躲荫，有您支持，办高级烟厂我不敢说大话，把烟厂办成我敢保证。”谭老没再说话，这是他默许了。

回县后，经过上下努力，几个月就把烟厂办起来了，当年投产受益。“攸烟”生产出来后，我们特地拿了100多条向谭老报喜。当我把烟送给谭老看时，他将我连人和烟一把抱住，连连叫夫人葛慧敏：“葛秘书啊，快来看家乡的烟呀！”那种喜悦，那种神情，那种故乡情结，无法用语言形容。葛慧敏连忙接住烟说：“哎呀，颜书记，你真是攸县会做事的好干部。”我赶紧说：“都是托你们的福，没有你们二老支持，我哪有本事办烟厂啰！”

谭老旋即打电话给国家轻工部，轻工部来了几位司局领导，他们品看试抽攸县香烟后，谭老问他们：“烟怎么样？”他们都说：“好！好！可以，可以！”谭老告诉他们：“这些烟带回去，给部里的人品尝，就说是湖南攸县生产的。”

攸县烟厂从1977年创办至1983年关闭，为攸县创利税2000多万元。

享受家宴殊荣

1978年8月，攸县被确定为国家全盘农业机械化全国试点县之一。1979年9月我到华北农机学院（在河北邢台）学习农业机械专业。我文化基础差，学习中自加压力，国庆节放假也不休息，书面和操作考试成绩在50多位县委领导中排名靠前。《人民日报》记者黄纪昌随学员现场观察，他采访了我，并以我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学习结束后乘专列到辽宁参观，从辽宁回来前我电话告诉谭老办公室，要去看望谭老，火车下午2时30分到北京。后来火车晚点，谭老派的车子一直在火车站等，到下午5点，我才到谭老家。葛大姐告诉我，首长在家里等到3点钟，因要接待外宾才走了。

5时30分左右，谭老回来，外套还未脱，对我说：“你今天是到外边玩去了吧？”我说：“不是，火车晚点了。”谭老脱下外套：“你看你看，我到底老了，也讲糊涂话。”我连忙说：“这只怪我冇考虑周全，弄得你们等。”

谭老坐下就吩咐葛大姐：“今天晚上设家宴，把在北京的孩子们一块叫来。”又兴奋地对我说：“你也读了大学啦。”

晚餐很丰盛，也很热闹，谭老在京的孩子们都来了。谭老把我的座位安排在中间，他们夫妇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葛大姐筛酒，谭老夹菜，说：“甲龙，今天的茅台酒你要尽兴喝，和老五（指谭老二儿子）比比酒量。”席间，谭老当着他的子女儿媳们说：“这是我们家乡的书记，要认得。”接着又朝我交代，“今后，他们（指谭老的子女）个人有什么事找你，你一概不要搭理。”

晚上，谭老夫妇又陪我到怀仁堂看戏，本来只有他们夫妇二人的票，因为我的到来又特别多要了一张。座位还是我在中间，左边葛大姐，右边谭老。当时李先念、叶剑英也在场看戏，见此，都问：“谭老板，今天晚上到的是什么贵客？”谭老握拳用大拇指向着鼻子比划一下：“管我的。”李、叶都领会，说：“噢，家乡父母官！”还伸手和我握手，我忙说：“首长好！”

1982年3月21日，谭老偕夫人来攸县，专列停靠在攸县火车站，就住在专列上。

当年，谭老正值八十大寿，晚餐谭老在县委招待所设宴招待县委、县政府领导等客人，我当时因家中建房一事正接受调查，因而没有去参加谭老的宴会。

第二天上午，谭老派人把我接到专列上，在专列的起居室里，谭老、葛大姐和我整整谈了3个小时。我一进门谭老劈头盖脸就说：“甲龙，我问你，昨天晚上我请客你为什么不到呀！”

我说：“我在首长身边享受了许多。这次您八十大寿请我，受之有愧，有愧呀！”

“你接到通知没有？”

我如实相告：“通知没有接到。”

谭老没再说别的，示意葛大姐打开一个箱子，拿出谭老在北京八十寿辰的纪念照，亲手送给我。我双手捧着，双泪直流：“请首长放心，这是我全家人世世代代的珍贵礼品，我要当文物永久保存。”

接着，我们又谈了攸县工作及其他事情。到11点钟了，我赶紧话别。临走时我问谭老：“什么时候走，我来送你们。”

谭老说：“我90岁时候来，你还要送我。”

不曾想到，这次长谈竟成了诀别。1983年9月30日，谭老在北京逝世，我收到了谭震林治丧委员会的讣告，因故未能去凭吊。后来我到北京，葛大姐及其儿子怀远陪同我到八宝山吊唁，葛大姐又将谭老一套病重时病床上的照片、逝世后的遗容照片、灵堂照片、追悼会照片给了我。还将谭老最后用过的一把紫砂壶送给我作纪念。

谭老是一个了不起的伟人，他的光明磊落，刚强正直，是很多人，尤其是很多身居要职的人难以做到的。党和国家对谭老的评价已有定论，最了解谭老的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原新四军战地记者、后担任过浙江省副省长的陈冰等，他们对谭老钦佩至极，美誉有加。他们总结谭老：一是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工农兵政府主席；二是井冈山根据地“三巨头”（毛泽东、朱德、谭震林）之一；三是红军北上后，在南方进行游击战争“三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之一；四是新四军自始至终的三位高层领导人（陈毅、粟裕、谭震林）之一；五是国共两党谈判时，他所领导的山东省是共产党控制地区从上到下有任命权的两个省之一；六是淮海战役“五前总”（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之一；七是渡江战役三路大军指挥（西段刘伯承、东段粟裕、中段谭震林）之一，并最先渡江；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农业口工作的领导人，是为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的有功者之一；九是“文革”中二月抗争主将，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采取了别人不敢为的举动……（这些都是颜甲龙亲耳听闻到的，存文待考——整理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