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研究中的新唯物主义

2020-01-16 07:30
华中学术 2020年3期
关键词:唯物主义人文数字

郭 琳

(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西南昌,330032)

一、数字人文研究概说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或缩略为DH),是指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传统人文学科研究所产生的交叉性领域。这一新兴学科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90年代趋于兴盛,21世纪以来因数字媒介技术的普及进一步与各人文研究领域深度融合。在半世纪以来的发展中,数字人文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看待人与技术的关系,怎样理解人在技术时代的生存情况,如何在数字技术情境中更好地开展人文学科研究,这些论题对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都有观念与方法等层面上的启示性。

数字人文研究的长足发展主要在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包括理论建构与应用实践等层面的研究。就数字人文的理论建构而言,早期研究主要包括概念界说和对学科主题的厘定,对研究方法和路径的探索以及理论反思。较早的著述有《数字人文导读》(Schreibman, 2004),该书是数字人文研究中的奠基之作,于2016年修订再版,名为《新版数字人文导读》。后续以此为主题的研究著述日益增多,迄今已有数十种,仍有许多将论题集中于探讨数字人文概念与研究范畴的厘定,如《人文学2.0》(Fuller, 2011)、《数字人文》(Burdick, 2012)、《界定数字人文》(Terras, 2013)。也有部分著作侧重于数字人文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构建,如《数字人文前沿:研究、方法与理论》(Arthur, 2014)、《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Berry, 2017)、《数字人文学科研究方法》(Levenberg, 2018)、《数字人文中数据的形态:文本建模和基于文本的资源》(Flanders, 2019)等。虽然兴起与发展的时日尚浅,近年来也已有著述尝试回溯数字人文学科的发展历程,如《数字人文:历史与发展》(Deuff, 2018)。

数字人文方法的应用实践所涉及的主题繁多,具体的知识形态与层次也较为复杂。在文学研究方面,《数字方法与文学史》(Jockers, 2013)、《数字化文学研究导读》(Siemens, 2013)、《分析数字化小说》(Bell, 2014)、《用机器阅读现代主义:数字人文与现代主义文学》(Ross, 2016)、《审美泛灵论:数字诗学的本体论意蕴》(Johnston, 2016)、《纯文本:计算的诗学》(Tenen, 2017)、《计算:数据与文学》(Piper, 2018)等,都是近年来从数字人文角度探索文学研究的成果。在艺术研究方面,主要有《数据库美学:信息超溢时代的艺术》(Vesna, 2007)、《切换代码:通过数字技术思考人文与艺术》(Bartscherer, 2011)、《数字艺术导读》(Paul, 2016)、《计算生成艺术的颠覆性驱力》(Magrini, 2017)、《艺术与人文学科中的大数据》(Schiuma, 2018)等。

在研究趋势方面,迪根(Marilyn Deegan)等主编的“艺术与人文的数字化研究”书系值得关注,该丛书迄今已出版34种,每册均从特定主题探讨数字技术在人文与艺术中的具体应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前沿动态。狄恩(Jodi Dean)等主编的“数字堡垒”书系同样关注对新生数字文化对象的研究,观照其与社会政治的结合与影响,通过批判性研究来省察数字信息与生物技术的复杂后果中的危机与契机。海耶斯(N. Katherine Hayles)等主编的“电子媒介”书系也积累了42种不同研究主题的数字技术文化著述。此外,由沃尔夫(Cary Wolfe)主编的“后人学系列”迄今也已出版了50余种,汇集了从后人类主义、技术哲学与生物美学等角度探讨数字技术社会文化现象的最新著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近年来的数字人文研究主题清晰、路径分明,围绕这一热点主题已经形成了层级丰富的研究网络。

数字人文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核心范畴、研究方法与学科合法性等层面,研究方法和分析实践主要侧重于将数字化手段与方法运用于人文学科的传统主题和内容。一方面,寻求技术与人文之间在各个层面上的接合;另一方面,也注重对数字人文概念及其理论方法的建构与反思。近年来的数字人文研究,关注点逐渐从理论方法及其运用转向技术伦理。伦理学与社会学的视角进一步拓展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层次与深度,使研究不再停留于方法论层面,而是过渡到了后人类主义与数字化社会等主题背后的个体与社会的存在层面,这也是数字人文领域目前最受瞩目也极富现实意义的研究路径。

二、数字技术时代的“物”

数字人文研究关注技术科学与人文研究在实践层面上的互动,更关注两者在观念层面上的融合与由此产生的问题,对“物”的概念的理解正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数码物、虚拟物等新形态技术物的出现,要求哲学观念及其话语的更新能够满足对这类事物及其对世界的构成与认知所造成的影响的理解与阐释。

对技术物的研究在大陆哲学中有深厚的传统。从海德格尔、西蒙东对技术物的界定与分析,到斯蒂格勒对过程与发展视域中对技术对象的研究,再到许煜对数码物存在形态的研究,在不同的社会时期都有基于时代的关注点与相应的阐发。

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1958)中,西蒙东尝试把握机器中所包含的人性。他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技术对象及其意义,哲学研究就必须关注技术对象的存在状态,关注其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得以产生的条件[1]。在该书的序言中,约翰·哈特(John Hart)指出这个时代的主题:技术隐含在其成因之中,这也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要素[2]。譬如,当代对身体的兴趣就源于人对自身的反思与重构。机械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逐渐替代了人手,工业化进程伴随着人类自我认知的两个向度,或朝向造物主一端,或朝向主体性退隐所引发的恐惧[3]。前一种思路并不会引起人类的自我形象缺失,其后果是另外一个需要深思的复杂问题。而被替代的恐惧所导致的可能是近代以来人类就在反复不断体验着的非理性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恐惧到了现代,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与生物科学的发展,又逐渐走向了两条各不相同的路径。

西蒙东认为,文化与技术或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对立是没有根据的,仅仅只是建立在无知或怨恨的情绪的基础之上。无法忽视的是,现实是技术对象的世界,而技术物则是人与自然的中介。“在文化与技术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对立是没有根据的错误。其基础仅仅是物质或不满。以一种脆弱的人文主义面具使我们对一个充满人类努力和丰富自然力量的现实视而不见,即,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的技术对象的世界。”[4]

斯蒂格勒赞同西蒙东的基本观点,将技术的发展对应于人类的记忆外延过程,认为人的有限性通过技术得以以生命之外的形式延续,石器、文字与数字技术均构成不同时代的革命性技术。技术修复了人类记忆的缺陷,不确定性被数据、影像等技术形式重构,进而合成了包含技术性嵌入成分的意识。斯蒂格勒回到了康德的先验论,并借助胡塞尔的持存概念来探讨知识的三重综合(领会、再现与认定)。他认为三重综合可对应于三种记忆的持存方式。知觉的呈现作为基本持存,经由记忆与想象的重构则是第二持存,第三重记忆则是通过技术物使对象的持存得以实现,是为第三持存。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使艺术丧失了独一无二的原真性,西蒙东也将技术所导致的自动化理解为一种异化的形态。在这一点上,斯蒂格勒与他们分道扬镳,他认为借助各种技术物的持存,是人类及其文化得以存在的根源。在具体论及艺术中的技术性因素之际,斯蒂格勒指出符号和工具等技术物都应被归属于技术系统,对这些外在于自身的技术系统的使用,意味着技术知识由人类的“后种系”能力逐渐内化为人的精神之呈现方式及形态。

斯蒂格勒强调人类与技术的同源共在,认为人的本质不应超越或忽略其与技术的关联性来予以界定。人对自身有限性的克服,对这一存在处境的改善,就当代的社会现实而言,很显然是借助于媒介与技术。人的存在通过媒介得以延伸,通过技术得到拓展。斯蒂格勒重视技术对人之存在的影响,他认为技术构成心理个体化和社会个体化的过程之基础。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社会整体以及个体生存的技术化过程的多方面后果。在《数码是另一社会的信使》一文中,斯蒂格勒对诞生20余年的数码网络技术的社会功能加以探讨。他认为网络时代的电子书写形式,会影响一切个体与集体行为,并借助于持续不断的链接而生产出一切。在此他使用了一个简单的隐喻:数码技术是一味药。它可以承载起一个有着更好基础的新型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再是福特制和消费主义的,而是以贡献型经济为基础。在对《技术与时间》第三卷的解读中,张一兵指出,斯蒂格勒在该卷中对数字化资本主义展开了直接批判:“斯蒂格勒讨论了电子化第三持存中的意识畸变问题,即远程登录的电子蒙太奇所构成的数字化‘伪我们’,认为这是数字化资本主义构架中的个体化沦丧——思想的无产阶级化。这种新的无产阶级化通过对个体内部结构的数字化虚假重建,使人的个体化进程被彻底摧毁,最终导致远程登录式的、不在场的在场中发生的存在之痛。”[5]

在斯蒂格勒之后,许煜继续了对数字时代的技术知识以及技术物的研究,他在《论数码物的存在》(2016)中对Digital Objects的定义深受西蒙东与斯蒂格勒的影响。许煜将技术物表述为具有技术本质的计算对象,他同时也认为对数码物的研究应当“超越西蒙东的技术个性化观念”[6]。他指出,西蒙东将劳动视为技术的一个阶段,人所无法掌握的新的技术知识既构成了机器自身的生命力,也使人的劳动成为一种异化。人需要通过掌握技术知识而成为技术个体,这样才能通过驾驭工具进而超越将技术对象工具化的思维成为个性化的存在,并由此摆脱或至少改善其自身的异化。“西蒙东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比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更为根本的一个层面,即不是在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而是在于对技术本身的误解和无知。西蒙东将技术知识理解为一个自主的认识论范畴,或者至少它与资本和劳动不过只是偶然相关;他还提议通过发展技术知识来解决异化问题。西蒙东提出,有必要理解技术物内部的模式,即它们的组织方式,从而重新调整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并且理解技术物的进化,从而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现实中(相对于技术的现实,我称之为宇宙的现实)。这一论点指向了西蒙东在其博士论文附文——《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中所做的批判,即哲学应该通过重视技术物的存在方式来解决异化问题。”[7]许煜指出,自19世纪以来,作为技术个体的自动化机器就开始取代人类在生产中的核心地位,“随着20世纪信息机器和控制论的出现,西蒙东将技术组合视作一种新的组织跨个体关系的方案。西蒙东关于技术组合的论述必须在网络文化的层面受到批判性的评估,而这直到1989年他去世后才开始兴起”[8]。他也指出这正是自己的近著《论数码物的存在》一书的起点。在对社交媒体的分析中,许煜仍然借助了西蒙东的跨个体关系与组合思维。他主要从“存在于认知价值化的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跨个体关系”这一角度来界定和分析社交媒体[9],即将其视为一种集体的个体化,或另一种异化,又或是人与技术新的组合形态。

在许煜看来,数码物既不仅是一种实体性存在,也不再只是技术环境的组成部分,从古希腊至今的哲学概念无法涵盖和阐明数码物的形态与性质,计算机科学中也缺乏对这类事物在存在论与本体论层面上的把握与明确定义。

通过从计算与哲学的关系视角展开关于数码物的探讨,许煜指出计算所涉及的知识观念更新并不仅在于认识论的层面上,其所依赖的新的物质性也瓦解了某些基本的哲学概念[10],譬如是否能够从基于主客体的二元对应关系,从实体的角度来探讨数字对象的存在形态。对此,他主张从“物体—数码—存在”这三个层面来分析数码物。首先是从传统形而上学的观念中溯源并勾勒对物的理解的基本框架和相关概念,包括物体、实体、客体及其交织生成的对物的复杂理解;进而从近现代哲学中梳理出了物性研究的若干条不同路径。许煜所提供的思路能够避免两种在数码物研究所涉及的相关学科中的简单化理解:一是将数码物纳入自然物的范畴,并返回到支持这类理解的哲学土壤中来进行思考;二是仅以计算科学的思维来将数码物理解为数据生成或基于关联聚合的再现结构。

正如蓝江等学者所言:“我们站在一个面对数字对象的门槛上,西蒙东、拉图尔、斯蒂格勒、哈曼、许煜或许正在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这是一个序曲,因为数字对象的出现,意味着我们从实体(substance)或真实(real)角度来认识对象的路径出现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对象纳入考察。”[11]这一领域的研究伴随着在当下的数字现实中无限生成的技术物与现象,这样的现实也呼唤着更复杂与深层的对物的关注与探究。

三、从物的转向到新唯物主义

在数字技术时代,对“物”的研究需要从多学科角度广泛探讨其概念及其知识内涵。相关关注逐渐汇聚成为“物的转向”的复杂研究趋势,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新唯物主义理论思潮。这一思潮在近十年来迅速兴起,注重基于21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以及知识情境来思考物的概念,并重新审视物的复杂存在样态及其与人的关系。

在《当代唯物主义读本》(1995)中,莫瑟等学者就指出了唯物主义对当代形而上学、心灵哲学、意义理论与价值理论等领域的深远影响,也有学者将新唯物主义称为“21世纪的文化理论”[12]。就其学科范畴而言,较早的新唯物主义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领域。在《社会学与新唯物主义:理论、研究、行动》(2016)中,福克斯等学者运用新唯物主义和后人类主义方法来处理一系列社会学主题,他们将新唯物主义界定为在“物的转向”趋势中的一系列共同观点[13]。关于新唯物主义的定义,基斯曼与范·隆在《论新唯物主义:物质研究的方法论意义》(2019)中将新唯物主义视为与本体论和认识论干预相关的概念,并指出这一研究领域的纷繁复杂使得对新唯物主义的界定极为困难:

什么是新唯物主义?也许最好将其描述为一个松散的集合,因为那些与之相关的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立场:巴拉德(Barad)的作用实在论;德勒兹和瓜塔里(Deleuze and Guattari)的精神分析;哈拉维(Haraway)的赛博格女权主义;布拉多蒂(Braidotti)的后人类女权主义;哈曼(Harman)的思辨现实主义;拉图尔等人(Latour,Callon,Law,Mol)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斯滕格尔斯(Stengers)的思辨性建构主义;塔尔德(Tarde) 的单子论;怀特海(Whitehead)的过程神学等。之所以称其为一个松散的集合,则是因为各种学说来自不同的、有时甚或是完全对立的本体论与认识论观念、方法和学科。[14]

数字人文学者海耶斯对此却持另一种观点,她将新唯物主义称为“重新评估传统人文主义学科的一个有希望的发展方向”,但认为在这一理论思潮之中并不存在多样性,“在这一旗帜之下的理论框架通常主张一系列类似的命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减少对人类主体的关注,以及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特征,包括语言、理性与更高的意识”[15]。

无论如何定义,新唯物主义最核心的主题仍然是对“物”的探究。这一概念与人文与社会科学之间长期的区隔化,使物质研究被排除在外,将其划归于自然科学的领域被视为理所当然。许多新唯物主义者正是试图挑战这些已成为传统的学科边界,例如,德勒兹和拉图尔都借鉴了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后者将社会视为由微生物组成的有机体,因而从生物学角度来分析社会。巴拉德也借助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理论来理解与阐释社会现实。

因此,新唯物主义不仅意味着对“物质”与“社会”之间区别的否定,而且是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离的批判,以及对新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建构。

就其理论建构而言,福克斯认为新唯物主义为社会研究提供了以下几个层面的理论资源。首先,新唯物主义者强调本体论而非认识论,关注事物的存在性而非对事物的认知与解释,这构成了对社会学知识传统的冲击与修正。从社会学的历史来看,社会学研究专注于如何获得关于社会与世界的知识等主题,始终远离关于物质性存在的本体论关注。关于如何看待和了解人类结构之外的社会世界(或者是否存在独立于人类思想的世界)等问题的争论,也只是在社会学的知识方法范畴之内形成了论争与观念分裂。新唯物主义者则认为,重新关注本体论,有助于将社会学始终忽略的物质性问题纳入视野,并重新审视人类关于物质的假设与理解,更新与物质相关的知识观念。其次,新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往往被描述为“扁平”或“一元论”,由于试图打破二元论的思维框架,弥合自然与文化、人类与非人类、思想与物质等范畴,新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也就呈现出鲜明的后人类主义特征。这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将人类从社会学的关注焦点转移,而是意味着再重新定义人的概念,也相应地重新界定物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和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社会与世界。从这一角度来看,身体理论、具身认知论、心智研究中的身心耦合观点,以及基于脑科学与神经元理论的意识研究,都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新唯物主义的知识要素。再次,许多新唯物主义学者通过社会政治方面的参与,来寻求对自身世界观念的丰富与发展,譬如女性主义与后人类主义理论家布拉多蒂,她探索将物质性嵌入式和具身化的框架,一种既可以用来研究社会世界也能够对其加以改善的视角,这意味着“物质转向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在一元世界中,一切都必然是关系和情境的,而不是本质和绝对的”[16]。新唯物主义为这样的研究趋势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和自然世界、社会进程和社会身份的观点,也提供了一种超越社会学中人为划分的媒介与社会结构、文化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人与非人、权力与反抗、连续性与变化、理性与情感等限制了社会理解与社会学想象的方法”[17]。

就其知识特性而言,新唯物主义首先强调从本体论层面强调对物的关注,寻求对“物质性”的理解。新唯物主义关注的是社会生产而不是社会建构,因此延伸到检验物质的能力,亦即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并受其他物质的影响,以及物质力量如何产生世界和人类历史。其次,新唯物主义将“物”视为生成性而非工具性或惰性的存在。对新唯物主义者来说,物不应该被视为本体论的先验本质,而是具有复杂本质的关系形态,整体性与本体论形态只能通过关系获得。关系本体论导致新唯物主义者认为物的研究并不关注它是什么,而是注重研究其作用。以德勒兹的理论为例,当集合中的物在受到影响时,可能会获得对自身产生影响的新能力。而作为集合的物,在根茎、分支、逆转、聚结和流动中才能获得影响自身和施加影响的能力。再次,新唯物主义质疑人类中心主义。通过主张对物的理解的重要性和强调物质多样性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新唯物主义进一步推动了物的转向,并在这一观点上与后人类主义汇流。最后,新唯物主义强调从本体论上对二元论的超越也应当为反思与破除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框架与知识传统提供了方法,正如福克斯所说的:“在新唯物主义本体论中没有结构和系统,没有机制在起作用,有的只是一系列无尽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自然和文化的物质影响,共同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历史。探究这些事件的关系特征及其物理、生物和表达构成,成为社会学解释产生我们周围世界的连续性、流动性和成因的方法。”[18]这一思路与身体哲学的兴起以及心脑科学的发展交融形成了思考人的概念的新理路。

总的来说,物的转向与新唯物主义理论试图超越的是近代哲学在主客体二元知识框架中日益凸显作为主体的人而将物客体化与被动化的趋势。汪民安认为后者是“现代哲学的主体原则膨胀引发的一个后果”[19]。从康德物自体概念的提出,到海德格尔对这一危险的探知,再到拉图尔与哈曼的哲学以过程性和关系性来抵御建构性的知识观念,“他们都将对主体的兴趣引向了客体,引向了物。而且,正是物能够重新启动总体性的回归,能够克服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分离倾向”[20]。

四、数字人文研究中的“物”与“人”

在对“物”与“人”重新界分与表述的理论探索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概念,从西蒙东的技术物(1958)到许煜的数字物(2016)、布拉多蒂的游牧主体与生成的唯物主义(1994,2002)、马拉布的可塑性物质性(1996,2010)、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2005)、德兰达的集合理论(2011,2016)、哈曼的物导向本体论(2017)、海耶斯的比较媒介与认知组合(2013,2017),以及利奥塔与拉鲁埃勒的非人(1988,1989)(拉鲁埃勒的非人概念见于《哲学与非哲学》1989,2013),从数字主体性到非人主体(2012)、David Wills的无机生命理论(2016),从智能机器人、意识计算机到虚拟本体论(2018)等。

无论重心在“物”还是“人”,这些概念往往都体现出了关联性,这也正是数字人文研究最强调的因素。除了这些基本概念,组合的观念也能够在大多数数字人文相关研究者的理论中以各种形式呈现。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此外还有斯蒂格勒的知识有机体,许煜的技术系统,海耶斯的认知组合、比较媒介研究与多模态学术等概念。这些形态各异的方法的共同之处除了在于强调世界的物质性,还在于将研究的焦点“从个人和人类主体转移到关系网络或有生命和无生命影响和受影响的组合”。[21]

数字人文研究对物的概念的重新思考,不仅仅只关于物本身,也与人的概念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等问题紧密相关。人对物的认知不可避免地与人对自身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何为自身,何为外物,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哲学自古以来的重要主题。人与物的概念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如何判断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范畴与限度。人与物之间的界限关乎我们认知整个世界的基本框架,而技术的发展正在深刻地影响乃至于重塑这一认知框架。什么是技术物?非实体性的存在或对象,虚拟或复杂空间。其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就已经足以引起知识框架、思维方式、社会构造自己人类情感等复杂层面上的后果。譬如,末世想象,基因编辑,机械与数字技术嵌入的身体,对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可能性的想象。

总之,就数字人文研究的知识形态而言,既是技术时代人类对自身的理解的重新探索,也可相应地延伸到对物的重新界定与把握。在数字人文研究中,人与物的关系不再基于主客体的截然二分,物不再只是对象,人与物之间的界限在逐渐交融,从延伸、关联中生成的网络,不仅是虚拟性的存在,从互联网到物联网,被联结起来的是一切实在与非实在,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的有机体化,或者至少推进人类对这一现实的认知。

注释:

[1] Gilbert Simondon,OntheModeofExistenceofTechnicalObjects,Translated by Ninian Mellamphy,Preface by John Hart. London, ON: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1980,p.3.

[2] Gilbert Simondon,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Translated by Ninian Mellamphy,Preface by John Hart. London, ON: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1980,p.5.

[3] Gilbert Simondon,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Translated by Ninian Mellamphy,Preface by John Hart. London, ON: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1980,p.7.

[4] Gilbert Simondon,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Translated by Ninian Mellamphy,Preface by John Hart. London, ON: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1980,p.11.

[5]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页。

[6] 参见Yuk Hui,OntheExistenceofDigitalObject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6,p.11. 斯蒂格勒为该书作序,他在序言中指出,“数字对象即具有技术本质的计算对象”。另,该书的中译本将Digital Objects译为“数码物”,但同时也将第五章中的Logic and Object译作逻辑与客体。在对于object这一概念的理解与使用方面,译本疏于对这一概念的复杂内涵及其与不同的中文概念之间的对应和范畴差异进行必要的阐明。

[7] 许煜:《马克思、西蒙东与自动化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第149页。

[8] 许煜:《马克思、西蒙东与自动化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第151页。

[9] 许煜:《马克思、西蒙东与自动化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第151页。

[10] 许煜:《论数码物的存在》,李婉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页。

[11] 蓝江、刘黎:《拟对象的谱系学:数字对象理论的序曲》,《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56页。

[12] R. Dolphijn, Iris van der Tuin,NewMaterialism:Interviews&Cartographies,Michigan: Open Humanities Press,2012,p.110.

[13] N. J. Fox, P. Alldred,SociologyandtheNewMaterialism:Theory,Research,Ac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16,p.1.

[14] U. T. Kissmann, Joost van Loon,ed,DiscussingNewMaterialism:MethodologicalImplicationsfortheStudyofMaterialities,Wiesbaden: Springer,2019,p.4.

[15] N. K. Hayles,Unthought:ThePoweroftheCognitiveNonconsciou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p.66.

[16] N. J. Fox, P. Alldred,SociologyandtheNewMaterialism:Theory,Research,A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16,p.7.

[17] N. J. Fox,P. Alldred,SociologyandtheNewMaterialism:Theory,Research,Ac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16,p.8.

[18] N. J. Fox, P. Alldred,SociologyandtheNewMaterialism:Theory,Research,Ac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16,p.7.

[19] 汪民安:《物的转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第100页。

[20] 汪民安:《物的转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第103页。

[21] N. J. Fox, P. Alldred,SociologyandtheNewMaterialism:Theory,Research,Ac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6,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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