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中的符号谎言探究

张锁军

(呼伦贝尔学院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海拉尔 021008)

一、引言

人类伊始，符号便应运而生，任何意义的形成、表达与接收都需要借助于符号，思想、意识、表情、语言和文字皆属符号，所谓符号“是指任何可以用来表指并代替其他事物的东西，而符号所代替的事物原则上不必出现或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某一点上”(Eco, 1976:7)。国内学者赵毅衡将其定义为“符号被认为是可携带意义的感知”(赵毅衡，2013:7)。符号可以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如人们头脑当中的思想、卫生间门口的烟斗和高跟鞋图片以及书本上的文字都属于符号。

索绪尔(F. de Saussure,1857-1913)早在百年前就提出了符号学的思想，“研究符号的学科被称之为符号学”(Saussure，1966:14)。其实，索绪尔对符号学的解释源于希腊词根生造的semiologie一词做的解释，并不算是严谨的定义，而是同词反复，并未揭示出符号学的本质属性和特征。索绪尔最为知名的应属他的结构主义思想，他的符号学思想也被称之为结构主义符号学。近些年，皮尔斯(C.S. Peirce)的符号学逐渐代替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成为了当代符号学研究的基础模式，并提出皮尔斯符号三元观(符号-对象-解释项、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解释关联物、一级符号范畴-二级符号范畴-三级符号范畴)。皮尔斯的符号学观点侧重认知和解释，故人们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称之为实用主义符号学。在国内，“符号学”最早由赵元任在1926年提出，后赵毅衡将符号学定义为“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赵毅衡，2013:8)。其实，我们身边一切可以用来代替其他事物的东西就可以是符号，而符号学应是研究符号、符号使用行为以及符号意义的学科。

谈及符号谎言其本质是与事实不相符。中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符号资源相当丰富，人们在交际中使用符号，也在使用符号来说谎，“每当有谎言就会有表指，每当有表指就可能会使用它来说谎”(Eco, 1976:59)。其实，日常生活中使用符号谎言用来说谎比说实话要多，只是人们往往忽略这个“事实”。人们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符号来实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涉及到符号谎言，如化妆。此外，人们对于虚构的小说文本或科幻电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这些情节的大部分都由符号谎言来构成，甚至许多谎言以“互文性”形式存在于多个文本情节中，如：吸血鬼以血为食，而这些情节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可见符号谎言研究应得到足够重视。

二、《蒙古秘史》及版本介绍

《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被比作古代蒙古族的百科全书，与《黄金史》和《蒙古源流》齐名，构成了蒙古民族的三大历史文献，无论在蒙古族历史上还是我国历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珍贵的史实资料共记载了蒙古族约500年的兴衰成败的历史，以其独特的文学语言，形象且忠实的描述了当时的蒙古社会现状，较为详细记述蒙古族生活，包括礼制、伦理、饮食、战略部署等，可以说其语言充斥着草原气息，或曰其语言表述极具蒙古族特色，以蒙古族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再现了蒙古族的狩猎生活、图腾崇拜、部落联盟等极具蒙古族特色的场景和事件。

《蒙古秘史》这部伟大的历史长卷深受国内外广大学者的喜爱，自19世纪初，国际学术界已经开始对《蒙古秘史》的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已出版的各类研究专著或注释论著举不胜举。《蒙古秘史》于清朝末年传播至国外，迄今为止译本及版本众多，被译成多种语言而得以传承，“包括英语、日语、法语、德语、中文、俄语、匈牙利语和波兰语”(Onon, 2001: 17)。此外，“成吉思汗文献博物馆现收藏有375个版本的《蒙古秘史》, 涉及到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力嘎，2018:9)。最初的版本是由古蒙古文(畏兀儿体)所撰写完成，历经时代变迁全文已经很难找寻，但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世间：明四夷馆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即“明翰林译员们为了使人们读起来容易一些，把《蒙古秘史》逐个的用汉字音译下来，再加上旁译和总译”(阿尔达扎布，2005:1)，这便形成了形式独特的《蒙古秘史》，这也便成为人们了解《蒙古秘史》的最初途径。

《蒙古秘史》流传至今接近500个不同版本，汉译本代表性的有顾广圻校勘张祥云藏本，学界一般将此称之为“顾氏本”或者“顾校本”，一般认为此为迄今为止较为理想版本，此外还有钱大昕从《永乐大典》中发现的“钱氏本”和叶德辉的“叶氏本”。现代学界关于《蒙古秘史》的汉译本也有好几个版本，代表性的有：余大钧译著《蒙古秘史》、谢再善译《蒙古秘史》、阿斯钢和特·官布扎布译著《蒙古秘史(现代汉语版)》等，这些汉译本在语言、文字以及文化典故等方面的处理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为读者可以更好地欣赏原文本，避免翻译过程中导致信息篡改、流失，许多作者对蒙古文进行注译形成注译本，代表性的有：道润梯布所著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和阿尔达扎布译著的《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前者是简注，所谓简注只是对那些有可能影响阅读理解的词汇、语句进行注释，不做任何引申，较之前者读起来较为简单，节省了许多对于文本本身的探讨所花费的时间。后者作者最大的贡献在于不仅对比着明代总译，译出了自己的译文，更多的是将蒙古语原著中晦涩难懂的词汇以及背景知识做了详细的注释，书后的附录中还将《蒙古秘史校勘本》原文、人名索引、部族名索引和地名索引附在其后，更难能可贵的是将拉丁文转写的《蒙古秘史》也一并附在后面，较之其他版本而言，此版本中的明代总译较为全面、细致，错误较少，对比着《蒙古秘史校勘本》原文将其用作底本并依托故事情节的展开探究文本中符号谎言的使用及分类。

三、《蒙古秘史》中的符号谎言及其叙事效果

“在古代，口头传说是传播历史知识的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形式。口头传说的内容主要有：家族的谱系，歌颂首领和英雄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等等”(巴·苏和，1988:85)。口头传说的过程会增加事情原本的模糊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谎言提供了可以赖以生存的环境。符号谎言可依据不同分类标准进行不同的分类，连甫(1997:102-103)将符号谎言分为利益型和功能型；依据符号谎言所使用的领域可以将其分为政治谎言、经济谎言等；按照符号使用者的意图分为有意符号谎言和无意符号谎言；若把符号谎言看作是前提，那么还可以分为隐性谎言和显性谎言等。经笔者统计《蒙古秘史》中符号谎言共计59处，其中以政治符号谎言、历史符号谎言和神话符号谎言为主，文章以这三个代表性维度为例对文本加以扼要分析，并呈现其在文本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

(一)政治符号谎言

政治符号谎言属于功能性谎言范畴，所谓政治符号谎言，是在政治领域使用、为了服务于某种政治目的而使用的与事实不符的言辞或策略，其特点是服务于政治。

整部《蒙古秘史》都是以天命论为依托，蒙古族的天命论源于对崇尚天地、敬畏自然，所谓天命论是指“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都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决定的观点”(王福革、赵亚婷，2018:103)，这就是符号谎言的体现。古代蒙古人认为天(腾格里)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人们的言行都要顺从天意，这也符合自然规律，个人的成功与否都是上天的安排，是受到天神的庇佑才可以达成。

成吉思汗是名副其实的军事家、政治家，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使自己的汗位不受动摇，使用天命论思想解释现实中出现的情形，这使得人们更容易相信他的话，并遵从他的意愿去行事。如《蒙古秘史》第246节，“太祖说贴卜腾格理将我弟每打了。又无故馋谮的上头。天不爱他。连他的身命都将去了。”此段故事发生在蒙力克老爹的儿子们不把成吉思汗放在眼里，殴打了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贴卜腾格理(蒙力克老爹的儿子)又来挑唆成吉思汗与合撒儿的关系等一系列事件后，成吉思汗授意将其杀死，为了削弱他们的气焰并巩固自己的地位，称这是上天的安排，名正而言顺。这样的政治符号谎言在《蒙古秘史》中并不鲜见，第140节中，成吉思汗欲杀死主儿勤人不里·孛可，但并未找到合适的理由，于是让别勒古台和他摔跤。“别勒古台一边压着。回顾太祖。太祖将下唇咬着。于是别勒古台知其意。”不里·孛可因在摔跤上胜过别勒古台，被称为全国上下有名的大力士，成吉思汗对其早有不满但却没有合适理由只能使用符号谎言声称“摔跤”实则找到合适机会授意杀死他。

正是这些政治符号谎言在一定时期内帮助成吉思汗巩固其汗位不受动摇，使他的人民深信其“真命天子”的身份从而效忠他、拥护他，以达到思想上统治他人的政治目的。《蒙古秘史》中涉及到与政治符号谎言相似的功能性符号谎言有军事符号谎言，如成吉思汗为实现其军事目的在作战时以篝火虚张声势等，这里不一一赘述。

(二)历史符号谎言

众所周知，史学研究需要考证，很多史书由于作者修史经验不足、考证不足、文物破坏等诸多主观及客观因素使得记载不明确甚至有错误。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史书记载分为正史和野史两类，前者为官修的记传史书，如《史记》、《汉书》等；后者为民间编撰，多采录民俗民情、神话传闻等。任何学者都不可能将正史和野史一概而论，认为哪个一定正统或哪个一定真实、准确。正史由于官修的原因，许多内容需要美化或“不敢直言”，这既是历史符号谎言范畴，所谓历史符号谎言应是那些经考证书籍中所记载的史实与真正的史实不相符的部分。《蒙古秘史》之所以称之为秘史，是官书，是黄金家族的秘密历史或机密国史，当归属于正史。

《蒙古秘史》存在历史符号谎言原因有三：其一，采用编年体例、文学语言以及文史结合等多种手法相结合，这就不免使用神话或美化的手法，注定历史符号谎言滋生其中；其二，“草原史臣没有经过严格的修史训练，他们还不善于驾驭复杂的史实，因而希图叙述上的方便，不顾时间顺序，把同类事放在一起说完了事” (甄金，1996:19)；其三，《蒙古秘史》许多部分“是在两个派系(斡歌歹、拖雷)、四个当政者(斡歌歹、古余克、蒙哥和忽必烈)不断干预下，陆续编纂，多次增删，反复修订的产物”(甄金，1996:20)，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历史符号谎言必定运用其中。

如第260节中叙述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期间这样记载“太祖三日不许三子入见。木合里等说……”。暗示木合里(也译作木华黎)国王也一并前往了这次征讨，其实这次西征木合里并未从行，被封国王后，他受命全权征金，没有时间和精力前往花剌子模，据《蒙古民族通史(第一卷)》记载“1219年春，成吉思汗亲征花剌子模。少量军队驻守漠北，木华黎仍主持对金朝战争，其余蒙古汗国军都参加了这次西征”(孟广耀，2003:230)。此外，达力扎布(2006:59)在《蒙古史纲要》中记载：“1219年春，成吉思汗率蒙古军主力亲征花剌子模，命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留守本土，木华黎继续率军与金朝作战”。可见《蒙古秘史》这部分叙述与历史记载不符，属于历史符号谎言。

再如第272节中记载“兔儿年(1231年)斡歌歹皇帝(也译作窝阔台汗)征金国。命者别为头哨”。据《蒙古民族通史》记载：“1231年五月，窝阔台汗在九十九泉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九十九泉会议’严格遵守这个灭金总方略，做如下安排：以金首都汴梁为攻取的中心目标，兵分三路，东路，斡赤斤那颜率领……。中路，窝阔台汗亲自率领……。西路，拖雷率领……”(孟广耀，2003:215)，留金锁编著的《蒙古通史(上卷)》(2000：87)以及乌云毕力格和白拉都格其合著的《蒙古史纲要》(2006：26)关于这次战略部署也做了类似记录，显然三路人马并未提及者别将军，者别将军是成吉思汗的“四杰”之一，在整个征讨金国的多次大小战役中屡立战功，在整个草原乃至欧亚大陆都享有一定威名，其实已于1224年死于军中。“者别为头哨”与史实不符当属历史符号谎言。

此外，整部《蒙古秘史》中年代方面的误差较多，均属于历史符号谎言范畴，这里不一一赘述。

(三)神话符号谎言

所谓神话符号谎言就是以神话的形式讲述与事实不符的故事，亦或将事实夸张讲述，亦或虚拟出非真实世界中的幻像。谈及神话符号谎言，不能想当然将所有神话均界定为符号谎言范畴，有些神话无法用事实印证，故不能称之为谎言，而只是单纯的神话故事；只有那些与事实不符的神话，才可界定为谎言。但更多的时候，有些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小说或史书中既包含符号谎言也包含神话故事，如《白蛇传》中的水漫金山等，夸大了事实，应界定为符号谎言；而雷峰塔确实存在于杭州西湖湖畔，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不包括白娘子由蛇修炼成人型这一情节)本身表达了人民对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向往和对封建势力无理束缚的憎恨，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应界定为神话故事。

《蒙古秘史》内容上并不是单纯的史书记载，而是将历史事件和英雄传奇集于一身，提及蒙古民族崇尚天地，古代蒙古民族很多情况正是依据神话、传说以及对上天的崇尚来学习和生活，因此他们很多思想和行为的产生也都基于此。《蒙古秘史》中叙述的神话主要有：感光生子、海青鸟托梦、白石示警和神牛报吉等，这些神话的叙述使得《蒙古秘史》增加了神话色彩，虽与事实不符，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使用可以増加人们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和信仰，符合当时蒙古族人们的思维习惯，使得故事情节的叙述与展开更加自然。

如第18-21节，阿阑·豁阿因丈夫去世后而生了三个儿子，她的两个年长的儿子背地里议论自己的母亲，猜疑“俺这母亲。无房亲兄弟。又无丈夫。生了这三个儿子。”阿阑·豁阿对此怀疑表示理解，并告知她的两个儿子：“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此后，他的儿子们再没提及此事，深信母亲所讲述的神话，巩固了母亲在儿子们心中的地位。再如第121节“神牛报吉”这个神话：“豁儿赤梦见又有个无角犍牛。拽着个大帐房下椿。顺贴木真行的车路吼着来说道”。整个故事发生在梦境中，梦境属于虚拟世界，即非真实世界，而在虚拟世界中出现图像应属于幻像，与客观事实不符属于符号谎言。再如第143节，叙述阔亦田战争，“扎木合军内不亦鲁黑忽都合两人有数能致风雨。”呼风唤雨应是我国神话小说中常见的情节，但非常人所能为，属于夸张手法，夸张与事实不符，属于谎言。作者这样叙述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性和神话性，极具传奇色彩，美化了故事情节，进一步增加了整个文本的神话色彩，使读者可以更好的认识到，这些符号谎言的使用符合当时的历史年代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诚然，整部《蒙古秘史》中符号谎言很多，有些符号谎言是作者有意而为之，如政治符号谎言，其使用对于故事情节的开展乃至于历史的形成均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试想蒙古民族不信奉天命论和“长生天”的力量，成吉思汗如何在思想上统治蒙古各部落。有些符号谎言是作者非有意而为之，如历史符号谎言，应尽量避免使用并以此来增加文本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四、结论

《蒙古秘史》是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史书，记录了蒙古黄金家族500多年的宗之谱系，虽其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大多数集结在研究其文化思想、语言翻译、历史考证等方面，涉及语言学角度深度探讨文本很少。经分析发现，《蒙古秘史》中符号谎言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作者有意而为之或谎言使用者有意为之，其使用效果明显，在整部巨著的故事情节、语言体例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类则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造成的错误记载。后者是史学研究的大忌，应该尽量避免，史学研究贵在真实、可信，有据可依，应去伪存真、辨别是非、实事求是。

此外，国内学者们符号谎言的研究相对较少，在“读秀知识库”中将符号谎言作为全部字段做中文搜索，找到相关中文期刊57篇，这其中直接关于符号谎言或符号与谎言的研究文献仅有36篇。中华民族有着上下5000年的历史，滋养了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符号资源，期待随着国内符号学研究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学者可以关注到符号谎言并展开深入研究，以期得到更多的研究成果充实此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