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扎哈·哈迪德建筑作品中的跨文化设计
——以广州大剧院与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为例

范 程

(湖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随着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同一名设计师的作品出现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已成为一种常态。在跨文化设计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文化，设计师需要进行取舍与创造。成功的跨文化设计作品通常在文化信息的转译和传达中，满足了交流双方或者多方都能明白的需求。[1]著名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在中国广州与长沙的设计作品便是典型案例。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设计

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环境污染难以遏制等严峻问题，设计界提出了跨文化设计的理念，即设计师通过全球协作共同履行社会职责。跨文化设计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广义来说，跨文化设计从设计参与的人员、涉及的项目、要解决的问题、采取的方式方法、程序步骤等各个方面，用跨越文化的方式，来突破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如环境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在各方合作过程中，设计师能够通过跨文化这种特别的方式真正为解决这些问题寻找到有效的设计方法。[2]当代著名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她设计的地标性作品遍布全球各地。在中国，广州大剧院与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是她较为知名的两个作品。本文将就此分析其中的跨文化设计，并思考其借鉴意义。

二、案例分析：广州大剧院与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扎哈·哈迪德是伊拉克裔英国籍设计师，她将自己协调多元文化的智慧带到了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作为跨文化设计的典型，广州大剧院与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均以当地元素为设计灵感，在保持扎哈·哈迪德个人风格的前提下，成功地与当地文化、环境融合起来。

(一)广州大剧院

广州大剧院是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在中国首个建成的建筑项目，于2011年竣工。它位于珠江之畔，坐落于广州城市中轴线上。它的设计灵感取自珠江边的石子。为了配合扎哈·哈迪德超级流线型的设计风格，声学布局为内部设计与功能实现奠定了基础。广州大剧院分为一大一小两个剧场，被称为“圆润双砾”。扎哈·哈迪德明确表示，广州大剧院是对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艺术、建筑和戏剧文化“这些文化传统的体现和传承”，它也被定位为对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影响力的新文化景观。[3]

广州大剧院挑战固有审美模式，实现了功能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以不规则建筑空间存在的广州大剧院，突破了以往建筑方正型的结构特点。游人常常被作为公共空间的架空层所吸引，架空层斜柱造成的错觉容易使人产生眩晕的感觉。实际上，地面与斜柱间最大的倾斜角度达到78度。这种全新的审美体验需要人们慢慢接受。

(二)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包含一个当代艺术美术馆、一个可容纳1800人的大剧院和一个小剧院。该建筑群于2012年开工，2017年建成对外开放。

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芙蓉花瓣，扎哈·哈德迪提取了盛开的芙蓉花落入梅溪湖中激起涟漪的场景进行设计。长沙所在的湖南省有着“芙蓉国”的美誉，诗句“芙蓉国里尽朝晖”指的就是这里。总体看来，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犹如绸带一般流畅的曲线所勾勒的山水画。围绕中庭，博物馆由三朵花瓣构成，俯瞰宛若纯净无暇的几片芙蓉花瓣散落在梅溪湖畔，山水氤氲之间，与不远处的岳麓山映衬着，流畅的设计风格所带来的生动气韵摄人心魄，温婉又热烈。

在室内设计上，扎哈·哈迪德令光影随着曲线最终在一个点交汇。蜿蜒的通道串联起各据一方的三大主建筑体，建筑群恍若自由散落却又浑然一体。从外部来看，统一的颜色、极具辨识度的风格、绿化带既明确了建筑群的范围，又使建筑群融入整体环境。多处设置的灯带给建筑变装的机会，一旦有了灯光的映衬，整个建筑一改素白，变得婀娜多姿，如梦似幻。

三、扎哈·哈迪德建筑作品中的跨文化设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设计师赛朗哥(Senongo Akpem)提出了他所理解的跨文化设计方法：从进行具有社会意识的研究到建立对文化敏感的经验，再到开发有意义的国际化和本地化方法。这样将会在使用设计技法之时，打破思维定势，并且为不同地域、语言或者身份的设计对象创造更丰富的设计体验。[4]本文试从设计师、设计策略和设计团队三个角度来分析扎哈·哈迪德建筑作品中的跨文化设计。

(一)设计师：跨文化设计的视野

扎哈·哈迪德跨文化设计的视野令她在面对跨文化语境中的设计活动时游刃有余、策略得当，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取舍逻辑。她选择将抽象艺术与设计实践相融合，[5]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性。同时她将自己的作品推向世界各地，在不同国家、地区采用不同的处理手法。她的国际化视野与全球化思维是跨文化设计的基本前提，前文介绍的广州大剧院与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便涉及到中国与英国两种文化。从扎哈·哈迪德的个人成长经历来看，这些能力与其成长背景密切相关，尤其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家庭教育的影响。扎哈·哈迪德1950年出生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一个上流社会家庭，家境富裕，父母对她的教育也十分开明。年幼时期，扎哈·哈迪德常随父母游历欧洲各大博物馆与古迹，视野开阔。父亲一位世交的儿子是出色的建筑师，在双方家庭往来之中，年幼的扎哈·哈迪德受到影响并培养起了对成为建筑师的向往。

第二，故乡巴格达的影响。扎哈·哈迪德成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巴格达，当时的巴格达社会风气自由开放、生机勃勃，国际文化交流频繁，人文艺术思潮汇聚。巴格达希望通过建筑来创造独特的城市身份，[6]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阿尔瓦尔·阿尔托和勒·柯布西耶等一众建筑大师参与了整个城市的设计，将浓郁的人文氛围凝固成建筑。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影响扎哈·哈迪德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巴格达女性不一样的道路。

第三，伦敦作为第二故乡的影响。扎哈·哈迪德幼年时多次前往伦敦。18岁时，她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攻读数学系，22岁时她选择了建筑系，就读于著名的建筑联盟学院，全家为了她的学业而移居伦敦。国际都市伦敦对扎哈·哈迪德来说是第二故乡，但移民的身份让她不断思考如何融入英国社会的问题。

(二)设计策略：在地性思考

在地性，指的是全球化视野中对地方特性的思考，基于近些年流行起来的一种反全球化浪潮。扎哈·哈迪德的建筑作品中充满了在地性的思考，即尊重当地的社会文化，而非一味地将全球化的种种通过设计照搬到每一个地区。前文所述的广州大剧院与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皆为典型案例。前者参考自珠江之畔的石子，后者取自芙蓉之姿态。无论是前期调研还是后期竣工，扎哈·哈迪德都到现场实地考察，并在个人设计风格中进行调整，采用因地制宜的思路，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加入当地元素。扎哈·哈迪德结合对地形地貌的整体思考，使建筑设计在环境中的地标属性得到最大化体现。

除了实地调研，与当地的数字设计社区联动也是一种策略。设计师可以通过个人主页浏览当地设计师的作品，了解一些富有特色的当地设计视角。如此有目的性的前期资料搜索，能够助力跨文化设计的深化过程。

(三)设计团队：跨文化合作方式

尊重是一切跨文化活动的前提。在广州大剧院与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的跨文化设计过程中，中国与英国的文化差异是必然存在的，这考验着中英两方团队文化的融合程度，而且要特别注意双方文化的不同之处，规避风险和冲突。

文化创新、文化调和与文化互补是三种常见的合作策略。文化创新策略指的是母团队的文化与子团队的当地文化进行有效整合，不同文化之间通过各种渠道相互了解、相互适应、相互融合，从而在母团队与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外子团队文化，以这种新型文化作为国外子团队的管理基础。文化调和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观察、培育过程。在尊重和满足各方需求的前提下，矛盾会逐渐得到调和。在扎哈·哈迪德团队中工作过的中国籍建筑设计师中，马岩松是最著名的一位。他设计的建筑与扎哈·哈迪德的风格接近，善用曲线，接近未来主义风格，如哈尔滨大剧院。MAD事务所是马岩松在中国创办的事务所。扎哈·哈迪德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有着马岩松的一份努力。广州大剧院与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既满足了当地城市景观对外来建筑的需求，也使得扎哈·哈迪德的独特设计风格在中国逐渐被接受。

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是一般性的跨国团队管理原则。扎哈·哈迪德的作品从设计到落地极其复杂，涉及到庞大的多文化项目团队。一般来说，跨国设计团队在海外工作，最好的方式是雇用一部分所在国的员工。因为他们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而且容易与当地人员达成共识。这样既有利于跨国团队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又有利于东道国在任用管理人员方面，选用最适合岗位的职员。

跨文化设计力求兼顾不同的文化，同时突出自己的设计风格。扎哈·哈迪德在中国的作品，如广州歌剧院和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在极具个人辨识度的设计风格之中，兼容了中英文化差异，基本满足了各方的设计期待，是跨文化设计交流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