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剧《尤力乌斯·凯撒》葬礼演说的修辞分析及其汉译评价

刘 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尤力乌斯·凯撒》（Tragedy of Julius Caesar）一剧大约于1599 年公演， 是莎士比亚三大罗马剧之一。 其创作灵感主要来自托马斯·诺斯爵士（Sir Thomas North）1579 年译自希腊哲学家和传记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50—120 年）的《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1］(P3)， 该剧围绕凯撒遇刺这一著名历史事件展开。 罗马共和国晚期，尤力乌斯·凯撒赢得内战，权倾一时，引发不少罗马贵族的嫉恨和担忧。 他们唯恐凯撒称帝，共和制度不保，元老贵族的势力衰弱。 凯撒好友布鲁图斯家世显赫，先人曾是罗马共和国的创建者；他被谋反派头目卡修斯劝服，决定加入刺杀凯撒的行动。 三月十五日，在元老院议会上，密谋者们乱刀杀死凯撒。 消息传开，全城惊愕。布鲁图斯发表演说，成功获得民众的理解。 而凯撒密友安东尼紧跟其后的演说却扭转了民众的看法，掀起了复仇狂澜。 密谋者逃窜出城，布鲁图斯不敌安东尼及其军队，自刎而终。

正如多伦(Mark Van Doren)所说，《尤》剧“修辞多于诗歌”，剧中人物“演说家多于男性”，在莎士比亚笔下，罗马政客们用如簧巧舌拨弄人心，用高超的修辞技巧掩盖了道德和政治真理， 最终酿成了个人和历史的悲剧［2］。莎翁凭借其对罗马历史的了解，再现了共和国时期演说和修辞在权力争夺中所起的强大作用，同时也借由此剧引发人们对于语言和修辞的反思。

一、《尤力乌斯·凯撒》与古典修辞学

《尤》剧主要人物和故事梗概虽然源自史书，但是人物塑造和对白创作均源自莎翁本人非凡的创造力和古典学修养。 从写作背景来看，16 世纪的英国正处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复兴之时，以拉丁文经典为主体的古典教育是当时文法教育的核心内容，其中修辞教育更是重要环节。虽然目前无法从莎士比亚的求学经历中了解其接受修辞教育的程度，但《尤》剧无疑是其修辞能力的最好证明［3］。

修辞学发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将“修辞”定义为：“一种在任何情况中都能找到可用的说服方式的能力”（an ability, in each ［particular］ case, to see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4］(P37)。它关注的对象是人类无法获得唯一正确看法的事物，也就是具备或然性（probability）或者不确定性的事物。或然性使得人们对事物的不同看法可以同时存在，因此修辞才有了用武之地。“不同修辞者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根据各自的修辞目的对该事物提出完全不同却又都具有或然性的宣认，并调集自己掌握的一切修辞资源力求证明和确立各自的结论”［5］(P169)。

亚里士多德主张说服的手段（pistis①）有“非人工”和“人工”之分，前者是指那些已经存在的、修辞者“无计可施”的证据，而后者则是事先并不存在、由修辞者根据形势创造出来的证据。修辞学关注的是后一种。 “人工”说服手段又可分为三类：诉诸人格（ethos）、诉 诸 情 感（pathos）以 及 诉 诸 理 据（logos）。 也就是说，演说者在演说中通过值得信赖的人格、 逻辑严密的论证以及与听众的情感共鸣，达到说服的目的［4］(P38-39)。 在实际运用时，这三种说服方式相互作用，互相融合，很难将三者严格地区分开来［6］(P74)。其中，人格说服涵盖面最广，任何修辞形式或手法， 包括谋篇布局 （arrangement）、 风格（style）、发表（delivery）等都可以影响到受众对演说者人格的构建，从而影响说服效果［7］。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格几乎可以说是最具权威的说服方式”［4］(P39)， 只有被受众信赖的演说者才能真正说服受众。

《尤力乌斯·凯撒》剧中人物对修辞的运用在第三幕第二场体现得最为明显，这场戏展现了凯撒被刺后布鲁图斯和安东尼精彩纷呈的演说对决，在两位演说家的修辞表演鼓动下，“寻求真相”的罗马民众态度瞬息万变。通过赋予布鲁图斯和安东尼不同的修辞策略， 莎士比亚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营造了丰富的戏剧冲突，揭示了深刻的悲剧主题。 能否深刻把握和再现这些修辞细节是翻译该剧的一大挑战。本文依据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手段分析演说中所使用的修辞策略， 特别是人格说服手段，并选取其中具有特别意义的修辞细节， 对比朱生豪、梁实秋、汪义群、傅浩四个汉译本，评价其相关得失之处。

二、布鲁图斯的葬礼演说及其汉译分析

（一）布鲁图斯的“三个呼吁”

在第三幕第二场一开始，罗马市民们就处于群情激昂的状态，他们聚在市场，期望听到一个满意的解释，为什么凯撒被杀。布鲁图斯首先出场，在原剧本中，他的演说以段落的散文形式呈现，篇幅短小简练。 其开头如下：

Brutus：“Romans, countrymen, and lovers, hear me for my cause and be silent, that you may hear.Believe me for mine honour and have respect to mine honour, that you may believe. Censure me in your wisdom and awake your senses, that you may the better judge”［8］(P187).

布鲁图斯开门见山向听众发出了三个呼吁：倾听其理由，相信其荣誉，对其做出评判。这三个呼吁是两场葬礼演说之“文眼”，在剧中至少起到了四大作用：

第一，昭示这两场葬礼演说的另一属性——法庭辩论演说。实际上，从演讲场合看，布鲁图斯和安东尼的演说的确属于葬礼演说，或者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来看， 属于三大演说类型②之一的典礼演说，而典礼演说的目的往往是要强化或者纠正听众对某个人的品德、品质的看法，或颂扬，或批评。 但是在剧中语境下，这两场葬礼演说更像是围绕凯撒刺杀案展开的庭辩演说。其中，布鲁图斯是辩方，辩护自己的刺杀行为，声明其正当性；安东尼则是控方，控诉布鲁图斯等人刺杀行为的不正当性，而裁判者就是期待真相的罗马民众。

第二，提示两场演说的主要内容。 布鲁图斯的演说将主要围绕三个呼吁来展开，而安东尼的演说将对此一一反击。

第三，表明布鲁图斯将以人格说服（ethos）作为最主要的说服手段，名誉（honor）是其赢得民众同情的主要依据， 但随后在安东尼的修辞操纵下，其名誉被解构，布鲁图斯成为全民公敌。

第四，彰显了布鲁图斯的人物特点。 布鲁图斯自视甚高，对其自身的影响力相当自信。 而且从三句呼吁的形式来看，布鲁图斯措辞严谨工整，使用了排比句式以及语句间隔反复（epanalepsis）的辞格——Hear、believe、censure/judge 分 别 出 现 在 句首，并在句末重复，既体现了一名斯多葛（stoic）主义者的冷静和克制， 也展现出高超的修辞功力，然而这也将成为安东尼可资利用的攻击点。

原文的这三句呼吁设计精巧， 翻译难度较大，现有的四个汉译本基本都保留了原文大意，但是细节还原程度不尽相同。

朱生豪：“请你们静静地听我解释。为了我的名誉，请你们相信我；尊重我的名誉，你们就会相信我的话。用你们的智慧批评我；唤起你们的理智，给我一个公正的评断”［9］(P494)。

梁实秋：“请听我讲一讲我的道理。 请勿吵闹，以便能听到我的话。请为了我的荣誉而信任我，请重视我的荣誉以便对我能加以信任。 运用你们的智慧来裁判我， 提高你们的警觉以便作较佳的裁判”［10］(P115)。

傅浩：“请听我说明缘由；请保持安静，你们好听得清。 凭我的名誉，请相信我；尊重我的名誉，你们才会相信。 请用你们的智慧考察我；唤醒你们的心智，你们才会更好地判断”［8］(P66)。

汪义群：“为了我的缘故，请你们听我说；你们静下来，就能听清我的话。为了我的名誉，请你们相信我；尊重我的名誉，你们就会相信我的话。用你们的智慧来评判我，唤起你们的理智，就能作出公正的评判”［11］(P84)。

首先，三个呼吁的内容，四个译本表达存在差异。 第一个呼吁， hear me for my cause， 此处的cause，汪译为“为了我的缘故”，意思偏离了原文，没有体现布鲁图斯的演说意图——解释杀人动机，其它三个译本则更接近原文。 第二个呼吁，believe me for my honour，四个译文体现出对“for”的不同理解，朱译、梁译和汪译都将其视为表目的的介词，译做“为了我的名誉/荣誉”，只有傅译将其视为表原因，译做“凭我的名誉”，更符合布鲁图斯自我辩护的演说目的和人格说服为主的修辞策略。第三个呼吁，censure me in your wisdom， 四个译本都将wisdom 译为“智慧”，但是censure 分别译为了“批评”（朱译）、“裁判”（梁译）、“考察”（傅译）和“判断”（汪译），相比之下，“裁判”和“判断”的含义更符合布鲁图斯对于这场演说中听众所扮演的“法官”角色定位，和句末的“judge”也更相呼应。

其次，对于三个呼吁的辞格，四个汉译本的还原度不一。粗略来看，对于这三个排比句式，汪译的排比工整度最佳，傅译次之。但整体来看，四个汉译本对间隔反复这一辞格的还原度都偏低。 比如，第一个呼吁中hear 的间隔反复，只有傅译、梁译基本再现了原文的句前和句末反复特点；汪译将“听我说”和“听清我说话”分别置于两个小句句末，也基本实现了反复。但是三个译本的措辞均不及原文简练，修辞效果有所折扣；而朱译只译出了一个“听我解释”，去掉了反复辞格。其它两个呼吁的间隔反复辞格在四个汉译本中都变成了句末反复，而不是首尾呼应。

综合以上分析，布鲁图斯的三个呼吁或许可以做出如下改译：“罗马人民，同胞们，朋友们！听听我的理由，安静下来，你们就能听见；相信我吧，凭着我的名誉，尊重我的名誉，你们就会相信；评判我吧，使用你们的智慧，唤起你们的理性，你们就能更好地评判。 ”

（二）布鲁图斯的人格说服及其缺陷

作为共和国创立者的光荣后代，布鲁图斯天然具备无懈可击的人格说服力，他本人对此也极富自信。 但是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修辞的人格说服应当通过演说本身实现，而不是借助原有的印象。 因为原有的印象是修辞难以有所作为的“非人工”证据，修辞可以作为的是通过演说本身来构建演说者形象［12］(P57)。因此，亚里士多德建议，要实现人格说服，演说者在演说中呈现的人格应当与受众欣赏的人格相匹配， 或者与受众自己的人格相匹配；他认为人们一般倾向于信赖三种人格：理智、美德和善意，因此演说者应当努力在演说中呈现这些品质［4］(P112)。

布鲁图斯演说的缺陷在于他的人格说服主要建立在已有印象之上，面对寻求真相的听众，他在演说中只是一味强调本人的无私，强调刺杀凯撒是为了罗马人民的共同利益。虽然一开始信誓旦旦要说明刺杀的理由， 最终却只做出了只言片语的解释：“因为他有野心， 我杀了他”（as he was ambitious, I slew him）， 没有举出任何例证来说明凯撒的野心具体体现在何处。理据说服（logos）的缺乏使得布鲁图斯人格说服的效果极为脆弱，虽然民众当时表现出谅解和拥护，但是很快就被安东尼的演说扭转了看法。

三、安东尼的葬礼演说及其汉译分析

自信的布鲁图斯在演说的结尾邀请安东尼也来做一番葬礼演说，让听众听听他如何赞美凯撒的丰功伟绩。 通过将安东尼定位为凯撒的朋友，布鲁图斯将其演说定调为偏袒之词，让安东尼的人格说服力先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凯撒的亲信和刺杀事件的目击者， 安东尼心中虽然充满仇恨和愤怒，但面对拥护布鲁图斯的民众，他选择先以理据说服来解构布鲁图斯的名誉，再以情感说服来挑动民众的仇恨情绪，并给自己树立了不同于布鲁图斯的拙言辞、重情义的人格，赢得民众支持。

（一）理据说服：解构布鲁图斯的名誉

安东尼首先通过理据说服实现对布鲁图斯的反击。理据说服，即讲道理摆事实，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通过事情本身具备的说服因素来呈现事情的真相”［4］(P38)。 但是鉴于修辞的或然性本质，修辞证明是否真的“真实”难以保证，修辞的目的只是要使受众认为这就是真相。

安东尼通过在演说中精心布局，一步步带领听众走向了“真相”。一开始处于劣势的他并没有直接否认布鲁图斯所说的刺杀理由——凯撒有野心，而是复述了布鲁图斯的指控，并肯定了布鲁图斯的名誉和品行。 同时，他回顾凯撒生前为国为民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对王冠的再三推却；每举凯撒一事例，他便重复布鲁图斯的指控，并加上“布鲁图斯是个高尚的人”（“Yet Brutus says, he was ambitious. And Brutus is an honorable man”）。 其论证逻辑非常严谨：尊贵的高尚的布鲁图斯说凯撒具有野心，然而凯撒生前的种种作为表明他不具有野心，所以布鲁图斯的刺杀理由不成立，他并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其名誉和品行值得怀疑。

尽管听众已经被安东尼慢慢“唤醒”，纷纷质疑布鲁图斯的刺杀行为，怀疑其道德品行，但安东尼在整场演说中却始终用honourable 形容布鲁图斯及其合谋者，先后重复多达10 次。该词呼应了布鲁图斯在演说中引以为豪的名誉（honour），与其演说中第二个呼吁 “believe me for my honour，respect my honour”形成互文。安东尼刻意重复honourable，实际上是想营造越来越强烈的反讽效果，点燃听众对布鲁图斯等人的仇视情绪。

可见，honourable 一词在原文中意义重大，翻译时需谨慎对待。 朱译和傅译都将honourable man译为“正人君子”，这一成语指代品德高尚的人，且在中文语境中具备一定的讽刺意味，看上去非常贴切，但是其自带的讽刺意味恰恰可能削弱安东尼演说的修辞效果。因为英文honourable man 本身是褒义词组，现有的反讽意味是安东尼在演说中通过环环相扣的理据论证赋予的。相比之下，汪译“品德高尚的人”、梁译“尊贵/高贵的人”各自译出了honourable man 的两个本义， 其中汪译 “品德高尚的人”更能体现安东尼以反讽来解构布鲁图斯品行的修辞策略。

（二）情感说服：挑动听众的情绪

与布鲁图斯偏于稳重的道德说教不同，安东尼选择强烈的情感抒发。莎士比亚对二者的文体形式也做了巧妙的区别：布鲁图斯是段落式散文，安东尼则是无韵诗句（blank verses），共132 行，篇幅明显更长。在莎士比亚时期，诗歌和散文相比，是一种更自然的表达爱恨情仇的方式［13］(P58)。从这一文体差异就可以看出安东尼的演说和布鲁图斯不同，情感说服将成为其主要说服手段。

情感说服（pathos）通过使受众“为情所导”而实现，因为人们处于悲、欢、忧、乐、爱、恨、情、仇等不同情感状态时，对事物的判断不尽相同［4］(P39)。 演说者应当了解人们在产生某种情感时的精神状态、其宣泄的对象以及引发这一情感的原因等，才能在演说中成功调节受众的情感，使之处于最容易被说服的状态［14］(P113)。

安东尼在演说中体现出调动听众情感的非凡能力。当民众在安东尼缜密的理据说服下开始怀疑布鲁图斯的品行，逐渐认识到其所谓刺杀理由的荒诞之时，安东尼直呼：

“O judgment! thou art fled to brutish beasts,

And men have lost their reason”［8］(P190).

四种译本如下：

朱生豪：“唉，理性啊！ 你已经遁入了野兽的心中，人们已经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了”［9］(P496)。

梁实秋：“啊，判断力哟！ 你已经奔到畜牲群里去了，人类已经失却他们的理性”［10］(P121)。

傅浩：“啊，良知！你逃到了野兽当中，人们已丧失理智”［8］(P69)。

汪义群：“哦，判断力啊！你已遁入野兽的心中，人们已失去了理智”［11］(P89-90)。

与布鲁图斯在第三个呼吁中希望听众用自己的理智做出合理的判断不同，安东尼认为人们的理智已经消失了，无法做出判断，因为他们已经被布鲁图斯的言语所蛊惑， 这使得民众对凯撒生出怜惜、歉疚的情绪。 可见，这里的judgment、reason 和布鲁图斯第三个呼吁中的censure/judge、wisdom、senses 形成了又一处互文，是安东尼对于布鲁图斯演说内容的再次反击。 为了体现此句的修辞效果，翻译时应当尽量实现译文前后在词语上的关联。

四个汉译本都译出了原文的含义，但是与前文的呼应度不一。 梁译和汪译偏直译，均将judgment译为“判断力”，且各自与其前文的“裁判”“评判”形成明显照应。 朱生豪虽将judgement 译为“理性”，与前文的“评断”并无直接关联，但是他将lost their reason 译为“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又与之形成了互文。 傅译的“良知”和“理智”最简明有力，但相对而言互文性不够明显。

接下来， 安东尼召唤民众围在凯撒的遗体旁，“如果你们有眼泪，准备流吧”（梁译）［10］(P125)，他一一展示凯撒的伤口，细细描述刺杀的血腥过程，以引发民众对凯撒的悲悯和对布鲁图斯的仇恨之情。当他最后念出凯撒的遗嘱，声明凯撒将财产留给了罗马人民时，民众的复仇情绪达到顶峰，汹涌着奔向行凶者追讨血债。

（三）人格说服：构建不同人格

安东尼通过理据说服解构了布鲁图斯的刺杀理由，通过情感说服调动了民众对于布鲁图斯的仇恨，这两种说服手段的成功与他一开始便精心设计的人格对比密切相关。 在演说中，他将布鲁图斯塑造成一个自诩道德高尚却背叛好友的伪君子，而自己则是直抒胸臆、情深意重之人，二者高下立现，让民众的情感天平迅速向他倾斜。

为了实现这两种形象的构建，安东尼刻意拉开自己与修辞的距离。虽然他时刻在用语言调动听众的情绪， 却在演说中始终否认自己有意煽动民众。虽然他是一名修辞高手，却刻意将自己与布鲁图斯这样的演说家划清界限，自贬为不善言辞的人。 这种修辞策略③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 中就有说明，“作者应当不被察觉地组织语言， 讲话应当像是自然的而非人工的表达”（authors should compose without being noticed and should seem tospeak not artificially but naturally），只有听上去自然的表达才具有说服力， 不然就会让听众觉得说话人有所图谋［4］(P198)。

例如，当他准备向罗马民众展示凯撒伤痕累累的遗体时，他说道：

“1 only speak right on:

I tell you that which you yourselves do know,

Show you sweet Ceasar’s wounds, poor poor dumb mouths,

And bid them speak for me: but were I Brutus,

And Brutus Antony, there were an Antony

Would ruffle up your spirits, and put a tongue

In every wound of Ceasar, that should move

The stones of Rome to rise and mutiny”［8］(P195).

四种译本如下：

朱生豪：“给你们看看亲爱的该撒的伤口，可怜的可怜的无言之口，让它们代替我说话。 可是假如我是勃鲁脱斯，勃鲁脱斯是安东尼的话，那么那个安东尼一定会鼓起你们的愤怒，让该撒的每一处伤口里都长出一条舌头来，即使罗马的石块也将要大受感动”［9］(P500)。

梁实秋：“我把亲爱的西撒的伤口给你们看了，那些可怜的不会说话的嘴巴， 我要它们替我说话。但是如果我是布鲁特斯，布鲁特斯是安东尼，那么就会有一个安东尼煽动你们的情绪，在西撒的每一伤口里安放一根舌头， 把罗马的石头都会激起暴动”［10］(P129)。

傅浩：“让你们看亲爱的凯撒的伤口， 可怜，可怜，暗哑的嘴巴，教它们替我说话。但假如我是布鲁图，布鲁图是安东尼，那就有一个安东尼会激起你们的精神， 给凯撒每一处伤口都安上一条舌头，把罗马的石头也鼓动起来暴动了”［8］(P73)。

汪义群：“让你们来看看亲爱的恺撒的伤口，那可怜的、可怜的无言之口，让它们代替我说话。但是假如我是勃鲁托斯，而勃鲁托斯是安东尼，那个安东尼将会激起你们的情绪，使恺撒的每一个伤口长出一条舌头，连罗马的石头也会受到感化，奋起抗争了”［11］(P95-96)。

安东尼将布鲁图斯等人在凯撒身上刺下的伤口形容为poor poor dumb mouths，让这些伤口代替自己说话，既体现了事实胜于雄辩——凶手的残暴不言而喻，又能强化自己拙于表达的人设。 四个汉译本中，傅译为“暗哑的嘴巴”，“暗哑”一词在中文里往往形容说话声音低沉嘶哑，似乎并不能表达失语的意思；另外三个译法更接近原文，相比之下，朱译和汪译的“无言之口”更有文采，梁译的“不会说话的嘴巴”则最为直白好懂，与后文的关联更紧密。

接下来安东尼假想自己与布鲁图斯对调，拥有了对方的演说本领，那将会使罗马城的石头都暴动起来。 在此，安东尼使用了“舌头”“石头”这样的意象，隐喻布鲁图斯的超凡演说能力，意在批判布鲁图斯的巧舌如簧，同时也能体现凯撒蒙受冤屈之巨大，暗示民众应该行动起来，为凯撒复仇。对于put a tongue in every wound of Ceasar 这一隐喻， 四个汉译本的策略分为两类：朱译和傅译偏直译，使用“安上/安放”与“舌头”搭配，与原文保持高度一致；汪译和梁译偏意译，都译为“长出一条舌头”，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而move the stones of Rome to rise and mutiny 中，move 一词的翻译分歧最大，梁译和傅译偏激烈，译为“鼓动”“激起”；朱译和汪译则偏温和，译为“感动”“感化”。结合上下文来看，前一种翻译更符合安东尼的修辞目的。与之相呼应的是， 在第三幕第二场的结尾，move 一词再次出现。安东尼在演说结束后，听到布鲁图斯与同伙被激昂的民众吓得逃窜出城的消息，说到：

“Belike they had some notice of the people,

How I had mov’d them”［8］(P197).

虽然安东尼在演说时一再对公众强调，自己不同于布鲁图斯那般以修辞影响听众，此时的私语则暴露出他与布鲁图斯的演说目的其实别无二致。这里的move，朱译、梁译和傅译都译为“煽动”，但是汪译仍然选择了“打动”这样的温和表达，似乎不足以体现安东尼此刻撕下伪装的戏剧性效果。

四、结论

布鲁图斯和安东尼的两场葬礼演说是《尤》剧悲剧主题的缩影——在语言和修辞的强大操控力下人心飘忽不定，理性脆弱不堪，个体和群体的命运都被其左右，瞬息万变。 通过赋予两位演说家截然不同的修辞策略，莎士比亚塑造了迥异的人物形象， 并为他们各自的命运走向做出了重要的注解。演说者布鲁图斯依仗已有的名誉来说服听众，但理据说服的不足使得其道德说教被安东尼缜密的理据说服所瓦解，他对民众理性的呼唤败于安东尼对民众情感的煽动，他引以为傲的名誉、精心维持的高尚形象被安东尼彻底推翻；最终，安东尼反转了局面，赢得了民心，布鲁图斯则沦为了愤怒民众讨伐追杀的对象。

莎士比亚呈现的两位演说家的精彩交锋包含了诸多的修辞细节，隐藏了紧密的互文关联。 通过比较可见，现有的四个汉译本对于原文修辞效果的整体还原度较高，但是在某些重要修辞细节，特别是细节的前后呼应上或多或少还存在一些遗憾，从而妨碍中文读者洞察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精思妙想。从《尤》剧与古典修辞学的渊源可以看出，莎剧既有强烈的时代性，也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特质。译好莎剧， 需要深入了解文本创作背景并应仔细揣摩其字里行间的蕴意，这也是重译莎剧的首要任务。

注 释:

①希腊文Pistis（复数为pisteis）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思，可以是证据proof、说服手段means of persuasion，也可以是相信belief。

②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1.3.3 中将演说分为三类：议事演说（deliberative）、庭辩演说（judicial）、典礼演说（demonstrative）。

③刘亚猛称这类修辞策略为“自我韬晦”（self-effacement orsprezzatu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