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融合?想象的艺术世界”

2020-01-29 10:47刘小平
青年文学家 2020年36期
关键词:神秘文化冲突

摘  要:王安忆在《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中谈到“好小说就是一个绝对的心灵世界”[1],《小鲍庄》作为“寻根文学”的杰出代表,向我们构造了传统与现实交汇的艺术空间,小说从价值尺度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并结合作家所处的那个时代进行了现代化的反思,通过象征、隐喻的表现手法,对人类命运、困难、文化等重大母题进行探讨,作家将民族情感融入其中,建筑了一个小说的“神界”,体现了寻根作家对文化的自觉追求。

关键词:小鲍庄;神秘;双重仁义;文化冲突

作者简介:刘小平(1998.8-),男,汉,江西信丰人,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6-0-02

上世纪60至7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推动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界的流行,中国也不例外。“我还得承认《百年孤独》对我们的影响,就像约好了似的,都以虚拟一个空间展开故事为形式。”[2]王安忆曾这样谈到。借鉴马尔克斯的创作技法,小鲍庄也是一个虚构的族群聚集空间,前期它落后,它保守,与世隔绝;后期逐渐走出“自我”,“仁文化”向外传输,同时现代文化也对古老文化进行着冲刷。小鲍庄里“仁义”的人,以及在神秘氛围下所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精彩绝伦的心灵世界。

一、神秘、浪漫的小说氛围

“七天七夜的雨,天都下黑了。洪水从鲍山顶上轰轰然地直泻下来,一时间天地又白了。”开头就叙述下雨,但这不是普通的雨,雨让房子趴了,大树倒了,人和动物都吓得安静了下来,甚至连天也没了,地也没了。小鲍庄的这场雨给人一种巨大的震慑,仿佛是上古洪水,既熟悉又陌生,我们甚至会猜想小鲍庄的具体地点,它可能在上海,可能在云南,也可能在山西……使其更加扑朔迷离。小鲍庄祖上是当官的,皇帝派他治水,他“用来九百九十九天时间,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工,筑起了鲍家坝,围住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亩好地”,好景不长,“有一年,一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的雨,大水淹过坝顶,直泻下来,浇了满满一洼水。”“九”和“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在道家文化中更是如此,这无疑给小说增添了奇异气息。由于愧对百姓,小鲍庄祖先被罢官后选择在鲍家坝最低处繁衍生息,慢慢的“那鲍山把山里边和山外边的地方隔远了”,村庄越来越封闭的同时,也越来越神秘。王安忆曾经谈到“我无法像很多人那样……把农村写成伊甸园”。但我们还是愿意把此刻的小鲍庄于陶潜笔下的“桃花源”联系在一起,正是神秘,我们才向往。小说结尾这样写“碑后面是一片新起的瓦房,青砖到顶,瓦房后面是鲍山,青幽幽的,蒙在雾里似的,像是很远,又像是很近”,还有鲍秉义的说唱,鲍彦荣的幻象,拾来与老货郎的对视,让人置身幻境,具有朦胧浪漫的美感。小说以“引子”、“还是引子”开头,后又以“尾声”、“还是尾声”作结,奇怪的雨、特定的传统数字、魔幻的意境之文中“唱古”的穿插,從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神话框架。在中国小说的神话结构在《水浒传》、《红楼梦》等作品中也有体现,梁山一百单八将据小说开头介绍,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化身,《红楼梦》则是石头和绛珠草的故事。小说这一结构“将浪漫与现实、幻像与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了作品的神秘意蕴和抽象视界,从一个更为宏远的空间视阈里审视社会人生”。[3]

传奇式人物的塑造也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感与浪漫色彩。鲍仁平,小名捞渣,作为鲍彦山最小的儿子,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偏远的山村的孩子,但在作者笔下,他是个“仁义”精神的体现者,是一个“圣人”形象。满地乱爬的捞渣“小脸黄黄的,一根头毛也没有,小鬼似的”,他“亲热人,恬静人”,人们说他看上去“仁义”。他同鲍五爷嘘寒问暖地拉呱、解闷,给他送煎饼,帮他暖被窝,不但化解了鲍五爷“鬼”的偏见,而且用“仁义”感化了老人。看到鲍仁远家二小子输得快哭了,捞渣就和他换“老将”。文化子喜欢上学,捞渣把机会让给二哥。看到笼中的“叫天子”,他觉得“太孤”,出于不忍心,只玩了半天就放了。同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明一样,为了救人,为了鲍五爷,捞渣葬身于洪水之中。相比于小说的其他人物,捞渣这一人物性格形象的塑造可能并不是很丰富,甚至可以说他只是一个“仁义”符号的象征,缺少人性的复杂,属于扁平人物。然而,正是对捞渣传奇式的书写,使得他成为了故事里的精灵,从小说的一开始,捞渣身上就有一种宿命的意味。朱先生是陈忠实《白鹿原》中的代表性人物,为了百姓免受战乱之苦,出于儒家士大夫的社会责任,他独自一人舌退清兵十几万。“捞渣要是自己先上树,死不了的”、“捞渣要自己先跑,跑得赢的”,到最后“送葬的队伍足有二百多人,二百多个大人,送一个孩子上路了”,捞渣的死与朱先生退清兵一样都是“卫道士”的体现,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二、仁义的双重内核

儒家仁义观念一直是作为小说的精神核心,贯穿了文本的始终。“仁”这一观念,最早是由孔子提出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演变过程中,“仁”的观念一直处于主流话语的地位,参与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建构,深刻地影响着人的思维与观念。“小鲍庄是个重仁重义的庄子,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就是敬重个仁义。”“仁义”作为处事之道,在文中有多次的出现,就像白鹿原上的乡约,在小鲍庄人们心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于小鲍庄的“仁义”,研究者的态度向来以肯定居多,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文本,反复推敲就会发现,文本中的“仁义”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应该具有双重内核,一是“肯定的仁义”即最本真的人性关辉,二是“否定”即伪善的虚假的“仁义”。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儿童是人类童年的代表”,而捞渣就是“人初性善”的象征,作为涉世未深的孩童,他的‘仁义完全是出于人纯粹的善良本性,行为的出发点没有任何个人动机,没有个人私利的考量。当大狗子传来社会子的病逝的消息,鲍五爷瞬间成了失足老人,他哼哼唧唧地哭泣,咒骂自己是个“老绝户”不该存活世上,村里老娘们也在一旁哭泣。于是队长来了,说“你老别忒难免受了,你老成不了绝户,这庄上,和社会子一辈的,仁字辈的,都是你的孙儿”,“小鲍庄谁家锅里有,就少不了你老碗里的”,“敬重老人,这可不是天理伦常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点,在小鲍庄人的身上表现得十分充分,体现了庄上“仁义”的肯定一面。

再看“否定”的一面。面对饥饿落魄的小翠子母女,捞渣娘“又盛了一满碗稀饭,抓了两张煎饼”,还带回了家;捞渣娘第一次盛稀饭可能是出于恻隐之心,当她再次施予援手时,或许她早已有将眼前这个“鬼得喜人”的小妮子看作童养媳了。在“仁义”的威压下,鲍秉德面对发疯的妻子,尽管忍受了八九年“打孙子似的”揍,也不能把妻子送往疯人院,在庄上人看来“那是不成的”,那样做“不仁义”。当“阶级感情深似海”在公社广播站广播后,鲍秉德名声出去了,因为“仁义”想离也离不成了,于是心里产生了几分对“文疯子”的怨恨。在长期的束缚下,伪“仁义”扭曲了人性。鲍秉德妻子之前生孩子,“怀了三四胎,胎胎是死的”,背地里就传出了怪话“兴许是做姑娘时不规矩来着”,到了第五胎,“一枝花”疯了。她无法面对周围道德的重压,更没有能力反抗,唯有“发疯”,最后溺死才结束了悲惨的命运。这是一把伪“仁义”滋生下的刀子,无形地将一个纯朴女性杀害,无情,血腥。

三、新旧文化的冲突

王安忆以局外人的独特视角,较为全面客观地记录了小鲍庄生活历史的变迁,通过人物、事件的发展变化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文化对古老文化的冲突。鲍庄人处在新旧交替的尴尬境地,想要固守传统却又无法抵御新生活的诱惑,最终,传统文化被现代文明逐渐渗透、改造,纳入现代话语体系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存在与延续。[4]“仁义之邦”的小鲍庄,因为长期生活在道德话语下,使基本的人性淡漠,忽视个人自我需求和价值,小鲍庄的人被淹没在集体无意识中,甚至造成了人性的扭曲,滋生与正能量相反的麻木、冷漠等负面价值。虽然小鲍庄的“仁”文化走向了外界,被广泛宣传和接受,但其自身也不断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刷,并且两者不断走向融合。

小说中的鲍仁文就是两种文化冲突的代表,也是“新文化”改造“舊文化”的一个媒介。首先,小鲍庄“仁”文化的走出去是靠“文疯子”实现的。因为鲍仁文的书写,鲍秉德成了“阶级感情深似海”的丈夫楷模,捞渣成了“永垂不朽”的少年英雄,小鲍庄成了模范村,公社、县、省全都在学习小鲍庄的“仁义”。在小鲍庄,捞渣的墓被迁到了庄上的正中,鲍彦山家建起了新房,建设子进了工厂,有情人终成眷属,路也宽了……仿佛一切都变好了,与此同时“仁义”似乎也成了道德的符号,只是活在人们的口中。其次,鲍仁文价值观念与守旧人的交锋。鲍仁文为了《鲍山儿女英雄传》的创作梦想,赔上功夫,搭上纸烟,缠着老革命鲍彦荣讲述战斗故事。(鲍仁文)“我大爷,打孟良崮时,你们班长牺牲了,你老自觉代替班长,领着战士冲锋,当时你老心里怎么想的?”(鲍彦荣)“屁也没想”,于是他又换了一种问法“那主动担任班长的职责,英勇杀敌的动机是什么?”(鲍彦荣)“没什么动机,杀红了眼。”对于鲍秉德妻子的疯病,“文疯子”认为传统的迷信说法是“胡八扯”,“说正道的,应该送我七奶去城里疯人院”,却遭到一致反对。鲍仁文努力用现代话语和思维来解释小鲍庄的生活,但遭到了传统文化的抵触。在小鲍庄的人眼中鲍仁文是“城里人”,但这个“城里人”难被“城里人”接受,他心怀创作梦想,却经历了多次的挫败。

最后,拾来与二婶爱情的胜利、捞渣“仁义”的传播反映了文化的融合。受传统儒家道德观念的制约,面对二婶爱情的重获,“呼啦啦地跑来一伙子人”,鲍彦山一扁担把拾来掀翻在地,接着就是一伙拳打脚踢。村里人的不认同,在别人异样眼光下,他们活得卑微,但在了解婚姻法后,拾来有了合法性,再也不用躲躲藏藏,小鲍庄的人慢慢地也接受,现代文明受到认可,逐渐渗透到小鲍庄人的生活。而在小说的结尾,外界对捞渣英雄事迹的宣传,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仁义”上面的缺失,是现代文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追寻。捞渣作为一个仁义之士,作家却给了他一个悲剧化的结局,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考量,捞渣的死说明“在现代文明建构的社会下,纯粹的‘仁义是不存在的”。

四、结语

《小鲍庄》同韩少功的《爸爸爸》一样,都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借助丰富的想象,通过对小鲍庄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描写,不仅塑造了众多典型的人物形象,更展示了一个由封闭、保守不断走向融合的想象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既有传统文化的闪光与不足,也有现代文明的富余与缺失。“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王安忆用自己的笔触建构了一个小说的神界,作家以儒家传统“仁义”作为寻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运用多重象征技法,对新旧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进行思考,最后将关注点落到现实的空间,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现代化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思。《小鲍庄》无愧是寻根文学中的代表之作。

注释:

[1]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4月版.

[2]王安忆:《小说家的十四堂课》,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版.

[3]史玉丰. 《小鲍庄的叙事艺术》,《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1期,2017年3月.

[4]刘红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与融合》,《牡丹江大学学报》,第23卷,第4期,2014年4月.

参考文献:

[1]王安忆:《小鲍庄》,花城出版社,2009年8月版.

[2]栗子然.民族文学的建构——《百年孤独》对《小鲍庄》的影响研究[J]. 名作欣赏,2018(3):134-136.

[3]倪楠.浅析《小鲍庄》的文化寻根[J]. 大众文艺,2019, 000(005):35.

[4]陈思和. 双重迭影·深层象征——谈《小鲍庄》里的神话模式[J]. 当代作家评论,1986(01):17-19.

[5]李彦文. "仁义"之根与伪善之果[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21(3):45-45.

[6]张素英, 王奇峰. 传统的仁义与现实的荒唐--重读《小鲍庄》和《在细雨中呼喊》[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 2006.

[7]李玲晋. 《小鲍庄》象征意象分析[J]. 大众文艺, 2015, 000(013):36.

[8]刘小平. 仁义·现代性·欲望——重读王安忆的《小鲍庄》[J]. 江淮论坛, 2003(02):146-151.

[9]郑斯扬. 《小鲍庄》中的道德景观[J]. 学术评论, 2015, 000(002):P.116-122.

[10]许飞燕. 王安忆《小鲍庄》:“捞渣”的修辞命名[J]. 现代语文:下旬.语言研究,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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