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藏书语境下的魏征历史作用探析*

郭伟玲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魏征(580—643)，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省晋县西)人，唐代政治家、思想家、文献学家。魏征少有大志，可惜仕途坎坷，历事数主，最终与唐太宗李世民君臣制衡[1]。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魏征贞观初年的秘书省任职生涯，以及《隋书·经籍志》编撰，从思想和实践上对隋唐之际官方藏书制度的承接与定型起到了发轫作用，对中古时期的官方藏书格局产生了确定性影响，魏征在文献学领域中的贡献为文献学人所认可，现有成果多从目录编撰、图书馆学思想对其进行专业视域下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隋唐之际的官方藏书制度的演变和建设为前提，结合魏征秘书省任职经历、魏征与唐代官藏制度建设、魏征历史作用分析等三个方面，对魏征在中国古代藏书史上的历史价值进行重新认知与思考。

1 魏征秘书省任职

魏征有两次任职秘书省的经历：武德元年至二年(618-619)就任秘书丞，贞观三年(629)任职秘书监，前者有名无实，后者名副其实。

武德元年十月八日，魏征追随兵败投诚的李密来到长安，审时度势“自请安集山东，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2]，此次秘书丞任职有名无实，从武德元年十一月任命至武德二年十月被俘，均在京外处理军务，无关秘书。

贞观三年二月，魏征迁秘书监，参与朝政，至贞观六年(632)，检校侍中，“内外官敕令摄他司事者，皆为检校”[3]，七年任侍中，秘书监任期五年。唐太宗以政变即位，朝局复杂，李世民作为“马上”君王，政治思想坚定，“欲克己为政”[4]，对原太子谋士魏征态度模糊，用之防之，任命他为秘书监参与政事，是一种政治策略。但魏征在任上依时依势调整秘书省机构与人员，设立秘书内省辅助修撰五代史，引进人才参与秘书省工作；建立唐初秘书省图籍管理模式，进行大规模图书抄写充实各处官藏，完成唐初官藏的统计、编目，利用内外藏书进行图书编修，确定四部分类法和馆-省协作的典藏方式；深化了隋唐官府藏书思想。魏征从制度、管理、思想三个方面对唐初官藏制度进行了深化和拓展，为中古时期官方藏书制度的定型起到了重要的发起作用。

2 魏征在唐初官藏事业中的实践探索

唐武德贞观年间，治乱安平之世，政治清明，文化复兴；科举考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普及；官私学校遍及各地，秘书丞令狐德棻重金购募图书，官方藏书形成规模，帝王的崇文重书政策，这些均成为唐贞观初官藏制度确定的历史背景，从政治、科举、教育、图籍等诸多方面为贞观初年藏书制度的集成和嬗变提供了历史积累，秘书监魏征则是官藏事业发展正当时的关键人物。

2.1 魏征任上的秘省建制改易

唐初政制，多脱胎于隋朝，秘书省亦承隋大业末年建制，机构与职官设置较为随意，“随时署置，务从简便”[5]，变化产生的影响因素较多，亦难以追根溯源，“武德元年十一月四日，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6]，设置起因或是唐高祖欲借助秘书省任职文士和典籍来教育王孙子弟；《唐会要》卷六五“秘书省条”：“少监，武德初因隋制，号秘书少令。七年省。”[7]秘书外省与少监何时。何因废止，并无文献可证，武德年间秘书省的机构设置与职官设置充满了偶然性和随意性，此为魏征任期内机构建制几经改易的历史背景。魏征在任期间因时因事灵活设置秘书内省与扩充校正人员的员额，应对贞观年间秘书省原有修史职责的剥离与藏书补充任务的巨大压力。

2.1.1 省内机构废置

秘书内省出现于隋朝，“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8]考同年二月魏征参编五代史，并以秘书监身份参知政事，办公地点在中书省，出于兼顾各项职责的考虑，魏征奏请在中书堂内设置秘书内省成为一种可推测的必然。秘书内省的再次出现是为了修史的需要，之后也随着修史任务的完成而废除，“(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又置史馆以编国史，寻废秘书内省。”[9]秘书内省的短暂亮相，完成了秘书省史职的剥离，省内著作局所承担的修史职责经由秘书内省的设置平稳转移至史馆，但“史官无常员，如有修撰大事，则召他官兼之，事毕日停”，五代史撰修人员多有任职秘书省的经历。

2.1.2 省内人员扩充

唐初秘书省作为“门可张罗”的闲散部门，职位“清而不要”，任职者多“厌于趋竞”[10]，思想消极，武德年间秘书省工作并未真正开展。虽然武德年间持续购募，使秘书省“群书略备”，但典章纷杂，入藏图书的校勘、抄写、入库、编目等工作均未进行；另太宗即位初于宫内宏文殿内藏书二十万卷，这些需要秘书省进行抄写补充。魏征任职秘书监后，秘书省的纷杂局面和君王对藏书的大量需求形成了他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魏征一方面对秘书省藏书进行排查，另一方面推荐非秘省任职者进行图书的抄写和典校，“贞观三年，(魏征)迁秘书监……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11]如《唐故益州大都督府功曹参军事张君墓志铭并序》记载：“(谷那)律为谏议大夫，书秘府。府君以明经摧第，随律典校坟籍。”[12]大儒谷那律任谏议大夫，隶属门下省，品秩从五品上，以他官校书秘阁，并延引其弟子张玄弼以明经身份典校图书；同时贞观初唐太宗设文馆，需要大量图书填充内府，魏征引入学者、官宦子弟工书者进入秘书省，原秘省校正十六人建制不变，“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13]，对秘书省藏书进行校订、抄写、管理，成效显著，数年之后，秘书省藏书从“略备”到“粲然毕备”[14]，藏书数量和质量大大提升。这次“别置”校正、抄写岗位，可以说是秘书监魏征对秘书省人员与职责之间如何平衡的一种制度改变尝试，效果短暂，举措接连废止，如引学者典校秘书一事在贞观七年(633)秘书少监颜师古处遭遇失败，“是时多引后进之士为雠校，……物论称其纳贿，由是出为郴州刺史”[15]；额外设置书手一事至高宗显庆中弊端频现，于是秘书省“罢雠正员，听书工写于家”[16]。

2.2 魏征对唐代官方藏书管理模式的实践探索

自魏征任职以后，秘书省图书搜括、抄写、分类、编目、利用等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形成制度，唐初秘书省图书管理模式逐步定型。

2.2.1 图书补充方式

自两汉起，国家藏书的补充途径主要有两种，图书的民间征集与机构内抄写，唐代同样如此，一方面大规模持续性地进行民间图书购募以充实国家藏书，一方面引学者入省内典校，省内伎术吏员对典校图书重新抄写装潢入库。太宗即位，宫中另设弘文馆，以二十万卷藏书充之，文馆藏书巨大需求对秘书省抄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于秘书省之外另设宫廷藏书处所，并非唐首创，自六朝至隋，内外三阁制度一直存在，但之前各机构内藏书仍旧由秘书省职官职掌，但唐初弘文馆设立学士、校雠等职位，职官设置的系统完善，图籍职责独立，与秘书省藏书同为国家藏书一份子。新的形势要求秘书省一方面保障自有的藏书建设，一方面也要兼顾文馆藏书的补充，因此“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17]，新形势新任务，魏征拓展省内抄书手来源，增加秘书省抄写量，官藏机构之间抄写补充方式出现，但贞观初秘书省是单方面的藏书输出，成为唐官藏补充的中心血库，之后开元天宝年间、贞元年间秘书省开始与其它机构进行比对抄写，“文馆-秘省”合作模式形成，馆阁制度初露苗头。

2.2.2 图书分类体系

贞观初秘书省典制混乱，虽有前朝旧例，自两晋所确立的四分法，至隋朝分类大类仅以天干的“甲乙丙丁”[18]标记次序，下设类目交叉模糊。秘书监魏征根据隋朝目录，吸取《史记》《汉书》、七志、七录等分类法的可取之处，对秘书省藏书边校正边著录，“校书时根据当时藏书编制了一份四部书目录，分为四十四类，并附录道经佛经十一类，共五十五类”[19]，之后“离起疏远，合其近密”[20]，约文绪义制定出明确的分类目录体系，即《隋书·经籍志》。该志将四部分类法各类目进行确定，明确提出四部以“经、史、子、集”序列编制排列，并对每一部类下图书类目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了一部完备的可操作的四部图书分类法，这一分类法并以史志的方式流传下来，并长期为后世所遵循。四部法的明确对我国古代图书馆典藏制度意义巨大。

2.2.3 图书利用途径

贞观年间魏征秘书监任上，主持并参与编修了《群书治要》《诸王善恶录》《隋书》《五礼》《文思博要》等多部图书，修撰过程中，秘书省藏书成为其资料来源，省内职官成为具体编撰人员。以贞观七年《群书治要》为例：“魏征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迹，为50卷，号《群书治要》。”[21]时魏征以秘书监身份检校侍中，编撰人员如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时任秘书省著作郎、秘书郎、著作佐郎，《群书治要》堪称秘书省机构成果。不仅如此，魏征还明确提出图书搜集与编撰之间的相辅相成：

太宗问侍臣：“隋大业起居注，今有在者否？”公(魏征)对曰：“在者极少。”太宗曰：“起居注既无，何因今得成史？”公对曰：“隋家旧史，遗落甚多，比其撰录，皆是采访。或是其子孙自通家传参校，三人所传者，从二人为实。”[22]

太宗君臣以修五代史为主题，对话所涉及的藏书征集和使用，标明了贞观初官方藏书的征集利用，是以原有图书为基础，随用随访，并以谱牒材料做补充，图书利用方法全面科学。

2.3 魏征的官藏思想的总结与升华

《旧唐书·魏征传》载：“《隋史》序论，皆征所作”[23]，《隋书·经籍志序》“汉以后之艺文，惟藉是以考见源流，辨别真伪”[24]，作为唐前官方藏书事业的总结性文献，魏征立足前人理论，在唐初社会、政治、文化的特殊语境中，总结与升华了基于政治视角的藏书思想。

2.3.1 “藏用为治”的经籍藏用观

序文开篇称经籍图书为“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将其与国家治理、教化、古今通变相关联，为官方藏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魏征在牛弘“国本论”的基础上，认为图书是“政化之黼黻”，从巩固政权和维护伦理的角度来提高典籍的作用，总结各类图书在教化世人方面的不同作用，如“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 教也”[25]，提出与时俱进的“藏用为治”经籍藏用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图书收藏利用应该“其教有适”，达到“其用无穷”的通晓古今、“弘道设教”的政治目的。

2.3.2 政治与藏书相生相克的历史兴衰观

《隋志》序文提出图书的产生与政治紧密关联，乃是君臣纪言惩劝的产物，以朝代为单位梳理了隋以前官府藏书建设、职官建制、藏书规模、目录编制等史实，将图书馆事业发展与文化政策、士人阶层、社会思想等因素相关联，总结了藏书至兴衰交替，各个图书勃兴时期之后，往往伴随着更大规模藏书散佚，提出政治与藏书之间相生相克的历史兴衰观，以联系的、变化的、发展的历史眼光对待官方藏书兴衰。

2.3.3 各类藏书“工具论”

秘书监检校侍中魏征在《隋志》序的叙述中，鼓吹国家在藏书事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建议国家从政治、制度、人员、政策等各个方面加强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典藏，进而促使官方藏书成为国家治理、礼义教化、治身治国的具体工具，总结出各类典籍的“资治”之用，即“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26]

3 秘书监魏征历史价值讨论

秘书监魏征作为一名政治家，在隋唐之际官方藏书制度定型过程中能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发轫作用，其价值实现有其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3.1 藏书制度的历史必然

从制度上来说，隋唐秘书省职官制度远接汉魏，近承北朝，以北周官制之形式，结合南朝之实践，杂糅而建立。另，唐武德年间秘书省机构设置与职官任命均呈现非常态的随意性，进入贞观年间，政治局面稳定，君王锐意图籍，秘书省的制度建设成为必然，机构与人员的设置势必进入探索与调整期，秘书监魏征正当其任。

3.2 任职履职的历史偶然

从秘书监任职者来说，武德年间就任秘书监者可考三人，分别武德元年潜邸旧人夏侯端、武德三年(620)西梁宗室萧璟、武德五年(622)陇西贵勋窦琎，三人均因故未参与秘书省图籍事务。以夏侯端为例，“夏侯端，寿州寿春人，……高祖微时与相友，……帝入京师，释囚，引入卧内，擢秘书监。”[27]后以秘书监的身份加大将军衔充使，后出使无功，复为秘书监。数年的秘书监任职，夏侯端并未与唐朝图书事业产生任何关系，后来继任者萧璟、窦琎亦如是。贞观三年，魏征以秘书监身份参与政事，唐代官方藏书制度的改变由此开始，之后继任者虞世南、颜师古均在唐初官方藏书制度的形成和探索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魏征的秘书监任期前者无人，后有来者，正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3.3 图书思想政治性的历史必然

从藏书思想史的角度去看，魏征的藏书思想立足于唐初继承与发展的历史环境，回答了唐代关于图书与政教、德化、人才等特定问题的探索，从属于唐初政体吸收、融合、衍变、创新的特定历史语境，其《隋书·经籍志序》的文本恰当其时，成为藏书思想史上的里程碑。究其写作意图，魏征参编五代史，撰写《隋志》各序，是其以小博大、见微知著的政治智慧体现，撰写目的在于总结与借鉴，总结历史兴衰以资借鉴成为史家的一种自觉选择，唐初修五史，“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凡有赞论证多预焉”[28]，《隋志》序的编撰思想仍然延续了史学之资治思想，在总结官方藏书的兴衰史的基础上，倾向于阐述经籍作为政治工具的一面，而并非单纯的官方藏书思想总结。这就导致了魏征在《隋书·艺文志》序中表述其藏书思想时所依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过于“繁富”，失于简洁，因此历代学者对其褒贬不一，如刘知几认为其“复加阔眉以半额者”[29]，其根本原因在于《隋志》序的撰写加载了很多政治因素，魏征的藏书思想即产生于此服务于此。此后，官方藏书的政治性延续下来，自宋至清，典籍的资治作用成为官方藏书建设的首要原因，国家藏书成为文治的必然措施之一。

3.4 魏征个性的偶然与必然

知人论世，评价魏征的历史作用，我们不仅要读其书，还要知其人。魏征习纵横之术，锐意政治，虽然贞观年间他身份尴尬，但从魏征坚韧的心态来看，“身正而心劲”“不以逢时改节”“才周经济”[30]，在秘书监任上并未消极任职，以“冷官”参知政事，其仕途核心始终是政治方面，积极配合国家文化政策需求，对唐朝官方藏书制度进行机构、人员、管理、思想等方面的探索与开拓，树立了藏书政治化的可能性，成就了他在文献学领域的历史地位。

基于一定的立场，对某一历史人物的作用进行探索，受到研究者想象力与诠释力的限制，亦受到被研究者的历史情景限制，魏征首先是一名政治人物，其次才可以算作目录学家。当笔者将逻辑思考的出发点定义在魏征的政治思维时，文章的结论就只能导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即使在中国官方藏书史的语境下，魏征在图籍方面历史作用是依附并受限于其政治立场的，他不是一位纯粹的文献学家，他在藏书上的实践探索与思想总结的出发点均是以政治为导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