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节日重构与地方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基于闽东佳阳畲族乡的田野调查

范译馨 王 逍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金华，32100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08)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节日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在传统社会，民族节日主要以自然变迁为主。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使整体文化生态产生严重振荡，文化的复兴与再造成为现代化追求过程中最鲜明的文化表征。而民族节日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也在这一进程中产生巨大变迁。一方面，各类民族传统节日出现大规模复兴与再造；另一方面，基于传说、物产等文化资源建构的新兴节日竞相产生。总之，全国各地呈现出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力量的民族节日重构现象，“传统发明”式重构与新兴建构型重构，成为当下民族节日文化的主要形态。

民族节日重构无疑是文化重构中的重要表现形态。“文化重构”源于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适应”概念，属于文化人类学的特殊进化论范畴，即“将其中有用的内容有机地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导致了该种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1)张维亚、严伟：《旅游文化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重构让文化处于动态的再生产过程，使得文化再生产的实践成为社会运转的动力之一，因而“节日文化再生产”让“文化资本化”具有自身的合理性。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基本形式，文化资本虽不直接体现为金钱，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经济资源。各类民族节日的兴起，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人文环境，在政府、专家、商界等多层面的参与支持下，开展民俗旅游、跨界合作、文化展演等，对地方经济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民族节日重构在融合传统民间习俗的同时，集旅游、观赏、展演、展销等活动为一体。特别是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较为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作为地方品牌符号，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突破点。“从根本上讲，作为文化的节日符号的产生、发展及变化，总是与民族发展的紧急利益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整个文化符号系统都处在嬗变与改造中，民族节日符号也就会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及意义。”(2)马翀炜：《经济转型期的云南少数民族节日符号》，《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67—71页。民族节日的重构让节日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农耕时代，凝聚情感、礼俗互动、娱神娱人的民俗范畴，而是具备了更广袤的经济背景和社会互动意义。

然而，民族节日重构过程中也难免产生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节日本质内核和民俗本真意义的现象。因此，民族节日的重构既有经验价值可寻，也有长远问题需要深入反思。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福建省福鼎市佳阳畲族乡的田野调查，对以上问题予以具体分析和回应。

2019年3月及2020年7月，笔者曾两次来到佳阳畲族乡，着重了解当地的节日文化活动。通过对当地的民族传统节日及近年来新兴的各类文化节庆进行文献梳理、参与观察、访谈调研等，发现该乡的各类节日在民间自发与政府参与下，呈现出较为完好的活态存续现状，地方民俗文化体系相对完整。同时，各类节庆的举办提升了佳阳畲族乡的知名度，为当地经济发展开拓了更加多元的路径。因此，笔者从民族节日重构与地方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角度，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对节日传承重构的作用，以及重构后的民族节日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意义。同时，通过各类节日的开展现状及其对民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反思二者在互动过程中，如何既保持民族节日的传统文化内核，又顺应经济发展需求，以期为其他民族地区节日重构提供借鉴。

一、佳阳畲族乡环山面海的区位背景

福建省宁德地区福鼎市佳阳畲族乡，地处福鼎市东北部，距市区22千米，乡域面积73平方千米。2001年，从前岐镇划出佳阳、后洋、周山、佳山、龙头湾、上庵、三丘田、安仁、象洋、蕉宕、罗唇、双华等12个行政村，设立佳阳乡，乡政府驻佳阳村。12个行政村中，有7个山区村和5个沿海村。2009年，设立佳阳畲族乡，使其成为福建省第19个畲族乡和福鼎市第2个畲族乡。目前，佳阳乡在册总人口约2.1万，其中畲族人口8640人，占全乡总人口约35.7%，回族约占总人口的5%。(3)资料来源：佳阳乡派出所提供，2020年8月。

佳阳乡背枕风景秀美的天湖山，东北毗邻浙江矾山、沿浦、岱岭、马站等4个乡镇，东南面临中国天然良港沙埕港，西与前岐镇接壤，西南与店下镇隔海相望。山海相连的佳阳地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地貌以山地丘陵和内海为主，拥有内海岸线30.8千米。2020年8月，落成的沙埕港跨海大桥横贯南北，实现“天堑变通途”的便利。宁东高速途经佳阳乡13.5千米，高速及互通口建成后与“纵一线”(228国道)及连接线融会贯通，将让佳阳畲族乡具有福鼎“东大门”的重要交通位置。

(一)山海经济资源丰富

1.茶叶资源可观

佳阳畲族乡的山地资源主要包括茶叶、蘑菇、水果、盘菜、御豆等特色农产品。其中，茶叶种植历史悠久，是当地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据清嘉庆《福鼎县志》记载：“茗泽山，绵亘数里，地多产茶，故名。”(4)嘉庆《福鼎县志(八册)》(卷二·山川)，嘉庆十一年(1806年)刊本。又据民国时期《福建之茶》记载：“北路包括旧福宁府属之福鼎、霞浦、寿宁、福安、宁德等县区……虽穷乡僻壤，无不有茶树之种植，产量之多，几占全省总产量十分之七，其繁盛盖始于海禁通后。”(5)唐永基、魏德端：《福建之茶》，福建省政府统计处，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版，第13页。由此可见，历史上福鼎茶树种植的普遍程度和产量较高，茶产业的获利也相当可观。但由于旧中国国力衰弱，福鼎茶叶总体发展不够理想。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福鼎茶产业进入缓慢复兴期。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福鼎茶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尤其是2007年以来，福鼎白茶产业经过转型升级，获得飞速发展。而佳阳作为福鼎的土茶重镇，现有连片老树土茶总面积6000多亩，占全市土茶总面积的1/3，有茶园1.17万亩。(6)资料来源：佳阳乡政府提供，2020年7月22日。为推动佳阳畲乡茶产业发展，乡政府大力扶持泰美、鼎白、恒春源、本境等本地龙头茶企，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建立公司与茶农的长效联结机制，带动茶农人均年增收2万余元，大幅提升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佳阳乡整合利用连片老树土茶与泰美等成熟茶企达成合作，成功申报成为中国“贡眉之乡”，为佳阳乡今后的茶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2.渔业资源富饶

天然良港沙埕港为佳阳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沙埕，又称沙关，以虎头鼻和南镇鼻间的水域为入海口，是闽浙海岸的交界地。沙埕港两岸弯曲狭长，辐射沿线村镇众多，自东向西，佳阳乡便分布于港湾北岸。据清光绪《福鼎县乡土志》记载：“县沿海水道之咽喉，三面距海，商贾辐辏。”(7)《福鼎县乡土志》，引自周瑞光：《福鼎旧志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3页。以前，还会有“牙人”(8)牙人：旧时居于买卖双方之间，从中撮合，以获取佣金的人。从沙埕港来村里收购制作船只龙骨的木材，时至开渔季节更是有大批海鲜可从码头购买。从中可见，沙埕港的进出口贸易和海岸资源为当地经济和村民生活水平带来长足影响。明清时代的沙埕港，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贸易口岸和政治要塞，至1906年正式开埠，成为福建茶叶、明矾等日用品出口的重要交通枢纽。经历中日战争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国防建设需要关闭沙埕港，时至改革开放后才陆续恢复了水运、贸易等职能。(9)福建省福鼎县委员会文史编纂委员会：《福鼎文史资料·第7辑》，内部发行，1988年，第101-102页。

目前，佳阳乡在沙埕港的天然优势下，滩涂面积2000多亩，沿海3万口渔排网箱养殖，并改造升级为蓝色海洋渔业带，是福鼎市海上鱼苗、成品鱼、饵料的交易中心，年饵料交易额近亿元。安仁渔排养殖协会作为海上蓝色经济带的龙头，海区养殖中心推动当地大黄鱼、鲈鱼、石斑鱼、白对虾的规模化生产。同时，通过海上养殖综合整治，佳阳乡大力改造、清退旧渔排，注重保护生态环境，新型渔业等生态养殖项目发展前景良好。

(二)民族文化底蕴深厚

浓厚的民族文化构成佳阳乡别具一格的人文风情。汉族、畲族、回族为当地主要的民族构成，各民族长久以来散杂居的居住方式和团结的民族意识使佳阳畲、汉、回之间历史深厚的族群互动十分融洽和谐。佳阳乡各民族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和高度自觉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团结共同体，促进了当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2020年，佳阳畲族乡被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设立为第一批全省民族团结进步重点区重点单位。

佳阳境内人口以汉族为主，而畲族大都是明末清初自福建罗源、浙江苍南等地迁进迁出，最终落脚前岐镇、佳阳乡等地，依山傍水而居。另外，现居于佳阳境内的丁姓回族，“明永乐二年(1404)由泉州陈埭辗转迁至福鼎县(现福建省福鼎市)前岐佳阳丁家坪和东章各村……丁姓回族实际上其生活习俗已与汉人无异”(10)福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鼎县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120页。。本地的郭姓回族则来源于惠安，明正统年间迁居至过洋坪等地。汉族、畲族、回族历经岁月的洗礼，在互动融合中逐渐形成整体性的民俗认同“共同体”。所谓“民俗认同”，指的是“以民俗为核心来构建与维系认同和传承传统的意识与行为”(11)张举文：《民俗认同：民俗学关键词之一》，《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1期，第9-14页。。如今，双华畲族“二月二”会亲节，罗唇畲、汉正月十八“冥斋节”，佳阳畲族“弼公节”等传统节日跨越百余年延续至今。而流传于当地的畲族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等口头传统资源也十分丰富，经过挖掘被收录于省、市、县(市)三级民间文学集成卷本。另外，畲族提线木偶戏和畲歌都以畲语为语言载体，保留了畲族文化的本真。除此之外，畲族舞蹈、畲族服饰、织裙带、婚嫁、民族体育等地方特色文化，在这里也保持着较好的传承保护现状。

(三)红色文化资源突出

佳阳畲族乡周山村的红色文化在浙南闽东革命史上具有非凡意义。位于闽浙边界的佳阳乡周山村便是历史悠久的红土地——鼎平革命发祥地，叶飞、粟裕、刘英、龙跃等革命先辈曾在此奋战。闽东作为革命老区有着长期的革命斗争历程。20世纪30年代，闽东革命在这里迅速发展。1934年，闽东革命风暴推动闽浙边界的福鼎东北部与平阳南部工农运动蓬勃兴起。1935年6月，闽东特委在福鼎周佳山成立中共鼎平县委，开辟了鼎平革命根据地。中国鼎平县委旧址和红军挺进师曾驻扎在周山村周氏宗祠。同年10月，刘英、粟裕率领工农红军挺进师与叶飞领导的闽东红军独立师会合后，在闽浙边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闽浙边界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的领导支持与当地民众的配合下，1936年底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而抗战爆发后，闽浙边界的革命力量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坚持不懈斗争，直至解放战争胜利。

目前，周山村还保留红军练兵场遗址、鼎平县委旧址、红军洞旧址、上东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周建生烈士故居、革命先辈办公旧址等场所。同时，为缅怀先辈，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建立周山革命陈列馆，投资20余万元。周山根基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革命历史价值和爱国教育意义。福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福鼎市中小学生实践基地、中国小记者福鼎实践基地等也在周山村设立。让我们铭记历史，推动红色文化代代传播。

二、佳阳畲族乡民族节日重构机制及主要类型

(一)佳阳民族节日的重构机制

社会学中的“机制”，是指在事物各部分存在的前提下，以一定的运作方式来协调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之相互联系共同发挥作用。此处的节日重构机制，指的是通过民众、地方政府及专家、商家等社会力量相互协作，其中既有在传统节日基础上共同为节日增添内容以进行“再造式重构”，也有根据发展需求对节日进行从无到有的“创造式建构”。代代延续的节日记忆融合日常生活的印记，以共有的情感产生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形成节日重构的内部因素；而政府、专家、商家等外部力量的参与，将民间传承留存的节日文化，通过拆解和再生产呈现出有别于以往的面貌，成为节日重构必不可少的外部因素。而民族地区节日的重构机制，更加呈现出经济发展需求下，政策倾斜与文化自觉对节日重构的推进。以下对佳阳畲族乡节日重构机制中的内外部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其一，民族政策的支持和鼓励是佳阳畲族乡民族传统节日重构的重要力量。1956年，当时的福鼎县唯一的少数民族文化站(现为福鼎市畲族文化馆)在佳阳乡双华村成立。作为国家在闽东设立的7个文化站之一，该文化站对当地畲族乃至整个地域范围内的文化生态保护起到了很大作用。除此之外，福建省宁德市畲族文化保护条例中明确，市人民政府设立宁德市畲族文化保护专项资金，辅助畲族各项文化事业，鼓励和支持开展民族节日。从理论实践的指导到财政物资的倾斜，少数民族政策对佳阳乡民族节日的传承重构以及当地文化生态多样性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其二，经济水平的提升是佳阳畲乡节日重构的条件和目标。在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驱动下，以文化促经济的发展模式已被应用到社会各个领域。通过民族节日的重构，促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吸纳社会关注从而达成多方合作，进一步提高整体经济水平。佳阳畲族乡的节日重构，有助于优化当地餐饮、住宿、商贸等方面的产业结构，打破民族地区较为闭塞的交流空间，为地方发展注入新能量。除此之外，佳阳乡在重构的节日中注重整合多方资源，以“农旅结合”“茶旅结合”“渔旅结合”和村企共建等方式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其三，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是民族传统节日重构的内在动力源泉。佳阳民众对畲族文化的深厚情感为节日的传承创新注入灵魂。无论是1962年原福鼎县少数民族文化站站长蓝振河组织的16人“福鼎畲女文艺演出队”，还是刚刚成立的“佳阳畲歌畲舞队”，也包括双华畲族提线木偶戏、畲族服饰工艺、畲歌过海调等文化的传承，佳阳乡畲、汉、回多民族融合的草根文化力量以饱满的状态生生不息。正是当地民众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与坚守，才让节日记忆绵延着古老文化的精髓流传至今，并随时代变迁而融入新的民俗事象，构筑起佳阳今日多姿多彩的节日形态和丰富的节日内涵。

综观佳阳畲族乡的节日重构机制，通过民族文化自觉的内因和少数民族政策、经济发展导向等外因，在民众、政府及社会各界力量相互作用的推动下完成传统节日形态的转型。这不仅有助于唤醒民族血缘记忆和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社会治理功能，促进当地畲、汉、回多民族一体化发展；更有助于通过节庆旅游、展演、商业合作等方式，将民族文化符号作为经济资源不断扩展，推动乡镇建立民族文化商品市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二)佳阳畲族乡节日重构的类型

民俗文化具有流动性、变异性等特征，而节日作为重要的民俗文化，其重构符合文化变迁规律且具有普遍性。节日重构的类型，既包括在原有节日形态基础上增添新内涵的传统重构型节日，也包括出于某种需求而发明的新兴建构型节日。正如张勃从节日起源的角度提出“建构型节日”以界定与自然型节日相对应的节庆，“自然型节日是在无意识状态下通过人们的不断实践自然而然形成的节日，我国大多数传统节日都是自然型节日；建构型节日则是少数人有意识发明的”(12)张勃：《当前语境下传统节日的困境与出路——兼及建构新兴节庆活动的一点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49—53页。。由于我国传统节日最早的起源大都与农业社会的宗教信仰有关，通过神人灵魂沟通，祭祀仪式的目的是祈愿神灵保佑一方平安顺遂、作物丰收、驱邪避祸等。而在日趋经济化、现代化的社会中，更多的内在需求和外在发展条件，让节日的产生及流变被赋予了更多层面的内涵，民族节日重构成为节日发展趋势。

多民族融合的佳阳畲族乡，除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外，还存在着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节日形态。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佳阳乡传统节日的重构进程与改革开放影响下的社会转型基本同步。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和推行，民族节日获得了身份的重新界定。罗唇“正月十八”冥斋节、双华“二月二”会亲节、佳阳“弼公节”等传统民族节日在这一背景下，经历了“传统的再造”，从最初的民间自发进入重构时代。同时，通过当地特色资源的整合，牡丹节、风筝节、摄影节等特色新兴节庆也先后闪亮登场。总体而言，目前传承较好，且举办规模较大的节日，可归为以下两大类型。

1.传统重构型节日：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

传统重构型节日在已有民族传统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外界力量的注入，赋予节日新的内涵特征。佳阳乡文化生态基础良好，节日记忆仍在民众中广泛留存，节日中保留的传统民俗内容较为完整。罗唇村畲、汉“正月十八”冥斋节，双华村畲族“二月二”会亲节，佳阳村畲族“弼公节”等节日都已在该境内流传上百年，吸引着当地畲族、汉族、回族等多民族共同参与互动。而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佳阳乡的传统节日重构重点以突出畲族文化特色为主。

(1)双华畲族“二月二”节日重构

“二月二”是当地畲族民众心中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庆，自清顺治三年(1646)至今已有370多年。相传，“二月二”起源于清顺治年间族人从浙南蒲门、甘溪一带迁徙而至双华的蓝姓畲族，开基时遇一红一青两条大蛇，屡送至水口都会返回，因而族人答应为两位神仙建起宫庙并年年做戏的故事传说，与当地“五显大帝”和“千里眼”“顺风耳”的地方道教信仰密不可分。在历史流传过程中，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五左右，福头便会请神下殿一直游神到“二月二”当天下午才将神送回。其间，还会在做福头的人家门口搭起木偶戏台为菩萨做“木头戏”以酬神祈福。除此之外，基于畲族的族群认同和闽浙间亲缘的交往互动，作为一年一度最大型的会亲对歌节，浙南闽东的亲戚会在“二月二”节日期间提着粉干等土产来家里做客，山野田间尽是对歌的畲族村民，对歌兴起更可唱至天明。

在森林保护工作中，防火问题一直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问题。由于林区树木都属于易燃的状态，因此林区中对于火源的监管就必须相应的严格。但是私自携带火源进入林区的人员防不胜防，这样一来，就增加了森林防火工作的难度。再由于天气等自然原因，树木自燃的状况也时有发生。这样一来，林区的树木就会大规模的减少，森林保护的工作也就难以实施。

从清代顺治年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双华“二月二”基本处于自然传承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型，过去的传统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糟粕。在弘扬社会主义新文化背景下，许多民间信仰和传统节日因此陷入沉寂，部分节日活动局限于小范围内。随着20世纪60年代国内“文化大革命”前夜政治形势的变化，1963年少数民族文化站组建的福鼎首支畲女文艺演出队在节日当天登台表演，此时的民族节日内容被“革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后续的节日内容中，还将马仙宫作为革命的场所上演革命样板戏、蹴球表演、畲家武术等内容。在节日前台的场面上，“二月二”被赋予“革命”内容。而在节日的后台里，传统仍在暗中继续保持，显示了传统民间文化的连续性。节日期间，游神、福戏、福酒等费用开销主要由轮到做福的一房分摊，其他客人的招待由各家负责，节日花销主要由民间自行承担。从中可见，传统畲族节日的传承是基于本族历史文化延展的内在需要，与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当地民众对节日恢复的迫切需求推动了新时代的民族节日重构。1983年，福鼎县人民政府第一次作为节日的主办方，参与双华畲族“二月二”会亲节，自此政府成为当地节日重构的最主要力量。双华“二月二”进入重构阶段后，具体变化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节日的承办主体发生转变。双华“二月二”自节日产生以来，第一次从民间自发组织转变为政府主办。其二，节日的参与人员范围扩大。福鼎县人民政府第一次主办“二月二”歌会，同时邀请中央、省、市、县党政领导和各界媒体近300人参加，活动当天盛况空前，参与人数多达1万多人。其三，节日的内容更加丰富。节日除保留以往的游神、会亲、木偶戏、畲族武术、对歌等传统民俗活动外，还增添了官方的对外展示内容。双华村的广场上搭起舞台进行歌舞表演，民俗文化活动也由地方政府策划，于村中不同地点按规定进行展示，节日活动场域得到扩大和转移。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在非遗运动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加大了对节日的保护力度。在政府力量主导下重构的畲族传统节日“二月二”，逐渐通过媒体传播进入外部世界。佳阳双华畲族“二月二”歌会于2005年10月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8月，被列入第一批福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5年，双华畲族“二月二”会亲节更是在国家民委的宣传推动下走向海峡对岸，邀请港澳台同胞前来参与，成为海峡两岸港澳台同胞交融汇聚的重要节日，具有了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宏大历史使命。

(2)佳阳村畲族“弼公节”重构

佳阳村“弼公节”作为“纪念性”节日，其建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钟姓族人的自发组织及其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密不可分。“弼公节”因钟良弼(1780—1840)而得名。钟良弼，原福宁府(今福建省霞浦县)福鼎县丹桥(现属福鼎市佳阳畲族乡佳阳村)人。作为清朝福鼎籍第一位畲族秀才，他在科考时不畏强权，为畲族人民争取科考权益。这一义举得到当地广大畲、汉、回同胞的支持和爱戴。为纪念钟良弼，其后人每年都于佳阳丹桥钟氏宗祠为其举行春秋两祭的纪念活动，已有百年之久。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祭祀仪式曾一度停止，改革开放后才得到恢复。

近几年，在21世纪的大背景下，特别是非遗保护的需要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弼公节”由钟姓宗族的节日转变为佳阳地方特色的民族节日。2013年开始，弼公节的祭祀仪式与畲歌会相结合。2015年，“清畲族秀才钟良弼传说”被列入第三批福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又成为宁德市第六批非遗项目。发展至今，节日突破了以往仅对祖先进行祭祀的活动内容，增添了以歌会为主的节日活动。在八月十五这天，佳阳村都会举办盛大的歌会来纪念弼公，《钟良弼告阻考》成为每年歌会上必唱的保留曲目。同时，节日也融合畲族服装表演、畲族提线木偶戏、汉族传统歌手的闽南语歌唱、民族学校学生表演等节目来丰富节日形式。节日过程中的礼品主要由当地企业赞助提供。节日中祭祀仪式的时间由以往的春秋两祭变为农历八月十五的秋祭。而节日参与人员，也不再只局限于钟氏家族，本地范围乃至其他地区的民众和各界社会人士也会前来参与。

“弼公节”的举办不仅以钟良弼的故事传说树立了地方民族英雄的形象，增强了地方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同时，以名人特色建构地方文化品牌，有助于提升地方知名度，促进地方经济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钟姓族人还成立了弼公民俗文化协会，从2019年开始以奖学金的形式鼓励高考上榜的本族学子更加勤奋刻苦地读书，体现了钟姓族人高度的文化自觉。

(3)罗唇畲、汉民族“冥斋节”重构

“冥斋节”在罗唇村已流传400余年之久，该节日主要是为了纪念抗击海盗和倭寇而献身的马氏三姐妹和马元帅。当地民众还在境内为她们建起马仙宫(马氏真仙宫)，并为其塑金身供奉为神明，也为马元帅塑造神像与马氏真仙一同供奉。每年正月十八，罗唇工口、柴岚内两村的畲、汉群众便用粳米制作三个大冥斋供于神像前两天两夜来祭祀他们祈求太平。为了让祭祀活动显得更加隆重，村民还会从城关请来戏班在马仙宫前唱戏三天三夜。冥斋节因其祈求太平的美好愿望和其中蕴含的道教信仰在民众心中有重要位置而跨越时空延续至今，是当地畲、汉同胞一年一度隆重的节日。

现今的冥斋节仍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民俗文化形态和内核。发展至今，政府较少地介入节日的举办中，节日开销及筹划由村民自行负责。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多重社会力量的影响，节日内容较传统社会也有所改变。在节日形式方面，传统节日内容与旅游经济相结合。2006年，罗唇“冥斋节”参加了福鼎市太姥山文化旅游节的踩街活动，将畲族文化资源转变为特色文化符号，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提升了地方知名度。在节日性质方面，2013年“冥斋节”被列入宁德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具有了官方认可的文化身份。在节日参与范围方面，参与人员由本村扩展到更大范围。来自各地的游客也会在节日当天来到罗唇村与村民一道参加祭神仪式，更有闽浙边界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和画家等艺术界人士前来采风创作，感受当地畲族村独特的人文风情和民俗文化。

2.新兴建构型节日：地方优势资源的整合

新兴建构型节日是在近年来社会发展需求下，立足当地资源特色，利用丰富多样的展示、展演、采风等内容形式，从无到有地建构出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这类节日的主要目的在于聚集人流吸引外界关注，为乡村开启多元合作、互利共赢的振兴之路。在佳阳畲族乡，近年来牡丹节、风筝节、摄影节等节庆的举办，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联动效应。

(1)彰显地域特色物产的“牡丹节”。“牡丹节”基于当地牡丹历史故事的人文基础，以共有的集体记忆形成地方节日重构的文化共同体。周山村的牡丹花起源于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为嘉奖周山先贤，下圣旨御赐“牡丹”和“芍药”各一株种于周氏宗祠一二进之间左右花坛上。这株牡丹历经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等劫难，数次迁移后不幸被盗，直至2014年周氏族人才听闻其生长在三明永安一户人家中。后历经三年，牡丹终于在2018年12月23日荣归故里。2018年，为庆祝牡丹回归，佳阳乡周山村举办了“福建·周佳山首届南方牡丹文化节”。节日当天，畲族提线木偶剧、畲歌表演《传承》等节目在节日中展示多彩畲族文化。牡丹节之际，周山村近500亩的牡丹园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同时，周山作为红色革命老区曾是鼎平县委和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周氏宗祠保存得较为完好。节庆活动的举办有利于深挖地域文化，彰显历史文化魅力，进而带动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2)推动地方产业多元整合的“风筝节”。天湖山风景秀丽宜人，茶树连绵成片，是佳阳本地龙头茶企恒春源的生产基地。良好的自然资源奠定了“风筝节”建构的基础条件。2019年，首届佳阳天湖山“杜鹃花观赏节暨风筝文化节”在佳阳畲乡天湖山举办。风筝节以福鼎市佳阳畲族乡人民政府为主办单位，福鼎市茶文化协会协办，本地恒春源茶叶有限公司作为承办茶企统筹策划活动。节日当天，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此看畲族竹竿舞、吃畲家乌米饭、品福鼎有机白茶、放风筝、赏美景。恒春源在本次活动中授牌成为“潍坊市风筝运动协会福鼎分会单位”，天湖山也成为“福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摄影创作基地”。“风筝节”实现了地方政府与企业、民众共谋发展的整合功能，在节日中既展示了特色民族文化，又推广福鼎茶文化的同时，还跨越省市达成多方合作，扩大了佳阳本土文化及产业的知名度，为地方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广作用。

(3)展示秀美山海风光的“摄影节”。基于佳阳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畲乡文化，佳阳畲族乡政府与宁德市摄影家协会联合，在佳阳举办第一届“多彩佳阳，山海畲乡”摄影比赛。作品以佳阳地方风物为主题，征集时间为2020年4月至9月，比赛将会评选出优秀作品给予颁发奖项并予以报酬。同时，2020年8月24日，由市摄影家协会打造的首个市级“摄影小镇”在福鼎市佳阳畲族乡揭牌。揭牌当天，在佳阳乡凤阳广场上展示了本次摄影比赛的获奖作品。当晚，在佳阳乡凤阳广场还举办了“草根畲乡，悦舞佳阳”畲族传统歌舞表演，吸引了诸多乡民和社会人士的关注。节日晚会上表演的舞蹈节目由近期佳阳乡畲歌畲舞队的村民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自行编排，显示出畲族青年男女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为佳阳畲族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平台。佳阳摄影节借助“摄影小镇”的良好平台深挖地方性特色资源，吸引更多人来佳阳摄影、观赏，同时借助摄影家协会的媒体资源扩大对佳阳乡的宣传力度，进而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综合发展。

三、佳阳畲族乡民族节日与地方经济发展互动关系思考

(一)节日重构与地方发展互动关系呈现

节日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宏观意义上，“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同时也都是文化活动，都具有文化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和经济成为人的生命行为的一种共同体、一种共生态，从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共生互动关系”(13)胡慧琳：《文化经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当下经济发展的需求改变了节日传统的面向，从而进入重构时代；而节日重构后增添的经济职能使节日具有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较好的经济水平又为深化地方传统节日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基础性支持。结合佳阳畲族乡田野调查的具体情况，节日重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主要在以下三个层次得以呈现。

首先，节日重构体现出经济发展的普遍需求。节日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相应的社会价值是其产生、留存、发展、演变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下，出于经济发展需求和经济价值考量，无论是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节日重构，还是民间自发产生的节日流变，都充分体现出经济因素的引领导向。从佳阳乡节日变迁的过程来看，传统节日的起源通常也与经济因素相关。传统社会，民众依托节日的形式向神灵祈愿来表达风调雨顺、平安顺遂的诉求，反映出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对良好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的向往。而放眼当下，对地方白茶产业、特色养殖、民俗旅游等方面的发展需要，带动了畲族传统节日的重构和特色新兴节会的出现。这些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内在需求，都表明了节日所独具的社会价值。

其次，节日重构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活力。民族节日重构让其具有了更加宽广的节日时空。重构后的节日，承载着聚集人气、整合资源、交流互动、商贸往来、宣传展示等社会功能。节日中特有的狂欢娱乐、仪式活动、服饰饮食等内容，让其可在某一固定时空范围内引起“非常”的情感共鸣。例如，本地双华村畲族青年蓝家凤创办“金凤畲族服饰”，他的畲族服装工艺曾在“二月二”节庆中向游客演示，节日成为地方产业对外展现交流的窗口。另外，在文化同质化现象频繁出现的今天，特色节日符号的重构可以凸显本地文化资源禀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对佳阳畲族乡各项节日的深入了解可知，大部分节日活动除传统民俗传承外，在政府组织下结合地方优势资源塑造畲乡品牌形象，推进多方合作来激活产业转型升级，吸引外来游客和投资商。

最后，节日重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创新式地保护传统文化。由于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带动，文化作为资源资本在现代语境中存在合理性。正如刘晓春认为的，“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富有韵味的传统文化等文化资本，从原先的民族国家现代话语的边缘，开始上升为一种能够转为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并日益商品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文化以及其他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在现代话语中获取合法地位，进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声誉，提高民俗文化在社会符号等级体系中的位置”(14)刘晓春：《民俗旅游的意识形态》，《旅游学刊》2002年第1期，第73—76页。。通过节日的重构对本土资源的宣传，扩大了佳阳乡对外界的影响力，有助于农民的增收。同时，近几年福鼎白茶产业的迅猛发展，让农民人均收入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民众富裕起来的生活让他们有了一定的精力来享受愉悦的节日氛围，同时有一定的财力来支撑节日举办的相应开销。因而，整体良好的经济水平为节日的产生、发展、演变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节日重构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反思

节日重构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需要以辩证的态度进行反思。特别是针对传统节日，政府及各类外部力量的介入或多或少会涉及如何平衡民俗“真实性”的问题。这也涉及当下民俗学界普遍探讨的“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即“无数脱离了原先的母体、时空文脉和意义、功能的民俗或其碎片，得以在全新的社会状况下和新的文化脉络中被消费、展示、演出、利用，被重组、再编、混搭和自由组合，并且具备了全新的意义、功能、目的以及价值”(15)周星：《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第5—14页、第158页。。民俗主义正在成为渗入生活的常态化现象，文化的产业化、商品化也已基本成为当代中国的现实。

当然，笔者并不反对节日在流变过程中增添新的时代内容。地方节日的开发与重构对当地的产业转型和地方经济建设具有助推作用。正如学者周星指出的：“现代社会的民俗文化未必就一定是和商业文明及消费主义水火不容，恰恰相反，民俗文化要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生根存活，反倒是借助商业消费的路径才较有生机和活力。”(16)周星：《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第5—14页、第158页。一方面，传统民族节日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社会交往功能在当下的商业时代更具普遍的价值；另一方面，新兴节庆利用地方优势资源和特色文化吸引大量外来游客和更多商业合作伙伴搞活地方市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节日的重构不能因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脱离民众这一文化传承根基，忽视节日传统文化内核和民俗本真。民族节日重构理应保留节日最本质的“非常性”，让民众在节日的仪式里体会到特定时空场域的心灵关照和精神慰藉。因此，唯有以“保护式传承”和“创新式发展”的方式来对民族节日进行重构，平衡民俗文化传承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激活民族文化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从整体来看，佳阳畲族乡当前的一系列民族节日重构实践总体成效较好。这些节日在重构的过程中，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基本保留了节日在民众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世俗意义，展现了地方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不过，通过深入田野调查及反思，仍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应当予以关注和完善，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恰当定位民族节日重构的目标、内容及方式。通过对当地资源禀赋和文化积淀的深度挖掘，植入民族特色文化灵魂，避免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和程式化现象。同时，也要依据国内、国际市场的客观需求，创新民族节日的形式及内容，从而更有效地搭建民族文化市场，实现地域文化资源资本化、产业化，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第二，确保民众在地方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古往今来，民众始终是民俗文化传承主体，更是节日群体文化的根基。政府作为民族节日重构的主导力量，应通过梳理地方文献、深入基层调研、挖掘地方文脉等方式，与民众进行深度的沟通和对话。关注底层的需求、倾听百姓的声音，让民族节日的重构更加符合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第三，延续民族节日蕴含的精神情感功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虽具有合理性，但不应让节日仅仅成为招商引资的平台。通过合理保护节日中的传统民俗文化，激发民众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发展需求，让民众在节日的仪式感中获得精神满足与文化共鸣。同时，还应努力弘扬民族节日重构中的民族团结精神，从中华文化认同的高度，增进节日中各民族的情感互动和友好往来。

因此，民族节日重构应确保文化传承与地方经济发展处于良性互动之中。在“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基础上，遵循节日文化嬗变的本质规律，既不能一味地为创新而创新，从而忽略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核和民俗本真，也不能脱离节日传承的主体而丧失民俗文化生长的根基，尤其应把握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度，注重保留民族文化特色。在全域旅游背景下，可通过地方民众、当地政府、专家学者、投资商等多方合力的推动，共同促进民族节日文化与地方经济和谐同步发展。

四、结 语

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华各民族的节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现象。一方面，传统节日在濒危状况下获得复兴与再造式重构；另一方面，众多新兴建构型节日也陆续出现。反观节日重构的机制，其中既有民众对自身文化发展的诉求，也有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制度性支持和社会各界力量的介入，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推动节日的重构。与此同时，“以文化促经济，以经济兴文化”，民族节日重构与地方经济发展呈现出密不可分的双向互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节日重构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要始终坚持民众在节日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民俗文化的内核本真和民众内在的文化需求。

通过对以上民族节日重构的分析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如何保持文化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让民族节日重构更加合理完善，是任重而道远的系统工程。因此，在重构中应以“保护式传承”与“创新式发展”思路为导向，构筑民众、政府、各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文化建设共同体”，深入探索民族节日重构的内在理路和可持续发展。首先，地方政府应对节日重构提供制度性支持。一方面，在民族节日重构中对民众进行政策指导和经济上资助，积极发挥民众这一节日文化主体，特别是草根文化精英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鼓励文化专家和地方文化精英深度挖掘、整理、书写具有地方标志性意义的民族文化记忆，在节日重构中彰显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其次，提升当地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使其参与到民族节日重构的进程中来，积极传承保护地方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形态。最后，当外来资本介入民族节日重构，特别是对新兴节日建构之时，应充分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保留节日的内核本真，传续节日的文化灵魂。

综上所述，民族节日的重构需要民众、政府、专家学者、外来资本等内外力量协同合作，完善民族节日重构机制，平衡文化与经济在发展变迁中的关系，为当地营造良好的民族文化生长环境，进而促进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