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經説略

2020-02-26 03:14張富海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2020年0期
关键词:古文博士

張富海

兩漢學術的中心是經學,即圍繞《詩》《書》《禮》《易》《春秋》等經典展開的一套學問。兩漢經學又有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之分。兩派的分際,前人有種種説法,無論如何,古文經學的得名本由其經書所用的文字是所謂“古文”而來。

今文是指漢代的隸書,從來没有問題,而對“古文”的真實性質,却有一個漫長的認識過程。漢代古文經學者認爲,古文是最古的文字,是自倉頡造字以來五帝三王時代所用的文字;孔子雖然生活在春秋末,但聖人書寫經書仍有意使用“古文”。對古文的這種認識,一直被後代學者所接受,直要等到二千年後的清末,才有吴大瀓提出懷疑,認爲漢人看到的古文“疑皆周末七國時所作,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非復孔子六經之舊簡”。(1)見吴大澂:《説文古籀補叙》。其後王國維進一步揭出古文實際是戰國時代的六國文字,(2)見《史籀篇疏證序》(《觀堂集林》卷五)、《桐鄉徐氏印譜序》(《觀堂集林》卷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説》(《觀堂集林》卷七)等文。可謂鑿破鴻蒙的偉大發現。王氏之説開始並不爲多數學者接受,但其身後數十年來戰國文字資料的大量出土,不斷證明着他對古文性質判斷的正確性。時至今日,古文是六國文字,幾乎已經成爲學界的常識了。

我們曾以《説文解字》中所收的古文和魏三體石經中的古文爲主要考察對象,通過與出土古文字的逐一對比,對漢人所謂“古文”的性質作了比較細緻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古文的主體確實是戰國時代的六國文字;更準確一點説,古文的主要成份是戰國晚期的魯文字,而兼有三晋文字和楚文字的成份,同時還有少量西周文字、秦文字、隸書和漢代學者編造拼湊的文字。(3)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綫裝書局,2007年,第331頁。

我們對古文性質的上述認識是基於《説文》古文和魏三體石經古文,至於西漢人看到的古文書籍原本中的文字,無疑是純粹的六國文字,或齊或魯或晋或楚,而不是雜湊的。從這個角度看,“古文”就是戰國時代的東方六國文字。

西漢時代去六國甚近,發現用六國文字書寫的古文書籍自屬極正常的事。劉歆《七略》:“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閒,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祕室之府。”(《太平御覽》卷八十八引)積如丘山的書中應該有很大一部分是傳自先秦的古文寫本。作爲太史令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屢屢提到古文,他應該看到過很多古文書籍。王國維《史記所謂古文説》(《觀堂集林》卷七)認爲太史公修《史記》所據古書若《五帝德》《帝繋姓》《諜記》《春秋歷譜諜》《國語》《春秋左氏傳》《弟子籍》等都是古文寫本。《漢書·景十三王傳》載河間獻王劉德得書多,皆先秦古文舊書,有《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漢書·藝文志》易類著録《古五子》十八篇、《古雜》八十篇,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以爲其名曰古,蓋是古文。(4)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商務印書館,1925年,第17頁。可見西漢時古文書籍數量多,範圍廣,不僅僅限於幾部經書。可惜經歷西漢末年的兵燹,收藏於秘府的衆多古文書籍一時化爲灰燼,孑遺者無幾。古文書籍中,古文經傳以其特殊的地位,被原樣傳抄流傳的機會最大。下面主要參考王國維《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觀堂集林》卷七)略述西漢時古文經傳的情況。

《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是孔安國藏有古文寫本的《尚書》,且比當時立博士的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多出十幾篇。但司馬遷没有説明孔安國所持有的古文本得自何處。《漢書·藝文志》著録《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5)“武帝末”,與魯恭王生活的年代不合,其時當爲“景帝末”或“武帝初”。參看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中華書局,1983年,第31—32頁。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知《古文尚書》出於孔家老宅牆壁之中,多今文《尚書》十六篇;除了《古文尚書》外,孔壁中古文經傳另有《禮記》《論語》和《孝經》。《禮記》,王國維認爲指《禮經》。此“禮記”,也可能本作“禮禮記”,如上引《漢書·景十三王傳》所記,後奪一“禮”字,或即抄脱重文號。

《漢書·藝文志》著録《禮》古經五十六卷,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出孔氏者,大概就指上文孔壁所出。又《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傳》載劉歆《讓太常博士書》稱:“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宫,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是西漢時有古文《禮經》五十六篇,比今文《禮》多出三十九篇。又著録《記》百三十一篇,未云是古文。《隋書·經籍志》:“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經典釋文·序録》引劉向《别録》云:“古文《記》二百四篇”。(6)《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5年,第41頁。據劉向《别録》,則《禮》之《記》《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藝文志》著録於《論語》類)、《王史氏記》《樂記》(《藝文志》著録於樂類),此二百多篇皆係古文。

《漢書·藝文志》著録《論語》古二十一篇,云“出孔子壁中”;又著録《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亦謂出孔壁,皆與上文相應。

《漢書·景十三王傳》載河間獻王劉德所得古文經傳有《周官》《尚書》《禮》、《禮記》。

總上述,西漢時古文經傳已有《尚書》《禮》《禮記》《周官》《論語》《孝經》六種。另外又有《春秋經》《左傳》和《周易》。

《漢書·藝文志》著録《春秋》古經十二篇,未記其來源,許慎《説文解字·叙》則繫之於孔壁。

《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傳》:“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是西漢時秘府收藏有古文本的《春秋左氏傳》。《説文解字·叙》在解釋“古文”時説:“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是許慎認爲古文本的《左傳》是西漢初的張蒼所進獻的。段玉裁《説文解字注》認爲《春秋經》不出於孔壁,而是和《左傳》一起由張蒼所獻。(7)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第762頁。

《漢書·藝文志》著録《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而未著録古文《易》。但《易》類小序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是西漢秘府藏有古文本《周易》,劉向曾用以校正今文本。《前漢紀·孝成皇帝紀》河平三年:“東萊人費直,治《易》長於筮,無章句。徒《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説上下經。沛人高相,略與費氏同,專説陰陽災異。此二家,未立於學官。唯費氏經與魯古文同。”且説此古文本《周易》是魯古文。《後漢書·儒林傳》:“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横,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王國維説:“然《漢書》無此語,或後人因劉向校費氏經與古文經同,遂附會爲説與?”費氏本的《周易》並非古文本,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只是没有脱字,本子較好而已。

綜上所述,西漢時存在的古文經傳共計九種,分别是:《尚書》《禮經》(後世稱《儀禮》)、《禮記》(不同於傳世的大小戴《禮記》)、《周官》(後稱《周禮》)、《周易》《春秋》《左傳》《論語》《孝經》。

下面討論《毛詩》是否爲古文經和《周官》是否確爲古文經的問題。

王國維認爲漢代《毛詩》没有古文本,這是合乎事實的論斷。《漢書·藝文志》詩類首先著録《詩經》二十八卷,齊、魯、韓三家,最末才著録《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如果按通常説法《毛詩》是古文經,那麽應像《尚書》《禮》等經那樣,先著録《毛詩》,而且還應特别標明“《詩》古經”。可見,至少《漢志》著録的《毛詩》不是古文經。詩類小序僅説“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没有像《周易》那樣雖未著録古文《周易》,而序中提到秘府藏有古文本,所以我們不能肯定西漢秘府藏有古文本《毛詩》。《漢書·景十三王傳》所記河間獻王所得先秦古文舊書中没有《毛詩》,只説:“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又《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傳》載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只稱《逸禮》《逸書》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爲“古文舊書”,未提到《毛詩》。或以《汗簡》中有《古毛詩》來證明《毛詩》有古文本。(8)劉立志:《漢代〈詩經〉學史論》,中華書局,2007年,第79頁。可《汗簡》連《古史記》都有,《汗簡》有《古毛詩》豈足爲證?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一《毛詩古文多假借考》云:“《毛詩》爲古文,其經字類多假借。……齊、魯、韓用今文,其經文多用正字。”其所舉例子,如《衛風·芄蘭》“能不我甲”,《韓詩》作“能不我狎”。如果“甲”假借爲“狎”確實是古文的用字習慣,這也只能證明《毛詩》偶爾保留了一點古文的用字,而不能證實漢代《毛詩》有古文寫本。相反,《毛詩》有可被證明屬後起的用字習慣。《周南·螽斯》:“螽斯羽,薨薨兮。”據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韓詩》“薨薨”作“”。(9)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第39頁。戰國寫本的安大簡《詩經》作“厷厷”,(10)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黄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中西書局,2019年,第10、78頁。《韓詩》與之相合。從語音上來看,《毛詩》作“薨薨”(反映漢代産生音變),當是後起的寫法,無先秦古文的來源。

《周官》在漢代有古文本的唯一明確證據是《漢書·景十三王傳》所載河間獻王所得古文舊書中有之。《經典釋文·序録》:“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明確獻書者爲李氏。賈公彦《序周禮興廢》引馬融《周官傳》僅説《周官》在漢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11)《十三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7年,第635頁。山巖之於屋壁相去甚遠,不可能既出於山巖,又出於屋壁。馬融只是泛泛而論,意在説明《周官》是所謂“出土文獻”。《漢書·藝文志》著録《周官經》六篇,没有注明是古文。王國維認爲《漢志》注明某經爲古文是爲了區别於今文本,《周官》只有古文本,没有今文本,所以便無需冠以“古文”二字。其意蓋以爲《漢志》著録的《周官》是古文本。我們認爲,河間獻王所得的《周官》原本應該是古文寫本,但著録於《漢志》的《周官》恐怕早已轉寫成隸書本了。鄭玄注《周禮》有二百餘條“故書某作某”或“故書某或作某”。徐養原《周官故書攷·叙》説:“以鄭注考之,凡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所據之本並是故書,故書今書,猶言舊本新本耳。……故書今書皆非一本。”(12)《續修四庫全書》第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3頁。故書很明顯是隸書抄本。杜子春親受《周官》於劉歆,(13)《經典釋文·序録》:“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爲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劉歆在秘府看到並著録於《七略》的《周官》應該也是隸書本。今本《周禮》的文字確殘存少量應該來自古文的寫法,如“美”作“媺”,“視”作“眡”,“筮”作“簭”“祇”作“示”等,這可以作爲《周官》原本是古文的一條積極證據。

古文經在西漢早期的復出對整個經學産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首先是增加或改變了經書的文本,以下按《書》《禮》《易》《春秋》《論語》《孝經》的次序略述如下。

漢代由秦博士伏勝所傳、立於學官的今文《尚書》只有二十九篇,而古文《尚書》多出十六篇,(14)篇目參看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1頁。有四十五篇。(15)同上注,第43頁。古文《尚書》不僅篇目較今文本多,共有的二十九篇的文句也有所不同。《漢書·藝文志》載:“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脱者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古文本可以用來校正今文本的脱字,應該較今文本爲優。不知劉向以後的今文《尚書》已經據古文本補上脱字以否。古文《尚書》多出的十六篇所謂《逸書》大概在東漢時就已經亡失了,没有産生多少影響。今傳僞《古文尚書》不但没有十六篇《逸書》,且又用僞造的《泰誓》取代漢代今古文《尚書》所共有的真《泰誓》,所以漢代所有的《尚書》僅傳下了今古文共有的二十八篇。這二十八篇的文本應該主要是來源於古文《尚書》的。

古文經傳中,《禮》類文獻數量最大。漢初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此爲立於學官的今文《禮》。而古文《禮》達五十六篇,多出三十九篇,篇數是今文《禮》的三倍多。三十九篇所謂《逸禮》大概東漢以後也漸漸亡失了,而今傳大、小戴《禮記》尚保存了幾篇,如《奔喪》《投壺》《諸侯釁廟》。今古文共有的十七篇《禮經》字句上亦多有參差,早在西漢時就出現了兩本互相校勘、融合而成的《武威漢簡》本,魏晋以來流傳至今的《禮經》十七篇就是鄭玄作注的這種今古文合成本。(16)參看沈文倬:《〈禮〉漢簡異文釋》,《宗周禮樂文明考論》(增補本),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76頁。若據劉向《别録》,《禮》之古文《記》多至二百餘篇,是十分豐富的文獻資料。《漢書·藝文志》禮類小序在叙述完《禮》古經後,接着説:“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説。”也是將《明堂陰陽》《王史氏記》看成古文《禮經》之同類,與今文《禮》家之説作對比。這些《記》大部亡失,而今傳大小戴《禮記》中的相當一部分篇目來源於古文《記》。《周官》是一部講官制的書,與禮本不是一回事,但後來成爲《周禮》,且列在《三禮》之首,無疑係古文經對《禮》類文本的一大增益。

《周易》雖有古文本,劉向曾用以校出三家《易》的脱文(見上文),但今傳《周易》的文本是否受到過古文本的影響,實在難以確定。《後漢書·儒林列傳》以東漢馬融、鄭玄所注的《易》爲費氏《易》,《隋書·經籍志》又以三國時王肅、王弼所注的《易》亦爲費氏《易》,則今傳《周易》文本源自費氏《易》,而《漢志》稱“唯費氏經與古文同”,那麽似乎也可以説今傳《周易》的文本與古文較相近。不過,徐復觀否定馬鄭二王所注《易》爲費氏,(17)《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80—83頁。其説可信(詳下文)。《經典釋文·周易音義》有“古文作某”若干條,此古文大概不會是劉向所見的古文本,可能是指費氏經文。《經典釋文·序録》著録《費直章句》四卷(云“殘缺”),當時一般都把費氏《易》看作古文,所以引用《費直章句》中的經文時,便稱爲“古文”。

古文《春秋經》是《左傳》所依據的經文,文字上與《公羊傳》《穀梁傳》的經文略有出入,記事又多出二年,記至孔子之卒。隨着《左傳》地位的提高,古文《春秋經》也成爲魏晋以後最重要的《春秋經》文本了。《左傳》是一部以史事解經的偉大歷史著作。桓譚《新論》説:“《左氏傳》之於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引)《左傳》最終取代公、穀二傳而獨盛,良有以也。

古文《論語》有二十一篇,較《魯論》多一篇,有兩《子張》。《漢書·藝文志》顔師古注引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則古文《論語》多出一篇僅是由分篇的不同造成的,内容上可能並没有大的增加,不像《齊論》那樣多出《問王》《知道》兩篇。古文《論語》和《魯論》同出於魯地,内容多寡自然相近。古文《論語》和《魯論》《齊論》在字句上則有較多歧異。《經典釋文·序録》:“《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魏何晏《論語集解·叙》:“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經典釋文·論語音義》注“魯讀某爲某,今從古”者二十三條。(18)徐養原:《論語魯讀攷》,《清經解續編》卷八十二。可知今傳《論語》雖以《魯論》爲主,但有些文字采用了古文《論語》。特别緊要的如:《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魯論》“易”作“亦”,《齊論》也應作“亦”,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同樣作“亦”。(19)《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33頁。古文《論語》這句話,是孔子與《周易》有密切關係的最重要證據。

古文《孝經》有二十二章,多出今文《孝經》四章。《漢書·藝文志》孝經類小序云:“唯孔氏壁中經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顔師古注引桓譚《新論》:“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據《隋書·經籍志》,古文《孝經》亡於梁時,今存古文《孝經》係僞造之本。僞古文《孝經》把“故親生之膝下”改成“是故親生毓之”,而“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未改。今傳《孝經》没有多少不安處。《隋書·經籍志》云:“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顔本(引者按:即今文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似乎今傳《孝經》是劉向用古文本校勘過的。

“古文”在經學上的最大影響無疑是由古文經而形成了古文經學,與漢代立博士的今文經學相對立。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區别,前人有很多論述,説法比較綜合的如周予同《經今古文學》,云:“它們的不同,不僅在於所書寫的字,而且字句有不同,篇章有不同,書籍有不同,書籍中的意義有不同;因之,學統不同,宗派不同,對於古代制度以及人物批評各各不同;而且對於經書的中心人物,孔子,各具完全不同的觀念。”(20)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頁。概括言之,一般認爲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區别在於經書文本之異以及學説之異這兩方面。我們認爲,這種區分實際上是有很大問題的,文字文本和學説恐怕都不能成爲區分今古文經學的絶對標準。

今文經學是在西漢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元帝時立博士的經學:《詩》有魯、齊、韓三家,《書》有歐陽、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易》有施氏、孟氏、梁丘、京氏四家,《春秋》有《公羊》嚴、顔以及《穀梁》三家。(21)參看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第2—3頁。西漢時立博士的今文經學共十六家。到東漢初,廢王莽所立諸博士(莽稱講學大夫),恢復西漢之舊,但未立《春秋穀梁傳》和《禮》慶氏(據《後漢書·儒林列傳》),遂有今文經十四博士。

古文經學作爲經學上的一個學派,出現於王莽時期,以劉歆爲其代表人物;王莽雖敗,但古文經學却發揚光大,盛行於東漢。古文經學之得名本來是由於古文經傳,不過,作爲一個學派,古文經學實際上超出了古文經傳的範圍,而差不多就是與博士相對立的經學的總稱。東漢時有所謂“古學”的名稱,“古學”既可以看作古文經學的省稱,又可以看作官方立博士的“今學”“時學”“俗學”的對稱。

屬於古學範疇的有:《毛詩》、古文《尚書》《周官》、古文《禮》(包括《逸禮》)、《左傳》、古文《論語》、古文《孝經》。其中最重要的是《毛詩》、古文《尚書》《周官》和《左傳》,此四經是古文經學的核心内容,東漢許慎《五經異義》舉古説主要是此四經(另有古《孝經》説)。(22)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清經解》第147種。《穀梁傳》屬於今文經學範疇,自古没有異議,許慎《五經異義》中《穀梁》也是跟《公羊》並列而與古文經相對的。但因爲《穀梁傳》在東漢未立,故與一般的今文經又有所不同,而常與古學諸經並提。如《後漢書·儒林列傳》:“建初中……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穀梁》與《古文尚書》等並稱,待遇相同。又同篇《尹敏傳》:“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直接把《穀梁》説成了古文之一,蓋行文之疏。民國初的崔適著《春秋復始》,倡言《穀梁》是古文經;其弟子錢玄同贊同之,並説《穀梁》和《左傳》一樣是劉歆僞造,“穀”與“公”音近,“梁”與“羊”音近,“穀梁”這個姓就是從“公羊”兩字之音幻化出來的。(23)錢玄同:《重論經今古學問題》,《古史辨》第5册,海南出版社影印,2005年,第42—46頁。崔、錢之説荒謬不可信。費氏《易》並非古文經,是可以肯定的(詳上文),但費氏《易》是否屬於古學範疇,也就是説《易經》是否存在今古文之争,則是一個頗爲複雜的問題。按照《後漢書·儒林列傳》《經典釋文·序録》《隋書·經籍志》的説法,東漢古文經學家如陳元、鄭衆、馬融、鄭玄等所傳的《易》都是費氏《易》,三國時的王肅、王弼所注的也是費氏《易》。但據徐復觀的考證(出處見上文引),這些記載其實都不可信,是後人的誤會,就像把費氏《易》説成是古文經一樣。我們傾向於徐説,即《易》並無今學、古學之分。所以,許慎的《五經異義》没有引古《周易》説,許慎《説文解字·叙》注明其所稱引的《易》是孟氏,乃是今文學。(24)近人或改“孟氏”爲“費氏”,無據。據《漢書·儒林傳》,費氏《易》“長於筮卦,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説上下經”,是比較原始的《易》學。王弼以玄學解《易》,自然在學説上跟費氏《易》無干。或認爲鄭玄、王弼以來的《周易》文本用了費氏《易》,這其實也没有太大根據。上文提到《經典釋文·周易音義》引了若干“古文作某”,此古文可能指費氏《易》,那麽今傳《周易》就不會是費氏《易》的文本。

古文經學成立於劉歆,但古學諸經在劉歆之前大多已有漫長的傳授發展歷史。

《漢書·藝文志》説《毛詩》“自謂出於子夏”。《經典釋文·序録》記載了子夏以後的兩種傳承統緒,一種是:子夏傳高行子,高行子傳薛倉子,薛倉子傳帛妙子,帛妙子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另一種是:子夏傳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按即荀子),孫卿子傳大毛公。這種單綫傳承本來就十分不可信,而且子夏至漢初近三百年時間也不大可能只傳了五六代,顯然是後人編造出來的。但《毛詩》在先秦已有流傳應是可信的。西漢時,《毛詩》曾被河間獻王立博士。《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不過,西漢傳習《毛詩》的也不可能只有這幾個人,如《後漢書·儒林列傳》説:“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則傳《毛詩》的尚有孔氏家族。

古文《尚書》發現於孔壁後,即歸孔安國所有。《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兹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説。都尉朝授膠東庸生(據《後漢書·儒林列傳》,名譚),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古文《尚書》有四十五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的一般認爲只有同今文的二十九篇,逸十六篇未傳。但《史記·商本紀》載《湯誥》文,在逸十六篇之中,是司馬遷向孔安國問故不限於二十九篇。

古文《禮》並無單獨的傳承系統,但個别篇目曾被宣帝時的博士大小戴編入《禮記》,而大小戴《禮記》的大部分篇目是采自古文《記》的(詳上文)。《周官》一書則一直藏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賈公彦《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官傳》語)。不過《周官》本是河間獻王所得,《漢書·藝文志》樂類小序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是河間獻王以《周官》爲素材之一作了一篇《樂記》(非今《禮記》中之《樂記》)。

《左傳》以其對史事的詳細記載而十分吸引人,故在整個西漢都傳承不絶,且頗興盛。《經典釋文·序録》記録了《左傳》從左丘明至西漢張蒼、賈誼的傳承統緒,跟《毛詩》的傳承一樣不可信。司馬遷在《史記》中多次提到《春秋》古文,即指《左傳》;《史記》大量利用了《左傳》中的材料。河間獻王立《毛詩》博士同時也立了《左傳》博士。《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説。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記載了西漢一代《左傳》的傳承統緒。

《論語》《孝經》因爲是傳記不是經(《左傳》有所傳的《春秋經》,與兩書情形自不相同),所以《漢書·儒林傳》没有記載其傳授情況。古文《論語》和古文《孝經》同出於孔壁,據《經典釋文·序録》,孔安國爲古文《論語》和古文《孝經》都作過注。《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據古文《論語》“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古文經學作爲與今文經學對立的一個學派的建立,應以劉歆在哀帝時爲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傳》與博士的争論爲標誌。

西漢宣成時代,今文經學確立了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統治地位。但也因此而日益腐朽墮落。(25)參看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增補第三版),第九章《宣成時代今文經學統治地位的確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漢書·藝文志》六藝類序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説,破壞形體;説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説的是今文經學的繁瑣化。今文經學的腐朽,再加上哀帝時深刻的社會危機,必然促使有識之士站出來,圖謀改變經學的狀況,爲學術和政治尋找新的道路。劉歆欲立古文諸經,正是應了時代的呼唤。

《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傳》:“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但建立某經博士須得到博士們的認可,故當時哀帝下詔試問博士,又“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然而結果是“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最後逼得劉歆寫了一封責讓博士們的公開信。劉歆的這封《讓太常博士書》對當時的今文博士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如“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今文博士反對經古文諸經的學術理由“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並不能成立,則其反對完全是出於劉歆所説的“私意”和“妬嫉”,不願意失去自己的學術地位。劉歆並不反對今文經學,只是要求兼容並包,擴大學術資源,却得不到博士的支持,反而因此而忤逆執政大臣,遭諸儒怨恨,甚至於因懼誅而乞外放。但古文經學的興起是無法阻擋的歷史潮流。哀帝的去世,王莽的重新掌權,終於使古文經學得到了政治上的强有力支持,而最終得立。

古文經學建立的歷史背景是西漢後期直至王莽時代爲解決社會矛盾逐漸興起而至高潮的託古改制運動。王莽既鋭意託古改制,自然全力支持古文經學。《漢書·儒林傳·贊》:“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平帝在位有五年,不知具體哪一年立此四經。《周官》之立,見於《漢書·藝文志》禮類《周官經》六篇本注:“王莽時劉歆置博士”。馬融《周官傳》説劉歆早年鋭精於《春秋》(按指《左傳》),末年乃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周官》。《周官》之立大概稍晚,孫詒讓認爲“疑在莽居攝,歆爲羲和以前”。(《周禮正義》卷一)

王莽、劉歆建立《左傳》《周官》《逸禮》《古文尚書》《毛詩》,本欲利用這些經書進行種種改制(並不意味着不利用今文經),以實現致太平的理想,却最終反致天下大亂,兩人都不得善終。然而,自平帝元始元年至王莽之敗有二十三年之久,已是一代人的時間,古文經學足以變得羽翼豐滿,成長爲一個具有强大影響力的學術派别。《漢書·王莽傳》平帝元始四年:“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説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説云。”可見王莽時古文經學的盛況。

東漢建立後,應該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没有復立王莽時的古學諸經。據《後漢書·儒林列傳》,東漢立於學官的有十四博士,即:《易》施、孟、梁丘、京氏,《書》歐陽、大夏侯、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戴、小戴,《春秋》《公羊》嚴、顔。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經學,而且《春秋》獨尊《公羊》,不僅《左傳》,連《穀梁》亦廢。東漢官方之尊今文經學自然有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26)參看陳蘇鎮:《漢代政治與〈春秋〉學》,第五章《漢室復興的政治文化意義》,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但政治不能完全左右學術,在學術上古文經學反而壓倒了今文經學,逐漸成爲東漢經學的主流。

《後漢書·儒林列傳》:“(章帝)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又《賈逵傳》:“肅宗(按即章帝)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是古文經學雖然不能納入博士系統,却得到了官方的實際支持。東漢初,即有一批著名的古文經學家活躍於當時的學術和政治舞臺,如杜子春、杜林、陳元、賈逵、鄭興、衛宏。

《經典釋文·序録》:“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爲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馬融《周官傳》稱杜子春在明帝永平初年且九十,家居南山,鄭衆、賈逵往受《周官》。

據《後漢書·杜林傳》,杜林之祖母爲張敞之女,杜林從張敞之孫張竦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王莽之亂時,杜林避難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後傳《古文尚書》於衛宏和徐巡,“於是古文遂行”。

據《後漢書·陳元傳》,陳元乃授王莽《左傳》的陳欽之子,幼從其父習《左傳》,爲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光武帝建武初,陳元曾爲争立《左傳》上疏,反駁今文梁丘《易》博士范升。

據《後漢書·賈逵傳》,賈逵之父賈徽,從劉歆受《左傳》,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而賈逵悉傳父業,尤明《左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

據《後漢書·鄭興傳》,鄭興少學《公羊傳》,晚善《左傳》。王莽時,率門人從劉歆講《左傳》大義,頗得劉歆賞識,命之撰《左傳》條例、章句、訓詁。鄭興的《左傳》學東漢時與賈逵之學並列,時號稱鄭、賈之學。鄭興又明《周官》。其子鄭衆能傳其學。

據《漢漢書·儒林列傳·衛宏傳》,衛宏少與鄭興俱好古學,從謝曼卿學《毛詩》,又從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

到了東漢中後期,又出現了像馬融、鄭玄這樣的古文經學大家。而當時的今文博士却是倚席不講,甚至有學舍成菜園之事(《後漢書·儒林列傳》)。鄭玄以古學爲主,而又融合今文經學和讖緯,結束了漢代今古文經學的對立局面,開創了經學的新時代。以後的《五經》,《詩》是《毛詩》,《書》是《古文尚書》,《禮》以《周禮》爲首,《春秋》以《左傳》爲主——此四經即古學的核心内容——《易》本無對立於今文的古學。漢代今古文經學之争最終是以古學的勝出而落幕的。

曹魏代漢以後,今文經學在政治上亦失去了支持,立古文經學就成了新王朝必然的舉措。王國維《漢魏博士考》(《觀堂集林》卷四)説:“古文學之立於學官,蓋在黄初之際。自董卓之亂,京洛爲虚;獻帝託命曹氏,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垂三十年。今文學日微,而民間古文之學乃日興月盛。逮魏初復立太學博士,已無昔人。其所以傳授課試者,亦絶非曩時之學。蓋不必有廢置明文,而漢家四百年學官今文之統已爲古文家取而代之矣。”

下面略述古文經文本的流傳情況。

上文已説,《毛詩》屬古學而非古文經,《周官》可能劉歆所見就已非古文本,則劉歆所見藏於秘府的古文寫本的經書可以肯定的應有:古文《尚書》、古文《禮經》、古文《周易》、古文《春秋經》及《左傳》、古文《論語》、古文《孝經》。

古文經書雖有古文寫本,但漢時流行於社會的還是轉寫成隸書的本子。如孔安國的以今文讀古文《尚書》,是史書上的明確記載;孔安國傳古文《論語》和古文《孝經》想必也是以今文讀之的。古文《禮經》本有五十六篇,而主要流傳的還是同今文的十七篇,且是轉寫成隸書的本子。隸寫的武威漢簡《儀禮》都在十七篇之内,據沈文倬考證係古文或本,(27)沈文倬:《〈禮〉漢簡異文釋》,《宗周禮樂文明考論》(增補本),第276頁。可以爲證。《左傳》在整個西漢流行頗盛,流行的不可能是古文寫本。劉歆於秘府見古文寫本的《左傳》而大好之,也可證明外間流傳的不是古文寫本。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光武帝紀》建武二年正月載赤眉軍焚長安宫室。王莽、更始間的大動亂對西漢秘府藏書的損壞肯定異常嚴重,甚至是毁滅性的。東漢時,古文寫本的經書還能有多少流傳於世呢?我們認爲大概只是數量有限的殘存而已。

古文《尚書》本四十五篇,而東漢杜林以來古文家所傳的《尚書》只有今古文共有的二十九篇。二十九篇古文《尚書》是否都有古文寫本呢?大概也没有。《後漢書·杜林傳》載杜林在避難河西時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僅一卷,則係殘本。這卷古文《尚書》應該確實是古文寫本,所以杜林至爲寶愛。但隸書寫本的古文《尚書》二十九篇,杜林手頭必定是全的,否則他也傳不了古文《尚書》。

《逸禮》三十九篇,錢玄認爲亡於魏晋時。(28)錢玄:《三禮通論》,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5頁。但古文寫本的古文《禮經》恐怕更早就亡失了。鄭玄注《禮經》疊今古文,其所謂“古文”不是指古文字體,而是指已轉寫成隸書的古文本。(29)參看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第330—331頁。

《周禮·小宗伯》注引鄭衆云:“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看來東漢時古文寫本《春秋經》至少部分尚存。關於古文本《左傳》,王國維《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觀堂集林》卷七)云:“服虔注襄二十五年傳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子慎之時,其原本或傳寫古文之本猶有存焉者。”東漢服虔所説引見《儀禮正義》卷二十四賈疏。(30)《十三經注疏》,第1072頁上。缺乏語境,好像很難肯定服虔説的“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就是指他親眼所見的古文本《左傳》。諸經傳中《左傳》的部頭最大,單字數目亦多,如果《左傳》有完整的古文寫本,那東漢時的古文資料的豐富程度會超過我們的估計。

總之,我們認爲,東漢古文經學家手頭的古文寫本並不全。古學大家賈逵的弟子許慎撰《説文解字》,所收古文僅五百左右,不算多。到魏正始年間,刻三體石經,但僅刻古文《尚書》和古文《春秋經》兩部,而且所刻“古文”字形稍嫌駁雜。至於其他古文經書,恐怕是因爲很難用古文全部刻出,只好作罷了。

東晋時,豫章内史梅賾向朝廷獻上了一種冒充孔安國作傳的全本《古文尚書》。這個來歷不明的僞本分真古文《尚書》二十八篇(二十九篇去《泰誓》)爲三十三篇(《堯典》分出《舜典》,《皋陶謨》分出《益稷》,《顧命》分出《康王之誥》,又《盤庚》分三篇),又僞造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這本僞《古文尚書》竟然得到了當時學者的承認,與真古文《尚書》二十九篇共立太學,最後又取代真古文《尚書》(鄭玄作注的真古文《尚書》大約亡於宋代)成爲《尚書》的唯一傳本。辨這本《古文尚書》之僞後來成了學術上的一件大事,至今不衰。

僞《古文尚書》在字體上有其特點,即使用了所謂“隸古定”。古文原形過於難寫,而用隸楷的筆畫寫古文字形既能直觀地顯示其爲古文而易取信於人,書寫又較爲方便,所以作僞者采用了這種字體。不過,“隸古定”早已有之,不是新發明。相對於隸書、楷書,隸古定畢竟還是難寫難認的,所以早在東晋時就出現了范甯改寫的今字本(《經典釋文·序録》);到了唐代天寶年間,又詔命衛包悉改隸古爲今字。此後流行的僞《古文尚書》就是今字本了。但隸古寫本的僞《古文尚書》仍然不絶如縷。現在我們能看到的隸古定本僞《古文尚書》種類頗多,有敦煌、新疆出土的唐寫本,有日本的各種寫本,以及刻入《通志堂經解》的南宋初薛季宣的《書古文訓》。(31)參看劉起釪:《尚書源流及傳本考》,第9章第2節《〈尚書〉的隸古定本古寫本》,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各種隸古定本中的古字或多或少,而以《書古文訓》爲最多。《經典釋文·序録·條例》:“《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則陸德明所見的隸古寫本僞《古文尚書》就有古字很少和古字較多兩種本子。東晋梅賾所獻原本的面貌如何?有兩種可能。一是原本就是陸德明所批評的“務欲立異”的本子,古字很多,只是後來越來越多的古字被改成今字了;一是原本是古字較少的本子,而在流傳過程中有好事者把今字儘量改成隸古定字體,産生了古字較多的本子。《書古文訓》屬於被陸德明否定的古字多的一類。清李遇孫《尚書隸古定釋文》將其中古字與《説文》《玉篇》《汗簡》《集韻》中的古文相比,證明其字形皆有根據,非向壁虚造。(32)顧頡剛、顧廷龍輯:《尚書文字合編》附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孫星衍《尚書隸古定釋文序》認爲此書“足以存晋代舊文,唐宋相傳字體”。(33)《尚書文字合編》附録一,第3頁。顧頡剛《尚書隸古定本考辨》認爲此書“雖不必曰宋人所造,要之含有唐宋人之成分殆爲無疑之事。”(34)此文爲《尚書文字合編》之《代序》,引文見第21頁。根據我們的初步考察,《書古文訓》中的所謂隸寫“古文”確實真贋雜陳,如“方”必作“匚”,“三”必作“弎”,“考”必作“丂”(包括考察之“考”和祖考之“考”)之類,真是“務欲立異”的典型。不過,西漢以來古文寫本經書漸漸淪亡澌滅,既已不得賭其面貌,則隸古定本僞《古文尚書》仍可以看作古文寫本經書的孑遺而予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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