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时代货币的幽灵化与资本逻辑颠覆的可能性方式*

夏 莹 黄竞欧

内容提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简单商品流通的过程,W-G-W；以及资本的货币流通过程，G-W-G，实际上也是货币运行的双重逻辑，即货币的所有权逻辑与货币的资本逻辑。货币的资本逻辑本质上包含着去实体化的幽灵状态，这种幽灵化的货币所附带的形式化规定将重新塑造社会现实中的人及其存在状态。新技术进一步凸显了货币的幽灵化，同时，这一趋向也推动了货币所有权逻辑的复归。货币幽灵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信用机制的普遍化。信用机制无需货币支付职能的直接实现就可以依赖货币的可能性确权推动并最终实现商品流通。小数据时代的信用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人格的货币化，由于无法获得一个人较为完整的数据，或者无法实现对庞大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因此财产抵押等基于货币体系的其他形式就是评价一个人是否有信用的唯一标准。大数据时代云计算产生的非线性结果所带来的是对人格货币化的否弃，当对物的使用的意义再一次优先于人对物的占有的时代来临之后，网络系统中的信用机制将成为衡量人们有效使用资源的一种标准，它作为物的流通的一种新的中介方式将可能彻底失去其被抽象为货币化中介的可能。资本逻辑因此有了自我颠覆的可能性。

被加速主义所裹挟的新技术的膨胀正在以某种方式渗透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它为原有的经济架构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方式正在由对于生产方式的改变——例如生产工具的革新——转变为对流通方式的改变，例如我们即将涉及的对于推动商品运动的货币体系的变革。但不管在何种层面上，技术对于当下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彻底改变都将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在其中，资本与技术以共谋的方式互相为对方搭台唱戏，但两者之间是否达到了共赢互利的结果，却并非不言而喻。在此，我们将以在大数据时代的信用体系为表现的新货币形态为切入点，尝试分析新技术在对这一新货币形态的改造过程中所内含的对资本逻辑的颠覆，这一结果显然背离资本对技术投注的最初目的，因此可能受到资本的限定，但最终却也仍会以资本无法抹杀的方式留下一种颠覆资本的可能性。

货币的本质及其运行的双重逻辑

在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所展开的历史性分析当中，货币绝非仅仅作为一种推动商品流动的中介而受到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促成“物”转变为“商品”，并最终由商品的流通转向资本逻辑运作的一个造物主。货币，如同20世纪以来哲学家对于语言的认知一样，绝非仅仅是一种中介，而是资本逻辑的存在之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货币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资本逻辑发生史的一次考察。在其中，不仅货币的本质被揭示了出来，同时马克思也开启了一段有关货币的幽灵化的发展历程。

对于马克思来说，货币从其诞生之日，就包含着一种逃离其实体性形态的趋向与努力。作为货币表现形态的金银，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作为一种商品的基本属性，它的全部价值仅仅是因为可以充当所有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而等价物，虽然也是一种物，但其自身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已经荡然无存，它全部的意义只是充当一种衡量内在于商品劳动时间的价值尺度。从“物”转变为“价值尺度”，这一过程从货币诞生之日起就已发生：“商品没有出什么力就发现一个在它们之外、与它们并存的商品体是它们自身的现成的价值形态。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①

换句话说，作为货币的商品从其诞生之时就失去了它的实物性价值，它究竟是什么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它转变成为类似于一个人的名称，我们将一个人叫做什么，从来不影响这个人存在的本质属性，因此随着流通的不断普遍化，在商品世界中存在的货币，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形态，是贝壳、金银、铜钱抑或纸币，以及这些作为实物形态的商品是否被磨损，都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货币作为“没有概念的物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②。

我们将马克思对货币的这一描述，视为其对货币之本质较为准确的一次概括。在这一意义上，货币从其诞生之日就处于一种“幽灵化”的状态。或者进一步说，只有当一种商品失去了它的实体性样态后，它才成为货币。货币的这种幽灵化存在方式之根本在于它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在对资本的分析当中，采取了一种形式化的分析方式，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商品还是货币，在其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如果说商品是在流通中显现人与人之间内在关联的物，那么货币则是商品流通的表现，它彰显了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之间的内在关联。于是，在商品与货币当中存在对两种形态的遮蔽，一方面，商品的存在遮蔽了隐藏在商品交换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货币的存在则遮蔽了隐藏在货币流通背后商品与商品之间流动的自发性。马克思将货币的这种遮蔽表述为：“货币不断使商品离开流通领域，同时不断去占据商品在流通中的位置，从而不断离开自己的起点。因此，虽然货币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看起来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货币运动的结果。”③货币的运动成为推动商品运动的根本动力，从而使得货币的流动具有了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也正是作为幽灵化的货币必然包含的一个现实后果。

马克思对于货币的讨论正如其对商品的讨论一样，带有解蔽式的启蒙色彩。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作为社会关系的形式化货币的本质被揭示出来，货币与商品之间的转换方式也已被抽象为两个看似独立的过程。在此，我们强调了马克思的“抽象性”，并非意味着马克思陷入到他所批判的那些思辨哲学家的藩篱之中，而仅指他作为思想家面对现实的经济事实所特有的分析方式。

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商品与货币之间的转换在其表现形式上总是一个连贯的循环，换言之，在我们怀揣着货币去购买商品，抑或在将手里的商品转变为货币的过程中，严格说来，我们无法区分究竟哪一个过程对于我们而言是起点，哪一个过程是终点。但马克思却人为地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区分：并将W-G-W的过程视为了简单商品流通的过程，而将G-W-G的过程视为了资本的货币流通过程(其中W为商品，G为货币)。④并认为前一过程所表述的是商品发展的逻辑，后一过程所表述的是货币运行的逻辑，但这种区分显然是为了进行一种理论分析而做出的抽象，面对着商品和货币的相互转化，这样两个过程的抽象其实不过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一次视角转变。但也正是通过这一抽象，马克思实际上以历时性的方式描述了一个简单商品的流通过程向普遍化商品流通过程的转变。对这一转变的描述构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描述的商品形态的变化过程。但对我们而言，就在对这一形态变化的分析中隐含着马克思对于货币职能变化的全部理解。

马克思指出：“W-G。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社会分工使商品占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这个产品只有在货币上，才取得一般的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⑤同时，“G-W。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或最终的形态变化：买。因为货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转换形态，或者说，是它们普遍让渡的产物，所以它是绝对可以让渡的商品。货币把一切价格倒过来读，从而把自己反映在一切商品体上，即为货币本身变成商品而献身的材料上。”⑥

就在这个所谓简单的商品运行逻辑当中，马克思为我们显现的实际上仍然是货币在这一过程中所具有的主导性意义。商品在此所完成的惊险的跳跃需要依赖于货币，这个社会关系的形式化确认，才能最终真正地完成，在此，商品向货币的转变，并不是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所构筑的交换关系，而是一种商品通过作为中介的货币确认自身存在的意义，货币成为商品显现自身的真正造物主，正是在货币的确认之下，商品的所有者确认了自身对于商品的所有权。换言之，所有权关系在向货币的转换当中被确立起来。于是，随之而来的后一个转换，即由货币向商品的再次转变，只不过是一种所有权关系的实现，将货币所确认的对“物”的占有以对物的另一种占有的方式进一步确认出来。由此构筑的完整的W-G-W过程，在我们看来，本质上彰显的是货币原初所具有的“确权”功能。我们将货币在这一过程中所彰显的运行逻辑称为货币的所有权逻辑。

与之对应的，G-W-G的过程，虽然是一种人为抽象，但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日臻成熟，却已成为了现代经济基础的主导性方式。因为现代金融正将G-W-G直接简化为“G-G′”。然而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以商品为中介的G-W-G的转换过程的本质，那么G-G′则似乎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马克思对于G-W-G的讨论总是在与W-G-W的对比当中展开。“W-G-W和G-W-G这两个循环从一开始就不同，是由于同样两个对立的流通阶段具有相反的次序。简单商品流通以卖开始，以买结束；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以买开始，以卖结束。作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的，在前一场合是商品，在后一场合是货币。在整个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在前一形式是货币，在后一形式是商品。”⑦“在W-G-W循环中，始极是一种商品，终极是另一种商品，后者退出流通，转入消费。因此，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相反，G-W-G循环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⑧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对于这两个过程的对比所凸显的实际上是货币的两种不同运行逻辑。如果说W-G-W所彰显的是货币的所有权逻辑，那么G-W-G所彰显的则是货币的资本逻辑。因为在G-W-G的完整表达当中，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在以商品为中介的货币向货币的转变当中，前后两个货币形态的总量发生了变化，即G′=G+△G的产生。这是马克思的重大发现，这一发现所带来的不仅是剩余价值及其所隐含的剥削关系，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呈现了资本逻辑的本质。全部资本的秘密都隐含在这种货币的自我增值当中，也就是隐含在G-W-G的转化过程中，因此，我们或可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在这一意义上说，W-G-W与G-W-G不再是对同一过程不同视角的观察，而意味着一种质的飞跃，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如果说前者代表着前现代的商品逻辑，那么后者则代表着现代的带有强制性的资本逻辑，如果说前者意味着对使用价值的凸显，那么后者则意味着对交换价值的凸显。在以货币为主导的分析视域下，如果说前者是意味着货币的所有权逻辑，那么后者则意味着货币的资本逻辑。在货币的所有权逻辑(W-G-W)当中，简单商品交换的过程彰显了货币作为一种流通中介的原初内涵，货币的自发性和创造力都还只是在有限范围内得以彰显出来，但在货币的资本逻辑(G-W-G)当中，货币的自我增值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当资本逻辑成为支配现代社会的普遍化逻辑的时候，那么商品(W)的中介性将直接被取消掉。这就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

货币的资本逻辑是货币作为“存在之家”的最终显现。它直接显现出货币作为纯粹的社会形式所具有的创造力。它或迟或早地让社会的方方面面陷入到去实体化的幽灵状态。幽灵化的货币所附带的形式化规定将重新塑造社会现实中的人及其存在状态。21世纪新技术的加速发展不是弱化了这一状态，而是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并强化了这一形式化的发展趋势。时至今日，当纸币——这一货币最后的实体性存在样态——正在逐渐淡出大众普遍的支付方式之际，货币的资本逻辑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彰显，它正在重构作为基础的经济架构方式，但现代新技术的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向，在将货币的资本逻辑推向极致的时候，却出现了向货币的所有权逻辑(即作为确权的货币本质)的回归趋向。正是在对这一回归趋向的洞察当中，我们发现了新技术拓展颠覆资本逻辑的可能性路径。这将构成货币发展逻辑中一条内在性超越的路径。

小数据时代的信用：人格的货币化

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不是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而是强化了它。在一个似乎没有商品作为中介的货币交换体系当中，“钱”生“钱”式的增值模式将债务人与债权人这一新的经济关系直接凸显了出来。这一关系的形成最初缘起于商品的流通过程中，商品的价值实现与商品的交付之间并非是即时性的，两者之间出现了赊账的情况，于是原本商家与买家之间最简单的买卖关系变成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务关系，或者说是共同遵从一种彼此承认的信用机制。这种信用机制的普遍化将是货币的幽灵化的必然结果，它的运行需要依靠将人的信用，即人格的货币化作为价值衡量尺度，这种将货币幽灵化了的信用，开始反过来执行货币对所有权的确权职能。因为在信用机制中，用以推动并最终实现商品流通的根本动力完全依赖于一种货币的可能性确权，在此，不仅没有实体性的货币的流通和支付，甚至没有货币支付职能的直接实现。信用机制的产生让现代资本社会呈现出它固有的风险性。而正是这一风险性的存在，也深化了货币的资本逻辑更为普遍化的存在，货币的承诺作为一个幽灵，建构着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内在关系。但信用价值中货币的这种幽灵化存在并没有让货币消逝，相反，在我们看来，以其更为直接而赤裸的方式彰显了货币的本质：货币所具有的确权功能以及其构筑的特定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早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就对信用机制的核心内涵给予了关注，并明确指认了信贷内容的本质仍然是货币，“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这样，交换的媒介物的确从它的物质形式返回和复归到人，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把自己移到自身之外并成了某种外在的物质形式。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⑨。在此处，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信用看作是在私有制范围内，人变成货币的指称；他以一种否定性的态度批判了这种异化逻辑下的信用，这种批判的重要依据就是在一种借贷关系中，“诚实的人”即等同于“有支付能力的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特别区分了穷人向富人的借贷和富人之间的借贷，“穷人的全部社会美德，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他的存在本身，在富人看来也都是偿还他的资本连同普通利息的保证”⑩。马克思强烈批判了用货币来对人进行估价的卑鄙行为，并在此以一种近乎非自觉的方式触及了信用机制在现代资本社会中所表现出的两种特质：第一，信用机制的存在正在将人的本质等同于货币的本质，即仅仅成为架构经济基础的“经济人”。人的美德、声誉、劳动能力等在内的所谓生命的全部活动内容都不得不转化为可流通、并可估值的货币。第二，这种信用机制所体现的，是一种基于“小数据时代”价值衡量体系的信用。

在此，所谓的小数据时代，即指用最少的数据得到最多的信息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也就是古典统计学的萌芽时期。当时由于欧洲各国相继进入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为了适应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各个国家从不同的领域切入，用不同的方式同时开始了对统计学的探索。其中产生于英国的政治算数学派就是其中之一。代表人物约翰·格朗特在1662年发表的《关于死亡表的自然观察与政治观察》中，利用教区对伦敦死亡人数的记录来估算整个伦敦的人口，每年伦敦大约有一万三千场葬礼，每十一个家庭平均每年有三人死亡，每个家庭平均有八个人，因此当时伦敦的人口约为三十八万。现在看来，这是一种颇为原始的“样本分析法”，在信息处理能力受限的时代，样本的随机性比样本的数量更加重要。同时，样本的精确性也是小数据时代采集数据时的最高标准，由于能够收集到的信息量十分有限，那么就要确保一些错误或不相关的信息可以被排除在外，因为任何一个数据点的采集精确度都将对结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随机采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现代社会、现代测量领域的主心骨。但这只是一条捷径，是在不可收集和分析全部数据的情况下的选择，它本身存在许多固有的缺陷。”在我们看来，结果的单一性就是较为明显的缺陷之一。这种收集和处理数据的方式不具备一种拓展的可能性，即只能从收集的数据中得出预先设计好的问题的结果，数据本身不具有再次被利用的价值，同时，导致一个问题结果的原因通常是很复杂的，预先设置问题会有一种主观导向性，实际上也就遮盖了所有其他导致结果出现的原因。

与这种小数据时代特征相匹配的信用模式也是如此。在一笔涉及信用的交易中，由于无法获得关于一个人的多方面的、较为完整的数据，或者说无法实现对庞大繁杂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工作，财产抵押，或者基于货币体系的其他形式就是评价一个人是否具有信用额度的唯一标准，因此马克思将信用视为人格的货币化。这意味着穷人必须用他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来做抵押以换取单一的货币。小数据时代的信用机制所带来的人格的货币化，似乎为货币找到了新的实体性规定，这与信用机制所内含的货币的幽灵化的本质性规定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这一反向的发展趋势并非证明马克思的判定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货币的资本逻辑在此处通过以人格为担保的信用中介向所有权逻辑过度，这种相对含糊与交织的过度状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小数据时代”的价值评估模式依然无法彻底突破实体化的货币体系。

关于这一点，杰弗里·霍奇森在《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中也有所提及。他认为马克思金融理论的一个缺陷，就在于倾向把货币当作一种近似金银的实体，而非一种共有的规则或认识体系，即一种确权关系的确认。“他的思想也受到了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里继承来的劳动价值论的削弱。由于他思考的核心是工人和雇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作为资本主义体内血液循环的劳动的作用，他较少关注金融、知识和创新的动态组合。”这种指认对于马克思是极不公平的。实际上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就已经触及了当时还刚刚起步的金融体系，特别是信用机制的分析。正是在马克思对于信用态度的分析当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并未局限于一种阶级分析的话语体系当中，从而将信用仅仅视为一种人格化的货币来加以批判，相反马克思对于信用机制的评价并非全然否定，他通过区分和阐释生息资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尤其肯定了商业信用在资本循环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认为其在商品流通、转化为货币、商品再流通的各个环节中充当着节约资本的流通费用、提高其流通速度、保证商品生产与流通连贯进行的纽带作用，无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马克思对于信用的理解基于三个维度，第一个是社会关系的维度；第二个是借贷运动的维度；第三个是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维度。在第一个维度上，他肯定了信用的本质依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适用于一切人与人的交往，并没有特定的历史规定性，“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但同时，在第二个维度上，马克思认同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将信用看作是信任的抵押物，是“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运动，这里信用的来源就是财产的多少，因此这是一个纯经济意义上的维度；第三个维度是具有马克思独创性的，即信用可以作为商品或者货币的替代物，成为可以使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得以分离的价值中介。作为货币相对完善的一种存在形态，马克思基于信用的这三个维度，认为银行是信用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货币的完成形态，在《资本论》第三卷，他在“信用和虚拟资本”以及“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两章中详细论述了这个观点。对于马克思而言，信用始终是一种资本的虚拟化，是无法跳脱货币体系的，无论是信用机制抑或是其所彰显的货币体系，已经失去了它实体化的存在样态，甚至人格化的设定，转而以“幽灵化”(虚拟化)的存在方式彰显了信用机制与货币所内含的确权关系。

马克思对于信用价值的最后一个维度的判断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当马克思将信用机制视为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价值中介的时候，信用机制作为幽灵化的货币本质得到了直接的关照。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当马克思用货币的所有权逻辑(W-G-W)与货币的资本逻辑(G-W-G)来说明整个资本逻辑之诞生的时候，其全部核心的秘密都在于无论是以商品为中介，抑或是以货币为中介，其所彰显的都是中介机制所带来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而产生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分离，并最终在货币的资本逻辑中，让交换价值优先于使用价值，因此颠覆资本逻辑的全部可能性也应侧重于对使用权与所有权的重新整合，抑或是试图恢复使用价值的优先性。

大数据时代云计算的非线性结果：对人格货币化的否弃

信用机制的存在样态在大数据时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信用机制借助于网络系统得到了极限化的发展，这一发展呈现出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其一，被网络系统以无限定的方式所实现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需要强烈依赖信用机制。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确认似乎更为强大地依赖于一种“评估”“估值”，这原本可能带来的结果是人格化货币的进一步强化。但其二，由于大数据时代云计算方式的独特性，它使得信用机制脱离了简单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使得信用关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丰富性的阐释。因此，它又可能直接否定了小数据时代信用的人格化的货币的存在样态。与小数据时代以问题为导向，在样本中找寻答案的计算方式不同，大数据时代的云计算得出的结果是非线性的，这种结果导向的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电影《点球成金》(改编自迈克尔·刘易斯的《魔球：逆境中致胜的智慧》)是这两种不同关系导向的绝佳案例。其中的棒球队经理比利·比恩放弃了行业百年来选择球员的标准，譬如分析单个球员的性格、年龄、外貌等等，转而用统计学和数字建模的方式对超过两万名可以被考虑的球员进行数据收集，用科学的方式，利用相关关系代替看似理智实质上缺乏实际衡量标准的因果关系，即放弃采用“棒球击球率”这样的传统标准，转而关注上垒情况对比赛胜负的影响。在诸多反对声中，比恩运用“赛伯计量学”带领球队在2002年的美国联盟西部赛中夺得冠军，并保持20场连胜。在这场较量中，大数据统计学取代了有着几十年经验的球探们，成为真正的棒球专家，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专家的消亡”与“数据科学家的崛起”。“行业专家和技术专家的光芒都会因为统计学家和数据分析家的出现而变暗，因为后者不受旧观念的影响，能够聆听数据发出的声音。”

使用这种基于云计算的相关关系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林登与他的亚马逊推荐系统。“在组里有句玩笑话，说的是如果系统运作良好，亚马逊应该只推荐你一本书，而这本书就是你将要买的下一本书。”当然这只是一种将相关关系的作用加以极致形容的说法，但我们却可以看到其背后的逻辑转变，即我们不再需要深入事物的运作机制，通过回答“为什么”来预测其发展趋势，如此庞大的数据以及飞速的计算能力已经不再需要人为地去选择一些关联信息来进行分析，大数据本身可以绕过“为什么”的逻辑，直接回答“是什么”以及“会怎样”。

当这种预测被应用于评估一个人的信用状况，那么财产的多少就如同球员的“棒球击球率”一样变得不再那么可信。将数据与人的信用相关联，且绕过货币体系的中介，直接使信用的价值发挥作用，如非营利性网站“全球沙发客自助游网站”(Couchsurfing)所做的那样。这个网站于2003年创立，截至2010年，已经拥有遍布245个国家8万多座城市的240多万注册会员，并且每周这个人数都以万计增长着。“成为成功的‘沙发客’的第一个秘诀，就是要尽量详尽地介绍自己，在每个空格中以最详尽的方式填写，让大家看到你的会员页面就像看到你本人一样。”这种模式下的信息互换是对等的。沙发客在确定即将旅行的城市之后，将首先选择向一位沙发主发出住宿请求，沙发主的页面不仅包含他的自我介绍，还会显示此前住客对他的评价，通常情况，一位受欢迎的沙发主绝不仅仅与来自全世界的旅行者们分享沙发，更多的是当地的文化、美食与自我的人生体验。而沙发客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信息中与自己默契度高的部分，譬如与沙发主喜欢同一本书、同一部电影、同一项运动，或是其他任何可能会吸引彼此的元素，然后运用这些已经掌握的信息向沙发主发送请求，这份请求需要包含自己的兴趣爱好、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意愿、值得被接待的理由等等。入住后，经过几天的相处，离开时需要在沙发主的网页上留下对他的评价，同时，添加他成为自己的好友，这是个双向的互评机制，评论较好的沙发主将收到更多沙发客的请求，同样，好友越多的沙发客也将获得更多的信用值，可以大大提升下一次被沙发主同意接待的概率。

在全球沙发客系统中，可以用来换取异国免费住宿的信用是与一个人的爱好、清洁度、性格等方面相关的关系作用的产物，唯独与财产无关，它无法抽象出一个可货币化的人格。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信用实际上是一种“去人格化”的产物。正如莫斯在《礼物》中通过对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部分民族的考察，得出的关于信用的结论：“那里的物质生活、道德生活和交换，是以一种无关利害的义务的形式发生、进行的。同时，这种义务又是以神话、想象的形式，或者说是象征和集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表面上，其焦点在于被交换的事物，这些事物从来都没有完全脱离它们的交换者，由它们确立起来的共享和联合是相当牢固的……”莫斯基于当时的法国社会现实，用“礼物”来指代社会上流动的“物”，通过对特林基特的“夸富宴”、美拉尼西亚的“库拉”等活动所构成的“礼物回献网络”的分析，还原出一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上，无经济利益的物的流动体系，它所体现出的相关关系，与云计算的非线性结果带来的相关关系具有同构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物，甚至有可能回归一种近乎单纯的对使用价值的追求。此时，W-G-W，这个所有权逻辑中的中介“G”将被进一步幽灵化，甚至不复存在。但货币中介的消解，并非意味着退回到原始的物物交换阶段，或者说，可能实现的是基于大数据时代更为广泛的“物物交换”，即对于物品使用权的共享。

反馈经济下的信用机制将凸显使用价值的优先性

当基于云计算得出的非线性结果、信用的评价模式逐渐开始出现遵循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当人格不必货币化，一个人的所有生活活动、兴趣爱好、特长习惯、过往经历将都有可能“兑换”成达成个人目的可靠的“筹码”。在这种信用机制的架构当中，货币的资本逻辑找到了可能返回货币的所有权逻辑的道路，即在大数据时代下的信用价值将基于各种具体的占有方式，而非可交换、可量化的货币形态。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依赖于多样化的信用体系所构筑的消费模式将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共享模式。其中，对物的使用将首次优先于对物的占有。物的使用价值超越了物的交换价值。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共享并非等同于起初红红火火，又迅速“尸横遍野”的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中的共享，我们将“共享经济”中的共享理解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消费捆绑下的新型“超短期”租赁行为。共享资本在目前的表现形态，本质上是一种金融资本的新形态，它仅借助于共享观念以及新的媒介方式(互联网的分享平台)，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对于资本的革命性与颠覆性，但究其根本却不过是用一种资本运作方式对另一种资本运作方式的替代。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应当是一种与经济计算无关，而偏重于对“使用权”进行让渡的模式，是一种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在按需分配的意义上实现资源的共同使用，而非共同占有。

而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共享模式的实现只能基于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社区式”的，即共享的覆盖范围足够小；另一种则是“大数据式”的，即数据的采集范围足够广、数据的处理能力足够强、数据的传播足够及时且全面，换而言之，时代的大数据特征足够突出。第一种“社区式”的模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于1986年发表的论文《社区结构与协同消费：一种常规的活动方式》(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被系统谈及，这篇文章中谈到的核心概念——“协同消费”，也被认为是共享经济概念的雏形。面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衰退，美国人第一次在和平年代遭遇短缺，面对这样的窘境，集体购买并共享使用权成为一条可能路径。由于购买人数较多，实际上已经淡化了共享物最初作为商品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因为众多购买者共同购买共享物的初衷就是为了使用，而非占有。在这样一种协同消费的模式下，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人都可以片面拥有共享物某段时间内的使用权，但无权干涉其闲置时间，当时间的分配达到某种默契，共享物的闲置时间将会无限缩短，利用率达到最大化，接近无剩余使用时间。但这种协同消费模式实现的可能必须基于一种社区环境，因为只有在社区这种人群居住比较集中的较小区域空间内，“共享物”才能有条件作为一个中介将每个独立的个人联结起来。在这种近似于“熟人社会”的社区中，个体信用的评价标准以及信用的价值实际上是较为模糊的，为了使自己能够在这样一个小范围内与他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对共享物合理使用的良好信用已经成为个体生存的必需品。而第二种大数据式的共享模式，正是我们身处的“资本为王”的时代中的“异托邦”。反馈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大众在意识形态上逐渐淡化对所有权的追求，转而向注重使用权复归，成为这种共享模式赖以存在的基础。两个影响因素的双重作用同时也实现了在这种共享模式下，对信用价值本身的重塑。

反馈经济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相关，它是一种通过把从移动设备上获得的数据传输到云中，再利用大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得出一些带有预测性的结果，然后再反馈到手机终端或其他设备上的经济模式。这种反馈可以帮助做出更合理的决策，甚至是引发某种行为的纠正。譬如外卖订餐软件会根据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订餐时间或之前订餐做出过好评的记录来推荐最可能被我们选择的餐厅。同时，这种反馈经济还可以借助于平台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在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中，使沟通变成数据。脸书(Facebook)无疑是这个操作领域的先驱，在此之前，我们的社交关系一直以信息的方式存在着，而并未被作为数据加以分析和利用，脸书“社交图谱”的出现使情况发生了变化。于是社交网络平台不仅为我们提供维系人际关系的途径，它也变成记录我们全部活动的存储空间，进而成为可以证明我们信用程度的依据。

反馈经济带来的数据全面、透明等特点，将会产生一种对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模式的影响，导致一种使用价值向其作为交换功能本质的复归，从而使得对一个人信用价值的评估完全可以依赖于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实际上，在互联网流量经济下，针对多方合作所出现的以“互换资源包”代替传统现金的结算方式已变得十分普遍。也就是说，无论货币的形式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基于现有的大数据超强的记录和分析能力，我们目之所及的改变，即是在反馈经济与对使用价值追求的双重作用下，信用价值将有可能越过货币体系，以更为多元的方式得到重塑。

当对物的使用的意义再一次优先于人对物的占有的时代来临之后，网络系统中的信用机制将成为衡量人们有效使用资源的一种标准，但由于这一信用价值的形成是基于大数据统计方式，因此它作为物的流通的一种新的中介方式，将可能彻底失去其被抽象为货币化中介的全部可能性。而当货币化中介一旦消失，人对物的使用关系将无需中介，变成为一种直接的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当马克思所谓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分离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对资本逻辑的颠覆因此便开启了自己全部的可能性。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121、138、173、127、130～131、173、175页。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