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化“中国方案”的生成逻辑

罗贤娇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现代化的方案可依其制度条件的不同被区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现代化“中国方案”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的一种，其意是指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以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为目标，在应对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共有问题时所形成的一整套战略、策略和方式、方法的总和。对现代化“中国方案”展开研究可以有很多角度，本文主要侧重于实践史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对现代化“中国方案”实践史的梳理来厘清其生成逻辑。关于现代化“中国方案”实践史的起点，学界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应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启为起点，有的认为应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起点，有的认为应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起点，有的认为应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开启为起点，有的认为应以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为起点。本文赞同以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为起点，理由主要在于，近代中国谋求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寻求现代化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最终系形成于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就罔顾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华民族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方案的艰难探索，无视其对现代化“中国方案”的最终形成所做出的贡献。基于此，本文对现代化“中国方案”实践史的梳理将以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为起点。

一、中国现代化的“西式方案”

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始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今已有180年。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迫使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开启了最初的以西方为榜样的现代化道路，由此所形成的现代化方案可被统称为是“西式方案”，即以学习、模仿和照搬西方经验为主的现代化方案。

起初，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较为表层的技术层面，认为只要拥有了和西方一样的坚船利炮就可以实现现代化——这与现代文明最初是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密切相关，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中华文化为体、西方科技为用”等观念的提出即为其表现，由此也就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西式”的现代化方案，即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以学习西方科技和发展现代工业为主的现代化方案，目的是想在不动摇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文化根基的基础上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产生于封建制度条件下的现代化方案虽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军事工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开始得以在夹缝中成长，但甲午战争的惨败足以证明，这一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方案并没有取得成功。

痛定思痛，不少中华儿女和仁人志士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并将学习这些制度看成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由此，也就有了清末的“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和直接颠覆封建制度的“辛亥革命”，这些以制度为指向的变革或革命可被统称为是以“变法图强、建立西式制度”为核心的第二个现代化“西式方案”。相比于第一个方案，这一方案无疑更为深入地触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制度内核，其方案的实施虽然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照搬和移植的痕迹，但毕竟，在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被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舶来的“民主和宪政”，现代工商业和教育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虽然让中国离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更近一步了，但由于欠缺有效的社会支撑主体，其制度移植终究还是难逃“橘逾淮则为枳”的历史命运，其失败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学者所言，当一个社会“不得不面临向现代体系转型的时候，它却形不成有效的社会支撑主体，从而失去了自我转型的基础和能力，最后的崩溃也就成为了它的必然命运”［1］36。

照搬西方的制度，学习西方的技术虽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现代化，但这种失败并没有阻却中华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脚步，也没有阻止中国人对现代化中国方案的探索。正是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学习，中国人才逐步认识到，现代西方科技和制度文明的发展实际上与其内生的精神文化是密切相关的，由此也就催生了新的进一步向西方学习其精神文化的思想浪潮，“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提倡西方的科学民主精神是其主要口号，其中也不乏主张“全盘西化”者。例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曾提出，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就是“全盘西化”。胡适也认为中国发展的方向必将是“西化”，因为“西化”优于“东方化”。这种在精神层面也主张应全盘实现“西化”的现代化方案可被称之为是“全盘西化”的现代化“西式方案”。这一方案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被看成是对前述两个方案的进一步升级，其实质是重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但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依然是死路一条。因为在当时帝国主义国际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宰制下，时代并不会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正常成长提供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全盘西化”的结果只能使中国沦为一个表面独立而实质上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附庸的国家，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都没法得到基本的保证。在向西方学习和效仿的过程中，“先生老是侵略学生”［2］1361这一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后彻底将“学生”试图按照“先生”的模式走向现代化的迷梦打破！

综上可见，在封建主义之恶和以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之恶已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充分显现的历史条件下，要想通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现代化，是不现实的。所以，中国现代化的“西式方案”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二、中国现代化的“俄式方案”

正当中国人在现代化“西式方案”的迷梦中痛苦纠缠的时候，“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的结论开始为一些中国的仁人志士和共产党人所信奉。俄国人的路是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在中国人走西方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选择。但是，要“走俄国人的路”，就必须要首先争得“独立生存的权利”［3］23，而要争得“独立生存的权利”，就不可能重走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已经尝试过的失败的道路，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发动无产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华民族“走俄国人的路”奠定基础。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终于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在此之前，中国人虽然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总的来说，“百年的变革始终在抄袭外国与回归传统之间摇摆，时断时续，杂乱无章，不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没有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4］337

作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意味着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即一个有着强大的主权保障和坚强的领导集体的新阶段，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现代化最初是以借鉴和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和做法为开端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思考仿效苏联的发展模式，认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5］14811950年3月，毛泽东访苏回来后曾说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6］53。1953 年，中共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602。中国把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整体赋予中国社会实践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这种仿效尽管在细节、动员技术和社会改造等方面与苏联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基本制度、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几乎是全盘仿效苏联，其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体制。”［8］34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俄式方案”，一种赶超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

中国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种赶超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国近代史的历史逻辑和当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的现实逻辑要求来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首先，从经典社会主义的理论要求来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是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根本手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其次，从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来看，“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教训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而要改变这一局面，现代化是唯一的选择，但我们的现代化路径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因为近代历史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走西方人的道路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能是死路一条。更何况，我们也没有西方那种内生型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所需的时间和空间，而必须是在追、赶的基础上实现超越。这种超越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人民族复兴的要求，所以苏联社会主义赶超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自然很快为中国人所接受。同时，苏联快速工业化的成功对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也很有吸引力，因为，苏联正是在这种模式之下，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发展，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这一现实为中国人选择苏联模式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由。最后，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的现实逻辑来看，在东西方冷战已经白热化了的1950 年代，大多数西方大国对新中国是采取封锁围堵的敌视态度的，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却向中国伸出了友好的援助之手；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也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两重性的，即对人类文明的创造与摧毁同时并进，而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所表现出来的时代进步性让历经磨难的中国人自然心生向往。

三、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一）中国现代化的“俄式方案”向“中国方案”的转变

苏联的这种赶超式的现代化模式，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1956 年的苏共二十大上所暴露出来的苏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仍然引发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对“以苏为师”的发展模式的反思，“以苏为鉴”思想的提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开始走上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即正式开启了从中国现代化的“俄式方案”向“中国方案”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必然是一个艰辛、坎坷的过程，其间始终伴随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与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现实国情、直接过渡与迂回过渡等各种矛盾的相互交织。

1956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党的八大在《党章》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即“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虽然从总体上看，并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框架，但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共在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上的自主性。正如毛泽东所言：“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9］369-370这些方法就是要在努力克服苏联模式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同时，在经济改革和扩大民主方面进行一些有益探索。毛泽东所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就是对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的理论思考，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自主性和独立探索的精神。但是，由于经验欠缺，加上尽快实现赶超的急切心理，最终我们走了一些弯路，比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主观愿望是美好的，其目的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想通过全民动员的办法来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快速赶超英美，从而迅速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也是想要超越苏联模式，通过“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这一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制度创新来快速发展社会主义，从而证明中国可以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但美好的主观愿望没能充分基于国情的基础上，没能科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所以结局可想而知。在这之后，中共进行了反思和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反思、调整没有触及体制，所以政策性调整的成效非常有限；加上当时国际形势严峻而复杂，特别是中美关系并无缓和迹象，中苏也处于激烈的论战中。在国内外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陷入停滞。这同时也标志着中共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遭遇到曲折。

尽管经历了前述失败和曲折，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初心和决心。“文革”结束之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以“改革”和“开放”为抓手重新开启了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四个现代化”的新征程，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指导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等进行了更为全面、细致的深入思考和反思。

首先，要走自己的路，就必须要厘清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出发点，必须要解决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的矛盾。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讲，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却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的，这必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根据中国国情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前提就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定位。也只有在厘清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找准我们的出发点，从而为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基础。1956年的三大改造任务完成虽然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我们的认识是不明确的。这也是导致我国之所以会在1956年至1976年二十年间会走各种弯路的根本原因。这一历史阶段的定位问题直到1987年的党的十三大才真正在理论上得以解决，由此也就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其次，要走自己的路，就必须准确定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部署，理论上就要解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与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现实国情的矛盾。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双重的，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双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必须建立在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现实国情的基础之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并没有厘清这一基本问题，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没有厘清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的关系，以至于在实践中经常导致这两个目标相互打架。例如，1964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虽然已经正式将“四个现代化”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但后来的中国却为了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走向了“文化大革命”，从而导致前一目标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几近停滞。这表明，目标不清实际上也是导致我们的事业经常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可以看出，前两个目标的基本关系应是：前者是现实目标，后者是最终目标；前者是实现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追求的目的。若无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只能是空想，将更为远期的最终目标当成是现实目标，只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挫折和困扰。二是没有完全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的和部署。也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不足，所以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才会一方面重申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又第一次使用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表述，以突出中国的现实国情。同年12 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也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0］237。1982 年，党的十二大正式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现阶段的总任务写入了《党章》，但取消了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法，而是将20 世纪末所要实现的目标定位为是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小康，从而使现代化的目标更加符合我国国情。以此为基础，1987年的党的十三大又进一步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并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定位为2050 年。1992 年的党的十四大和1997年的党的十五大，基本上坚持的是前述目标和部署。进入21 世纪之后，鉴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所以从2002年的十六大开始，我国开始更为全面、系统地来定义我国拟实现的现代化目标。其中，2002 年的十六大定义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现代化，2007 年的十七大定义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现代化，2012 年的十八大定义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的现代化，2017年的十九大依然坚持的是这一“全面的现代化”的定义，但对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做了新的调整，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步走”战略部署，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到了2035 年，把2050年的目标提高到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调整主要是鉴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离全面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非常接近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一个再努力30年就可以在2050年全面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简言之，中国在探索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其目标和部署的过程，以便使之与中国国情更为契合，从而使其目标的实现更具现实性。而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科学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实现将由于欠缺现实基础而成为空中楼阁。以此观之，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法宝，同时也可为科学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最后，要走自己的路，就必须要合理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制度支撑，也就是要解决直接过渡与迂回过渡的矛盾。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不存在直接过渡与迂回过渡的矛盾，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我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的起点比较落后，所以才有了实践中的直接过渡与迂回过渡的矛盾。改革开放前，确切地说是从1958年“大跃进”到1976年“文革”结束，由于这对矛盾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而影响到了现代化的制度安排。“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这对矛盾才逐步得以解决。在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目标、部署的激励下，以“改革”和“开放”为动力，从经济领域开始，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引进市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制度配套；面向国际，加入世贸组织，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接轨并不断创新，从而使中国由参与者变成主导者，由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创新，由边缘逐渐走向中心。政治上，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民主政治实践中。与此同时，在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确立一系列相应的制度。这一系列制度和体制构成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的主体内容，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生成。

（二）现代化“中国方案”是以中国话语对中国经验的一种理论表达

面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进步，各国学界在惊奇、羡慕之余，也都曾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和概括中国成功的奥秘。其中，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 年提出的“北京共识”——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无疑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理论观点。依其观点，中国成功的奥秘主要在于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等，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就是他所说的“北京共识”。受此影响，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开始讨论“中国模式”问题，但这种跟风式的热炒“中国模式”概念的做法其实并不是很合适，也没有得到理论界的广泛认同。因为，模式往往意味是一种相对固定的、定型化的可普遍使用或重复操作的标准样式，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成就的取得虽然离不开一些相对稳定的制度、文化、体制、战略等因素的支撑，但如果要将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的系统或经验称之为是一种模式，则不仅与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不合，而且与我国的实际发展经验不合。因为，第一，对于一个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未来所要面对的发展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所要走的道路还很长。在此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面对各种问题，需要化解各种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风险，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化解这些风险，依然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不断地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和解答，进而不断地完善我国现行的各种制度、体制和做法，并最终促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完成。简言之，我们还在路上，还没有条件和资格去谈模式。第二，中国的发展经验恰恰就在于它不拘泥于任何模式，如“苏联模式”或“拉美模式”，也不盲从于任何一种所谓的西方的“经典”理论，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依据自身国情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去解决自身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始终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学习心态。因此，将中国的发展经验称之为模式本身就有违中国的发展经验和辩证法。

正是鉴于“中国模式”一说存在以上理论缺陷，且其话语系统本身就不那么中国，所以“中国模式”这种理论表达形式最终并没有在我国成为“共识”。与之相对的是，“中国道路”这一理论表达形式开始受到了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更为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其间虽不乏争议，但国内多数学者都认同，“没有普遍适用的所谓‘中国模式’，但确有‘中国道路’”［11］。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三十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宽广。”［12］28只不过，道路一词虽然可以彰显中国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但它本身并不足以全面涵盖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各种经验，尤其是不能彰显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定义的“现代化”目标与西方所说的现代化目标本身就有所不同，即道路作为一种目标导向的用词，本身并不足以表达中国经验在目标导向（如共同富裕、“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等）上的独特性，而这恰恰是中国经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相比于“中国道路”一词，2016年“七一”讲话之后所使用的现代化“中国方案”一词，内涵上更为全面、系统，也更具开放性和动态性。既能更充分、全面地涵盖中国过去所取得的各种经验（道路上的、目标上的、方法步骤上的、战略规划上的各种经验等），又能有效地表达出中国经验在面向未来时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而这正是中国经验的魅力和生命力的重要之所在。以此观之，以现代化“中国方案”作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取得的各种经验的理论表达形式，本身就是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坚持独立自主、理论自觉的历史经验的又一次体现，即它是一种以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在自身实践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的一种自觉的理论表达和概括，是中国智慧的又一次体现。

综上所述，中国在现代化的探索和实现过程中，思想上经历了从拒斥到被动接受然后到主动模仿、学习与创新的艰辛过程，与此同时，在实践上经历了从“西式方案”到“俄式方案”再到“中国方案”的曲折探索。时至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管还处于未完成式，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3］15我们确实也应该有着更为充分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而所有这些成就和信心的来源恰恰就在于，“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14］117，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中国已经开创了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现代化路径，中国已经创新出一套与西方不一样的现代化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3］10中国人在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已经找到了一些解决中国问题和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需要面对的问题的有效方案即现代化“中国方案”。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启以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未解的难题，一直以来，持“西方中心论”者居多，而成功的个案却很少。所以“中国方案”具有开创性的世界意义，因为它开创了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道路。在目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中，中国应对疫情所映射出的制度优势已昭告天下，而这恰恰以现代化“中国方案”为底色。世人通过比较中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方式，见证了这套方案所蕴含的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超强的社会协调能力、超强的社会管控能力、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等等，从而使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真正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