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卡西尔哲学中的“符号”与“文化”

张倩萌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关于人的定义从苏格拉底开始便一路沿袭至今，其源于一个为苏格拉底和奥勒留两人均认同的观点，即，我们需要摆脱人的一切外部的和偶然的特性才能发现人的真正本性或本质。于是，那些与人之本性的完成不相干，或者说不使一个人称其为人为的那些外部事物就不应该被纳入我们的思考中。我们只需要考虑我们的内在本性或者说灵魂，至于何为内在本性，理性能帮我们得出正确结论。

然而理性真的能给出答案吗？卡西尔认为，理性的力量并不在于撑起人类极为丰饶的文化形式上，而在于无穷宇宙。理性作为“人与宇宙之间的纽带”，是“真正理解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钥匙”，人类社会那些丰富的文化形式与理性并不直接对接。他在《人论》中写到，那些“理性的思想、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能把握的仅仅是那些摆脱了矛盾的对象，只是那些具有始终如一的本性和真理性的对象。然而，在人那里，我们恰恰绝对找不到这种同质性”。也就是说，卡西尔强调人之为人，就在于本性的丰富多样，面对这种丰富，理性显得太过单薄。理性不是使人类所区别于动物的唯一原因，同时，用传统的逻辑或者形而上学去解决丰富、变化甚至矛盾的人之本性的问题显然也不合适，因为无论是理性、逻辑还是形而上学，其“首要和最高法则就是不矛盾律”，而这一点恰恰在人身上是找不到的。

或者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有野心和耐心，为了发掘人类本性的同一去寻找各种蛛丝马迹，最终也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在我们将这些蛛丝马迹分门别类，提出一个共同的看似根本的存在，再围绕这个存在建构系统理论时，我们会发现这套理论是经不住推敲的，那些证明同一的证据就像是被削足适履地塞进了预先设定好的模式里，去迎合一个我们设定好的前提，即所谓的根本存在一样，于是这些理论便成了“普罗卡拉斯蒂的铁床”。无论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还是马克思的“经济本能”都有体现这一点。当然，卡西尔并不是在对这些哲学家下对错判断，他说：“那些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的伟大思想家们并不是经验主义者，他们也不曾打算做出一个关于人的本性的经验阐述，靠着这个定义他们所表达的毋宁是一个根本的道德律令。”也就是说，这些大哲学家们并不是冲着解决“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去的，更是为实际生活服务而提出的一个可行、可用的定义。在卡西尔看来，文化形式的本质是符号形式。故想要去定义人这样一种生活在文化世界，具有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形式的独特的动物，相较理性动物这个定义，用符号动物去定义人是更为恰当的。

符号的来源及其意义

在卡西尔那里，符号无疑是其文化哲学的核心概念，故也有人称其哲学为符号形式哲学。在解释符号这个概念时，卡西尔借用了自然科学的概念进行阐述，更具体地说，在《人论》中，他用了于克斯屈尔的动物所具有的功能圈——这一生物学概念引出了自己的“符号”概念。他说，这个由察觉之网（感受器系统）和作用之网（效用器系统）联结的功能圈不是仅为那些动物拥有，它也同样出现在人类那里，只是出现在人类那儿时，它“在量上有所扩大，而且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

事实上，这个质的变化源于符号系统的出现，符号使我们具有了动物不具备的能力，比如将符号作为帮助思考的工具，以及借符号赋予事物意义、完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等等。而量的变化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通过符号体系“把之前没有被考察过的潜在经验解蔽到理论视野之内, 使之成为符号所能摄取的对象”，于是我们所能感受和作用的范围自然随之扩大。

“除了在一切动物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用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以发现名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符号系统会影响人在面临外界事物时的反应，导致与动物相比，人的应对可能更慢。这个变慢的实质是，相较那些动物的直接反应或者少数动物身上会出现的更高级的间接反应，人类多了一个步骤，即人类需要通过大脑缓慢的思维过程，才会对事物做出相应反应。这种缓慢就是人在接收到来自外界的刺激后，将这些感性材料在思维中进行符号化的表现。

卡西尔强调，这个“符号”概念与动物们所能发出的“信号”是没有干系的，既不源于它们，也没有相似性。他承认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动物的世界里也有着相对复杂的信号存在。其中有些动物甚至对信号是非常敏锐的，它们对信号做出的反应也可以通过人类刻意的训练而有所改变。但于卡西尔而言“信号”和“符号”这两个词并不属于同一层面。“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两者是操作者与指称者的不同存在，具有实体性存在和仅有功能性价值的区分。”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动物所能具有的能力，不可能是符号化的，这一点需要澄清。

卡西尔的“符号”与“康德”的图式概念的区别也可见一斑。虽然卡西尔和康德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即从我们认识客体的方式出发进行研究，但卡西尔将康德的先验认知方式扩大到人类文化范围中去，而非囿于理性认识。同时，“符号”和“图式”虽然都是作为理解现象的前提，但卡西尔所强调的符号的自由特性和构建功能是图式所不具有的。简单来说，“如果说‘图式’是感性直观与知性范畴之间的中介, 那么‘符号’就是人类全部心智能力创造文化的中介。”

无论我们是否就符号的存在使人之反应的延缓所具有的进步性达成一致，但延缓作为是一个事实已不可更改，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由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等构成的符号宇宙，这些组成部分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使这符号之网精巧牢固”，相应的，符号系统的精密直接对应了人直面物理实在的可能性下降，人们只能通过那些符号去认识世界了。通过这一点，卡西尔想要说明的是, 符号构造了人的世界, 人永远生活在自己构造的世界中，而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体——人，其未来，价值与意义都只能在这个空间里展开。

总而言之，一方面符号是在感官察觉后，做出反应前，人的思维运算得出的关系和规律性联系的载体，“是思想之必然的、本质的有机体，而非思想的纯粹偶然外壳”，其具有普遍性，我们用它来对万事万物进行概括。另一方面,它“不仅仅传递一种完整的、已定的思想内容, 同时也是这一思想内容发展自身、充分定义自身的工具。从概念上定义一个内容是通过某种特有的记号稳固下来的。”经过时间的积累慢慢壮大发展，这种壮大发展已经不再仅仅针对符号系统，也指借符号得以成长的人，于是，人作为符号的动物，因这些符号的指引，人们走上一条只对人开放的新路——文化之路，也就形成了“人——运用符号——形成文化”的线索。“符号活动”是人通向文化世界的桥梁，如果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被局限在他的生物需求和实际利益范围内，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路，更不用说创造出宗教、艺术和科学等多种文化形式。

符号与文化

“文化系统是一个以符号为基础单位的严密的系统。”在这个文化系统中，神话和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各种为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形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性，它们带着各自的特性，从各自的维度对人类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些不同的文化形式意味着对世界不同的观察视角，这也就造就了人类发展的无限可能。

卡西尔用海伦凯勒的例子阐释了人类文化是以符号为基础单位建立的理由，首先，“人类文化并不是从构成它的质料，而是那些符号形式，建筑结构中获得其特有品行和道德价值的，人能以最贫乏的材料建造他的符号世界，重点不在于个别的砖瓦而在于作为建筑形式的一般功能。”同时，感觉本身也绝不是孤立对象的集合堆积，其中最简单的知觉都蕴涵了基本的结构要素，也就是说，“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是一种不依赖于感性材料而建构人类文化世界的功能, 它具有普遍适用性, 贯穿于人类文化、人类思想的一切领域。”理所当然的，符号成就文化体系的建立，符号有更好的发展，文化世界就能做更大的迈步。“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 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 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

举个例子来说，语言作为文化形式中最近似符号的存在，是抽象思维的载体，它贯穿在所有文化形式中，架起感性世界与观念世界之间的桥梁。语言帮助人们形成对世界的最初的客观视域或者说理论视域。语言的发展从具体上升到抽象，这个上升的过程虽然极其缓慢，但伴随着这种上升，人类的视野也会愈发广阔，为我们的知觉所用。当然，人类并不满足于此，于是通过更多文化形式去获得新的视角。比如科学、宗教、艺术等的视角，并配以不同的解释。人类通过符号活动得到多样的文化形式，这些文化形式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人类视角的拓宽，能力的提升和未来的可能。或者用卡西尔自己的话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

人类借由符号去认识这个世界。从获得感性材料，进一步符号化，到创造各种文化形式，这个过程就是人类符号活动的过程，也是客观化的过程。在这里，文化也许就可以被“定义为我们的情感、情绪、欲望、印象、直觉、思想和观念的客观化。” 在这个过程中，符号是理解世界的前提，是创造各种文化形式的工具。在符号活动的活跃下，我们有了这些符号形式的创造, 有了语言、神话、艺术、历史、宗教、科学和哲学等不同的文化形式, 所有这些具体的文化形式作为人类符号活动的产物，筑成了如今人类庞大的文化体系。

总的来说，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构成与被构成这种单纯的关系，一方面，符号是文化的基本要素，文化在符号的基础上发展，是各种文化形式得以诞生的基石。同时，符号作为一种工具，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以其普遍性和建构性对各种文化形式起到了推动作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

符号——文化——人的本质

符号凭借其特性将活动主体——人和活动对象——文化联系起来，这多种符号形式——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的结合并不是依靠它们本性上的一致，而是由于人类作为这些符号形式的主题和基本任务——建立人类理想世界，这些不同的符号形式才真正有了一致性，这也就形成了符号、文化与人之间辅车相依的联系。

以人是符号动物的定义为出发点，自然而然地，符号化的思维与行为便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但关于符号的存在和发展，卡西尔并没有给出具有信服力的详尽解释，只是解释了他们作为现象存在这件事情本身，若符号系统是不能追溯根源的原理，那么广为人们讨论的，具有争议性又非常基本的问题，比如语言、艺术、宗教等的出处就均不可解答，人类文化就此成为一种给定的事实，孤立而不可理解。这个问题在卡西尔对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下的判断里就有所体现, 他认为人文科学“不能诉诸观察和实证, 而只能是解释”。同时，“通过思考人的实在世界来定义人的本质, 或通过定义人的本质来建构人的实在的世界”, 这一点是整个文化哲学的共同特点，卡西尔也不例外，他的文化哲学之逻辑也是先集中于观察人类生活的世界以给人下定义，再借由这个符号动物的定义去建构和描述人所生活的文化世界，前者是集中于观察世界的样子，后者是将它理论化，供人们加以理解、思考和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不难发现，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其思维方式是功能性的, 从人类所生活的这个文化世界而言，存在不是一种绝对存在和实体性的存在, 而是一种活动的、意义的存在, 对于这种存在“不能仅仅以实体的方式去描述, 必须以功能的方式, 即以关系、作用和活动的方式去理解和定义。”同理，这一点也体现在卡西尔对人所下的定义上，这种定义也只是一种功能性的定义。“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这种定义出自目的上的一致，而非形式或者质料的。“人类在建构文化宇宙时，任何文化形式都不可能遵循某种预先决定好的形式，即那种在根本上可以以一种先验的思维方式描述的形式。”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记录这些形式在历史中的表现形态和发展状况，这也是卡西尔没有用太多笔墨在文化的结构形式或者符号的演变上的原因，因为他对文化的形式结构的分析和阐释是围绕着形式的“功能性”展开的，相较探求某一实体性存在的来源，卡西尔将自己的任务放在更切实的对符号的阐述和理解上，将其重点更多的放在了构建性和功能性上，固然来源问题对人类有着巨大的诱惑。于是，卡西尔关于“人是符号的动物”的定义也逃脱不了“普罗卡拉斯蒂的铁床”的宿命。

这成为了卡西尔文化哲学的缺点，也可以说是整个文化哲学的缺点所在，因为仅仅作为一个接受者将现存之物作为一种研究材料显然不能让人们满足的，同时，卡西尔的这种符号形式哲学缺乏了行动上的向导，虽然它提供了足够多的关于文化、关于世界的观点与认知，却没有说明我们该如何行动。虽然找出问题很重要，但实践上的缺失依旧让它的说服力打了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