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口述史视角下的经济文化建设助推器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2020-03-12 18:11曾雯妍庾嘉华帅蔼玲
广西质量监督导报 2020年12期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家族

曾雯妍 庾嘉华 帅蔼玲

(东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

一、家族口述史的重要意义

口述史(oral history)是二次大战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总体史学”和“新史学”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历史科学研究多元化发展的产物。口述史学家通常是通过同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密切关系的知情人进行交谈,或是根据当事人的传记和回忆录、民谣等等,来进行各种专题的口述研究。文化人类学中对“族群”(ethnic group)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产生的“认同”(identity),而口述就是衔接认同感的核心。“笔书”是读书人的专利,口述则是所有人记忆交流的主渠道,因此“口述史”是大众参与历史书写的主要途径。口述史离生活世界最近,口述史搜集到的是大脑记忆,通过个人语言来叙述个人历史。口述是人类最基本的表达手段,有可能成为新的强势历史再现方式。人人有自己的历史认识,人人会说。在技术发达的时代,就有可能人人参与,从而人人有可能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和参与者。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的学者已经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寻找口述史的资料,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口述史与国际口述史接轨,正由历史学界向文学界、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等人文社科领域拓展,抢救了一批又一批很快随着当事人或旁观者自然生命的消逝而消失的资料,当代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挖掘历史老人头脑中的记忆,化为口述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抢救历史,抢救‘非物质遗产’。”个体不再掩盖在宏大叙事下,每个个体都在文化建设中富有生机活力。

在关于口述史的研究中,中国的研究成果多数倾向于对历史还原、弥补历史断层,而并没有进一步将其延伸到结合现实的文化建设上,更鲜有学者研究家族本位的口述史。创新性地弥补口述史的欠缺,以及如何将学术化、理论化知识落地到文化建设,从而更好地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家族口述史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家族口述史为桥梁,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

粤港澳大湾区(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是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九市组成的城市群,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历史文化街区永庆坊时谈到城市规划建设,他强调,城市文明传承和根脉延续十分重要,传统和现代要融合发展,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飞速发展,对于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文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珠江三角洲在历史文化方面具有其独特之处,一方面,由于政策原因,大量外资企业从珠江口岸涌入内地,中西文化在这里进行最直接的碰撞,另一方面,由于新窗口的诞生,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在粤港澳文化之间又产生了新一轮的碰撞,在这样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从文化上,更加适合于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口述史的作用就是要将现有的文化历史进行结合,来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供供相对明确的文化发展方向。只有将自身文化梳理清楚,才能更好地展现其中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并给出了新的时代定位,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理根基,是当代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精神力量”。在此时代背景下,推动中华文化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之与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

各个家族文化继承发展模式大同小异,虽缺乏对文字资料的详细概述,但“口口相传”的传统几乎在每个家族都可见,可见口述史已经进入到了公众的精神文明构建之中。我国的口述史对学术发展、文化积累、公众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使口述史在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正如英国社会史专家保罗·汤普逊所讲:“口述史是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它给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拓宽了其范围。它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中引出历史。它有助于社会阶级之间、代际间的接触及由此而来的理解。”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逐渐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以及生活消费理念也在逐渐发生改变,人们的需求已经从基本的物质需求升级为精神层面的需求。同时,随着近年来政府重视增强我国文化自信、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当下我国文化的保护、开发、活化、宣传也逐渐得到重视和发展,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寻根”,越来越多的年轻一辈愿意了解长辈的成长事迹。“寻根”既是家族文化继承保留的反向性动力,亦是对年轻一代有着重要精神性启发与形成独立思考的途径,助力重新发现与构建自己家族的深层文化内涵,凝聚家族力量。

对城市文化建设而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族口述史无异于持续性的一场全民运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让每个个体的成长与城市紧密结合,让人们记住乡愁,让城市留下记忆,构建家族文化系统,从自身文化中获取自信,这样才能从人本位出发,使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家族口述史对个人心灵成长和城市文化建设的建设性连结意义,正是作为代际间的重要桥梁。

三、粤港澳大湾区家族口述史的困境与破局

家族口述史研究在家族群体内关于文化传承的研究,同时放置在社会学科范围内,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具体发展实际,进行家族口述史研究的价值分析,从而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和融合到具体实践中。但就家族口述史本身与粤港澳大湾区家族口述史,存在着历史的具体的发展困境。

首先,家族口述史学科体系尚未完善。据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周新国介绍,家族口述史发展仍在完善和夯实基础的层面上。口述史在中国的发展不过半百年,定义和研究形式尚处于“西风东渐”的初级状态,而家族本位的口述史研究更是处于劣势地位,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中国化的口述史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其次,群众对家族口述史的基本概念模糊不清。大部分群众关于口述史的印象都停留于略知一二的“讲一下自己所知道的历史”,甚至是不了解的状态。倘若没有办法知道口述史是何物,也难以真正产生兴趣。受访者也会出于心理原因而回避某些重要的话题,或者对访谈内容只作轻描淡写的回答,或者只回答一些人们熟识的内容,导致家族口述史所要实现的目标难以达到。

另外,文化对经济的指导价值尚未得到很好地开发。家族口述史对于一个地域而言是有一定的经济文化价值的,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代岭南四大园林的可园地处东莞市区,其创建人张敬修的家族历史给可园添上一层文化气息,现已成为东莞市招牌旅游景点之一。除了旅游价值外,横向对比国外的家族企业以及衍生出的文化产业之兴盛,则无不有借鉴之意。

破除家族口述史发展的困境,无异于将历史文化书写的权力交给个人手上,正如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的人民立场,在史书上记载的应该有人民群众的声音。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系统化的历史记录中,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感,从而更好地推进家族口述史的研究进程与国家发展。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应该在文化上发挥其独特作用。

首先,构建由政府主导,高校群为依托的学科研究。政策上,在政府部门强有力的支持下,建立家族口述史博物馆、文化馆,成立家族口述史线上电子信息库,组织青少年家族口述史活动等,对家族口述史进行文化的保育,培养青年一代对家族优良传统与文化保护的兴趣。同时,提供必要的经费加以支撑,进行长远文化类规划,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作规范,纳入到城市建设范围,以有效抢救诸多濒危的历史记忆基本信息的缺失与口述材料。

其次,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密集型、研究型人才聚集的优势,推进抓点抓面试行。将家族口述史文化研究纳入现行的科研和教学体制,培养相应的专业性人才。以正规的研究机构和高素质学术型人才作为学术依托,建立起较为统一的工作守则、技术规范,使家族口述史工作逐步走向规范。

最后,理论探讨与口述访谈实践齐头并进,形成多维度推进的发展态势。粤港澳大湾区仍应该将重点放在积累经验和信息,重视在分工和专业性研究。一方面借鉴西方口述史理论,从学理层面推进口述史发展;另一方面利用不同的学科维度建设家族口述史,将传统社会调查“笔录”转变为口述访谈“口述”,从实践层面推进口述史发展。

家族口述历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让人们更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国口述史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观点引进、个别专家访谈,到如今的广大民众都在做口述史,即将精英口述、民众口述、国家和民众的历史记忆融为一体,正在构建中国家族口述史的百花园。就每一位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市民来说,了解自己所处养育自己土地,寻得自己成长发展的根基,耳目渲染对家、对国产生血脉相通、骨肉相连的认同感,使得每个个体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更深入地结合起来。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人的根基血脉与土地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当个体以家族为单位回望整个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的创业史、奋斗史的时候,不仅是对家族文化产生认同感,同时也将我们的血脉更好地融合在中华大地上。由于口述史的门槛低,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聆听者和记录者,每一个人又都可以成为诉说者,这能使得人们对区域的依恋加强,土地也将变得更有魅力,凝聚出更强的向心力,制造出更好的文化氛围,从而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与稳定和谐,在新经济形势下以文化的方式助力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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