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理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从供应链到需求链的视角

敖鸣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029)

一、前言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如何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以及如何通过“激励”促使资源配置目标的达成，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祉和促进个体福祉公平，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已实现从过去完全由政府行政计划主导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转向由市场自发地进行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质，就是要以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基于市场的激励机制，来替代计划经济的一整套制度[1]。

所谓市场，是指“商品-商品”自由交换乃至“商品-货币”自由交换的经济活动方式。市场有两个重要且基本的特征。其一是产权，无论产权是公有制或是私有制，清晰界定的产权是交换的先决条件，同样即是市场成立的先决条件。其二是价格，价格理论是市场机制的基本逻辑。商品交换必须是基于真实的价格而非虚拟的“价值”，换而言之，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交易双方共同确定的价格来发现的。我们通常将“商品-货币”交易双方中交付商品的一方称为商品的供给方，将交付货币的一方称为商品的需求方。

二、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

一个交易成本低廉、商品(包括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市场，能够促使专业化分工协作与交易的社会机制的自发形成，并通过价格机制的引导，让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趋于均衡。需要指出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非意味着资源由“价格”配置，更非由“一只看不见的手”配置。

资源只能由计划配置。只不过在市场中，制定计划的主体分散为各个或微小或庞大的市场参与者。各个市场参与者自主决策(制定计划)、自主投资(配置资源)、自负盈亏(承担风险)，逐取自身经济利润最大化。逐取经济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参与者又会吸引资源自发向其汇聚，直到其拥有的资源总量与其资源配置能力达到一个平衡。相反，一旦某个市场参与者无法通过计划有效配置资源，或者说其内部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成本过高，导致其无法获取正常利润，那么等待它的必然是消亡、拆分抑或是被其他市场参与者所吸收合并。而这也是科斯定律致力于告诉我们的。由此，整个市场就构成了一个宏大的拉马克式进化算法的反馈回路，分散的自发投资不断试错，败者出清，适者进化，市场整体的资源配置结构和配置效率得以不断优化。

但几乎无法承认这种资源配置的优化能够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根据阿罗与德布鲁对自由贸易的设定，最优的结论就是用另一种方式重申：如果你有我想要的东西，我有你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自由交换各取所需；当没有人能够通过自由交换受益时，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换句话说，市场均衡是一种不可能达到的绝对静止的平衡状态，除非现实中存在一个没有任何交易存在的市场。其隐含的意义在于，需求无法被完全满足，需求永远在演化与进化。如同当下我们对汽车的需求之于两百年前人们对马车的需求，而两百年后人们的需求是当下的我们无法想象的。

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无数的市场参与者在竞争的压力与利润的驱使下，独立作出决策，独立承担风险，他们不依凭萨伊定律而简单地供给，而是从需求一端着手，无止境地研究需求、迎合需求，甚至创造新的需求，通过开创新的商品品类、进入新的市场蓝海，从而获取经济利润之丰。所以说，这种无止境地推动商业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驱力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最大好处，我们把这种驱力称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三、供应链及供应端改革

一般语义上的供应链，是指要素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和终端消费者等所有参与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市场参与者，以及参与者之间的要素流动和经济活动的链条[2]。本文所谓的供应链并非指代微观层面的，市场参与者对其上下游商品生产及流通环节的掌控，而是着重强调中观层面的商品链、产业链，乃至更泛化意义上的价值链。如果将供应链想象为一条横向放置的链条，自然资源、生产要素在链条的偏左端，消费者在链条的最右端，要素则在供应链上至左向右流动。这种要素流动活动本身即意味着“价值”在供应链上的不断产生与被分配。

事实上，这样的视角具备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全球产业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转向产品内和工序环节，全球价值链贸易已成为世界主导性贸易和生产方式，占到世界贸易的50%[3]。这是源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产业跨国并购限制的取消和贸易自由化上升，跨国公司通过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并购实现产业的高度集中。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上的系统集成者，完成了各自产业内部的高度集中，并对价值链全链产生了被诺兰称为“瀑布效应”的巨大集约压力，迫使下级供应商也大规模并购整合，最终形成全球产业的高度集中[4]。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我国从供应链的低端制造业着手，参与到全球市场经济中。供应链即价值链上的系统集成者不仅通过对产业技术、产业标准乃至产业关系的垄断，掌握供应链上的定价权，形成对供应链上低端制造业的剥削，同时还通过俘获型治理模式，将低端制造业锁定或“俘获”在价值链低端,致力于阻断其转型升级的路径[5]。对此，当前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已作充分说明。另一方面，随着当前全球供应链的深度链接和产品间贸易的广泛开展，全球经济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已为负面外部冲击的迅速、广泛传播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全球供应链已被视为是在2008年9月金融崩溃后传导危机并导致大衰退的诱因之一[6]。因此，对供应链上的低端市场参与者而言，其参与全球市场经济的利益与发展前景不仅受到产业链上系统集成者的制约，同时还强制承担了由于供应链紧密链接而传递来的市场风险，并且供应链的稳健与繁荣最终取决于位于链条最右端的发达市场的消费者需求。

因此，对当前我国供应端改革而言，最核心的目标将不再是进一步嵌入当前由发达国家市场参与者主导的，并由发达国家消费者受益的供应链当中去。我们必须集约产业资源，调整自身角色，从供应链的追随者转变为供应链的引领者，广泛构建由我国市场参与者掌握技术、标准以及核心定价权的创新供应链群，并经我国本土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市场辐射全球。这不仅要求我们做到相关领域内技术领先、制造领先，更要求我们引领供应链商业模式创新成功。所以说，当下的关键任务不仅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更在于整合需求与供给，我们必须跳出萨伊定律的窠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最本质的优势。换而言之，我们必须进入需求的领域，引领“供应链”向“需求链”变迁。

四、需求链：探索与创新

需求链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管理学者波特在其著作《竞争优势》中提出，通常被简单的视为基于市场导向的供应链创新或包含了市场需求因素的供应链创新。但需求链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如果说要素在供应链上至左向右流动是由于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逐级推动，消费者只能对生产既定的商品选择接受与否；需求链的逻辑则完全相反，促使要素流动的主要作用力将不再是供应链上企业的“推动”，而转变为传递自链条终端的消费者实际需求的“拉动”。从需求链的角度来看，传统供应链企业的“推动”式生产方式过分关注于局部效率提升，通常致力于规模化生产、运输以及储存以获得单位成本递减，忽视了终端真实需求对整个产出链条的硬约束，一旦终端销售失利，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都会因库存急剧增加而遭受损失。

从供应链转向需求链，代表着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必须以市场需求、消费者需求为本质基础，把消费者需求感知和分析的研究作为管理起点，通过供应和需求过程的整合，实现对需求感知、商品研发、供应链管理等活动的集成，以形成一个从需求开始、到中间生产、再到配送、最后到消费者购买的流程闭环，并且坚持整个系统的实时动态化，以即时满足瞬息万变的消费者需求，最终实现企业层面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能力的持续提升。[7]其本质上，是致力于将商品研发与生产的决定权即生产要素等资源配置的决定权，尽可能交到终端消费者的手上以实现需求与供给的更优匹配。

当然，消费者的需求是零散的、割裂的、相冲突的乃至无意识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对“需求”或“需求量”进行精确测量。企业仍然需要大量有效工作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并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真实销量以获得商业成功。传统供应链中企业以其规模获取领导地位，而需求链中则依靠对需求知识的连续学习积累与创新能力来获取竞争优势和领导地位。[8]另一方面，技术毋庸置疑仍将在需求链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当前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消费者具备了对商品意义的审视能力，商品因此不单具备功能性(技术显化)，同时还具备社会性(价值主张显化)，对由供应链转向需求链的企业而言，必须有能力对商品的功能性和社会性进行有效整合，才能准确把握潜在需求甚至引导需求变迁，单纯依靠技术革新是不够的，“商品的社会性”概念是对“市场需求”概念的深化，因此反而在两者的整合之中起到主导作用。[9]而这个能力也是当前我国企业需要尽快弥补的。

五、意义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充分激发企业家精神，让整合了技术革新的创业与创新市场活动能够充分调配资源，即按熊彼特的话来说，通过构建全新的生产函数，创造全新的生产要素等资源配置方式，推动商业社会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这要求我国市场的改革朝着产权制度进一步明晰、价格信号进一步真实、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行政救济进一步消除以令劣质企业出清的方向推行，“激励”高质量的创业与创新市场活动。对我国的市场参与者而言，必须努力突破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的限制，充分利用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整合需求与供给，广泛构建以需求把握、需求创造为主导的价值链，从而提升我国产业的自主权、竞争力。

本文所称商品更多是指消费品而非资本品，所称市场需求更多是指消费者需求。资本品超出了本文的议论范围故未被提及，但事实上，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品研发与生产能力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样具备重大意义，这一点需要特别补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