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和他保卫的萨拉热窝

格桑亚西

一

巴塔·日沃伊诺维奇，提起这个名字，或许没有多少人知晓，但要谈到20世纪70年代那部南斯拉夫电影，说如雷贯耳、家喻户晓，绝非夸大其词。

电影的名字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南斯拉夫波斯纳电影制片厂1972年出品。巴塔·日沃伊诺维奇出演主角瓦尔特。

故事梗概是：二战时期，瓦尔特领导地下游击队，在萨拉热窝英勇斗争，战胜敌特渗透，粉碎叛徒阴谋，最终炸毁油料列车，成功粉碎了德军的“劳费尔行动计划”。

在激昂的主题音乐中，胜利者踏着巴尔干乱石裸露的山坡，大步走远。山脚下，是灰墙红瓦的古城萨拉热窝。

直到这一刻，呆萌的“瓦粉”基斯才在战友苏里的点拨下恍然明白，原来与自己并肩战斗的“皮勞特”就是传说中的英雄瓦尔特。

197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同名译制片开始向全国发行，等到身处西南偏远小县城的我看到这部电影，已经是1978年冬季。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我在原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寻访巴塔墓地的时候，只要提到“瓦尔特”三个字，人们通常都能心领神会，为我指出正确车次和路径。其准确程度，超过粗疏的观光地图和厚厚的《孤独星球》。

电车司机驾驶着老式木制有轨电车，进出站点时的叮当铃声，把我带入20世纪早期巴尔干动荡的岁月里。

“瓦尔特！”

叮当声响，电车停稳，司机笑着指给我看。

道路右边，是贝尔格莱德新公墓，2016年逝世的巴塔就埋葬在这里。

没有隆起的坟茔，墓碑是直接铺在地上的黑色花岗石，上面镌刻着白色的塞尔维亚语名字。只有生卒年份，没有精确到月和日。没有墓志铭。没有提到曾经的电影。

在这片专属于艺术家的墓区，他的坟墓还很新。

二

我给巴塔献上一束洁白的秋菊，表达绵延40多年的敬意。

初见时，他是神勇无敌的瓦尔特，我是懵懂天真的山区少年；他在银幕上面，我在银幕下面。

我用40多年的时间走到这里，这样的感觉，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上，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这是同时代另一部南斯拉夫电影《桥》的插曲，巴塔在其中饰演绰号“老虎”的游击队长。

我把买来的菊花插进盛满清水的瓷瓶。水是我走了好远汲取的井水，澄澈，纯净。

记得巴塔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年龄，他希望加入中国籍。

那是在2003年，受《电影往事》栏目邀请，《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剧组的部分主创人员到北京与影迷互动，巴塔感受到当年的电影和他个人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激动中有感而发。

在新公墓，昔日的瓦尔特并不孤独，他当年的同事，影片中好几位演员，都葬在这里。

比如，饰演假瓦尔特的保杨尼奇。

两人是电影里的死对头、生活中的好朋友。活着的时候两人交往密切，时常相约喝酒钓鱼，去世后也比邻而居，分开他们的，只是中间一条小路。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继续切磋演技。

保杨尼奇·基德拉去世很早，碑边的雪松遮天蔽日，把他和妻子的合葬墓掩映在浓荫下面。这使坟墓免除了暴晒之苦，但也显得有些阴郁，像他在影片中饰演的角色的气质：沉稳、阴冷、果决、随机应变，又不动声色。

在他得知钟表匠谢德是游击队员的时候。

在他获悉青年们要夜袭德国卡车的时候。

在他悄悄打开车门，射杀游击队员布兰克的时候。

在他于破砖窑决战中毫不犹豫地抛弃叛徒米尔娜的时候。

生于1933年的他1993年就匆匆走了，勉强活到60岁，比同样出生于1933年的好朋友巴塔整整少了23年。

他本身是位喜剧演员，但中国观众记住的，就是盖世太保“康德”，阴险狡诈的假瓦尔特。

去世得早或许也有好处，至少没有受到内战的太大惊扰，没有挨冻受饿，不像这部电影的导演哈·克尔瓦瓦茨，在那场不断升级的战争和北约干预性轰炸中，死于营养不良。也有记载说，他是饿死的。

大帅哥“基斯”也葬在这里，留比沙·萨马季奇是他的真名。电影中的他是照相馆老板，高大俊朗，天生喜感，给残酷严肃的剧情增添了不少谐趣。

大大咧咧的基斯不知道米尔娜是叛徒，他带“皮劳特”到米尔娜家吃饭，在厨房和女人调情，眼神暧昧。那个年代，也只有进口片敢有这样的尺度。

德军巡逻队在照相馆烟筒中搜出武器—一支英制斯登式折叠冲锋枪，基斯还振振有词地狡辩：“那是放大器。”

他试图制止翻箱倒柜的敌兵，心疼撒了一地的相片，强调“那是艺术品”。

幸好，巡逻队是游击队假冒的，目的是拯救被假瓦尔特锁定的基斯等人。他们在拐角处打翻“敌人”，撒腿就跑，一直跑进米尔娜的裁缝铺里。“敌人”也不追赶，一面埋怨“皮劳特”出手太重，一面整理好队形，带着顺利完成任务的轻松和对德国兵的嘲弄，在口哨吹出的进行曲中，踩着鼓点，步调一致地离去。

当年，观众看到这里，总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为睁眼说瞎话的基斯，为我们在电影中少见的诙谐幽默。

过后还要反反复复地模仿。

照相馆接头暗号：“我要放大一张我表妹的相片。”

情报员联络暗语：“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

最后炉火纯青，可以一字不差复述整部电影。

生活中的基斯远没有电影中那么潇洒幸运。英俊长子的不幸早逝，对他打击很大。

距离真假瓦尔特不远，就是基斯父子俩的合葬墓。墓碑正面有烧制在陶瓷上的基斯照片，脸上还挂着他的招牌式笑容，细细品读，有些苍凉。墓碑背面是他心爱儿子的肖像，那份帅气，比起“万人迷”老爸，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基斯2017年去世，算是剧组里走得晚的。

没有时间找齐埋葬在这里的所有和影片有关的人，只能让白色菊花代表我全部的心意。

三

瓦尔特们在电影中殚精竭虑英勇保卫的山城萨拉热窝，距离这片墓地还有7小时车程，现在是另外一个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首都，在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中，有被围城三年的惨痛经历。

20多年过去，萨拉热窝的许多建筑朝向山头高地的墙面依然弹痕累累。当年的塞尔维亚枪手就隐藏在四周嶙峋的山石间，居高临下，封锁射击。

往事不堪回首，太平无须粉饰，有意留下弹孔，是为了避免遗忘。

巴塔晚年的时候，想聚拢这部电影的全体演职人员也已不可能，因为原先统一的国家早已经分崩离析，曾经的同事可能是对立的敌人。关于这一点，在我穿越前南斯拉夫大地的时候，体会深刻。7个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清的国境线，不停验证盖章，翻来覆去出境入境，着实考验旅者的时间和耐心。

这片大地的历史就是这样吊诡，统一，分裂，政治格局变幻莫测，堪称现代版春秋演义。这和电影中几乎一模一样，不变的，是这里深沉壮美的大地。

山峰硬朗，河谷深切，战略位置显要，兼有克罗地亚的漫长海岸线，坐拥亚得里亚海大半的蔚蓝色，多样化的国土惹人眼馋。

山川形胜，造就生活在这里的人独特的个性：自负，内向，稍显冷漠，又偏激好战，宁可被猛烈折断，轰然崩溃，也不愿意像石头被慢慢风化，被水滴击穿。

居住在这里的人的成分又是如此的丰富，包含有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等许多民族。

族源、习俗、诉求各不相同的人，杂居在以喀斯特山地为主的巴尔干地区，生存状态可以说精彩纷呈，也可谓错综复杂。

至今，许多关隘山口依旧堡垒雄踞，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保留着被北约轰炸后的高楼废墟。萨拉热窝城外山坡上，更有层层叠叠的大片坟墓，在8月强烈的阳光下，惨白刺目得令人悚然心惊。

硬朗作为基调，柔情就分外动人。这部硬度十足的电影中，有几个片段感人至深。

其一

钟表匠谢德的独生女阿兹拉下班回家，父亲等她晚餐，对女儿的迟归稍有不满。父女俩知道彼此的身份，心照不宣，欣慰的同时又相互担心。

“你又回来晚了。”

“今天是我值班，爸爸，帮着做了一个复杂的手术。”

“昨天他们又抓了17个人，枪毙了一个像你一样年岁的姑娘。”

“为什么给我讲这个？”

“因为我希望你能活下去，这也是你妈妈的愿望。如果她还活着。”

“妈妈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可您呢？”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人的行为也不一样。有的投降了敌人，有的在战斗，有的在等待。你是个姑娘，应该等待。”

但是，父亲的心愿还是落空了。阿兹拉追随爱人布尔基夜袭德军卡车，不幸陷入假瓦尔特的圈套，已经逃出火力网的她返回拯救受伤的爱人，被GM42机枪打中。

天亮了，游击队员陈尸广场，阿兹拉和布尔基躺在一起，胸襟上一排凝血的弹孔，大理石雕塑般的容颜，苍白、凄美。

“萨拉热窝的公民们，萨拉热窝的公民们……”广播在一遍遍催促家属认领尸体。这是党卫军上尉比肖夫设下的计谋，他要借机消灭烈士的亲人，来一个斩草除根。

钟表匠谢德率先走出人群，迟缓又坚定地向女儿走去。

子弹上膛。时间凝固。

没有迟疑，片刻之间，萨拉热窝人迎着枪口，义无反顾走上前去，黑压压铺天盖地，他们都是烈士的亲人。

沉默中蕴含的巨大力量，逼退凶残的敌人。

镜头扫过悲情的城市，主题音乐由弱到强，响彻天宇。

每一次看到这里，我都泪湿双眼，热血沸腾，也在心底由衷致敬，感谢南斯拉夫电影工作者，感谢他们在那个年代拍出这样好的电影。

它也从此改变了我对战争的认识，让我知道了好人并非刀枪不入，敌人未必愚不可及。

其二

假瓦尔特获悉游击队接头暗号。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希设下埋伏，围捕瓦尔特。

时间紧迫，接到线报的谢德已经来不及预警。危急关头，钟表匠决心只身赴死，牺牲自己，向同志报信。

关闭工作台灯，整理好西服领带，从挂钟后面取出手枪。

一丝不苟。从容不迫。

谢德和徒弟凯穆告别。

“我要走了，凯穆。”

“你要到哪儿去？”

“去找我的归宿。你多保重吧。没有人欠我的钱，你要记住。”

“记住了。”

“到天黑要是我还不回来，把钥匙交给我弟弟。”

“我跟他说些什么？”

“不用，他會明白的。”

“我能帮您干点儿什么呢？”

“不用了，孩子。你好好地干吧，要好好学手艺，一辈子都用得着啊！不要虚度自己的一生。”

环顾工作大半生的钟表店后，谢德缓步走到门口，停顿片刻，走出去，轻轻关门。

细致，平淡，妥帖，仿佛不是一去不回，只是应付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约会。

穿过著名的铜匠街，他一路上不停地和老街坊礼貌问好。

最终，钟表匠击毙特务，自己也被架设在高处的机枪射杀。

枪声就是警报，千钧一发之际，瓦尔特和战友得以全身而退。

我躺在谢德牺牲的地方，感受到子弹射来、鸽子飞舞的场景。

那么多年过去，高塔、亭台，所有的东西都在原处，和胶片中的影像几乎一模一样，只有两棵椴树的枝叶茂盛了些。

其三

尾声，失败的冯·迪特里希即将被押解回柏林问责。

临行，他又一次来到可以俯瞰萨拉热窝老城的高地，无限感慨地说出那段著名的台词。

“哎，太有意思了，我一来到萨拉热窝就为了寻找瓦尔特，可是找不到，现在，我要离开了，总算知道了他。”

“你说瓦尔特是谁？请告诉我他的真姓名。”押送军官不解。

“我会告诉你的，看这座城市，他，就是瓦尔特。”

党卫军上校一字一句道出心声。

这些话出自对手之口，是对萨拉热窝的贴切描述，也是最高褒扬。

音乐响起，镜头扫过萨拉热窝，灰墙红瓦，古色古香，看上去美丽非凡，又脆弱得让人心疼。

冯·迪特里希上校由汉约·哈塞饰演，他在多部电影中的角色都是德国军官。中国观众熟悉的还有电影《桥》里面的党卫军上校霍夫曼博士，他超越了脸谱化的演技和亮光光的大脑门令人印象深刻。

他逝世于1983年，活了62岁。

我也找到了这个镜头的拍摄地。现在的地貌和当年相比改变不小，但只要角度得当，从这里俯瞰老城，顺着城边的米利亚茨卡河和电影中几乎没有差别。

这就是萨拉热窝，千百年里，她不止一次被围困、占领，却从来没有真正屈服。各种风格的建筑和不服输的精神内核，都是原来的样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弱小的南斯拉夫正是以出人意料的铁血强悍和前赴后继的巨大牺牲，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普遍尊敬。

在孤立少援的险恶环境下，南斯拉夫是唯一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敌人、自主解放国土的欧洲国家。

自由、尊严和独立的历程异常悲壮，二战开始时总人口不过1300万的南斯拉夫，以470万人的伤亡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中排名第六。

在萨拉热窝旧城边缘，我寻访到瓦尔特的原型，准确地说，是他的雕像和故事。

“瓦尔特”真名叫弗拉基米尔·瓦尔特·佩里奇，1919年出生，塞尔维亚人。他拥有经济学学位，1940年之前在银行供职，生活优裕。德国军队入侵巴尔干后，他投身解放事业，1942年成为民族解放军营长，1943年秘密潜回萨拉热窝，领导地下抵抗运动，和德国占领军殊死斗争，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和传奇。

1945年4月6日，在保卫发电厂的战斗中，他被迫击炮弹击中，壮烈牺牲。

这一天，正是萨拉热窝解放日。

“一个军人的最好歸宿，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

这是巴顿将军的名言。

但是，英雄末路，还是令人唏嘘。

瓦尔特的雕像不算高大，不很显眼，就在老桥头一小片绿草地里。

这里就是昔日的发电厂 。桥上的年轻人正在为一场摇滚音乐会做准备。河畔长椅上，依偎着对对情侣。栖息在水边草丛的野鸭一家，偶尔发出嘎嘎的鸣声。

这是现在的萨拉热窝，祥和、平静，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